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张艺谋带着由陈道明、巩俐主演的新片重回公众视野，这部电影就叫《归来》。《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与20年前的《活着》类似，是以文革为背景的作品。除了在国内公映之外，《归来》还将在戛纳电影节上进行展映，这也将是他1999年公开宣布退赛十五年后的另一种“归来”。
在《归来》公映前夕，张艺谋在他位于北京的工作室内接受了凤凰娱乐的专访。在长达70分钟的采访中，张艺谋描绘起他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电影，跟其他大导演不同，他明确表示自己是艺术、商业“两条腿走路”的人，反复强调好故事与通俗剧的重要。面对过去三十年的电影经历，张艺谋认为自己从未开创或引领什么时代，无论是人文的“第五代”时期，还是商业的“中国式大片”时期，直到最新的《归来》，他的创作其实一直非常“随机”。
面对未来，张艺谋认为中国电影还有十年的黄金期，对行业、对个人都非常重要。下一步，张艺谋将远赴美国，执导一部像《变形金刚》那样“超大”的好莱坞大片，他认为如果取得成功，这将为“王艺谋”“李艺谋”——那些中国年轻导演提供经验，还有更多机会。
凤凰娱乐：新片《归来》马上要上映了，这个以文革为背景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和像《巴山夜雨》《牧马人》等电影，你为什么会选择在当下拍这样一部电影？
张艺谋：其实选择什么不是一个长线的考虑，不是一个战略安排，常常是很随机的，只是因为现在题材慌，很缺少好故事，尤其缺少让你动心的好故事。所以，通常我都不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其实这点就和八九十年代拍的那些过去的文革伤痕题材拉开距离了。我自己也是有意这样做的，同类题材可以反复拍下去，其实没有“题材过时”这一说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二战题材，拍了多少年了还在拍，只是说每一个拍的人或者每一个讲故事的人角度不一样。用我自己的话说，选择这样一个角度就是想拍（文革）之后的重建，拍所谓弥合、修补，和寄托一种对历史的反思，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从这个角度入手。
凤凰娱乐：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拍摄《归来》更多的是出于你个人创作的诉求，大于所谓的市场需求？
张艺谋：其实是两方都有了，肯定首先是我个人的诉求，我看上这个小说，手里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就想拍它。当然，从市场角度来说，首先投资人要认可，他要支持你拍，还不能勉强，要全身心地支持你。同时，现在在今天这个娱乐片当道的商业环境下，投资人也要想好这个题材他为什么要拍。从这个角度来说，乐视的张昭作为制片人真心喜欢这个故事，而不是说“因为你是张艺谋，因为我签了你，所以我不能得罪你，你想拍，我就哄你拍一个，下一个你给我拍个大的，你给我把钱挣回来。所以，你给我把钱挣回来，这个就让你先过个瘾，你过完瘾，然后下一个我得过瘾。”很多人是这种关系。我就觉得张昭是真心地喜欢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就在一块。
凤凰娱乐：《归来》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告发了自己的父亲，但是也没有能够挽救她热爱的舞蹈事业，后来进了纺织厂去当工人。这一段是有所改编的，有没有你个人在文革当中经历的一种投射在里面？
张艺谋：首先我们要把歌苓的小说进行缩写，他（陆焉识）原来是一大家子人，儿子、儿媳、女儿、大女儿，回来之后也比较繁杂，我们就想浓缩成一两个人。怎么设定这个女儿跳舞的这个事儿呢？歌苓是跳舞的，在成都跳了八年舞。所以我说，“那好，歌苓既然写的是她曾祖父的故事，我们索性就把这个小孩变成一个舞蹈演员，也是歌苓的一个写照吧。”那个时代跳革命样板戏的主角，一定是一个舞蹈演员最大的梦想，那个时代都是表忠心嘛，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架构。
至于你说到“出卖”或“告发”这样的事，在那个时代特别普遍，叫“划清界限”，跟父亲一代划清界线比比皆是，这些例子随处拿来都能用，这是我们经过的那个时代。这次我跟年轻的观众对话，他们说到这个会不会太冷血？我说你这个“冷”字用错了，那是“热血”，它是什么？它是忠诚，对时代、对信仰的忠诚，他划清界限，是热血沸腾地划清界线。所以，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一个东西，今天有很多年轻观众觉得好像很特别，其实凡是过来人，都知道这种事情太多了。
凤凰娱乐：你当时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出身和与父亲的关系？
张艺谋：我倒是没有这样“划清界线”这一说，因为我们是“自来黑”了。因为父亲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的，他的家族都是黄埔军校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定性了，我们就是“天生狗崽子”、“黑五类”。所以根本谈不上你要划清界线，你根本就是归到那儿了，所以我们叫“狗崽子”。通常划清界线都是一种突然的反差，父亲可能原来是老革命，突然成了“走资派”，这就要他表态，有很多学生到万人大会上表态，甚至还有的还打他父亲表态，那都是那样的。我们这一批人基本上谈不上“划清”，你划清划不清都归到“黑五类”了，基本上就定性了。
凤凰娱乐：《归来》马上要到戛纳进行展映，这个距离《活着》20年，离《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年，离你雅各布主席写公开信，宣布《一个不能少》退赛也过去15年了。这次重返戛纳是不是也有“归来”的意味？
凤凰娱乐：《归来》没有进入竞赛单元，有没有感到有些遗憾？
张艺谋：我觉得进入不了竞赛单元或者不进竞赛单元是我猜到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电影用了一种叫通俗剧的方式去拍，底下是沉重的一个历史反思和一种沉淀。我觉得这个电影能读解它全部内涵的是中国观众，老外看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多，他对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渊源不太了解。所以他基本上看的是第一层面的东西，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电影节喜欢的那种“偏、冷、怪”类型。所以，我当时拍的时候就觉得用这样一种方法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他们参赛片的类型了，这个我很了解。我倒不是想着要去参赛得奖，不是的，这个电影说心里话是为中国观众拍的一部电影，已经跟我当年的感觉不同了，我也不需要再用电影节得奖来证明自己了。但是我也很诚心地说，有时候又替演员有点遗憾，因为从演员的表演实力和表现呈现度上看，完全又具备在任何一个大电影节得奖的实力。
张艺谋：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划分，我倒觉得大家的划分很有意思，也有一定的道理。我自个儿跟自个儿从来不划分，就是我说的，我拍很多东西都是随机的，大家有时候都不信，很惊讶，说：“你还没有一筐的东西归你找啊？你还在这儿很随机？”其实创作很随机。
大家这么划分有道理，但是让我自己看，确实经过前面两个时期，一个是“第五代”的那种人文时期，八十年代开始都是谈人文的，谈艺术的，不怎么谈票房，基本上没有那个概念，电影作为统购统销的产品，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那时候印象很深，你的电影只要被中影公司买了，中影公司就给你70万，人家是好坏都是70万。这就是一个国家标准，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不会谈票房，像当年谢晋的电影，包括《红高粱》都卖得很高，也不见得发了什么财，而且都在电影厂里，我们那时候拍《红高粱》一天的补助是一块八吧，都已经很兴奋了。
后来就进入大片时代，实际上也不是谁创造的，我自己来看，都不要高看个人的能力，它是到了那个时期了，中国电影的市场发展到了一个蓬勃的商业时期了。直到现在，这个时期让我看，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往后还有十年的黄金期，这十年当中中国的电影市场会成为全世界第一，而且还会发生很多关键的转变，还不知道好莱坞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切这块“蛋糕”。另外，中国保护民族电影的政策，是否还要在世界的压力下进行调整？比例的调整，配额的调整，就像韩国一样，要跟世界接轨。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时代带动我们去创作，去思考，去寻找自己的定位，我们完全没有能力说“开创一个时代”，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正好我就赶上这个时期，拍了一些大片，倒不是真的想引领一个时代，我也从来没有把自己自封为“一个时代的领军”。
还有一个，我自己也不想把自己定型，我都是喜欢“两条腿”走路。从现在开始，我说未来还有十年的黄金期，其实对我来说这十年也很重要，我还是希望“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像《归来》这种有情怀的电影，也是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如果有机会，有这样的好故事，我还是想拍这种所谓的“文艺片”。但是还有“一条腿”，就是说拍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所谓的“娱乐片”。在中国电影的类型上，这两类都是很重要的，不能厚此薄彼，不同的类型是不同的评价。未来十年，其实中国这两类电影都要强，才能守住这个市场不被别人把蛋糕分过去。如果我们的娱乐片没有拍好，拍得不够，那你迅速就垮了，市场被好莱坞大片全部占领之后，恐怕连艺术片也就挤压得没有了，基本上那就完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我个人爱好、性格到大的事业上的看法，我都是希望锻炼自己的“两条腿”。
凤凰娱乐：那等于你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商业片和艺术片的区分？
张艺谋：当然。区分很简单，其实就是看，比如说我拍过的《英雄》和《归来》，那是对典型的两个区分了。
凤凰娱乐：站在今天的角度，你如何评价《英雄》，以及它开启的所谓“中国式大片”模式。《英雄》上映后创造了中国票房的一个纪录，在当时你是否预见到中国电影市场之后发生的变化呢？
凤凰娱乐：最近几年，感觉中国电影市场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年轻一代的导演不断涌现，而且随着他们的电影刷新票房的纪录，观众的口味似乎也有所调整。作为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导演，你有没有一种危机感或者焦虑感？
张艺谋：我倒没有，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永远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有一个，我倒是觉得这几个年轻导演的作品，对这个市场的促进意义重大。比如说，徐峥的《泰囧》，我觉得这个电影卖钱是有道理的，徐峥作为年轻的导演，第一部他还是很张弛有度的，他对整个讲故事的通俗剧的这个链条上还是相对完整的，另外搞得也很有意思，那是一个票房奇迹。应该说，《泰囧》之后带动的是年轻导演的黄金期，徐峥功不可没。包括后来的几部戏都不错，包括《西雅图》、《致青春》。其实这是一种现象，我个人认为早应该到来，已经姗姗来迟了，我们的希望在年轻导演身上，你哪儿能指望几个老导演啊，那才有几个人哪？观众越来越年轻化，当然他们更贴近年轻人，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是这样的方向，包括我现在要做的好莱坞大片，也是认为，如果我成功了，这些大公司就会去找“王艺谋”“李艺谋”，找更年轻的，这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凤凰娱乐：导演一直在跟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和剧作家进行合作，比如说莫言、余华、刘恒、严歌苓、邹静之等。目前有一个新现象，更年轻一代的作家开始做导演，比如郭敬明、韩寒，他们在年轻观众群体中有巨大的影响力，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凤凰娱乐：郭敬明的《小时代》也是乐视影业参与投资并发行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跟他进行过一些沟通？
张艺谋：我是在乐视当时还没有公开发行的时候让我看过一个内部的放映，看完后跟郭敬明也有一个对话，当时我自己在心里边其实有一些预感，觉得这个电影的意识形态可能会拿来被人说、被人抨击。但是，因为见年轻导演，我不能说太多这样的话嘛，我更多的是从导演功课的角度跟郭敬明聊了一阵儿，当然还有陆川导演。我说你的导演功课做的还是挺好的，挺流畅的，大概就说了这样的一些东西，因为现场都有人，还有俩机器在拍，就不是一个自然的谈话方式的环境，就这样简单地说了说。
凤凰娱乐：你确实收获过无数荣誉，也在不同领域尝试进行创作，而且还执导了一次受到普遍认可的奥运会开幕式。很多人半公开半玩笑地称您“国师”，这个称呼是否让您觉得很别扭？
凤凰娱乐：关于你的下一部电影，之前已经公布了将与好莱坞进行合作，目前也有很多种说法，现在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呢？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在这样的电影中有中国文化的元素，通过这样的渠道传播出去，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呢？就像奥运会开幕式一样的，虽然是一个大型的户外表演，但是它其实吸收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在推广中国文化这一点上，其实我觉得首先是要有一个普及，要有一个认可度，这个挺重要的。
凤凰娱乐：之前接触到一些国外的影迷，他们对你之前拍的像《英雄》《十面埋伏》评价很高，可能是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吸引到他们。但是你如果转换身份到好莱坞去工作的话，从创作者的角度也要面对一个市场需求的调整，了解美国文化和好莱坞文化，您是怎么考虑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
张艺谋：首先是这个故事要有中国文化的东西，完全我不懂的，我不会去拍，它一定要有中国文化的内容。他们看中我的，可能基于《英雄》《十面埋伏》这样类型的电影，看中我的是我的视觉叙述能力，还有我的东方元素，他们看到这种独特性。他们是赌啊，“这个让你来做，看是什么样的？”他们一定是这么赌，因为中国市场嘛。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一定要有我自己能把握的东西，我不能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对我来说挑战太大了，我应该还是有自己比较能拿手的或者说能发挥的东西才行。
凤凰娱乐：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好莱坞拍摄有这种有中国元素的片子，它会最后出现一个问题，有可能在北美市场接受度很高，会吸引到观众。但是反过来在中国的市场和文化情感的接受上还是有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你要是拍这样一部好莱坞大片的话，考虑更多的是北美市场还是国内观众？
张艺谋：首先，人家的投资公司就有要求，它现在就跟我谈的是要必须面向全世界，虽然中国市场是第二大市场，但是必须要面向全世界，否则这么大的投资收不回。我自己觉得很简单，还是把第一性的故事首先要拍好，全世界你不了解那么多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你怎么去迎合它？很简单，普通人就是爱看的一个好的故事，这是基础，没有其他的灵丹妙药。其次就是说，最终两个市场或者三个市场，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三大市场”，第一大市场是北美市场，第二大市场是中国市场，乃至亚洲市场，我觉得第三大市场就是欧洲、澳洲、南美洲等。其实不知道你拍成什么样会所有的市场都喜欢，这是大家都希望的事情，但是你现在不能想那么多。也许你不去想太多，这个市场怎么样，那个市场怎么样，你无法做到那么全面的考量。还是一句话，跟拍《归来》一模一样，静下心来，不受任何干扰，做好你自己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到最大化，这就是现在我要想的。
凤凰娱乐：《归来》在纽约进行试映，您和李安导演在纽约大学进行了一次对谈，我不知道您和李安导演有没有在私下进行交流？会不会参考他的一些拍摄经验和技巧，以便尽快地融入好莱坞工作的节奏。
张艺谋：我们那天结束以后就完事儿了，各奔东西了，太仓促，并没有细说。我觉得李安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个人“青史留名”的，他是我目前已知的游走于东西方之间两边都高度认可的一个人，这个很难，不是说你有双语的能力就可以了。我觉得可能多少年也就出这样一个人物吧，我很敬佩他，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那天在我们的见面会上，我问了李安个问题，你是怎么考虑两边都接受这个事儿的？他讲的也还是有一定的道理，说的是在第一层面的故事性上，通俗的故事性首先要获得认可，才可以了解深入了解你背后的文化内涵。我们为什么那么爱看那么多美国电影、美剧？你对那个文化背景完全不了解，一知半解，但是它在故事性上抓住你了，所谓的悲欢离合，所谓的戏剧，所谓的悬念，所谓的这种张力，它全都抓住了你之后，你就津津乐道地议论它，你就会一直追着它看，所以你就慢慢地好像也受到了一些文化信息的影响。你看完《绝命毒师》后，你基本上就知道美国家庭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电影和电视，这一点要特别要紧，一定是通俗剧的方式进去，别故作高深。所以，不要低看通俗剧，不意味着低俗，是贴近大众的一种观赏角度。尤其是现在的电影，“冷、偏、怪”的这种类型，除了在电影节得奖之外，48小时的风光之后，最后大伙儿都不看了，就过去了。基本上还是主流的通俗剧是一个观影的习惯主流，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要看这些东西，美剧是最典型的例子。你看《绝命毒师》《纸牌屋》《24小时》《绝望主妇》等很多这样的东西，其实很难拍的。
凤凰娱乐：新片多一些还是老片多一些？
张艺谋：新片多，主要是新片，我看最新的，比如让我点，我就看2014年的，我都不看2013的，就这种，我喜欢追着看。
凤凰娱乐：你是最早获得“三大电影节”首奖的华人导演，而且是首位获得奥斯卡奖最佳电影片提名的中国导演，目前来说，您是否还对奥斯卡有这样一种期待呢？
张艺谋：奥斯卡有它的规律，有它的游戏规则，因为它影响巨大，这个影响巨大我认为主要指的是在中国观众中影响巨大，好像得了那个奖，这就是天大的奖，到头儿了。李安为什么在中国的认可度特别高？他得过两次奥斯卡最佳导演，这就不用说了。其实你在欧洲，你问奥斯卡得了奖是不是就是最大的奖？也未必，欧洲很多人还很排斥它呢。
现状是这样子，其实你问中国导演，“给了你高兴吗？”他不会装清高，说“我不要，我看不上”，给了谁谁都是高兴的，但是真是那句话，它有游戏规则，也有限制，有很多东西是不可控的。我想，恐怕也没有一个导演是对准它去的，对准它什么去？你拍摄的是讲中文的电影，你只能对准那个所谓“最佳外语片”那一项去，其他你就没戏，别想，最多提名一下。你对准“最佳外语片”去，可是推荐权在电影局，你怎么能够知道你对准它去了，就能够推荐你呢？所以，你怎么可能在两年以前准备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就能够设想两年以后一定推荐你？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基本不可控的元素，我是替中国导演说，我觉得没有一位导演是一开始从剧本阶段就对准“最佳外语片”去的，不可能。导演们讲的都是真话，他是电影拍出来了，方方面面合适了，可能也水到渠成了，也获得推荐了，他可能动了心，慢慢想一想，可能接近一步算一步吧，大家谁也不想那么远，谁也不敢有那个把握。其实你要说在“三大电影节”，包括在全世界二类电影节上得奖的那个把握，远远大于奥斯卡，奥斯卡是一个要看运气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