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药污染防治工作完成了一次转型。这是农药污染防治工作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但学界的研究却极为薄弱。（代表性成果有：《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远、王晓霞的《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环境管理：背景及演变》（《环境保护》2005年第4期），蔡守秋、吴贤静的《农村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的成就、问题和改进》（《当代法学》2009年第1期），周早弘的《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管理政策分析与对策研究》（《湖南农业科学》2010年第7期）和唐旭斌的《新中国成立30年来农村环境的污染与治理》（《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等等。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大都是简要回顾性的，缺少深入地考察。）有鉴于此，本文拟在简要勾勒50~60年代农药污染防治工作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深入考察70年代农药污染防治工作转型的历史逻辑与过程，以期深化人们对改革开放前这一工作及其历史地位的认识。
20世纪50~60年代农药污染防治工作的主要特征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开始大规模使用化学农药，中国政府随之开始积极探索农药污染的防治问题。受各种历史条件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的农药污染防治工作（详见张连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农药污染防治》，《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总体上呈现出三大特点：
（一）以防治农药显性污染为重心
（二）环保型防治理念尚未形成
（三）未有意识地将非化学植物保护手段作为农药污染防治手段
非化学植物保护（以下简称植保）手段主要有人工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农业防治（包括培育推广抗性良种、改进农作物栽培制度与技术等）等，因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农药的使用，可作为农药污染防治手段。20世纪50~60年代，上述非化学植保手段在中国均有一定的发展。但受历史条件及人们认识水平所限，这些植保手段基本上并未被有意识地作为防治农药污染的手段来看待。这一时期中国主要倚重农药的植保方针，这种方针使得农业植保实践中产生了“重治轻防”和片面依赖农药防治的取向，导致了农药中毒事故频发、农药供给长期不足和农药植保效果下降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各级政府曾不同程度的提倡发展非化学植保手段，甚至萌生了“综合防治”的植保理念。到60年代中后期，中国植保理念与方针已在酝酿一次重大转型，却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辍。
20世纪70年代农药污染防治工作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过程
（一）农药隐性污染的显现
随着中国环保意识的觉醒，农药隐性污染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凸显于世人的面前。
1.农药污染调查
2.出口农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导致的不良影响
（二）农药污染防治工作开始向隐性污染拓展
上述农药污染情况使得人们开始认识到农药残留及其污染的严重性，促使农药污染防治工作在实践中向防治隐性污染拓展。
1.限用或禁用的农药品种日益明确
2.关于安全间隔期的规定扩展到非有机磷农药
在《几种常用农药的使用范围及毒性比较表》中，对14种有机氯制剂、有机磷制剂、有机汞制剂和砷制剂的安全间隔期作了简要规定。［8］1971年4月，农林部下发的《剧毒农药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也对有机磷制剂、有机汞制剂和砷（砒）制剂的安全间隔期进行了规定。［10］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类似规定。如，1973年6月，浙江省农林局发布的《关于在茶叶生产中合理安全使用农药的通知》中，规定了敌百虫、敌敌畏、杀螟松、二溴磷、马拉松、亚胺硫磷、乐果、鱼藤精、代森锌、三氯杀螨砜、乙硫磷和波尔多液共12种农药在茶叶上使用的安全间隔期。［11］
3.农药残留量安全标准正式形成
4.低残留性开始成为农药发展重要目标
中央高度重视农药残留问题，并在1971年颁布的《关于安全使用农药的意见》中提出：“要试制和生产效能高、毒性小的新农药。要研究农药残留对人体的危害，以及长期使用农药对病虫产生抗药性的规律，做到安全、合理用药”［8］。为了迅速推进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的替代工作，1973年初，中央农药小组（为了加强对农药工作的领导，1971年3月23日，国务院在转发农林部、卫生部和商业部联合提交的《关于安全使用农药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决定由农林部、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外贸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成农药小组，负责研究有关农药生产、使用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协作问题，由农林部负责召集。）专门分赴各省市了解农药的生产与使用情况，以制定全国农药发展规划，力求尽快以高效低毒新农药代替六六六、滴滴涕、1605、1059等高残留或剧毒农药。［13］
（三）农药污染防治理念逐渐向环保型转变
随着环保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现代环保理念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文件和报刊开始使用“污染”、“公害”、“保护环境”等现代环保概念。在此背景下，人们看待和应对农药污染的理念逐渐从生产安全和劳动卫生转向环境保护。1971年3月，《关于安全使用农药问题的报告》提出，“我国使用的西力生、赛力散、富民隆等汞制剂剧毒农药，不仅污染衣物，还污染土壤、水源，对人畜危害很大。”［9］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污染”的概念来描述农药的危害，是中央层面应对农药污染理念开始转变的重要标志。此后，中央和地方的文件及报刊在述及农药危害时开始频繁使用“污染”、“公害”等概念。农药污染防治理念的环保型转向日趋明显。
（四）“综合防治”植保理念再受瞩目
20世纪70年代初，长期依赖农药的植保方针导致的中毒事故频发、病虫害抗药性增强、药治成本提高以及农药供给不足、农药隐性污染显现等因素，再次促使人们积极探索和应用非化学植保手段，生物防治和抗性良种培育推广是最具代表性的非化学植保手段。1970年，全国掀起微生物农药土法生产的群众运动，杀螟杆菌迅速普及。［2］（p.436）1972年，全国农林科技座谈会将“利用生物防治病虫害的研究”确立为重大协作项目。同年，中央又在广东省召开全国生物防治协作会议，以推动该项目的落实和生物防治工作的开展，生物防治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到1972年，全国生物防治面积已达到500万亩左右。（农牧渔业部农业环境监测中心站编：《中国农业环境质量报告书（一九八三年度）》，1985年，第234页。）抗性良种培育推广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如，70年代初，福建省曾大面积推广种植珍汕97、珍龙13、窄叶青等抗病品种，稻瘟病害情得到控制。［14］
在此过程中，“综合防治”的植保理念重回人们的视野并受到重视。如，1972年12月，湖北省召开的全省生物防治协作会议就明确指出：“植物保护工作是包括多方面的，生物防治和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只有这样，采取综合防治，才能达到全面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和为害。”［15］这表明，在一些省份综合防治已成为开展植保的方向。
与此同时，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相对趋于稳定，植保工作逐渐回归正轨。到1972年，湖南、北京、宁夏、湖北、青海、山东、广西、河北、甘肃、安徽、吉林等省（市、自治区）逐步恢复了各级植保机构。1973年，农林部成立农业局，内设植物保护处，负责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和口岸及国内植物检疫工作，从而进一步加快了植保体系的恢复和建设。据20世纪70年代中期统计，全国基层植保队伍已发展到40万人~50万人，［16］为非化学植保手段的探索和植保理念与方针的转变准备了重要的组织条件。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现代农药污染防治工作的初步实践与成效
农药污染防治工作完成转型后，即付诸实践，到20世纪70年代末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限用和禁用的主要对象从剧毒有机磷农药转向高残留农药
（二）农药安全标准体系基本形成
这一时期，不仅农药残留量安全标准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和农药毒性与残留划分标准建设也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制定上述农药残留安全标准的基础上，经过更深入的调查研究，1977年10月，国家标准计量局、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农林部、外贸部、铁道部、交通部、石化部、供销总社和国务院环保领导小组联合发布《关于试行粮油等十四项食品卫生国家标准和十二项卫生管理办法的通知》，明确规定了马拉硫磷、磷化物、氰化物、氯化苦、二硫化碳、砷、汞、六六六和滴滴涕等在原粮、薯类、牛乳和乳制品、肉、蛋和蛋制品、水产品、蔬菜、水果中的残留量允许标准。［20］农药残留安全标准所涵盖的农药和食品种类进一步扩展。
在农药毒性和残留划分标准建设上，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以农业科技出版物的形式划分了农药的毒性。70年代初，一些中央文件在参考之前的研究及实践的基础上，初步划分了若干农药的毒性。（如，1971年农林部、卫生部和商业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安全使用农药的意见》的附件《几种常用农药的使用范围及毒性比较表》，即初步划分了14种有机氯制剂、有机磷制剂、有机汞制剂和砷制剂的毒性。）但一直没有制定、发布正式的农药毒性划分标准及农药残留性标准。直到1975年，石化部下发《征求关于划分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概念的初步意见的函》，提出了农药的高效、低毒、低残留概况和划分标准，并将六六六、滴滴涕、毒杀芬、艾氏剂、杀螨砜、三氯杀螨砜、杀螨酯等列为高残留农药。［24］这一文件的出台对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的研制和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三）努力研制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这一时期，从中央到地方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推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的研制工作。如1973年8~9月，燃化部在江苏省南通市召开了全国燃化系统农药会议。会议要求要积极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新农药，逐步减少六六六和滴滴涕、取代汞制剂等高残留农药，同时还强调要优先安排生产高效、低残留农药的原料和中间体的生产建设。［25］1978年，化工部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召开了加快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的研究和生产以替代六六六、滴滴涕等农药为主题的座谈会，交流各地的研究和实践经验，进一步推动这一工作。［24］
为寻找能替代有机氯农药的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生产技术，1978年7月底至10月初，化工部组织氯碱、农药中间体生产技术考察组，先后对法国、美国、联邦德国、瑞典、瑞士等国进行了考察。农药中间体小组考察了苯酚、间甲酚、甲萘酚等14种农药中间体及农药西维因的生产技术。［26］通过考察，当年即引进了一套1.2万吨/年的间甲酚生产装置，该装置建在了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向阳化工厂。同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又批准了化工部关于引进农药和中间体的建议，并专门批拨了数亿美元的引进资金。［24］
（四）培育推广抗病害的作物品种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出台之后，农业防治的基础地位得到加强，抗性良种的选育推广受到更大重视。这一时期，各地选育推广了早稻广陆矮4号、圭陆矮、珍汕97、珍龙13、窄叶青、红410等抗病水稻品种；陕4、陕401等抗病棉花品种；泰山4号、丰产3号、郑州1号、农大139、北京10号、东方红3号、博爱742号、扬麦4号、凡6、凡7、绵阳11等抗锈病小麦品种；吉单101、中单2号、四单8号抗病玉米品种。这些抗性良种的种植推广，在控制病害、增加产量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如，河南省70年代以前种植的棉花品种都不能抗棉花枯、黄萎病，致使该病害逐年加重。70年代先后引进了陕4和陕401等品种，使重病区每公顷棉花产量从300千克上升到750多千克。［14］（p.547）
（五）积极开展生物防治
如上所述，在农药污染防治工作方针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植保方针转变的过程中，生物防治已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70年代后期，生物防治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为提高生物防治技术，1975年5~7月间，中国科学院组织害虫生物防治考察组先后赴瑞典和加拿大进行考察。通过考察，进一步明确了生物防治在减轻农药污染，保护环境方面的重要意义。［27］为推动生物防治工作的开展，1976年和1977年连续召开了两次全国生物防治工作会议，在全国掀起了生物防治运动。同期，各地还举办了一系列病虫生物防治技术训练班。
在上述举措的推动下，到1976年，全国生物防治面积已达到5600万亩（详见《第一次全国农业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国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研写组编：《中国环境政策资料选编》二，1983年，第35页；另有数据显示，1976年全国生物防治面积为5200多万亩，参见《我国农村利用有益生物防治病虫害一九七六年全国生物防治面积达到五千二百多万亩》，《人民日报》1977年6月16日。），1981年进一步扩大到1.4亿亩。［28］在害虫天敌繁育方面，赤眼蜂、金小蜂、平腹小蜂、瓢虫、马蜂、草蛉等益虫被各地用于防治多种粮、棉、油以及果树害虫。这一时期，中国还首创利用柞蚕卵和蓖麻蚕卵繁殖赤眼蜂，防治农林害虫的新技术。1978年，农业领域的放蜂面积达到67.9万公顷。［16］（p.509）在农用抗菌素培育推广方面，白僵菌、杀螟杆菌、青虫菌、“7216”等被用于防治虫害，井冈霉素、春雷霉素、庆丰霉素、内疗素、灭瘟素等抗菌素被用于防治农作物病害。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全国从事农用抗菌素科研工作的单位达到120个。全国使用农用抗菌素防治病虫害的面积已从1972年的3万多亩，发展到1977年的2800多万亩。［29］
（六）开展针对农药残留的调查和研究
20世纪70年代农药防治工作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局限与意义
尽管存在上述不足，中国农药污染防治工作的转型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开辟了农药污染防治工作的新局面，为此后农药污染防治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理念、技术、制度与研究基础，确立了现代农药污染防治工作的基本格局。尤其是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后在替代高残留有机氯农药方面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为1983年正式宣布禁产并逐步禁用高残留有机氯农药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引文献］
［1］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化保教研室：《化学农药残留的研究（摘要）》，《科技简报》1978年第23期；《浙江省农业志》，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36页。
［2］曲格平、彭近新主编：《环境觉醒：人类环境会议和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5页。
［3］《关于工业“三废”对水源、大气污染程度调查的通知（1971年4月27日）》，湖北省档案馆：SZ67-04-0157-009。
［4］《浙江省农业志》，第1536页。
［5］《北京志·市政卷·环境保护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6］《剧毒农药会污染环境和农作物防治虫害的落后状态亟需改进（1972年8月15日）》，山东省档案馆：A033-03-019。
［7］《关于我出口蛋品中含农药残余问题的报告（1972年5月15日）》，山东省档案馆：A050-02-461-021。
［8］《关于安全使用农药的意见（1971年2月18日）》，河北省档案馆：962-5-16-2。
［9］《转发农林部、卫生部、商业部关于安全使用农药问题的报告（1971年3月23日）》，湖北省档案馆：SZ67-04-0158-010。
［10］《关于下发“剧毒农药安全使用注意事项”的通知（1971年4月19日）》，湖北省档案馆：SZ67-04-0158-011。
［11］《关于在茶叶生产中合理安全使用农药的通知（1973年6月23日）》，北京市档案馆：092-003-00145。
［12］中国农林科学院农业生物研究所、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技术情报所编：《污水灌溉资料汇编》，农业出版社1973年版，第168页。
［13］《关于发展高效低毒新农药生产的报告（1973年5月22日）》，湖北省档案馆：SZ107-05-0137-003。
［14］陈生斗、胡伯海主编：《中国植物保护五十年》，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552页。
［15］《关于湖北省生物防治协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72年12月）》，湖北省档案馆：SZ128-1-473-010。
［16］《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0页。
［17］国家环境保护局办公室编：《环境保护文件选编（1973~1987）》，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18］《卫生部谢华同志在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的发言（根据记录整理1973年8月11日）》，山东省档案馆：A176-02-0006。
［19］《关于印发〈全国植物保护工作会议纪要〉的函（1975年6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B45-5-366-28。
［20］《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食品卫生标准》，技术标准出版社1978年版，第1、77、78页。
［21］《全国农药安全使用标准科研协作座谈会于杭州召开》，《农药工业》1975年第4期。
［22］《农药安全使用试行标准审定会在杭州召开》，《环境污染与防治》1979年第1期。
［23］《农林部关于颁发〈农药安全使用试行标准〉的通知（1979年2月15日）》，江苏省档案馆：4018-7-0643。
［24］尹仪民：《我国现代农药工业起步和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化学工业》2009年第7期。
［25］《燃化部召开全国燃化系统农药会议》，《江苏化工》1973年第2期。
［26］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美国、西欧农药中间体生产技术》，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27］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瑞典、加拿大害虫生物防治概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6年版，前言。
［28］《中国农业害虫的生物防治工作》，《中国环境报》1985年7月27日。
［29］《我国农村开始推广使用农用抗菌素》，《人民日报》1978年1月3日。
［30］《关于开展蛋品及其他农畜产品和食品中农药残留量检验问题的通知（1974年9月2日）》，山东省档案馆：A050-02-0497-055；《对农药残留量进行普查的通知（1976年3月5日）》，山东省档案馆：A050-02-0540-012；《关于普查农副土特产品及食品中农药残留量问题（1978年8月28日）》，山东省档案馆：A050-2-567-069。
［31］《全国农业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在株州召开》，《环境科学动态》1977年第23期。
［32］《湖北省志·卫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250页。
［33］《广东省志·卫生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34］《科技成果登记表——以生物防治为重点综合防治棉花害虫（1977年11月26日）》，湖北省档案馆：SZ122-4-0401-006。
［35］《关于印发〈一九七八年生物防治病虫害工作意见〉的通知（1978年1月19日）》，山东省档案馆：A119-04-174-001。
［36］〔美〕蕾切尔·卡尔逊著，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简介］张连辉，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430073；李进纬，硕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430073。
*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53~2012年中国城乡环境关系的经济史研究”（13CJL007）和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949~2010年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经济史研究——以湖北、山东两省为例”（11YJC79027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