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民的处境、命运给予高度人文关怀，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应该说，当前是农村政策最好的时期，农村发展空间最大的时期，农民最有用武之地的时期。但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农民“能力贫困综合症”还严重制约着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现阶段农民的弱势与贫困，不是简单的收入低下问题，而是他们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的短缺，是他们民主能力的贫困、知识能力的贫困、信息能力的贫困、不受歧视能力的贫困等方面的综合反应。农民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辛酸与无奈、困惑与冲突，生存与发展的悖论常常让他们陷入两难选择的尴尬。新农村建设已经起步，新农村最缺的就是新农民，建设新农村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培养出一代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没有理由再让中国农民的这种无奈成为一种历史的无奈。
不上学等着穷，上大学立刻穷
——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就等于一个贫困家庭的“判决书”。
1993年国家提出到上世纪末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可实际的执行结果是2002年才达到3.2%，2005年又下降到百分之二点多。若按占GDP4%的标准计算，十年教育投入财政欠账近万亿。而有限的教育经费又大部分用于城市，广大农村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教育。每年全社会教育经费总支出达五六千亿，只有百分之二十多用于农村。农村人则要拿出1/4的收入供孩子上学。农村教育整体薄弱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到目前，全国还有少数县没能完全“普九”，已经“普九”的部分地区水平还较低、基础还不稳。受教育权的不对等，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拉大。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所占人口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281.55倍、323倍。九亿农民的子女在北大清华就读的还没有一个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北京市多。全国不能入学和中途辍学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子弟，教育的不公是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公，它会引起一个人一辈子的不公，甚至延续到子孙后代。必须改变教育政策的“城市取向”，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均衡化，扩大城乡教育公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由农民承担转移到政府承担，让高等教育的门槛向农民低开。
不打工现在穷，打了工以后穷
——新“工农剪刀差”在自然延伸，只是表现形式变了，由工农扩展为城乡，由资金、物资的支持变为活劳动支持。
有人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一个以种粮为主的农民必须耕种20亩土地才可以达到8000元的年收入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18亿亩耕地只能容纳9000万农业劳动力，加上渔业、牧业、水果种植及其它农副业生产的农民在内，整个农业只能容纳1亿多农业劳动力，其余都必须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当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背起行囊、坐着火车跨省份、跨区域到经济发达地区通过提供劳务来获取报酬时，“外出打工”这个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在农民生活中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内涵。经过20多年的发展，“打工经济”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
因为穷不看病，因为病更加穷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教育、医疗、养老被农民称为是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据有关部门透露，我国现在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这几年在1.6%～1.7%之间，在这部分财政支出中，84%用在城市，只有16%是用在农村，而60%的人口是在农村。事实上是城镇40%的人口占用了80%多的卫生资源。农村卫生事业严重滑坡，农村的传染病出现了扩大蔓延趋势，血吸虫病死灰复燃，SARS、艾滋病的爆发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人不安全的最大挑战不是恐怖主义，不是其他，而是健康不安全，健康不安全又主要是农民健康的不安全。国家应通过立法形式，使各级政府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逐年增长，并接受各级人大监督落实；积极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探索建立更大力度、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政府筹资渠道；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城市过剩的卫生资源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卫生队伍建设，培育农村卫生服务市场。
种田想赚钱，种了田难赚钱
——“种田等于自费参加体育运动，锻炼了身体，白贴了一套运动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农民重新成了土地的主人，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民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调整自己的经营内容，国家的政策调控效应在农民身上体现得很明显。近年来，一系列扶农政策特别是免征农业税的实施，使广大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开始发展特色农业，开始注重生产投入和田间管理，主动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农民收入也确有较大幅度增加，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2005年达3200多元，一年增收约300元。
可令农民始料未及的是，政策性增收的果实被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一点点吃掉了。媒体报道河南省的例子，由于种子、农药、化肥涨价，农民种植玉米成本每亩增加了25～27元。如果包括机耕、机播、机收、灌溉等，每亩生产成本比去年增加了30元以上。而给农民的三项补贴，每亩平均只有15.07元，只达到所增成本的一半。农民幽默地说:“现在种田等于自费参加体育运动，锻炼了身体，还白贴一套运动服。”国家发给农民的补贴和免掉的农业税，全都“转移”给了生产资料企业和经销商。农民即使遇上丰收年，粮食增产了，也并没有得到太多实惠，如果再遇到假冒伪劣生产资料的坑害，不仅不赚钱还会吃大亏。随着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放开，一些不法的经营业主为了获得高额利润，经营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农民切身利益。
农业是弱质产业，面对的是市场、自然和政策三重风险，加之现阶段我国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还不高，对大多数地方来说，农民靠种田赚钱还很难。当前，亟需依法曝光一批农资违法违章案例，严防伪劣农资流入农业生产领域，净化农资市场主体，扶持一批规范经营、诚信守法的龙头农资经销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农资经营者的服务水平。应适当给予财政补贴，让农业保险这一“准公共产品”尽快走进农家，帮助农民规避风险。大力度地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采取切实措施，努力使农业逐步走上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产业经营一体化的现代农业轨道。
低价买货想便宜，便宜过后吃大亏
——假冒伪劣产品“上山下乡”，农民成了消“废”者。“人命关天”的大案时有发生。
“油盐酱醋找个体，日常用品赶大集，大件商品跑城里。”说的是农村商业布局不合理、规模小、网点少，农民购物很不方便。加上农民买东西受经济条件限制，消费水平较低，“廉价”成了他们购买商品的首选因素。农村市场发育不完善，完整的商店要到镇上才有，那些散布在村落的小商铺，是农民主要的购物渠道，没有太多的选择。这些个体小店大多是从县乡各类批发市场和城乡结合部的一些小作坊进货，同样牌子的饼干，城里超市每市斤的价格要卖到十几块，小店里可能两块钱就能买到；海飞丝、飘柔等品牌的袋装洗发水，里面装的都是同样的蓝色透明液体，城里要几毛钱，小店里只卖几分钱，用的似乎是同一个印刷版，只是字迹有一点模糊。小店销售香烟，为了少交税，大部分进的都是散货，价格当然也便宜。在我国很多地区，仍然沿袭着十里八村农民赶大集的习惯。集市上充斥那堆积如山、来历不明的商品。其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农民购买力的不足，而这又是中国经济长期实行的工农业非均衡发展、城市和农村非均衡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农民负担长期过重、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广大农村，由于缺乏龙头商业企业的主导，农村流通领域无序竞争；由于科技知识和法律常识缺乏限制，农民不会辨真识假，在购买商品时又很少索要发票等消费凭证；农村小店大多家庭经营，不像城市商店具有严格的检测准入门槛；农村市场打假力量不足和执法力度不强。以上诱因，导致在城市内遭到消费者抵制的假冒伪劣商品，正以“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大举向农村进攻，农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常常遭遇假货，成了消“废”者。山西假酒案、河南有毒大米事件、阜阳假奶粉事件，无不触目惊心，严重危害了农民的身心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广大农村而言，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农村商业有效供给不足，导致农村市场萎靡，影响到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推行，阻碍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世纪80年代农村消费占全社会的60%多，而目前仅占30%多，下降了一倍。占总人口60%的农村，消费水平只占全社会三分之一的份额。有关专家指出，农村人与城市人的消费水平相差十五年左右。必须加快农村市场建设，培育新型的农村商业龙头，引进现代化营销理念和方式，构造新型的农村商业网络，以连锁经营的形式，逐步实现统一标识、统一价格、统一结算、统一服务标准，净化农村市场。促进现代流通方式向农村延伸，把发达城市和地区的先进科技文化输送到农村，激活农村蕴藏的各种消费潜力，激发农民的购买力。执法部门应加大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执法力度，多向农民宣传鉴别假冒伪劣产品的知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
政策鼓励农民进城，进城之后难成市民
——城里的世界很精彩，城里的世界也很无奈。
“城市里的村庄”和“工人中的农民”这一新的二元结构普遍存在。
在强力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宏观战略背景下，国家大力支持、积极鼓励农民进城，广大农村最宝贵的生产要素——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投身于城市快速扩张的进程中。在城乡户籍分开管理的条件下，“农民工”成为劳动力与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一种特殊结合方式，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从最初发展乡镇企业时“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到后来形成了一支一亿多人、远离家乡的“农民工”大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调查，“农民工”已占整个产业工人的一半以上，是我国城市建设与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劳务群体。在用汗水和努力实现着自己的希望和价值的同时，“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创造的GDP已占20%多的份额，为城乡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支付给他们低廉的工资，更是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始终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生存状况的改善，可以说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其深层次原因还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管理体制，仅仅靠出台某一项政策或措施去解决问题似乎并不现实，应该以系统工程的理念，从立法和法律保护、行政管理和服务、社会舆论宣传和导向等方面入手，逐步为农民工营造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理性的、健康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在可能的领域尽快让农民工享有市民待遇，努力消除“城市里的村庄”和“工人中的农民”这一新的二元结构。当前，对外来工中劳动关系比较稳定的技术工人、技术骨干，其社会保险可以跟城镇当地职工并轨考虑，享受同等待遇；对于短期务工者或者流动性比较大的外来工，可以优先考虑其工伤和大病保险，养老保险可采取“低进低出”的办法扩大覆盖面。民工子女上学一定要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并和市民子女同等对待就近入学。
没有男孩想男孩，有了男孩愁男孩
——如性别比失调再延续下去，20年后可能有四、五千万个男性找不到配偶，这是一个无法救助的群体。
中国农村重男轻女一方面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作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民把男孩作为一种开发潜力最现实的生产力要素来看待，作为他养老的保障依托，更是他在村、族中力量的象征。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下，农民选择生男孩自有其道理，因此带来我国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调不断攀升，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经达到116.9，海南、广东等省则高达130以上。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据在某省农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让农民自行选择，出生性别比将达到144。照此趋势，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之日，全国将有四、五千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女可娶，这将是一个无法救助的群体。失调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严重阻碍着我国人口的和谐、持续和健康发展，并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处理不好还会酿成重大政治问题。
农民看不到宏观问题上的可怕，他只知道自己生个男孩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生了男孩之后别说娶不到媳妇犯难，就是娶到媳妇，那昂贵的彩礼，高不可攀的开支花销，令他倾家荡产都解决不了问题。到了这一步，他才会仰天怅问：我该不该生这个儿子。可是，一切都晚了。为此，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及时向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倾斜，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逐步形成家庭抚养孩子——孩子回报社会——社会赡养老人的良性循环。积极倡导“男到女家落户”等婚育新风尚，把平等意识纳入公民教育，努力促进男女平等。
当家作主想民主，有了民主不做主
——从“为民作主”到“民主”的进化过程中，农民有点眩晕，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
为陈规陋习所累，又为其推波助澜
——人情礼份在“自由风长”，雪球越滚越大，成了许多人难以挣脱的枷锁。农民说，不怕没钱，就怕攀比。
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政策正逐步加大力度，尤其从今年开始结束了几千年来与农民如影随形的“皇粮国税”，农民欢欣鼓舞。但农村中一些愚昧落后的现象大有回潮之势。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给农民造成许多额外的负担，诸如什么求神仙、拜菩萨、敬天公、建祠堂、做道场、请巫师、看风水等，花样不断翻新。这些畸形的消费行为，无情地吞噬着农村的资源和资金。丧葬陋习恣肆蔓延。不管有钱无钱，丧事越办越“风光”、“阔气”起来，祭祀品越来越高档化、工艺化，白白烧了许多血汗钱。此外，挥之不去的人情债也是农民的一大头疼事，特别是大操大办婚姻喜事更是增加了农民的不少负担。时下农村的红白喜事，除了传统的结婚、办丧事外，还有从婴儿出生、满月、百日、周岁到升学、参军、招工、提干、升职、订婚、结婚，从逢年过节到盖房乔迁都要送礼。许多农民平时节衣缩食，就为了这些应酬，一年忙到头，最终又是空空如也。农民无奈地说，不怕没钱，就怕攀比。
究其根源，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是潜在原因，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是根本原因。要提倡科学，破除封建迷信；提倡文明，克服愚昧落后；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必须唱响主旋律，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在农村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对农民的侵蚀，改善农村社会风气。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基本满足大多数人的愿望乃是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坚实基础。了解农民的所思所虑，破解农民生活中的各种悖论，需要学点“穷人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从而找到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有效系统全面的、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量动态最大化的解决方案，为最终解决农民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支持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