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长篇小说《子夜》第一章，上海富商吴荪甫派人开车去接父亲，原文是这么写的：
汽车越走越快，沿着北苏州路向东走，过了外白渡桥转弯向南，那三辆车便像一阵狂风，每分钟半英里，1930式的新纪录。
这段话意思是说，1930年出厂的三辆雪铁龙轿车，以极限速度在市区飞驰，每分钟行驶半英里，创造了同款汽车的最快纪录。
每分钟半英里，每小时就是30英里，按1英里等于1.6公里计算，时速只有48公里而已，怎么能创造同款汽车的最快纪录呢？难道茅盾在开玩笑吗？
人家茅盾没开玩笑。
民国时期
北京街头的汽车都是进口货
1885年，世界上第一辆汽油车“奔驰1号”问世，三个轮子，没有传动轴，像自行车一样通过链条传输动力，最高时速仅仅16公里。
1908年，世界上卖得最火的福特T型车问世，四个轮子，四个汽缸，最高时速仅仅40公里（几年后提速到每小时70公里）。
1928年，执掌东北军政大权的张学良少帅拨款80万块大洋，让人试造汽车，造了三年，才在外国工程师的帮助下组装了一辆轻型货车，发动机是从国外买的，车上一切电气设备也都是从国外买的，我国工程师只负责车厢和组装。造好以后，大家试车，油门加到最大，时速才32公里。
整个民国时代，我国科技落后，经济薄弱，加上战争频发，时局动荡，科研条件和工业制造都落后于西方强国，自始至终都没能制造出一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如果我们回到民国北京的街头，看到的所有汽车都是进口货，既包括方向盘位于左侧的美国福特和雪佛兰，也包括方向盘位于右侧的法国雪铁龙和莱纳脱。如果到了天津租界和上海租界，偶尔还能看到德国的奔驰、英国的劳斯莱斯、美国的林肯、斯蒂庞克等豪华品牌。所有这些汽车的设计时速其实都很低，例如莱纳脱轿车的时速低于50公里，林肯七座豪华轿车的时速低于75公里。1929年出厂的劳斯莱斯幻影Ⅰ代和1929年出厂的宾利blower，最高时速倒是超过了100公里，可惜没有大规模量产，更没能进入中国市场。
慢车时代陆地上一切交通工具都很慢
民国时期堪称“慢车时代”，当时陆地上一切交通工具都很慢。1924年，鲁迅从北京去陕西讲课，7月7日从前门搭上火车，7月14日才抵达西安，现在几个小时的车程，他老人家走了整整一个星期。
1933年，郁达夫去浙江旅游，从朋友那儿借了一辆汽车，从杭州开到富阳，行程42公里，路上花了两个小时，平均时速21公里。然后他又从桐庐开到杭州，行程90公里，下午3:30出发，晚上7:00抵达，路上花了三个半小时，平均时速26公里。
1934年，薛绍铭在云贵川一带旅游，他搭乘汽车从三台去绵阳，车速是每小时15公里。1935年6月，薛绍铭又到广西旅游，早上6:00搭乘长途汽车从庆元往六寨方向进发，次日晚上6：00才到达，行程300公里，走了整整两天零一夜。然后他又从六寨去独山，行程80公里，“车很旧，行走迟缓，走一段歇一段，路上花了4个小时。”（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中华书局1936年8月第1版）
1943年，地主恶霸刘文彩乘坐福特牌小轿车往返于安仁古镇和成都市区，单程60公里，他要开上5个小时。
由此可见，茅盾笔下那几辆1930年出厂的雪铁龙汽车最多只能开到48公里的时速，实际上还是比较合乎史实的。
路况太差长安街都只有两条机动车道
民国车速慢，一是因为动力不足，风阻偏大，汽车制造水平远远不如今天，二是因为当时路况实在太差。
民国前期，北洋军阀当政，北京是首都，全城居然没有一条双向四车道的路段，包括长安街都只有两条机动车道，中间路面高高隆起，走汽车和马车，两边路面铺设在阴沟上面，走行人和人力车。绝大多数行人都不懂交通规则，乱走乱撞，很容易出事，这且不说，路面还很脏，雨天污水遍地，晴时尘土漫天。
1926年6月28日，吴佩孚的专车开进北京，那时候西长安街刚刚铺上柏油，东长安街还是条砖铺砌，过了这段路则全是黄土。吴佩孚的座驾是美式军车，车身极重，把土路碾出两道白亮亮的车辙，南风一起，灰尘漫天，宛如丝绸之路。那天鲁迅出来买药，刚好见到吴佩孚进城，他只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车中人看不分明。是啊，灰尘那么大，过往行人看不见吴大帅，给吴大帅开车的司机也看不清过往行人，车速一快，必然肇事。
上海开埠早，发展快，晚清就开始修公路，路况之佳居全国首位，但是人太多，英租界和老城区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5万人，比现在都拥挤，碰上大型节假日，开车上街无异于自杀。不信且看民国小说《人海潮》第十五回描绘的一段场面：
马路中万人如海，静安寺拥挤如潮，口中衔一段雪茄烟头，手轧住了，只能向空乱唾，唾到楼下看客口中，嗤的一声，烧焦舌子，也不能伸手挖出，其轧如此。妇女身怀六甲，挺着一个大肚子，偏要去看，丈夫保护胎儿起见，替她粘上一条油漆未干的纸条，依然无效，往往一个人出门，两个人还家。
您想想，街上这么多人，怎么能顺利开车？即使把车开上街，又怎能把车速提上去？完全不可能嘛！
北京和上海的路况尚且如此，偏远地方更不必说。
云贵川一带地处偏僻，万山耸立，人们出行很难，世世代代依靠步行和骑马，民国初年几乎连一条公路都没有。云南省主席龙云买过一辆汽车，从香港进口，过了广东就没法开了，因为路况太差，根本开不过去，只能就地拆散，用马把零件驮到昆明。1921年7月，河南省财政厅长薛笃弼去安阳考察，他乘坐一辆美国道奇车，设计时速90公里，却只能按照20公里的速度往前走。因为路基是石头，路面是煤渣，大雨一冲，煤渣散了，露出高低不平的石块，必须拣路走，曲里拐弯走S形，走着走着，“嘭”的一声，拖底了。倒车，转弯，没走多远，“哧”的一声，轮毂撞石头上了。这种路怎么能开快呢？再好的车也得像蜗牛一样爬着走。
限速初期时速不超过12.67公里即可
说完了民国时期的路况，我们再看看民国时期的限速。
民国刚建立那会儿，全国都没有限速，最多像《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例》、《大清律例》规定的那样，禁止马车在闹市区疾驰，至于限速多少，都不提。为啥不提呢？因为科技落后，没有可靠的测速设备，执法者全凭一双肉眼。只有在上海租界、天津租界、广州沙面、北京东交民巷，像这些由外国人说了算的租界区，才可能援引他们本国的惯例，制定一个不太严格的限速标准。
1917年，在东交民巷的影响下，北洋政府治下的京师警察厅发布一张通告，第一次为北京司机制定了限速标准：“自用及营业各汽车行驶速率，至快每分钟以营造尺六十六丈为限，不得逾越。”这里的“营造尺”沿用清末改革度量衡时的数据，每丈3尺，每尺32厘米，每分钟以营造尺六十六丈为限，意思就是时速不得超过12.67公里。
1927年，国民党推翻北洋军阀，将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北京改称北平，北平市政府公安局调整限速标准，规定市内汽车行驶速度每小时不得超过25英里，繁华地段行驶速度每小时不得超过10英里。换算成公里时速，相当于市区平均限速40公里每小时，闹市区平均限速16公里每小时。
如果超速行驶，会得到什么处罚呢？北洋时期的政策是拘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策是罚款，每超速一次，罚款5块大洋，按购买力折合人民币几百块钱。
不过大家可以想见，民国时期汽车匮乏，拥有私家车者非富即贵。贵人超速，交警不敢罚；富人超速，他们不怕罚。当年犹太富商哈同在上海开发房地产，他老婆烧包得很，每次开车上街，一定故意超速。巡捕房说：“下回再超过限速，罚你5两银子！”哈同太太压根儿不在乎，“恒怀钞票数十金，疾行于南京路，巡捕干涉，则如所罚之数予之。”（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这个阔太太兜里揣着巨款，交警开她的罚单，她当场交钱，完了接着超速。我估摸着，《子夜》里吴荪甫的雪铁龙汽车胆敢开到时速48公里，应该也是因为不怕罚款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