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4年俄罗斯与世界形势分析和预测
李燕
2024年将是普京本届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为评估本届任期后五年俄罗斯的内外形势，2019年底，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组织学者对2020—2024年俄罗斯与世界形势进行中期分析和预测，形成了《俄罗斯与世界：2024.经济和对外政策》研究报告。主要涉及世界经济政治和全球安全问题，俄、美、欧盟形势，中东、后苏联空间和亚太地区三大部分主要问题。其要点有：
一、全球政治经济安全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
（一）2020—2024年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形势
未来5年全球变暖可能成为决定地区与全球层面发展模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全球变暖将严重影响世界物流运输格局，改变粮食安全规则。有专家指出，气候变化是中东和整个亚洲矛盾的焦点之一。同其他全球问题一样，在气候政策上，《巴黎气候协定》要求各国必须采取一致行动，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却采取单边主义立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警告，气候危机将给人类一个教训：新自由主义会导致文明的灭亡。气候问题还可能成为各国内政的关键问题之一。民众抗议越来越多地以环境问题为口实，且追随者甚众。“绿色”运动往往表现激进，被反对派作为政治工具。尤其在欧洲，该问题已然成为欧洲议会选举的风向标。格雷塔·滕贝格现象近期有可能演变成严重的全球问题。
除上述情况外，未来5年还可能有一些不可预测的特殊情况发生。最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来自美国，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不排除因国际法对军控约束机制减弱，个别小国参与进来并采取单独行动，或因网络媒体信息误导甚至伪造，造成严重破坏国际局势的“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增大。
（二）2020—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
未来5年世界经济领域的主要话题还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以及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比较而言，其他经济问题并不是很突出。
1.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与问题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世界经济以年均3.9%的速度增长，在第二个十年增长率降至3.6%。预计到2024年该数字将提高到3.7%。其间，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
第二，地区热点问题。个别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可能加剧全球市场不确定性。这主要指波斯湾（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矛盾升级）、朝鲜半岛（朝鲜的核计划）和中国南海（尤其是南海经济区问题与中国台湾问题叠加）问题。在欧洲，因在建管道“北溪-2号”和“土耳其流”近期不能交工，若俄欧天然气管道在乌克兰领土中断也可能带来重大损失。此类问题在2020—2021年间可能导致欧洲经济放缓0.3—0.5个百分点。加上英国脱欧，预计该问题到2024年对欧盟经济的累积影响为1.3—1.8个百分点。
第三，全球经济刺激政策乏力。在当今，用政策手段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已很有限。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包括维持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曾明显降低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在走出危机阶段却无法刺激经济增长。此外，经济发达国家保持低利率（美国为1.75%，欧元区为0%，日本为-0.1%）已将该政策工具的现实作用排除了。在此情况下，对美国经济中期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的财政刺激政策成了影响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主要手段。不过，发达国家制定的一系列税收政策，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增长均存在潜在负面影响。最大的风险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借口下与低碳经济有关的税收政策上（包括所谓“碳排放税”以及对拒绝采取严格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加征关税）。一方面，该举措可能给纳税人带来额外负担，提高能源利用成本，压低国内需求；另一方面，此类举措可能会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油气出口国的利益。概言之，打着环境保护旗号的贸易保护主义，会给2024年前的国际贸易带来负面影响，规模或与2020—2021年间可能发生的贸易战相提并论。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悲观预测，因贸易战美国经济的增长率2019—2020年降至1.7%，2024年将为1.6%。而本报告预测，2019—2020年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4%，2021—2024年增长率将达2.6%，发达国家将以年均增长率2.0%的速度发展。与此相反，在未实施贸易保护的新兴市场国家，本预测期内GDP增速将稳定在4.5%—5.5%的范围内。中国经济放缓将被印度经济的加速增长所抵消。可断定，若能避免贸易战，全球经济将保持较高发展速度。
2.能源政策
预测认为，能源不会限制全球经济增长，不过主要能源国之间的价格与非价格竞争可能会加剧。在化石燃料中，煤炭的地位将继续弱化，因为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考虑气候因素，从电力行业中撤出煤炭，努力减少碳排放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由于美国原油出口增长，导致全球石油市场库存过多。市场积压给油价带来下行压力，欧佩克不得不继续将其市场份额转让给美国和其他出口商。如果中美贸易冲突寻求折中的结果，中国市场可能对美国石油重新开放，这将进一步推动“页岩气革命”。若波斯湾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油价可能短暂上扬，这反过来会进一步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中东以外地区石油产业发展。液化天然气市场库存积压将至少持续到2022年，这有可能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下降，加速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形成，可能会使天然气价格沿着较低轨迹运行。
3.农产品市场
4.国际贸易
如前所述，中美贸易冲突是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2020年初第一阶段协议可初步解决这一问题。英国脱欧则是另一个不利因素。不过，英国与欧盟已谈判三年，各方必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做好准备的。因此，估测这些因素不会对国际贸易产生灾难性影响。预计2024年前国际贸易增长将超过3.0%，俄罗斯商品出口将保持稳定。
（三）全球安全与军备控制
未来5年，军控领域很多已有的和新签署的协议前景还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主要是悲观（恢复包括核武在内的军备竞赛）和乐观（恢复军备控制）两个发展方向，美国、北约、俄罗斯和中国必须做出决断。当然，多数决策的影响只会在2024年后呈现。无论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如何，各方决策朝乐观前景发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未来5年内，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中间态势（既不是军备控制也不是军备竞赛）。
3.美国在2019年退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不会自动迈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的步伐。2024年前，悲观情况下，美国有可能决定在欧洲，尤其在亚太地区部署一定数量的中程导弹。但受技术和政治原因所限，做出该决定的可能性不大，即便实施也将超出2024年视野。同时，美国在欧洲部署核动力中程导弹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目前尚未谈及。
4.不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近期美俄恢复战略稳定的可能性很小。2024年可能会略有上升。最可行的选择是继续开展协商。在2024年前或之后一段时期内，事实上没有可能就限制扩大核武器展开谈判，包括有中国参加的谈判。若将进一步削减核武器重新列入谈判议程，那么下阶段谈判将会是双边的（俄美之间）。不排除围绕与导弹技术（陆基、海基和空基）扩散有关的新问题开展非正式双边（美中）或三方（有俄参与）磋商的可能，但很难设想达成限制协议的可能性。
5.预计美国2020年就会开始落实在欧洲部署第三（最终）阶段导弹防御体系（在波兰的部署可能再次延期，但不会太久），并继续在东亚盟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将阻碍恢复核军控谈判，并妨碍非正式磋商取得进展。
6.如果不续签《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必然会加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中的争端，给核大国带来更大的政治压力。2020年4月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很可能促使主要参与国选边站队。此类争端还会继续出现在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不过，在2025年下一次审议大会前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系崩溃（一些国家退出该条约）也不太可能。
7.欧洲常规军控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俄罗斯与北约国家间就限制欧洲军事活动，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直接接触的军事活动谈判协商的可能性都不大。如果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升级，可能会促使北约改变现状，进一步加强其在东部的军事存在。可见，确保冲突地区有效停火和军队隔离，有利于稳定当前局势，至少可就各自区域内的军事克制措施达成协议。
8.美国自2019年开始谈论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特朗普连任后该可能性会增加（超过50%）。鉴于此，俄罗斯也可能退出该条约。这使得在欧洲就常规武器达成协议将更加困难。但在续签《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情况下，即便“开放天空”机制崩溃，影响也会减小。
二、俄罗斯、美国、欧盟形势
2020—2024年俄罗斯、美国和欧盟主要国家都将处在政权变动周期中，预计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部分变化肯定会出现，甚至还可能有较大改善。
（一）俄罗斯形势
近年，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2024年前其作用还会加强，并继续保持互利合作的开放态度。俄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不会直接受到外部政治环境影响。未来5年将为2024年总统大选做准备，并致力于经济改革。俄罗斯精英和政权已意识到，根本性改善内部经济社会状况、保持发达国家高科技水平将是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特别是从中长期来看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展望2024年，作为环境评级正面国家，俄罗斯有巨大潜力成为解决气候问题的领导者之一。在环境问题上有担当的负责任国家（除俄罗斯外还有法、德、中等国）已开始形成一个新群体，它将民族和宗教不同但都重视环境问题的国家团结起来，是“21世纪的诺亚方舟”（Ноевковчег21века）。
在地缘政治层面，俄罗斯面临的任务将更多元复杂。乐观的判断是，2024年前甚至更早些，俄罗斯可能面临与西方国家逐渐恢复正常关系的任务。预计该正常化部分取决于2020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如共和党获胜，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自由度更大，不排除双方恢复对话的可能性，但主要取决于个人。这既不会消除华盛顿的主流反俄情绪，也不会排除政治的不确定性，更不可能消弭双方的根本性分歧。同时，“共和主义情景”还可能意味着美国同欧洲盟国之间出现更大误解，由此将扩大俄罗斯与欧盟及其主导者法德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选择范围。如民主党获胜，上述负面情况依旧，但不排除伊朗冲突程度降低、核裁军对话恢复的可能。
总体上，尽管本预测期内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性质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但实用主义和求稳的心态很普遍，这意味着在应对全球挑战和威胁（区域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非法移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前提下取消制裁、加强互动并非不可能。
从中长期看，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创建大欧亚空间，作为文明共同体和经济繁荣的空间，当然，也是欧亚安全的共同体。为实现该计划，俄将努力提升自身对邻国的经济、技术和人道主义吸引力。当然，只有在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得到本质改善并保持高科技国家地位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些目标。
（二）美国形势
从中期看，美国内外政策可分为稳态（国内政治稳定）和动态（国内政治结构改变）两种情形，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将是主要决定因素。
1.国内局势
国内政治稳定的情形：特朗普获得连任并持续现有政策。未来5年，美国社会与政府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两极分化将继续。因民主党与共和党的自由派/保守派主张不同，全国党派和选民分歧达50%—60%。公众情绪激进化还将持续。该情况主要基于美国中期人口发展趋势，即自由化的年轻一代与较为保守的中老年在全社会几乎各占一半，且代沟还会在政治精英层面显现。国家继续走向衰老，很少体现年轻一代的思想和价值观。这期间，得到80%以上年轻人支持的民主党会加速更新阵地，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左转。若在中短期内共和党保持右翼立场，那么民主党的活动只会强化激进主义，在实践中不可能制定出共同社会纲领。在此背景下，公众不满情绪将上升，政治行动更公开，支持非官方领导者，破坏规则，与体制激烈冲突。
2.外交战略
欧洲作为美国重要盟友的地位不会改变。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挑战加强，或者在俄罗斯地区“雄心”增强的背景下，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不会丧失。但这不能消除美欧关系的现有矛盾。华盛顿将继续向北约盟国施压，要求其增加军费开支，即所有北约成员国将军费在GDP中占比提高到2%的水平，当然，2024年前不一定能做到。同时，美国在军事政治领域刺激欧盟也可能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可能强化独立的欧洲安全机构的发展，如PESCO。如果这样，美国军工企业在欧洲市场的利益将受到影响，并造成新的矛盾。脱欧后英国能否维持其原有军事开支水平，并为美国实施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计划提供全力支持眼下还难说，美国不得不在欧盟内寻找新的主要合作伙伴。来自第三方首先是中俄的挑战将被作为保持美国领导地位及北约扩大的借口。美国的问题是，欧盟各国缺乏统一的对华政策，甚至在此问题上互相矛盾。这首先是指中东欧国家，当前北京正努力与其加强互动。鉴于欧洲现有军控体系瓦解的风险提高，将军控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以限制中国更符合美国利益。
在南亚方向上，美国将把重点放在阿富汗内战、印巴冲突和“一带一路”倡议上。在那里，两方竞争将深化：一方是美国、印度和阿富汗政府，另一方是中国、巴基斯坦和诸多阿富汗反政府军，两方都希望把俄拉入自己的阵营。
（三）欧盟形势
据2019年欧盟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欧洲委员会构成及关键岗位人事安排有所更新。若没有重大过失（如腐败丑闻），本届欧盟班子将工作到2024年底。此间欧盟权力有限，在许多问题上是补充性的，无力取代各成员国的决策过程。
欧盟议程重点在完善社会机制，主要计划是，确保体面的最低收入，改善医疗条件，保证青年就业。为保证资金就要实行税改，包括打击税收欺诈。由于在欧盟运营的公司普遍技术水平较高，但很多公司的数字基础设施更新赶不上世界领先者，而此类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发展又涉及关键领域的技术主权。因此，支持关键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将是欧盟工作的重点之一。为保证科学领先及公民的高质量生活，欧盟计划到2025年建成“欧洲教育空间”，清除科学国界，确保现代学习过程伴随一生。2020年初，推动学术交流的“伊拉斯莫斯+”计划的财政预算已翻倍。2024年春将举行欧洲议会选举，其规则会有调整，以加强与选民的沟通。2024年前欧盟结构的变动将只是英国退出，多数成员国对向西巴尔干国家扩张并不热心。其筹备工作主要是更新合作机制，不过，即便是那些小的候选国要获得完全准入权也不会早于2025年。此间格鲁吉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话题还谈不上。欧盟共同防务项目将继续，尤其是国防工业合作，可能会取得更显著的成果。不过，欧盟防务质量构成千差万别，是最应改善的，可当下还提不上日程。
三、中东、后苏联空间、亚太地区发展趋势
中东、后苏联空间和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与外交政策变化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客观上要求俄罗斯对内外政策做出一些调整。
（一）中东
在国内政治方面，2024年前，中东一些国家政治局势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不稳定。社会问题和种族矛盾交织可能导致黎巴嫩、伊拉克、苏丹出现严重和持久的动荡，动摇埃及局势。因个别国家内部局势恶化，很可能出现“阿拉伯之春2.0”，不过，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不会导致威权政府垮台，叙利亚、埃及、土耳其基本如此。尤其是土耳其，2023年将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根据宪法，埃尔多安不能连任三届，但不排除他绕过该障碍。他若参选，获胜的机会很大。如果经过艰苦斗争共和人民党候选人当选总统，则很有可能改革埃尔多安的政策，且土耳其外交会转为亲西方。2024年，伊朗最高领导人很有可能会改变，国家外交政策将取决于其继任者。已开启的第三任最高领导人非正式竞选清楚地表明，反对深度自由化改革且戒备西方的伊朗中右翼精英或右翼激进组织代表获得此职位的机会更大。而在“自由主义者”队伍中，没有任何重要的和有魅力的人物能赢得最高领导人职位。鲁哈尼政府经济政策失败以及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很可能使改革落得失败的下场。
在地区冲突和外交上，即便2024年冲突正式结束（如果确实发生的话），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局势还会对该地区产生负面影响。不排除“伊斯兰国”及其他恐怖组织重新活跃。不过，不稳定形势不太可能严重超出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已适应的当前高度。巴以冲突解决前景仍旧模糊。以色列对现状以及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并将以色列主权扩展到那里的现实可能性感到满意。巴勒斯坦问题悬而未决不会成为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关系的主要障碍，但也不会为其签署协议铺路。伊朗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及以色列间的冲突可能还会继续。伊朗可能会努力改善与相邻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但与以色列的关系将进一步恶化。
对外部参与者来说，中东局势越来越有竞争性。美国将在中东，主要是在波斯湾地区维持军事存在，将继续作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和安全保证者反对伊朗。美国力图保持其政治影响力，但对美政策可预测性的怀疑也许会刺激阿拉伯国家扩大与俄、中联系。俄罗斯有机会提升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俄能源公司在这里活跃，武器销售增加，俄参与该地区建立安全机制和解决冲突，这些都是可以预期的。不过就提供新技术和推动建立高素质人才培训体系而言，直到2024年莫斯科的影响都将非常有限。
欧盟在中东的地位未必会提升，但是其与中东国家的传统合作对于双方和其他国家而言仍然是外交、经济和文化政策的重要方面。到2024年，中东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将被纳入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双边贸易额将上升，但主要有利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在该地区也会日益活跃。到2024年，中东当前复杂的均势将被改变，但导致地区严重不稳定的可能性不大。
（二）后苏联空间
从未来挑战和风险看，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风险，将仍是毒品贩运、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和环境恶化。地区特情也强化了挑战和风险：中亚缺乏水资源，导致塔吉两国出现矛盾，这是一个方向，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则是乌土矛盾。同时，愈发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也会加剧社会不稳定和宗教极端主义。未解决的边界争端和领土问题则可能引发地区争端。特别是因纳卡、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放弃主权的准备不足，在南高加索地区以“冻结冲突”形式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极低，有可能成为地区“痛点”。在卡拉巴赫的接触线上可能会发生单独挑衅和军事对峙情况，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极低。格鲁吉亚将继续面向欧洲大西洋。中亚国家安全主要受到阿富汗因素的威胁。在阿富汗领土上，正形成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组成的温床（所谓的“高加索省”）。而在整个后苏联空间，特别是在南高加索地区，不仅有传统的地区参与者（土耳其和伊朗），还有非本地区参与者（美国、欧盟、北约），都是有影响力的竞争者，都想拉拢那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所以地区的政治稳定无法巩固。当然，本预测期内非本地区角逐者对后苏联空间的兴趣也可能会下降。
就未来政治前景看，尽管存在局部风险，但中亚总体形势将比南高加索地区更稳定和可预测。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的政治体制将威权主义与“可控民主”（其外部特征是：选举，三权分立，政党和反对派，独立媒体）结合起来，应该不会出现重大重组。在宗教方面，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将在世俗范式中发展。但中亚和阿塞拜疆还存在传播“政治伊斯兰”思想的土壤，在某种情况下，它可能成为未来政治动荡的意识形态基础。同时，因当局和执法机构将继续压制各地宗教反对派活动，主张引入伊斯兰教法作为定义现代伊斯兰社会生活的法律，已经堵死了伊斯兰主义者介入世俗政权的渠道。由体制外反对派构成的分散的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小团体，将以不受单一组织中心约束的团体形式行事，但不能决定中亚和阿塞拜疆的政治与宗教面貌（走向）。
后苏联空间的欧洲地区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情况有相近之处。在经济上，2024年前，这几个国家都无法达到欧洲的生活标准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仍将是欧洲最穷国，尽管其增长率（尤其是乌克兰，在2014—2015年经济衰退之后其复苏增长率超20%）可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白俄罗斯可能有几种情形：乐观情况下，发展与俄联邦的一体化，持续得到俄补贴，其增长率可达到甚至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人均GDP指标将适度增长。但这不是可能性最大的情况。相反，短期内俄白一体化可能出现严重问题。如果俄减少对白俄罗斯经济补贴和优惠贷款，白经济增长率将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生活水平和人均GDP甚至可能下降。俄将通过支持欧亚一体化项目（主要是欧亚经济联盟）保持影响力。在人口和移民动态上，三国都面临人口危机。尤其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人口减少很快。在摩尔多瓦，人口少不利于提升投资吸引力已经成为那些要求并入罗马尼亚的人们的额外借口。居民就业不足和社会问题成了这些国家向外，首先是向俄罗斯进行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
该地区的挑战和风险主要是跨境有组织犯罪，小型武器和其他武器从冲突地区扩散出来；非法移民；右翼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主要是乌克兰）；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和领土问题可能引发地区内乱；“冻结冲突”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或许还有顿巴斯地区）。这些问题的等级不一定很高，但西方与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竞争始终不断，亲西方派很有可能利用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政治精英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政治走向上，泽连斯基及其政党在2019年乌克兰总统和议会选举中获胜，已表明普遍存在抗议活动，还有对政治经济变革的期待。“人民公仆”的计划明确——“根除”腐败、实现和平。不过，在起步阶段，泽连斯基及其团队不仅面临旧精英抵制和寡头斗争，且社会思潮也多种多样。乌克兰人是在抗议选举中聚集到一起的，他们都厌倦战争和贫穷，对国家未来却想法各异。在选择经济一体化方向时，主张加入欧盟的占57%，主张与俄罗斯和西方等距离的占24%，主张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占10%。2024年前乌克兰发展前景将在2020年确定。如果泽连斯基能成功地就顿巴斯问题达成和平妥协，并说服社会这是不可替代的方案，而且从根本上符合国家利益，能够承受住包括激进民族主义者在内的“波罗申科支持者”的联合进攻，那么，乌克兰将有机会实施快速政治经济改革，改善社会环境。如果“人民公仆”的政治反对派成功地组织并升级抗议活动，开启国内政治经济斗争新周期，那么等待乌克兰的将是又一个五年的“动荡时期”。
在白俄罗斯，正在形成一个缓慢“温和”的白俄罗斯语化趋势。在社会经济问题突出和解决办法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正积极寻求经济途径以提高年轻人和全民的国家忠诚度。同时，发展和加深俄白一体化进程的政治活动也在进行。不过，俄白两国对联盟国家框架下的经济（更突出的是政治）一体化有不同看法。2024年前，一个目前已显现的趋势可能还会加强，即白俄罗斯外交积极朝向西方，方向多元化，更多地采取中立和独立的方针。尽管如此，2020年卢卡申科再次当选总统几乎毫无悬念。在卢卡申科保持领导地位的背景下，白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完全正常化是不可能的，白外交政策轨迹发生根本性改变也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以预测，未来5年内，俄白之间的争议问题能够以众所周知的方式——双边的或是多边的形式理顺。
摩尔多瓦仍将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该国独立近30年，既未形成统一的精英阶层，也没有清晰的发展方向。如果未来几年无法实施某种“革新的科扎克计划”（обновленныйпланКозака），实行联邦化并达致全国团结，使摩尔多瓦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加入欧盟或独联体自贸区协定，改变目前在欧亚经济联盟中的观察员国身份），那么在本预测期内该国政治动荡还将继续。不能完全排除摩尔多瓦被罗马尼亚掌控的情形，因为在摩尔多瓦精英阶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亲西方的右翼分子。不过，德涅斯特河沿岸地位还将继续保持待决。该国居民和精英大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亲欧，一部分趋向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从中期前景看，这将导致政治动荡和选举结果摇摆不定。
（三）亚太地区
考虑到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21世纪头十年结束时的水平，可以预测20年代中期中国将实行更严格的外交政策。如果民主党人在美国上台，对抗强度可能会降低，但结构性矛盾还会继续存在，且双方随时可能重新展开激烈的公开对抗。中国将沿着与俄罗斯和睦相处的道路前行，开展大规模合作，努力争取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的支持。到2024年，中俄贸易额可能提升到2000亿美元，比2018年翻一番。中国还提出与俄加强互信的优先事项，即建立高质量双边关系。如果在双边合作中两国不再担忧对方可能恢复与西方的关系，那么这是可以实现的。预计到20年代中期，中日韩关系将得到改善，合作领域将扩大，包括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作为全球参与者的自信心正在被唤醒。到2024年前，将继续保持过去十年间的发展趋势：自民党继续执政，代表国家利益和情感，在高科技部门引领下，使社会经济机制适应“老龄化”社会现实，更积极地利用外交和国防政策提升其国际地位。自民党和日本政府首脑安倍晋三可能在该职位上工作到2021年8月，若没有重大外部冲击，这将保证领导权在右翼保守主义占主流的政权模式框架内更替。未来几年中，可以预期，日本在亚太地区多边经贸关系以及政治协商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在与美国谈判中坚决捍卫自身利益；强化军队的国家宪法地位并积极参与国际行动。而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地区邻国关系将以不拒绝对话但态度僵硬或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为特征。
朝鲜将继续保持其政治体制、经济机制和外交政策。这就是说，不可能就其放弃核武器达成协议，以换取解除制裁并获得经济援助。围绕朝核问题的政治较量还将继续，且不可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在印度，未来5年执政的巴拉蒂亚·贾纳塔（BharatiyaJanata）党及其领导人将做出努力，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基层结构，缩小社会和区域差距及发展不均衡。该方针的标志是“印度制造发展计划”。同时，由于增长缓慢，印度经济正受到机构僵化和投资吸引力下降的困扰，这将成为印度国大党和其他反对党的抓手，使他们有机会在下届立法选举中迅速提升自身地位。政权党将努力转移人们对争议领域及与巴基斯坦和中国摩擦的注意力，倡扬“民族精神”，塑造莫迪作为战略设计师的形象，以提高其在地区和世界的地位。同时，将继续参加20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国际组织活动，来提升印度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