主笔：奚道贤，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资深媒体人，主任编辑。
顾问：苏斌，供职于山东省中医院宣传部，院报编辑，省书协会员。
天津电视台全国蟋蟀争霸赛。左为济南草师刘青，中为天津二哥汪国莱，右为白峰
贪玩少年，痴迷斗蟋蟀
如今，两鬓染霜的白峰，说起他玩蟋蟀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家”，连称“不敢当！”他说，玩虫（蛐蛐），是小众中的小众，只是小游戏中的一种。若说学问，也是边缘中的边缘，不值得炫耀。斗蛐蛐作为一种个人爱好，比赛讲规则，输赢就是就是图个乐，本无可厚非。近年来玩虫涉赌及各种作假的现象，他极为反对，认为这也让玩虫的圈子为社会误解。
王世襄先生题赠白峰的玩虫《自嘲诗》
话题又回到他少年玩蛐蛐的经历。他说，那是在“文革”后期，跟他一块玩蛐蛐的大孩子们都下乡了，就剩下他自己了，在大院逮蛐蛐成了他的独立王国。记得刚立秋那天夜里，他听到院里一只蛐蛐叫的特别响亮，激动得他一宿都没有睡好。其实这只虫“秧子”（未成年的小蛐蛐）的时候就逮到过，长得比一般的小蛐蛐都壮。就找来一块瓦片，在原地盖住它，两头用东西堵住，投点食继续喂养。但养几天仍不见蜕皮，就又把它放回墙洞中。今夜终于放叫了。一早起来，就找到蛐蛐的巢穴，往里灌水，果然灌出来了。
蛐蛐一身青皮，高方阔厚，咪着两颗白牙，洁白无瑕，牙根极粗壮，但是打草却不怎能开牙。这只蛐蛐逮出来第三天，一位同学听说后，就拿来一条善斗的蛐蛐邀斗。敌虫落盆，也是条好虫，下盆后双须有节奏地扫动，寸步前行，而白峰的这只蛐蛐，尾锋刚被敌虫双须拂到，迅即回头，张牙就咬，一个重口，将对方咬败。接下来，白峰拿一只大茶缸，端着他这只初战告捷的青蛐蛐（多年以后，当他深入研究了中华蟋蟀谱，才明白这个品种为“正青白牙”，这是后话），满街上寻找对手。结果，这只蛐蛐一秋斗下来，场场获胜，都是一口决胜负。可以想象，这对一个好胜的少年来说，该是多么的荣耀。直到如今，白峰讲起来这段故事，仍是声情并茂，回味无穷。
这段童年的记忆，更激起了白峰玩蛐蛐的兴趣。无奈，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家搬进了楼房，离开了原来的环境，搬到楼上住后，由于父母管得严，也没处可藏蛐蛐了，玩蛐蛐的爱好也就中断了十多年。直到1990年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家，白峰才恢复了玩虫。他家住在一楼，就与地下室打通了，专门在地下室养蛐蛐。
结缘王世襄，十年勘破蟋蟀谱
白峰1986年参加工作，曾任《山东文学》编辑。几经辗转，1994年三联书店在济南设立分销店，白峰担任分销店经理。因工作关系经常去北京出差，三联书店的总“老板”范用先生与王世襄是好朋友。王世襄，是白峰仰慕已久的玩虫大家。
白峰在王世襄先生宅中合影
王世襄是1914年生人，父亲是晚清和北洋政府的外交官。作为当时的高官子弟，父亲对他不是严教，而是“放养”。究其原因是，王世襄曾经有一个哥哥，比他要聪慧好学，相貌也更俊秀，但因为得了一场病，几岁就死了。家里只剩下王世襄一个宝贝儿子，父亲就把儿子的健康看得比啥都重要。父亲给他请了个私塾先生，因为已废除了科举，就主要教诗词歌赋。小学和中学就读于美国人开办的学校，全英文教学，同学都是英美驻华使节的子女，以致后来他出了几本英文著述如《中国葫芦》都不足为怪了。
王世襄从小好玩，玩的可谓五花八门。最早玩鸽子，后来跟着善扑营的师傅学摔跤。又跟摔跤师傅学会了养獾狗（专用于逮獾的猎狗），养大鹰（逮野兔），养蛐蛐。后来，王世襄在燕京大学国文系读研究生，从事中国画论研究。没毕业时，赶上了侵华日军占领北京，他就南渡到川西，加盟了梁思成、林徽因的营造学社。抗战胜利后，他曾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参与了向日本政府追索战争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文物研究工作。王世襄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不仅能玩，而且能写，著述颇丰。他写的涉玩的著作就有《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竹刻鉴赏》《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等。
白峰编著《蟋蟀古谱评注》
得到王世襄先生的鼓励和托付，白峰感到重担在肩，已无可推卸。既然自己玩虫痴迷，此生已与蟋蟀结缘，又有幸认识了玩虫界泰斗王世襄先生，也让自己有了勇气和底气。学问无大小，又是触类旁通的，斗蟋虽是杂学，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既然前人已有了这方面的著述，既可以学习和借鉴，也需要有人传承下去。
就这样，沉浸十年，白峰以王世襄先生的《蟋蟀谱集成》为底本，另补入济南地方谱两种，共十九章，《蟋蟀古谱评注》于2013年付梓出版了。遗憾的是，王世襄先生已于数年前归隐道山。这本《蟋蟀古谱评注》一经面市，即在全国斗蟋圈掀起一阵波澜，许多斗蟋爱好者竞相购买，作为研读古谱的不二参考书。
白峰著《定色分类蟋蟀谱》
读《黄帝内经》，预知蟋蟀“值年将军”
为了一本书深耕十年，学问真是触类旁通的。参与编纂了《中华蛩家斗蟋精要》，书中撰写的几章内容也大致厘定了此后的研究方向。待《蟋蟀古谱评注》一书出版后，白峰又相继撰写《解读蟋蟀》《斗蟋小史》《定色分类蟋蟀谱》等书，在斗蟋圈里的名气越来越大。他回顾这些年对蟋蟀的深入研究，感觉自己受益最大的是读懂了《黄帝内经》。
白峰在潜心研究《黄帝内经》的过程中，发现中医的“五运六气”理论对蟋蟀历史上的产地变化及色系演变有决定意义。“五运六气”简单地说，就是阐释了气候变化与生物学关系及与疾病发生的内在联系。在生命现象中，北方寒水主骨、主沉降，而蟋蟀打斗以牙搏命，而牙的硬度取决于沉降的效果。蟋蟀的最佳产地随历史上的气候变化，而发生区域变化，天寒则南移，天暖则北漂。对蟋蟀产区而言，越往北牙齿越硬，咬性越强，这就是近几十年来好虫出在北方，尤其是山东的宁阳、宁津一带，南虫则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原因。在同一个大产虫带里，蟋蟀仍有优劣之分，则取决于色类与当年气候年景的配合，仍然受到当年自然气候个性化的影响。
马未都（中）汪稼明（右）参加白峰《斗蟋小史》首发式
其实白峰之所以撰写《解读蟋蟀》《定色分类蟋蟀谱》，都是为研究“蟋蟀值年将军”所做的前期准备。蟋蟀的定色分类、五行属性，如果不能和中医的认知体系相匹配，则很难得到有效认知和验证，所以定色分类标准必须和中医六经辨证兼容，这个前提是必须匡正的。
在《解读蟋蟀》一书中，白峰将蟋蟀六色与六气对应，厥阴风木对应青，少阴君火对应紫，少阳相火对应红，太阴湿土对应黄，阳明燥金对应白，太阳寒水对应黑，破解了气候年景与虫色的对应关系。这就为清代蟋蟀论著《蚟孙鉴》一书中的“逐年将军生化说”与“值年将军”说，建立起了有迹可循的依据。
杭州蟋奥会，左白峰，中著名演员李成儒，右蟋奥会裁判赵正
痴迷蛐蛐50年，白峰是个学者型的玩家，但并没有变成一个书呆子，他仍然在斗蟋圈里的“一线”活跃着。他的辨虫识色理论，也每每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既然看气候可以预知虫色，看虫色同样可以判断它的生存环境。他绘声绘色地向记者说了这么一个小故事：
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判断，说这只虫一定是生在水边的石缝中，而且光照极其充足。那两人一听，顿时惊呆了，都怀疑是对方向外透漏了消息。白峰哈哈大笑，说谁也没有透漏，是我从虫色判断出来的。就劝说他们赶快降价出手，否则会老在自己手里。结果，第二天那只“紫黄”被一个上海虫友买下，但一周后就给送了回来，到底还是给人家退了。收虫季节，很多外地虫友是住在当地的。
我还是充满好奇地问他，是怎么判断出那只蟋蟀的出虫环境的。他说，当他看到那只蟋蟀时，发现它已浑身放光了，术语叫“开光”。这说明这只虫已经成熟，且到了顶峰时期。蟋蟀是秋虫，但却是在小满前后阳气最盛的时候，从虫卵中化生出来，从地里钻出小秧子（幼虫）来显形，这时候叫裸虫（若虫），没有翅衣。从大暑到立秋前后，有一个化的过程，一般要蜕第七层皮才能生出钢翅，而为成虫。刚成虫时，蟋蟀身体是带毛的，全身暗淡无光。
这只蟋蟀身体放光了，说明它接受了干扰生长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寒以及寒热交替。早秋寒凉，促使它要尽快成熟起来。而寒凉的环境，一是石头、二是水，尤其初秋水边的石头是很寒凉的，且昼夜温差大。同时，那只蟋蟀的头是红颜色的，说明光照很充足，又从蟋蟀的身上反射出来。卖主惊呆了，说这只蛐蛐就是在一条水渠石头缝里逮到的。水渠在一个丁字路口有个出水口，在出水口处的石头缝里听叫发现了这只蛐蛐。而且，旁边没有树，正好阳光直射。听到这里，我这个外行也只有唏嘘不已。
凭着超高的眼力和在斗蟋圈里的影响力，白峰结交了不少卖蛐蛐的农民朋友。比如，在宁阳一带小有名气的蟋蟀经纪人“大胡子”老卞，就与白峰成了好友，每收到好虫，常与他交流，遇到把握不准的，也向他请教。白峰从这些朋友那里，也随时掌握了市场信息，积累了蟋蟀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山东汶上庙口蟋蟀节，左为纪录片《一将难求》导演张蒙舟
而今，年近六十的白峰，玩起虫来还是精力充沛，童心不减。虫还要继续玩，书还要写下去。他说，上一年他又刚写了一本书，初步定名为《气候作用力——蟋蟀值年将军研究》，早已交稿了，就是用“五运六气”理论，来解释某一年哪个色类的蛐蛐出将（值年将军）概率最高，哪个产区出将概率最大，当年的虫王大致的色类匹配。这与中医判断何种年景下，哪类疾病发病率最高是相通的。比如，今年木运太过，得眩晕病和肝胆病的人就会很多，木又克土，患脾胃病的人也会多。同样，今年对虫色的预测，就是□色虫第一，其他色系难以匹敌。是呀，毫不夸张地说，“五运六气”让白峰已对蛐蛐识破了天机。但，天机不可泄露！
按白峰先生的嘱咐，成文时还是把今年“值年将军”的虫色空下了，读过《解读蟋蟀》的读者自当会心一笑，用心者抑或会自己勘破。这也可说是知识的力量！好在《蟋蟀值年将军研究》一书年内大约就可以面市，白峰说，此书已将自己所知和盘托出，全无藏掖。至于验证和评判，留待后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