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厅里，六七个大圆桌整齐摆放，讲台上，一位“专家”熟练地打开电脑，连上U盘，布置好投影仪，打开PPT，拿着红外线笔，按一下翻一页，就像老师上课。一旁穿着统一制服的几名“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前来听课的农户。
为了听得清楚，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鲇鱼山镇的36岁新农人洪勤迁专门选择离讲台最近的位置坐下，他发现，“专家”传授的很多知识都是对的。
现场，专家还推销起一款名叫“大锅菜”牌的复合功能肥。“这款肥料含有各种微量元素，可以改善土壤板结，让土壤变肥沃，价格还比其他农资店便宜几百块。”这些话一下子就抓住了洪勤迁的心窝。
“这些肥料都是有检验证书的，我们是厂家直销，所以便宜些……”洪勤迁觉得机会不容错过。再加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周到服务，不少农户都动了心。最终，洪勤迁买了4吨肥料，估算可以施100亩田。与他同期“上课”的两个农户，也每人买了一吨多。
农资打假面临哪些迷惑性强的新形式、新情况？针对不同新骗局，有哪些应对方法和建议？为何农资打假年年打，年年有？在打假链条中有哪些难点？如何解决？
选购农资需警惕
回想起被忽悠的经历，洪勤迁仍觉得不可思议。他感觉自己就像小品《卖拐》里的“范伟”，不知怎的，一步步就被忽悠了。今年，洪勤迁长记性了。“一定得去正规店买肥料。”
过去，农户购买农资主要从农资店采购，监管人员主要监管农资实体店。如今，集约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增加，种植大户越来越多，农资购买形式也随之改变，农资打假面临着迷惑性强的新形式、新情况。
洪勤迁的经历属于第二种，他说，“忽悠团”就是把握住了自己一心想要种好水稻，降低成本，提高收入的心态。
裴戈是江西省景德镇市农业执法支队副书记、大队长。他说，传统农资店或经销商出售假冒伪劣农资易于监管，通过排查隐患和执法检查就可发现。但“忽悠团”就没那么容易了，受害者多为年龄较大、无一定鉴别能力、防范意识较差的种植户，而且由于作案手段极其隐蔽，且培训内容“假中有真”，也让不少自信的年轻人“栽了跟头”。
同时，随着农资电商的飞速发展，网络非法售卖问题增多，集中表现为网络售假、无证经营、标签不规范等违法行为。
规模化种植模式下，“点对点”农资销售模式越来越多，一些种植大户为了节省成本、减少流通环节，直接从大的生产厂家、经销商处进货，还有一些大的粮食经纪人直接提供农资给种粮大户。农户主要算经济账，“点对点”销售虽给农户节省不少成本，但监管起来更难，而且由于发现具有滞后性，除非农民生产出现问题，否则很难发现。
为防止农户上当受骗，农业农村系统在全国各地印发明白纸，利用媒体宣传农资选购知识，谨防超低价农资是第一条原则。在购买种子时要看渠道、包装标签、外观、种植的适宜区域及二维码信息，要警惕没有正规包装和标签、没有标注厂家的白皮袋种子；谨防打着“高科技产品”“大型农场繁育”“超高产”等旗号的种子；谨防在销售时，宣称如果产量不达标就会退钱，但出现问题又不予处理的商户；谨防线上卖种，有的电商经营者没有种子经营资质，种子品相不好判断，有的把种子销售到适宜种植区以外。
除了种子，在选购化肥时，谨防“讲课”忽悠、请客送礼、免费搭卖其他农资、多买多送等手段；谨防乱用“全要素、多功能、高效、特效、聚能多元”等欺骗性名词，以混淆企业名称假冒真正产品品牌，或者以所谓“总指标、总成分”等名词代替“氮磷钾总养分”，偷减养分含量；谨防虚假宣传，有的“进口肥料”包装全是“洋文”，有的包装打着“推荐产品”“认可产品”“保险产品”“高科技产品”“专利产品”“保密技术”的幌子，诱导农户消费。
巡查大户，解决“发现难”
在多年的农资打假实践中，裴戈遇到了不少难题，有些是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遇到的共性难题。
第一道难题是“发现难”。“由于新形式、新情况的出现，作案隐蔽性越来越强，越来越难找到蛛丝马迹。”裴戈说。
面对种粮大户逐渐增多、散户逐渐减少、违法违规更隐蔽的情况，今年，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基层部门，加大使用环节监管。执法人员过去主要对农资市场进行巡查，今年着重对种粮大户进行倒查。
为了发现线索，执法人员必须要练就一身跟群众打交道的本领。“我们要和种植大户交朋友，让他们主动提供线索，我们再帮他们挽回损失，慢慢积累信任，获得更多线索。”裴戈说，“这其实是一种笨办法，等于‘大海捞针’，对‘三农’有情怀的人才能干得好。”
农业、公安无缝对接，解决“取证难”
“取证难”是执法人员面临的第二道难题。
现实生活中，农业执法部门会将可能涉嫌犯罪的案件向公安移送。今年3月，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春耕备耕农资打假工作后，景德镇市农业农村部门、公安部门为了加强行刑衔接，双方主动开会，构建协调工作机制，推动行刑衔接。但在具体工作中，行刑衔接是否顺畅，与能否取得刑事立案证据有直接关系。
目前，农资“忽悠团”已成为各地严打的重点，其非常狡猾，经常是“到一个地方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人就找不到了”，往往检测报告还没出来，人就跑了。
但是，即便化验结果出来，有时还会出现“找到了人找不到货，找到了货人又跑了”，甚至“人证、物证都找不到，最后只能不了了之”的情况。这是因为，农业部门在农资打假中，不能对涉案人进行控制。提请公安提前介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之道。
一般情况下，按照程序，认为涉嫌犯罪，才移交公安。“按照以往经历，如果把行政程序都走完再移送，物证、人证可能已经转移，就很难取证，最后半途而废，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和公安部门达成共识，提前介入，启动‘联合执法’。”裴戈说。
涉案肥料是最直接的物证。“你不要让不法分子把肥料拉走，等我们化验结果出来。”执法人员告诉洪勤迁。最终，在各位农户的配合下，40余吨假冒伪劣肥料已被专案组登记保存，物证已控，价值超过10万元。
农业农村执法人员帮助公安部门解决伪劣农资“定性”问题。公安部门对单一肥料和复合肥料概念不了解，农业执法人员帮助公安化验、鉴定，从而定性假冒伪劣。
最难的要数“应知”“明知”问题，即看经营者是否故意。犯罪团伙成员有多年从事该行业的经验，具备较强的反侦查意识。此案中，“忽悠团”一共五个层级，从核心人物“讲师”，到供货人，到区域代理商，再到生产商，源头是小作坊，每个层级之间在明面上似乎没有联系，这是不法分子规避打击的策略。公安提前介入后，需采取刑侦手段，对资金链、资金走向、人员渠道、聊天记录等内容调取，把掩盖的联系调取、查找出来，找出每个层级之间的联系走向，固定证据、坐实脉络。
对于一些达不到刑事犯罪的案件，公安也需移交给农业行政执法部门。“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保护等一些新型案件，我们也需要农业行政执法部门的提前介入，他们为我们提供一些农业检验、鉴定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景德镇市公安局食药环分局副局长罗勇表示。
打击假冒伪劣农资，需要农业部门全程参与，从肥料专业技术上配合公安，公安部门提前介入，从侦查手段上快速立案，两方无缝对接，相互取长补短，形成闭环。
完善法律，解决“查处难”
“查处难”是第三道难题。
“你顶多就是罚我3万块钱，你罚就是，每年这么多罚款单，还怕你们3万。”当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时，不法分子嚣张地说道。这也是执法人员感到最无奈的地方。
“老百姓遇到假冒伪劣农资，一般都会找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但有时候我们却很无奈，因为农业农村部门在化肥监管的权限有限，只能在登记环节罚点钱。”裴戈说。
肥料是让执法人员最头疼的农资。长期以来，肥料监督缺乏专门法律法规约束，农业农村部门只能按照《肥料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根据“应登记而未登记、有效成分与登记批准的内容不符”等2项罚则进行处罚。所谓“应登记而未登记”，是指生产者生产产品标注企业产品，需到农业农村部门进行登记、走程序，如果没有登记，农业部门可以罚款，但最多罚款3万元。由于罚款金额少，无法震慑不法分子。一些犯罪嫌疑人宁愿被罚，“积极主动接受”农业处罚，希望花小钱把事了结，态度极为嚣张。
“这些不法分子在全国各地可能都会被罚，但是罚的钱没有挣得多，如销售给农民3850元一吨，生产成本800多元一吨，违法成本太低，利润丰厚，只要再忽悠一个地方，马上就可以赚回来。”裴戈说。
实施严管重罚，提高违法成本，则可震慑不法分子，就像这些年酒驾越来越少，就是因为“酒驾要坐牢”，违法成本提高。
而且，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及农业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对涉案肥料的抽样程序、有关涉案人员的明知问题、是涉嫌犯罪还是行政违法等问题上因认知上的不同，出现了不统一的意见。造成涉案人员是“行”还是“刑”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应先尽快规划化肥生产经营方面的立法，提高违法成本，从源头上减少此类违法犯罪的发生。
“但是，执法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净化市场，促使农资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知法、懂法、守法，但是，违法成本低，处罚力度不够，没有明晰的法律条款监管，就难以形成震慑，这是造成低劣化肥违法行为屡打不止的主要原因。”裴戈说。
尽管不法分子不怕农业执法部门罚款，却怕农业部门将案件移交给公安，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刑事责任。在目前的情况下，公安部门与农业农村部门联动，才能相对彻底地打击此类案件，一次打掉5个层级。如果只打击一个层级，其他层级就还在忽悠，如果不把小作坊打掉，伪劣农资就还在生产。
在这起案件中，农户受损少的几百元，多的1万—2万元，总额达200多万元，有人说，“跟其他案件没得比，浪费公共资源。”但是，对于农户来说，哪怕遇上一袋假种子、假化肥，也可能会让一户农家的汗水付诸东流。假冒伪劣农资，一旦施到田里，不仅影响作物产量，危害国家粮食安全，甚至可能会使农户整年的收成化为乌有，而且一些假冒伪劣化肥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超标，还可能对土壤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洪勤迁只是这一起案件里100多个农户中的其中一个。我国有5.6亿农业人口，如果任由假冒伪劣农资横行，将会对我国粮食安全、农户收入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2023年4月—8月期间，景德镇市联合专案组多次往返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及浙江5省多地市，行程上万公里调查取证。如果从一开始，不法分子能够被震慑住，案件可能会相对减少，不仅能够挽回粮食损失，减少农户受损，而且农业农村执法部门、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公共资源的人力、财力、精力耗费也会相应减少。
农资打假是一场“持久战”
洪勤迁一方面庆幸自己买的肥料没有施到田里，对庄稼没有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也在担心自己买肥料花的钱能不能追回。最终，在执法人员的帮助下，洪勤迁退领购肥款10000元。
但是，并不是所有农户都这么幸运。在执法过程中，经常出现销售易、挽损难的问题。农户看到包装袋上印有“复合”二字，化肥公司在网上也有据可查，便自认为即使作物有损失也可通过报案或打官司来解决，可他们不清楚此类维权难度极大，多数受害农户被害后无证据保全意识，且“忽悠团”本身就是根据作案需要临时性拼凑而成，联系方式也是随时更换，事发之后农户想挽损已基本不可能。
这些难点，是我国农资打假年年喊打，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是在跟人性的贪婪、追求利益作斗争。”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赵华军表示，如果震慑力度大，潜在不法分子可能会减少，行为也会越来越隐蔽。
因此，这不是短期的一项任务，而是一场“持久战”。
“零容忍”是国家对假冒伪劣农资的态度。如今，七个部门共同开展农资打假，如何才能打得好？农资打假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需要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但在具体落实中，要靠具体的人来做，靠一件一件的事去落实，这需要各级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需要协调打假过程中的人员、资金、车辆等支出，需要把每一个步骤做好，任何链条都不可松懈。
“经过这些年的磨合，部门之间关系很融洽。每一两个月，农业、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就会沟通农资打假的情况，大家配合得越发默契。”裴戈说。
但是，监管在明，不法分子在暗，农资打假单靠监管是不够的，还要依赖全社会共治。
在实践中，裴戈发现，一些群众只考虑价格便宜，即便是假冒伪劣农资，还是会购买。还有一些群众觉得一些“忽悠团”赠送礼品，不愿投诉举报，只有涉及利益冲突才会举报。甚至一些农户认为，一些假劣肥料送礼品，而且肥料多少有点作用，对执法人员产生抵触情绪，这让执法人员很无奈。
科普、教育至关重要。科普宣传是农资打假的基础性工作，如果宣传不到位，会给监管和执法带来很大的阻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面向农户，尤其是种植大户，开展科普、培训，既要培训如何识假、辨假，还要提醒不要被小恩小惠迷惑双眼。发布典型案例，“以案说法”，提高农户的防范意识，最大程度将此类违法犯罪案件扼杀在萌芽中。
今年，景德镇没有收到一起“忽悠团”举报，日常巡查也没发现，这让裴戈很欣慰。他开玩笑说：“他们‘忽悠团’也是有信息传递的。”
这次经历后，洪勤迁有了一个重要任务：告诉村里的农户，尤其是年龄大些的农户，哪些是假冒伪劣农资的售卖形式，千万别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