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一汽成立30周年之际，陈祖涛(前排左二)陪同姚依林(前排左三)参观
(文/口述陈祖涛/整理欧阳敏)
从鲍曼工学院到一汽的第一名职工
1945年5月，苏联全面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前夜，我读完了10年级，并在当年夏天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苏联著名的鲍曼工学院。鲍曼工学院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创办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可是入学后麻烦就来了。鲍曼是一所半军工性质的院校，它的坦克、仪表、火炮、核能等尖端专业是不面向外国人的。我原本报考的是机械系，学校却把我分到了焊接专业。上了个把月的课后，我才发现这个专业不适合我，于是找到系主任日别列夫要求转系。他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最终转到了机床与工具专业。
就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1946年，蔡畅同志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妇女大会路过莫斯科专程来看望我们。当她看到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破衣烂衫，心疼得流下了眼泪。她回国后立刻向中央汇报了我们的境遇，中央也及时采取了三个措施：
第一，蔡畅利用第二次到莫斯科的机会给我们带来了一批黄金，让我们换钱改善生活。对这笔黄金的兑换，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个原则——为了安全，只到国营银行去换。这件事由我来负责。我先拿了一小部分去兑换，很顺利。但第二次就出事了，银行的工作人员对我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外国人，哪里来的那么多黄金？于是我被带到内务部门接受审查。当时我还算沉着，告诉他们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后代，在莫斯科读大学，因为生活困难，国内的亲人给我们带来一些黄金。他们想知道这件事，可以问联共中央领导。结果，内务部门的人一查，果然如此，就把我放了。以后我就很顺利地把这些金子陆续换成卢布，我们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第二，和联共中央联系，要儿童院继续关照我们。儿童院原来由共产国际管理，后来交给红十字会管理。我们离开儿童院读大学后儿童院就再也没有管过我们。蔡畅同志就我们的生活问题和联共中央交涉后没多久，红十字会派了一个叫舒米洛夫娜的女同志来到我们这里，她告诉我们，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发服装。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于是，我们每个人皮鞋、西装、大衣、内衣，从头到脚焕然一新。这里面还有一个误会。我们领服装的地点是红十字会，巧的是，红十字会和克格勃两个机构紧挨着。“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整蔡畅的侄女蔡转，说我们的“留苏同学会”是特务组织，是克格勃控制的，其理由就是我们到克格勃领过衣服。蔡转那时被整糊涂了，也记不清楚具体地址，竟记成了到克格勃领衣服。1976年我到蔡转所在的武医二院治病，和她谈起这件事，我告诉她，我们领衣服的地方是红十字会而不是克格勃，这才帮助她解脱了一个历史包袱。
第三，罗荣桓和王稼祥同志让我们组织起来。1947年，罗荣桓和王稼祥两家人一起来苏联治病。他们经常来看望我们。我们向他们汇报了全体留苏同学的现状。罗荣桓同志表示，东北野战军马上会支援我们一批物资，解决我们的生活困难，同时要求我们组织起来，加强学习，了解国内的形势发展，争取早日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他们的关照下，我们很快就成立了“苏联中国留学生会”，经过民主选举，由我、刘允斌、张芝明三个人负责具体工作。因为我在“柳克斯旅馆”有一间房子，所以“苏联中国留学生会”的活动都在我这里举行。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新中国的第一任驻苏大使就是王稼祥。我们当时的心情可以用狂喜来形容。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我们的父辈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建立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10月6日，王稼祥大使到莫斯科来的那一天，全体留苏同学一个不少，都到车站去迎接他，那个心情就像去接自己久别的亲人。
鲍曼工学院的学制是六年，照理讲，我应该1951年6月毕业。因为急于要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和同学赵施格2月就提前毕业了。
1951年的夏天，我们见到了周总理。总理说，你们出去看了一圈，对国内的情况有了一点认识，下一步有些什么打算？我们表示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总理很高兴，问我们，你们学什么专业的？赵施格说，我是学钢铁的。总理说，那好，鞍钢正在恢复建设，你就到鞍钢去吧。我说，我是学机械的，我在苏联的主攻方向是汽车，我的实习都是在汽车厂进行的。总理说，那好极了，你再回苏联去，苏联援建我们一百多个项目，其中汽车筹备组正在苏联谈判，你以第一汽车厂代表的身份去参加谈判。说完，他又当场给驻苏大使张闻天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就这样，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我成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名职工，从此开始了我为之奋斗终生的汽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