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无论我们谈论的是洛杉矶经济、美国经济还是全世界的经济，经济只不过是生活中相互交易的人们所组成的群体而已。
由于一个经济行为反映了组成这个经济的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的经济学学习就从个人如何做出决策的四个原理开始。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同时进行两项运动。就连计算机的多任务处理也是在多个任务之间进行快速切换。我们为了得到一件东西，通常不得不放弃另一件东西。
对于他用于学习一门课的每一个小时，他都要放弃本来可用于学习另一门课的一个小时。而且对于他用于学习功课的每一个小时，他都要放弃本来可用于打个盹、骑车、看电视或做兼职工作赚点儿零花钱的一小时。
他们可以购买食物、购买衣服裤子、全家度假，他们也可以为自己退休或孩子的教育储蓄一部分收入。
他们选择在上述某种用途上多花一元钱，他们在某种其他用途上就要少花一元钱。
当人们组成社会时，他们面临各种不同的权衡趋势：
当一个社会的支出更多地用于保卫国家时（大炮），用于提高国内生活水平的支出（黄油）就减少了。
当防污染法规颁布后，企业为减少污染物排放而引起生产成本增高，自然便会产生更少的薪水来支付给员工。
社会面临的另一种权衡取舍是效率与平等之间的选择。
换句话说，效率是指经济蛋糕的大小，而平等则是指如何分割这块蛋糕
在设计政策时，这两个目标通常是相互冲突的。
福利制度或失业保险：是要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
个人所得税：是要求经济上成功的人士给予其他人支持。
尽管这些政策可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但它们降低了效率。当政府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时，就减少了对辛勤工作的奖励。
结果是，人们工作少了，生产的物品与服务也少了。
换句话说，当政府想要把经济蛋糕切成更为均等的小块时，这块蛋糕本身也变小了。
认识到人们面临权衡取舍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人们将会或应该做出什么决策。
社会不应该仅仅因为环境管制降低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不再保护环境，也不应该仅仅因为帮助穷人而扭曲了工作激励便对他们不闻不问。
然而，人们只有了解他们面临的选择，才有可能做出良好的决策。
因此，我们对经济学的学习要从认识生活中的权衡取舍开始。
由于人们面临着权衡取舍，所以做决策时就需要比较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但在许多情况下，某种行动的成本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上大学的主要收益是丰富了知识，并且在一生中都拥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
但成本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你可能会把你用于学费、书籍、住宿和伙食的钱加总起来。
但这一总和并不真正代表你上一年大学所放弃的东西。
即使你离开了学校，你也需要有睡觉的地方并且需要吃饭。只有在大学的住宿和伙食比其他地方贵时，贵的这一部分才是上大学的成本。
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cost）是为了得到这种东西所必须放弃的东西。当做出任何一项决策时，决策者都应该认识到每一种可能的行动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实际上，决策者通常是知道这一点的。
那些大学里的运动员如果退学转而从事职业运动，就能每年赚上几百万美元。他们深深认识到，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极高。所以他们通常认为不值得花费这些成本来获得上大学的收益，这并不奇怪。
当你想要吃水果时，你的钱却只够买一斤苹果或一个西瓜。买苹果的机会成本便是买不了西瓜。
经济学家通常假设人是理性的。
当可用的机会给定时，理性人（rationalpeople）系统而有目的地尽最大努力去实现其目标。
理性人知道，生活中的许多决策很少是非黑即白的，而往往是介于其间的灰色地带。
要吃午饭的时候，你面临的决策往往不是“完全不吃还是大吃一顿”，而更可能是“是否再多吃一勺土豆泥”。
当考试临近时，你的决策不是在放弃考试和一天学习24个小时之间的选择，而是是否多花1小时来复习功课而不是看电视。
经济学家用边际变动（marginalchange）这个术语来描述对现有行动计划的微小增量调整。
“边际”指“边缘”，因此边际变动是围绕所做的事的边缘来进行的调整。
理性人通常通过比较边际收益（marginalbenefit）与边际成本（marginalcost）来做决策。
你可能会有如下推理：
但是，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只有比较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你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一家航空公司如何决定对等退票的乘客收取多高的价格。
假设一架有200个座位的飞机横越美国飞行一次的成本是1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座位的平均成本是10万美元/200，即500美元。
人们很容易就此得出结论：航空公司的票价绝不应该低于500美元。而事实上，一个理性的航空公司往往会通过考虑边际量而设法增加利润。
设想一架飞机即将起飞时仍有10个空位，而在登机口等退票的乘客愿意支付300美元买一张机票。航空公司应该把票卖给他吗？当然应该。如果飞机上有空位，那么多增加一位乘客的成本是微不足道的。
虽然搭载每位乘客飞行的平均成本是500美元，但边际成本仅仅是这位额外的乘客将消费的一罐软饮料的成本而已。
只要等退票的乘客所支付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那么卖给他机票就是有利可图的。
边际决策有助于解释另外一些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
这里有一个经典问题：为什么水这么便宜，而钻石如此昂贵？
人需要水来维持生存，而钻石并不是必需的。但人们愿意为钻石支付的钱要远远多于水。
原因在于，一个人对任何一种物品的支付意愿都基于其增加一单位该物品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反过来，边际收益又取决于一个人已经拥有多少这种物品。
水的确是不可缺少的，但增加一杯水的边际收益微不足道，因为水太多了。与此相反，尽管并没有一个人需要用钻石来维持生存，但由于钻石稀少，人们认为额外增加一颗钻石的边际收益是很大的。
当且仅当一种行为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一个理性决策者才会采取行动。
激励（incentive）是引起一个人做出行动的某种东西（例如对惩罚或奖励的预期）。
由于理性人通过比较成本与收益做出决策，所以他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经济学研究中，激励起着中心作用。甚至有经济学家提出：整个经济学的内容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其余内容都是对此的解释。”
当苹果的价格上涨时，人们决定少吃苹果。
同时，苹果园主决定雇用更多工人并多摘些苹果。
换言之，市场上的高价格提供了买者少消费和卖者多生产的激励。
价格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影响对于市场经济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是至关重要的。
许多政策改变了人们面临的成本或收益，从而也改变了人们的行为。
汽油税鼓励人们开小型的节油型汽车。
欧洲开小型车的人比美国多，原因之一就是欧洲的汽油税比美国高。更高的汽油彩还鼓励人们拼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并鼓励人们在离自己工作近的地方居住。
如果汽油税高，就会有越多的人驾驶混合动力车；如果汽油税足够高，人们就会开始驾驶电动汽车。
当决策者未能考虑到他们的政策如何影响激励时，他们所制定的政策通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今天所有的汽车都有安全带，但60年前并不是这样。
国会的反应是通过立法要求将安全带作为新汽车的标准配置。
直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当一个人系上安全带后，他发生车祸时存活的概率提高了。
但是，这项法律的影响并不是仅此而已，因为它还通过改变激励而影响了人们的行为。
当决定开车的安全程度时，理性人会下意识地比较安全开车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当提高安全程度的收益高时，他们就会更缓慢、更谨慎地开车。
例如，人们在道路有冰时会比在道路干净时更缓慢而谨慎地开车。
考虑安全带的法律如何改变一个司机的成本－收益计算。安全带降低了司机的车祸代价，因为它们降低了伤亡的概率。换言之，安全带减少了缓慢而谨慎地开车的收益。人们对安全带的反应和对道路状况改善的反应一样——更快速、更不谨慎地开车。
这样，安全带法律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车祸的次数增加了。
开车安全程度的下降对行人有明显不利的影响，因为他们遭遇车祸的概率上升了，但却没有（像司机那样）获得保护增加的收益。
乍一看，这种关于激励与安全带的讨论似乎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但是在一项1975年的经典研究中，经济学家萨姆·佩兹曼（SamPeltzman）认为汽车安全法实际上已经带来了许多这类影响。
根据佩兹曼的证据，这些法律减少了每次车祸的死亡人数，但却增加了车祸的次数。
他的结论是，净结果是司机死亡人数变动很小，而行人死亡人数有所增加。
佩兹曼对汽车安全的分析是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个一般性原理的一个不同寻常且带有争议的例子。
在分析任何一种政策时，我们不仅应该考虑它的直接影响，而且还应该考虑它通过激励产生的不太明显的间接影响。如果政策改变了激励，那就会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前四个原理讨论了个人如何做出决策。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我们的许多决策不仅影响我们自己，而且还会影响其他人。以下三个原理是关于人们如何相互影响的。
“在世界经济中中国人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在某些方面这是正确的，因为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生产许多相同的产品。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在服装、玩具、太阳能电池板、汽车轮胎和许多其他物品市场上争夺同一批顾客。
但这样思考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容易产生误导。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并不像体育比赛一样，一方赢而另一方输。实际上，事实正好相反：两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两个国家的状况都变得更好。
当某个家庭成员找工作时，她要与也在找工作的其他家庭的成员竞争。各个家庭在购物时也会相互竞争，因为每个家庭都想以最低的价格购买最好的东西。
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中的每个家庭都会与所有其他家庭相竞争。
尽管存在这种竞争，但把你的家庭与所有其他家庭隔绝开来并不会使你的家庭过得更好。
如果真的隔绝开来的话，你的家庭就必须自己种粮食、自己做衣服、自己盖房子。
显然，你的家庭在与其他家庭的贸易中受益良多。
贸易使每个人都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无论它是耕种、做衣服还是盖房子。
通过与其他人开展贸易，人们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与服务。
国家能从相互贸易中获益。
贸易使各国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享有更多种类的物品与服务。
在世界经济中我们既是竞争对手，又是伙伴。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该世纪最重大的转型事件之一。
政府官员能够最佳地配置经济中的稀缺资源。
这些中央计划者决定生产什么物品与服务、生产多少，以及谁生产和消费这些物品与服务。支撑中央计划的理论是，只有政府才能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
大部分曾经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已经放弃了这种制度，代之以发展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marketeconomy）中，中央计划者的决策被千百万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所取代。
企业决定雇用谁和生产什么。家庭决定为哪家企业工作，以及用自己的收入购买什么。这些企业和家庭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价格和利己引导着他们的决策。
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一个人追求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
自由市场包括大量物品与服务的众多买者与卖者，而所有人都主要关心自己的福利。尽管市场中存在的是分散的决策和利己的决策者，但事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以一种促进总体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
斯密的观点有一个重要推论：当政府阻止价格根据供求情况自发调整时，它就限制了看不见的手对组成经济的千百万家庭和企业的决策进行协调的能力。
这个推论解释了为什么税收对资源配置有不利的影响：
税收扭曲了价格，从而也扭曲了家庭和企业的决策。
这个推论还解释了像租金控制这类直接控制价格的政策所造成的巨大危害。
这个推论也解释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
价格是看不见的手用来指引经济活动的工具：
在任何一个市场上，当买者决定需求多少时，他们盯着价格；当卖者决定供给多少时，他们也盯着价格。作为买者与卖者决策的结果，市场价格既反映了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也反映了生产该物品的社会成本。
斯密的重要洞察是，价格会自发调整，指引这些个体买者和卖者达到某种结果，该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我们对政府政策的恰当角色及管理范围的认识。
只有当政府落实规则并维护对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制度时，看不见的手才能施展其魔力。
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需要实施产权（propertyrights）制度，以便个人可以拥有和控制稀缺资源。
如果一个农民预见到他的谷物会被偷走，他就不会种庄稼；除非确保顾客在离开前会付费，餐馆就不会提供食物；如果有太多的顾客通过非法复制来逃避付费，一家电影公司就不会生产电影。
我们都依靠政府提供的警察和法庭来实施我们对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权利，这是市场正常运转的前提。
我们需要政府的另一个原因是：尽管看不见的手是强有力的，但并不是无所不能的。
政府干预经济并改变人们自己选择的资源配置的原因大体有两类：促进效率或促进平等。
大多数政策的目标要么是把经济蛋糕做大，要么是改变这个蛋糕的分割方式。
尽管看不见的手通常会使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使经济蛋糕最大化，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
经济学家用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这个术语来指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
市场失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性(extemality)，它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了影响。
外部性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污染。当一种产品的生产污染了空气并引起住在工厂附近人们的健康问题时，市场本身并不能将这种成本考虑在内。
市场失灵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市场势力（marketpower)，它是指单个个人或公司（或某个小群体）不适当地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
例如，假设一个小镇里的每个人都需要水，但只有一口井，那么这口井的所有者就不会受到残酷竞争的限制。
而正常情况下，看不见的手正是以这种竞争来约束个人的利己行为；因此这口井的所有者就能够通过限制水的产量来利用这个机会收取更高的价格。
当存在外部性或市场势力时，设计良好的公共政策可以提高经济效率。
即使看不见的手带来了有效率的产出，它也不能消除经济福利上巨大的不对称。
市场经济根据人们生产其他人愿意购买的东西的能力来给予其报酬。
世界上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比世界上最优秀的棋手赚的钱多，只是因为人们愿意为看篮球比赛付出比看国际象棋比赛更多的钱。看不见的手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拥有充足的食物、体面的衣服和完善的医疗保健。
根据某种政治哲学，这种不平等要求政府进行干预。
实际上，许多公共政策，例如所得税和福利制度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更平等的经济福利分配。
我们说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并不意味着它总会这样。
公共政策并不是天使制定的，而是由不完善的政治程序制定的。有时所设计的政策只是为了有利于政治上有权势的人。有时政策是由动机良好但信道不充分的领导人制定的。
当你学了经济学以后，你就能更好地判断一项政府政策什么时候是合理的（因为它提高了效率或者促进了平等），而什么时候是不合理的。
我们先是讨论了个人如何做出决策，然后考察人们如何相互影响，所有这些决策和相互影响共同组成了“经济”。最后三个原理将涉及整体经济的运行。
在2014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约为55000美元。同一年，墨西哥的人均收入约为17000美元，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13000美元，而尼日利亚的人均收入只有6000美元。
毫不奇怪，这种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别反映在生活质量的各种衡量指标上。
高收入国家的公民比低收入国家的公民拥有更多的电视机、更多的汽车、更好的营养、更好的医疗保健，以及更长的预期寿命。
在美国，从历史上看，收入每年增长2%左右（根据生活费用变动进行调整之后）。按这个增长率，人均收入每35年翻一番。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8倍左右。
几乎所有生活水平的差别都可以归因于各国生产率（productivity）的差别，即每一单位劳动投入所生产的物品与服务数量的差别。
一国生产率的增长率决定了它的平均收入的增长率。
生产力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对于公共政策也有深远的含义。
在考虑任何一项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要分析这项政策如何影响我们生产物品与服务的能力。
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决策者需要通过让工人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生产物品与服务需要的工具，以及获取最好的技术来提高生产率。
1921年1月，德国一份日报的价格为0.3马克。不到两年之后，也就是1922年11月，一份同样的报纸的价格为7000万马克。
经济中的所有其他价格都出现了类似程度的上涨。
这个事件是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通货膨胀（inlation）的例子之一，通货膨胀就是指经济中物价总水平的上升。
高通货膨胀会让社会付出各种成本，所以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都把保持低通货膨胀作为目标之一。
大多数严重或持续的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是货币量的增长。
当一国政府发行了大量本国货币时，货币的价值就下降了。
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德国，当物价平均每月上升3倍时，货币量每月也增加了3倍。
虽然在长期中物价水平上升主要是货币量增加的结果，但短期中，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且更具争议性。
大多数经济学家是这样描述货币注入的短期效应的：
上述推理过程得出一种在整个经济范围内的最终的权衡取舍：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
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
这就意味着，在一两年的时期内，许多经济政策朝相反的方向推动通货膨胀与失业。
无论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从高水平开始（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情况）、从低水平开始（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情况），还是从这两者之间的某个水平开始，决策者都面临这种权衡取舍。
这种短期权衡取舍关系在分析经济周期中起着关键作用。
经济周期（businesscycle）是用生产的物品与服务量或雇用的人数来衡量的经济活动的无规律的、很大程度上无法预测的波动。
决策者在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时可以利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这种短期权衡取舍关系。
决策者可以通过改变政府支出量、税收量以及发行的货币量来影响对物品和服务的总需求。需求的变动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在短期中所经历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组合。
由于这些经济政策工具拥有强大的潜在力量，因此决策者应该如何运用这些工具来控制经济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这种争议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总统任期的最初几年又激化了。
在2008年和2009年，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都经历了严重的衰退。由住房市场的不良拖欠引起的金融体系的问题扩散到经济的其他方面，从而引起了收入下降和失业激增。
决策者的反应是以各种方式增加物品与服务的总需求。
奥巴马总统采取的首要措施是提出一个包含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同时，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也增加了货币供给。这些政策的目标是减少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