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建斌认为，《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刑法》原来的有关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规定做了补充和完善，也强化了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网络安全管理责任，把信息网络上常见的、带有预备实施犯罪性质的行为，在刑法中作为独立的犯罪加以规定，把打击互联网犯罪的节点前移。
焦点一：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安全管理义务
这次《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第286条之一，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造成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有关情况做了明确规定。
【解读】
雷建斌：我个人认为适用这一条应该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网络监管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很多情况下，服务提供者的客户实施了犯罪活动，这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知情、串通，构成共同犯罪；另一种是不知情、没有串通。这里主要处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知道其客户实施违法犯罪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监管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他们的根本利益相同，大家共同去防范网络上发生的违法犯罪情况，防止违法犯罪分子利用网络服务进行违法犯罪。本条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做的规定。
第二，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刑法是最后一道屏障，是其他法律的后盾法。真正遏制网络犯罪，需要有效的行政监管，要发挥好行政法律法规等配套规定的作用。
第三，坚持主客观相统一。首先，有不履行安全管理义务行为，同时主管部门发出通知后，又有拒不改正这样的主观意愿，最后出现了危害后果，要追究责任。这里提及的“义务”是指关系到网络安全的义务，主要包括信息内容的安全，也包括信息系统本身的安全。
焦点二：设立传授犯罪方法通讯群组触犯刑法
《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中增加了第287条之一，按照规定，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进行了明确规定。
雷建斌：一是只要有证据证明为实施犯罪在网络上设立了这样的网站、通讯群组的行为，就可以作为犯罪追究。当然，从查处犯罪角度看，侦查机关应当尽可能将整个犯罪链条查清楚。但是如果其他环节无法查清，可以只按这一阶段行为追究。如果已经查清，就要按照具体实施的犯罪行为，以诈骗、贩卖枪支弹药、贩毒等犯罪追究。
二是发布有关制作或者销售毒品、枪支、淫秽物品等违禁物品、管制物品或者其他违法犯罪信息。比如犯罪分子要卖枪、贩毒，可能不承认这个行为，要按传统犯罪查，就要追查联系他到底把枪卖给谁了，但现在只要发布这样的信息本身就可能构成犯罪。如果确有贩卖行为，就要按相应的犯罪去追究；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只能证明他在网站上发布了信息，就按这个追究责任。
三是为了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在网上发布信息。与上一种行为不同的是，这种信息从内容上看不是像卖枪、贩毒那样违法性很明显，可能看起来是普通的卖房、卖车等信息，但是行为主体要实施诈骗，目的是要骗别人，这样也可以追究责任。如果最后有一款构成其他犯罪，择一重罪处罚。也就是说，如果不法分子发布了卖毒品等信息，实际上也卖了毒品，就按贩毒处理，而不能按照发布违法犯罪信息处理。
焦点三：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可被独立定罪
所以，专门对这种帮助行为《刑法》独立作出了规定，如有些人专门帮人去非法获取公民的身份信息用于办理大量银行卡，然后提供转帐、提取现金等的服务，帮助实施互联网诈骗的团伙，收取犯罪收益，逃避打击。这样规定后，如果实施的这些行为都得到查处，即使实施诈骗的人没有抓获，全案没有破获，但是有足够证据证明这个人实施了帮助行为，也可以对其进行独立定罪。
当然，该罪的刑罚相对较轻。如果整个案件查清楚后，发现其是整个犯罪集团里专门负责洗钱、转移资金的人员，那就将其作为犯罪集团中重要成员，按相应的犯罪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