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夏龙才、吴泉元、梅建初、金洪德、倪永明、顾龙根、沈鑫森、戴忠德
采访人：金大陆、刘惠明、胡浩川、王文娟
整理：王文娟
地点：上海市青浦党校华科路158号B区103室
口述者简介：
夏龙才，1953年生，中共党员。1972年12月参军。
吴泉元，1954年生，中共党员。1972年12月入伍。
梅建初，1954年生，中共党员。1970年下乡插队，1972年入伍。
金洪德，1954年生，中共党员。1972年参军。
倪永明，1952年生，大学本科。1972入伍。
顾龙根，1954年生，中共党员。1972年12月入伍。
沈鑫森，1943年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1961年入伍。
戴忠德，1941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师。1961年入伍。
当年，我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23训练基地。现在，我讲述接到救援唐山地震的命令，直到9月22号撤离唐山的过程。
我们这个训练基地，本来是搞导弹的，在秦皇岛。1972年12月15日，我们在座的六位（夏龙才、吴泉元、梅建初、顾龙根、金洪德、倪永明）是一起从上海青浦参军过去的。我们先在南京第三海军学校呆了三年，1975年年底移防到秦皇岛，当时在锦西，现在叫葫芦岛市。
7月29日，我们接到了救援的命令。命令下达后，我们海军基地大概派出了20辆解放汽车，成立了一个救援营。我们团临时组织了一个连（不是所有的人都去的），我们都参加了。当时没有经验，不知道具体应该做什么，只带了一个背包，带上了枪，就这样出发了。
一路上桥梁断了，公路也不起作用了。在正常情况下，锦西到唐山，开车四五个小时就能到了。谁知我们在路上走了将近三天，直至31日下午4时才到达唐山：一是附近有大山，天下大雨，山上的水冲下来车子没路可走；二是车子还发生故障，后来通过电台联系了修理工才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基本没有在公路上走。
到达唐山的地点是沟东北后街，我们也就在那里抗震救灾。第二天，领导现场召集说了情况。我们部队的任务是：第一，救人；第二，挖人，就是把埋在里面的人挖出来，能有活的就活的。工具没有自已想办法。一开始我们住在铁路上，记得头一个礼拜，我们的被子都没打开过，背包当枕头；后来住在唐山二中的操场上，搭的帐篷是部队想办法带过来的。唐山的余震不断，放在脸盆里的水，盆底下一点点，都能被余震晃出来，可见余震的能量特别大。
说实话，我们这支部队在唐山就是挖死难者，活人基本上没救到，这是后话。8月1日，我碰到一个小女孩，17岁，是在唐山下面一个县里插队落户的。她跪在我面前说：“解放军叔叔，能不能救救我。我家里父母亲都压在下面好几天了，我怕他们不行了。”我就把任务布置下去，跟着到了她家。小姑娘自己没受伤。她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嫂子，外加小侄子，五个，还有两个弟弟，一共两部炕：爸爸妈妈、两个弟弟一部炕，哥哥嫂子跟她的小侄子一部炕，侄子很小，一岁都不到。东北的房子，是棱上面加厚的梁，房子整个扑下来了，不得了。我们掀开一看，人基本上都是在睡眠的状态当中。哥哥嫂子如果不是被蚊帐缠着，应该是能出去的，小孩在他们夫妻俩中间。一家七口全遇难了。我们没有任何口罩等防护用具，天太热，太阳一晒，一蒸发，人死后的气味特别臭。人扒出来以后埋在哪里？用什么来裹啊？她哥哥是新婚，我们就把他家箱子撬开，把里面的被子拿出来裹上。后来来了指令，要把尸体装在车上运到郊区去。
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按分配的任务，每家每户去扒，后来操作得都很熟练了，把被子铺在地上，两个人用撬翻过来一裹，就把尸体裹起来了。大约过了个把礼拜，空中投放了装尸体的塑料袋供当兵的使用。再后来，口罩也有了，手套也有了，可解决不了大问题啊！我们先把牙膏、后把捣碎的大蒜放在口罩里面，再把口罩戴在脸上，相对好一点。防毒面具是半个月以后才发的。苍蝇满天飞。有的尸体埋得久了，蛆从鼻子里、眼睛里钻出来，手上的皮像水泡一样，全部要装进塑料袋里。当时很多死难者是被活着的家人埋在自家门口的，后来有命今说，这些死难者需要重新挖出来，运到郊区去埋。我们撤离的那天，还有大姑娘的辫子露在边上，叫我们去挖呢。从内心讲，谁不忌讳啊？但当兵的没有任何的选择，必须这样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搭简易棚，就是帮活着的人暂时解决居住的问题。
毛主席逝世时，我们还在唐山，是一级战备；毛主席逝世后，我们就撤出唐山了。
海军23训练基地吴泉元：获救的市民没水喝、没食物吃
车子进入唐山郊区，我们就看到路边堆着很多死难者。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岁刚出头小年青，都有些害怕的。其中一个辽宁兵，人都发抖，像小孩一样把脸捂起来，那个惨境可想而知。
那个味和整个空气中弥漫的味混在一起，逃也逃不掉，吃的东西都要吐出来。我们附近两百米处有一个冷库，断电之后，冷库里面的肉都烂掉了。我们是真遭罪了。风一吹，整个都是呛人的味道。所以，你想把臭味去掉，那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部队带了很多东西去，包括大米。但是大米没用，没有水烧。罐头肉即使吃下去了，也会吐出来。后来大家集体消瘦，一百二三十斤的身体，最后只瘦得八九十斤、一百来斤了。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我们还是得坚持干活，坚持去废墟挖人。我只讲一件事，我们去的时候，都是穿着海军服，后来给发了陆军服。衣服的背后全都是白的，什么东西啊？汗干了湿，湿了再干，是汗水中的盐，起先只有一圈白的，后来整个都是白的，你想想我们出了多少汗了。全是汗，不停地出汗。
整个空中都是臭味，戴防毒面具也没什么用；但还是要戴。到最后，我们那个连队挖了八百多人。唐山地震的救灾工作，都是很原始的，起先是用手扒，后来用铁锹挖。如果像现在有生命探测仪、挖掘机等先进设备的话，救出的活人应更多，因为当我们二十多天后，还能挖出完整且没有腐烂的尸体，说明这些人刚死没几天。
海军23训练基地梅建初：防毒面具我们班只有一个
我们一班去了八九个人，我是班长。当时只知道是抗震救灾，具体不知道去执行什么任务。天下大雨。那时候我已经有了手表，走的时候特地把手表都留下了。领导说了就去，军人就是执行命令。
我们在唐山坚持到九月底了，天开始凉了，老百姓也要开始准备过冬了。我们走了以后，由陆军接替给灾民搭简单的抗震棚。
海军23训练基地金洪德：因路上车子太多，又有大大小小的坑，车子走得很慢
我们是29号晚上接到命令的。当时我在汽车排小车班，领导告诉我要到唐山去执行任务。我们部队的聂政委是老红军，当时派了一辆警务车，我负责给他开车。晚上下起大雨。营部大概三百多人，走的时候大概十几辆车子。
跑了五六十公里，到了绥中河。沙河大概三百米左右宽，没有桥。如果不下雨的话，车子就到河里跑；下雨的话，洪水过来了，车子就过不去了。在路上碰到沈阳军区的40军，他们属于野战军，什么东西都带了。我们就是一个车子，一个人一个背包。他们的车子快一点，只有一条公路，在我们前面，所以他们先到绥中。我们到绥中的时候，被河水堵住了，几百辆车子没法过，都是部队的车子。我开是指挥车，就到前面去了，和40军的领导在一起。后面的车子没法走，车子停了十多公里长。
领导们一看，这雨还在下，河过不去，好多车子都陷在绥中。但是命令是限定到达，于是与40军首长商量，由40军首长请示，给沈阳军区司令部发报，说路上过不去。司令部回复：你们用人把车子抬过去。我们车子上没几个人，陆军部队就帮我们抬。我记得共有三部吉普车，是陆军兄弟帮我们抬过去的。我们到县政府，希望他们把部队车用拖拉机拉过去，就跟他们领导说，你们能不能用喇叭叫一叫，把所有的拖拉机集中起来。因为我们是一个营，沈阳军区是一个军，有好几万人，我们跟在他们后面，大家都在一条路上走。
我们做驾驶员的就在县府大院边等着。结果就听见屋里在吵架。县里的领导说，你们先付钱，我再用喇叭叫，把所有的履带拖拉机都叫过来帮你们拖。后来听说，40军下面的一个129师师长，脾气暴躁，说：“情况紧急，我们肯定给你付钱；你们先拖，我们由后勤人员来跟你们结账。”县领导说不行，非先付钱不可。讲来讲去讲不通。师长就说：“你再不来拖，我今天就一枪毙了你。我们现在是在打仗，你必须把我们拖过去。”县领导说：“你以为我还真怕你？你敢打我么？”只听“嘣”地一声，警告的枪声就响起了。我们赶紧从车子里出来，发现师长出来了，在那里愤愤地说：“打仗的时候，连市长都不怕，我还怕你一个县长么？马上给沈阳军区司令部发报，说我打人了。”县领导看到师长真的动怒了，就开始叫喇叭，拖拉机就来了。
拖拉机来了以后，一看几百辆车子，哪里拖得了。于是首长研究后命令从绥中返回兴城，想把车子拖到火车上，通过铁路桥过河。谁知到了兴城一看，铁路桥也坏了，只得又回到绥中。那时桥已经由沈阳军区的架桥部队架得差不多了。那晚就住在公路边的车子上，这是第一个晚上。
第二天（30号）到山海关了。因路上车子太多，又有大大小小的坑，车子走得很慢。在山海关海军机场（就是林彪逃跑的那个机场），我们又住了一晚。记得唐山地震的时候，陈永贵来了，我们就把路让开，让负责指挥的领导的车子先过。我们部队从驻地到唐山，大概三百多公里，平时一天就跑到了，这次竟然走了三天。
海军第二炮兵学院倪永明：尸体真的太臭了
在唐山，我的主要任务是搞新闻报道。31日部队已经到达现场了。我们海军二炮学院组建了一个营，叫“抗震营”，一共有三百多人。当时的情况与其说是艰苦的，不如说是残酷的。河是干的，基本上没水；桥梁是断裂的，路是开裂的。我去现场看了，看到的都是解放军在用手扒，什么设备也没有。唐山这种抗震方式，除了政治原因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生产力落后。
我们搞新闻的，白天是采访不到的，大家都在干活，我也会参与到其中扒人。只能晚上到帐篷里去采访。当时领导嘱托我们搞一个《战地前线报》，都是用手刻的。我们一共三个人，记得一共出了五六十期简报，同时，我们也为《海军报》写稿。我还与解放军报记者合作写了一篇通讯，报道了抗震救灾的红军老战士和年轻战士的具体情况。当时环境不好啊。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冷库，里面的肉臭了很难闻。这个冷库后来被炸掉了。
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小故事。我带来一个台灯，记得送给我的老乡姓吴，之前一直跟我有联系的，前年去世了。他家是丰南县农村的，女儿在唐山市里工作。我记得地震大概十多天后了，我正好要出门采访，他骑了一个自行车，拿了一个塑料袋过来了。他跟我说：“我要去找我的女儿。”我问他：“你女儿在哪里？”他说地震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不知道怎么样了。我就跟他去了那个地方，一栋三层的房子，都扑到地上了，当兵的正在那边挖了。我问他：“你女儿还没回来，这么久了，你还认得她吗？”他说：“我女儿有个特征，两个辫子特别长。”后来挖出来了，确实有这么一个长辫子的姑娘，但是已经腐烂了。我们部队的战士就帮他把女儿抄起来，装在袋子里，老人自己拿回去安葬了。这个老乡很感激我们，他是搞灯艺的，就做了个台灯留作纪念，还留下了联系方式。
救灾的时候，还听说了一些笑话。郊区农村里房子倒了，有个贫困人家被埋在下面，隔壁的富人没有被埋。穷人就在下面喊：“救命啊，你们救救我啊！”富人就说：“我还救你，救你出来批斗我啊。”文化大革命嘛，大家都批斗地主富农。晚上，休息时听救灾战士讲这些事情，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撤离的时候，老百姓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子弟兵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子女，也不一定能做得到。”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尸体真的太臭了，真的要叫自己家的小孩去扒尸体，他们未必动得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用双手把尸体从废墟里扒出来，什么工具也没有的。尸体上的皮就沾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有时候尸血都沾到自己身上去了。这种场面，他们看到之后，确实很感动。
海军第二炮兵学院顾龙根：半夜里经常听见“突突突”的枪声，因为有趁机劫财的
抗震救灾时，我在部队的汽车班，接到的命令是运输。
我对唐山有几个印象。
记得刚进灾区一个礼拜左右，半夜里经常听见“突突突”的枪声，因为有趁机劫财的。背枪巡逻有北京部队的，也有当地民兵的。他们不参加抢救人，而是防守一些要害的地方，发现情况是可以开枪的。有一次，我们坐在车上，飞来的子弹从一个东北兵的脑袋旁十公分的地方擦过，差一点就没命了。这个印象比较深。
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孤儿，怎么来的不记得了，一个大概五六岁，一个稍大一些六七岁，在我们班里呆了五六天。居委会说：“白天由你们这带着，晚上我们带回去，也不影响你们休息。”
后期，用水相当紧张。我们中途又回来一次。我们这个汽车中队，有拖车、吊车、消防车、冲洗车。回来以后，我带了一辆消防车，一辆冲洗车。运水到唐山后，居委会组织大家来领水，帐篷外排队几百米长。我们后期主要做这些工作。
铁道兵沈鑫森：晚上用马灯、手电筒抢险，昼夜奋战
我们俩个是解放军铁道兵11师的。铁道兵有“三荣”的口号：“艰苦为荣，劳动为荣，当铁道兵光荣。”我们去的地方，都是路不通的地方，等路通了，我们就走了，所以流动性很大。我1961年8月份从上海应征入伍到福建，以后又转战江西、内蒙、陕西，兜了一大圈，后来到河北。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时候，11师正好驻扎在河北滦平县。
当年7月中旬以来，燕北地区下起了多年未见的暴雨，我所在部队正在紧张地抢修京通铁路。28日凌晨，我师机关驻地也有明显的震感。那时，在师司令部军务科任参谋的我，正和师参谋长等三人，从修理营防洪回来，刚踏进宿舍门，就听见房屋的震动声。求生的本能使我喊起同室睡着的战友，一起跑到门外，顶棚就哗啦啦地塌下来了，好险呀！住在其他室内的战友们也都迅速奔到室外，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是哪里发生了地震？震中在哪里？一时谁也说不清。但大家很快意识到部队要执行抢险救灾的任务了。
到达唐山时，天快暗下来了，见到的是一片令人伤心的凄惨景象，高楼倒塌，烟囱拦腰折断，电线杆东倒西歪。只有部队的车子才能进出。群众伤亡惊人，受伤的群众大部分还躺在公路旁，等待救援。野战部队正冒着余震的危险，在废墟堆寻找、挖掘伤亡的群众。由于担负的抢险任务不同，我们无法与野战部队并肩战斗，而是匆匆地驶向抢修铁路的目的地。但是我们当时找不到路，民兵都是从天津过去的，他们也找不到路。
抢修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马上安营扎寨。铁道兵流动性大，所以条件艰苦惯了，帐篷啊，后勤保障需要的粮食、物资啊，都是自己带去的。我们部队就在铁路两旁，借用农民的农田和菜地搭帐篷，睡的都是我们自己带的铁床。帐篷因为搭在农田里，铁床的铁皮往下沉，差不多接近泥土了，蚊子特别多。帐篷内外一样炎热；喝的是就近自挖的井水，又苦又涩；吃的是自带的罐头食品加咸菜，没有味道。
我们边安家边勘查现场，展现在眼前的情景令人吃惊：铁路路基遭到严重破坏，有的地段路基下沉、开裂、冒浆；有的地段钢轨位移、扭曲、拉断；沿线有几十座桥梁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抢修的难度很大，任务很重。
连续超强度的作业，战士们一个个消瘦了，有的还负了伤，令人心痛，可是限时通车的命令不等人，不允许有丝毫的怠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祖国需要我，我就要为祖国作贡献。
铁道兵戴忠德：许多战士、干部患了痢疾
铁道兵十一师比较靠近唐山的师，就是我们部队。我当时在师后勤部物资科任助理员。
8月1日早晨，我随参加抢修部队从滦平乘汽车前往唐山，进入唐山，我们看到的景象十分惨烈。先期到达的野战部队的战士们正在废墟堆里用双手搬开砖瓦、杂物，寻找有没有活着的人，并将一具具遇难的尸体挖出来，放到汽车上运到郊外掩埋。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难闻的腥臭味。
唐山地震破坏性巨大，一路上我看到有的地段铁轨成了S形；有的地段路基垮塌、开裂；汉沽大桥8米粗的桥墩拦腰断裂……我知道，这次要比我在1962年参加鹰厦铁路线大禾岭段因暴雨引发的塌方抢修困难得多。
我们部队到达抢修地点后，我就前往师指挥所报到。我清楚地记得兵部郭副司令员对我师杜政委说：“这次抢修铁路任务，我是总指挥，你是副总指挥。我是在国务院几位副总理那里立过军令状的，如果10天内不能抢通铁路，我俩就准备上军事法庭！”可见首长们压力很大。从那时起，杜政委就在汉沽工地三天三夜没睡觉，一旦发现问题就及时研究对策，采取果断措施，保证抢修顺利进行。我们铁道兵为了把河基清理出来，很多战士就直接泡在水里，有的连长在水里泡了二十多个小时。因为只有把河基弄好之后，才能搭枕木垛，铺架临时便桥。我们当时的设备没有现在这样先进。很多地方是一镐一镐挖出来，一炮一炮打出来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师指战员日夜奋战，终于在8月7日提前三天抢通京山铁路，首长们这才松了口气。
第二天一早，部长首长通知我：你马上带10辆解放牌汽车到天津铁路局仓库去拉抢修用器材，驾驶员和车辆已在等了。我说，坚决完成任务！我们来不及吃早饭就出发了。沿途有的路面开裂，有的下沉。许多桥梁损坏、倒塌，有的临时修了便道，有的河面上架着舟桥，所以汽车开不快，我心中非常着急。
当时唐山正值炎热的夏季，气温非常高，我们每天都是汗水湿透衣服。吃水都困难，更没有办法洗澡、洗衣服；住在野外搭的帐篷里，晚上蚊子多，睡不好；白天苍蝇特别多，个头特别大，弄不好就飞进菜里汤里，许多战士、干部患了痢疾。几天来，我忙于了解抢修器材供应情况，哪里需要就往那里分发，一天天地劳累，我也患上了痢疾，但偷偷地坚持着，不吭声，想熬一熬会好的，就把生大蒜捣碎了直接吃，吃得胃都痛了。不料，三天后被卫生员发现我病得很严重，我这才不得不被他们送回师部医院治疗。
至今，我仍为没有等到抢修结束而感到遗憾。
（原题：“上海的光荣与骄傲——上海’青浦兵’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