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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1湖北
开创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是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在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基础上开始筹建的，原名为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10月1日正式命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解放战争东北战役期间，东北电影制片厂迁至黑龙江北部的一个小城兴山，1949年长春解放后又搬迁回长春。1946年，袁牧之从苏联学习归来，被任命为第二任厂长。1948年，当时地处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已建厂三年，初具规模，袁牧之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场，他提出了七种影片的生产计划，即新闻片、故事片、科教片、美术片、翻版片、幻灯片、新闻照片，其中翻版片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译制片。
袁牧之看到，当时所放映的苏联电影都是原版的俄语电影，有些电影加上了一些中文字幕，但还是让观众难以理解，于是产生了要为这些电影配上与演员表演同步的汉语对白的想法。1948年7月的一天，他找到当时厂里编导、表演能力都很强的袁乃晨商量此事，他们的想法一拍即合。袁乃晨是部队话剧演员出身，既有艺术才华又朴素干练，他只身来到哈尔滨南岗区的莫斯科电影院，找到苏联影片进出口公司的总代理聂斯库伯，与他商洽翻译苏联影片的业务。起初，聂斯库伯不太相信东北电影制片厂能够做好苏联电影的翻译，几经周折，在袁牧之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袁乃晨终于与苏方签订了为苏联电影做翻译配音的合同，一个月后，他们拿到了第一份准备翻译的电影台本《马特洛索夫》。袁牧之和袁乃晨马上组织人员，安排设备，全力以赴地开始了译制工作。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一步步地摸索，一次次地试。又因为还处在战争时代，所以影片做做停停，辗转兴山、齐齐哈尔、长春三地，历时8个月，终于在1949年5月完成了全部的译制工作。
《一个普通的战士》的译制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人员，他们毫不懈怠，一部又一部地译制新片，仅在1949年的下半年就接连完成了另外两部苏联电影的翻译，即《俄国问题》、《伟大的转折》。第二年的产量更令人咋舌，多达31部。东北电影制片厂生产的译制片不仅在北方上映，在南方也同样受到欢迎，尤其在具有中国民族电影光荣传统的上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些译制片令上海的观众耳目一新，更激发了那里的专业电影界同行开展电影译制的热情。
1949年冬，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刚刚成立就接到中央电影局要求其在第二年完成10部电影翻译的任务，组长陈叙一随即带领周彦、寇嘉弼、陈锦荣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参观学习了于彦夫任译制导演的《伟大的转折》全部译制过程，向那里的同行学习经验。陈叙一一行于年底返回上海，马上就开始准备第一部电影的翻译工作。1950年3月，《团的儿子》（即《小英雄》）的译制工作全面展开，担任翻译的是陈涓、杨范，导演是周彦、寇嘉弼，配音演员有姚念贻、张同凝、陈松筠、邱岳峰。他们白手起家，克服重重困难，27天后，成功地完成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历史上的第一部作品。
二、《葡萄熟了的时候》
从1950年开始，新中国的译制片生产就像成熟了的葡萄一样，进入了收获的黄金时代。那时主要是中文配音版译制片，也有少量的中文字幕译制片。建国初期，我国在文化上是比较开放的，进口电影国家的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时进口的完全是苏联电影，后来扩大到东欧国家，在后来扩大到整个亚、非、拉、欧诸国。文革前，中国只引进过一部美国故事片，1960年由上译厂译制公映的进步影片《社会中坚》。
这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有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的《伊万雷帝》；普多夫金的《海军上将纳希莫夫》；莱兹曼的《金星英雄》、《被开垦的处女地》；高尔基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文学名著改编的《罗密欧与茱丽叶》、《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没落之家》、《上尉的女儿》、《红与黑》、《牛虻》；反特影片《山中防哨》、《海底擒谍》。战争巨片《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战役》对中国以后拍摄的同类型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保尔柯察金》和《丹娘》是那时中国青年心中的偶像，他们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马克.吐温小说改编的英国影片《百万英镑》由大明星格里高利.派克主演，迷倒了大批中国观众；“好人的儿子是好人，贼的儿子必定是贼”这一宿命论来自轰动全国的印度影片《流浪者》，《拉兹之歌》传唱至今；罗马尼亚影片《多瑙河之波》让中国人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接吻镜头”；日本进步电影《箱根风云录》、《不、我们要活下去》，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罗马11时》使中国观众了解了劳苦大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状态和悲惨命运。
三、《艰难时世》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6月17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来长影视察，观看了译制片苏联影片《盲人音乐家》的台词录音。总理对译制片演员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们的工作是“幕后英雄”。并说可以把配音演员的照片印上译制职员表。这是对译制片创作的莫大鼓舞。
四、《不该发生的故事》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一场空前浩劫降临中国大地，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外国电影的译制也不可避免的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六、七十年代，中国和苏联发生意识形态分歧、甚至发生边界冲突，两国彻底断交，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内部阵营的分裂，很多原来与中国交往密切的国家随苏联一起孤立中国，电影交流的大门就此关上了。结果是，中国身边只剩下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几个好兄弟，“文革“期间的译制片几乎全部来自于这几个国家。这时，长影、上译的创作、生产、队伍、制度也遭到严重破坏，1967——1969年长影的译制片处于停产状态，到1970年3月才恢复生产，译制的第一部影片是越南的《森林之火》，因为译制片主创都被下放到农村做了农民，所以由留厂的故事片演员担任配音，表演艺术家梁音就是此片主配之一。长影的译制片主创在1972年译制
195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为配合部队作战、训练以及科研需要，开始译制以苏联为主的军事教育片、纪录片和科研片。1969年，八一厂开始译制外国故事片，当时主要是内参片。
北京电影制片厂在1973年也开始进行译制片生产，像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罗马尼亚的《沸腾的生活》、《爆炸》均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北影。
“文化大革命”时期，最高权力集中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尽管全国老百姓只能看八个样板戏；“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却要看很多的“内参片”。于是，上译、长影、八一厂先后都接受了译制“内参片“的任务，上译译制了美国名片《魂断蓝桥》、《鸳梦重温》、《琼宫恨史》、《音乐之声》、《美人计》；英国的《简爱》（还译制了美国版本的《简爱》）、《红菱艳》、《谍海群英会》；日本的《军阀》、《生死恋》、《虎虎虎》、《啊！军歌》、《战争和人》、《日本最长的一天》；苏联5集史诗巨片《解放》；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基督山恩仇记》；法国、阿尔及利亚政治片《Z》；意大利的《警察局长的自白》、《马台依事件》；西德、罗马尼亚、意大利影片《罗马之战》；墨西哥的《冷酷的心》等。
文革”时期的公映译制片就像当时极少的几部国产片一样，是“文革”的文化沙漠里几汪清澈的泉水，给动荡岁月中饥渴的中国人民带来几多清凉和慰籍。这期间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朝鲜影片《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劳动家庭》、《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空中舞台》、《火车司机的儿子》《在阴谋者中间》；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第八个是铜像》《在平凡的岗位上。《小贝尼》；罗马尼亚儿童惊险片《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巴布什卡历险记》；40岁以上的观众现在对这些电影也能如数家珍。当年，那些朝鲜影片最为轰动，影院是歇人不歇机地进行24小时放映，翻译何鸣雁和译制导演姜树森看原片时都落泪的《卖花姑娘》掀起了全国的观片高潮，这部由朝鲜领袖金日成编剧的电影深深地感动了中国观众，花妮一家的命运牵动着人们的心弦，主题歌《卖花、卖花》更是传唱中华大地。以至于惊动了朝鲜政府专门调看了此片的译制版，他们想知道这部电影的中文配音究竟有什么“高明之处”？
五、《花儿总是那样红》
特别是1994年以后，国家每年引进10部进口分账大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增加到20部，到2012年，此份额增加到35部。国内观众能看到较新甚至是和国外同步上映的表现当代电影成就，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最新影片。上亿元人民币票房的影片不断产生，而且数字越来越高。
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也在译制片方面得以显现，京城译制片异军突起，被观众们称为“京译”(含中影译制中心、青年电影制片厂和八一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译制了《痛苦的抉择》、《电视杀手》、《阿姆斯特丹的水鬼》、《红衣女郎》、《走投无路》、《无处藏身》、《天使在人间》、《天国大罪》、《爱情的故事》、《阿甘正传》、《断箭》、《龙卷风》、《空中大灌篮》、《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U-571》、《勇敢者的游戏》、《指环王》系列、《霍比特人》系列、《007系列》、《星球大战》系列等，并屡获国家译制片大奖且开创了译制片的制片人制，不养译制片人员，全员市场化聘用。
上海、长春两大老牌译制基地继续发挥优良的传统，结合市场需求近年来译制出品的《爱有天意》、《翻译风波》、《惊涛大冒险》、《雨果》；《未来水世界》、《变相怪杰》、《超胆侠》、《特工神童》；《哈利波特》、《功夫熊猫》、《冰河世纪》、《侏罗纪公园》、《X战警》、《雷神》、,《美国队长》、《碟中谍》；《蓝精灵》《谍影重重》、《马达加斯加》、《驯龙高手》、《神偷奶爸》、《玩命快递》、《星际迷航》等系列均获得较好的口碑与不错的票房业绩。
没有改变的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出口分公司是国内唯一具有引进外国电影资格的机构，行政归中影集团领导，业务受国家电影局直接管理。这就是我国译制管理的双重性。一方面，它代表政府对引进电影报关、审查和管理，另一方面，它又以企业形式运营，进行电影制作、发行、放映。2003年，中影集团成立了译制中心，受集团委托，由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负责管理，所译制影片署名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译制”。2012年更名为“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译制”。至此，我国有4家被国家许可的译制单位：上海电影（集团）上海电影译制厂有限公司、长影集团译制片制作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译制中心，八一电影制片厂。
我国能够发行外国电影的原先只有中影集团，后来增加了华夏电影发行公司。但中影集团在引进和发行的垄断地位还是显著的，并且受到了美国人的非议。2009年8月12日，针对美国的起诉，世贸组织就保护美国图书、音乐以及电影对华出口问题上裁定中国败北。
电影的制片、发行已经大多市场化运行，但译制片制作的市场化则并未形成，片源的分配采取的仍是计划的方式，电影译制单位没有选片的自主权，只能按照译制影片的长度从发行公司获取译制加工费，无论译制得好坏，译制单位获得的报酬是固定的。随着数字电影的迅速发展，中影集团核减了胶片译制片的加工费用，反而使得现在的译制片加工费低到无法令译制单位生存的地步。
电影发行商承担市场风险，同时也享受市场分成，但是译制机构却被从市场中隔离开来，不管译制片在市场上票房如何，与译制单位无关。而向国外卡通电影学习的明星配音方式却完全市场化，国内卡通片邀请明星做主角配音，片酬高达数十万，而参加其他角色的译制厂专业配音演员则只有区区几百元，长期的待遇偏低，导致大批优秀译制片工作者转行到影视摄制领域，有的则离开了译制片行业，配音成了他们的业余爱好。
进入本世纪，尤其2010年后，突然间，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的配音译制片观众越来越不爱看，一、二线城市的电影院线已经基本不排配音版的译制片。媒体、网络上批评声多于赞许声。配音译制片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究竟是为什么？到底怎么了？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归纳了以下几点原因：
1、随着社会发展，文化层次普遍提高，英语普及率很高（特别是近5年，小学一年级就开设英语课，老师让孩子从小就接触原版片）。影院的主流观众———年轻人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英语水平普遍较高，有一些甚至能看原版片并能发现公映字幕译制片的翻译错误。他们很少爱看配音版，中文的节奏、发音、语调都和外语有相当不同，年轻人认为别扭。
2、上个世纪直到今天大量音像出版社，盗版影碟商请一些“草台班子”配了一大批劣质的译制片，有的还登上了地方电视台广泛地播出，倒了观众的胃口。
3、译制片繁荣时期的一大批艺术家退休。改革开放后，一大批高收入行业、群体应运而生，译制片行业待遇持续偏低和译制单位的内部管理问题，译制片演职员和影视剧演职员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一大批已经挑大梁的优秀中青年译制片从业者离开译制片岗位。像上译、长译都有大批人员或出国、或经商、或京漂、或从事其他行业。张涵予、黄渤、郝蕾、徐光宇这些演员都是从配音演员转到影视表演的。虽然后续培养了不少青年译制片骨干，但队伍还是不稳定。
4、电影引进速度加快，上映档期紧急，导致传统的翻译、润色、校对、装填、排戏、肯词、校正、补录等环节精简或忽略。翻译没那么精准、精彩了，配音演员普遍存在行当不全，音色单一的问题。有个问题有争议，有人认为配音演员的声音不能太有特点，这样观众容易出戏。但事实情况是，广大观众就认声音有特色的演员，寻找声音明星是观影的一大乐趣，只要角色安排得当，声音贴合人物，观众是越看越爱看。这也是译制片辉煌时期的作品让现在的年轻观众看，他们也觉得能接受的原因。
5、目前在市场上占据主流的分账大片多数是特效动作大片，视觉效果是重要的，台词不是主要的。配不配音无所谓，只要有中文字幕就可以。其实，译制片本身就包含：中文配音译制片和中文字幕译制片两种。
6、电影拷贝数字化后，影院为了排片方便也不愿意排两个版本。
六十多年，50多个国家的2000多部影片凝聚着译制人无数的心血与艰辛，喜悦和困苦，光荣与梦想化作无数个投射在洁白银幕上的生动形象，让人心潮澎湃、连篇浮想……。笔者认为，配音译制片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我国广泛的农村市场还是大量需要配音版译制片。只要有多种语言存在，译制片就一定会存在。只要像“中国好声音”那样能够在全国海选有特点的配音演员，注重配音译制片质量，站在保护国语的高度上来推广配音版译制片，影院多排配音版，配音译制片就一定会重新赢得市场。
作者简介：余泳，原南京经济广播《1043国际影院》、江苏文艺广播《缤纷文艺新世纪》主持人；中央电视台《电影传奇》、CCTV6《新中国译制片65周年专题节目》受访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