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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山东莱芜西部的一个村子里，双龙河蜿蜒着从村子中间流过，滋养着这方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我父母开的农资店就在双龙河旁边，靠着村里的“龙门”，开了二十多年。
年前，我从学校回家，发现店门口突然多出一圈铁丝栅栏，正诧异着，我妈拉了拉我的袖子，压低声音说：“过完年咱就不干了，这事啊，跟谁也没说。”
我看着这意图过于明显的栅栏，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声“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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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98年，彼时父母都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我妈在供销社大楼，我爸在生产站，他们虽然收入不高，但好歹都是工人身份，旱涝保收。
谁承想，还没转过年去，下岗潮就席卷了小镇，我妈没躲过，拿着一纸证书被迫下岗。镇上别的厂子的情况也类似，没什么新的工作机会。同一批下岗的人大多选择了干买卖，不少人在镇上包上一间门头房，做点百货、早餐、服装生意。
我妈不会干农活，回家种地不太现实，似乎也只剩下做生意这一个选项。但做什么生意，她犯了难。
就在这时，国家政策变了，农资经营权下放，个体户也能卖农药化肥了——此前，工商局不允许个体贩卖这类农资产品，我爸所在生产站垄断了整个镇下属40多个村的农资销售。既然我爸在生产站已经积攒了一定底子，老家村里又没有农资店，我妈和他一拍即合——回村里，开农资店。
从清朝起，姜就成了莱芜的特产，建国后，更是成了本地的农业名片，鼎盛时期，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我爷爷说，他年轻时还带着老家的生姜，坐上轰隆隆的大车去北京做过生意。
比起单纯的种粮食，姜作为经济作物的收益也要高出不少，因此但凡家里有青壮年的都愿意种姜。当我爸妈准备开农资店时，我们村有近千亩的姜地，化肥需求量极大——每逢农历五月和七月“上小肥”时，每亩姜地需要撒100斤肥料；在农历六月“上大肥”时，每亩姜地则需要撒300斤肥料。除了种姜，我们村还有不少蒜地、玉米地，对化肥也有需求。总的来看，农资销售是个前景可观的“事业”，这给足了我爸妈信心。
可真到想法落地时，我爸妈发现他们手头没啥余钱——虽说他们已经上了几年班，但工资低，基本月光，加上我身子弱，费了不少钱看病补营养。最终，我妈只能找先前做钢铁工人的姥爷借了1万块作为启动资金。
我家的老房子离生产田太远，位置过于隐蔽，实在不是做生意的好地方。我爸妈在村子里绕了几圈后，才找到了一个开店的“黄金位置”——这块地紧挨着村口龙门和石桥，在乡亲们出村的必经之路上。
建新房期间，他俩在附近先租房试营业了两个月。事实证明，家门口有了卖化肥的，村里人便很少再去两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路上得花费1个多小时不说，推着车来回，人还累得够呛。村里有了农资店，农忙时节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一下囤几袋肥，村民们什么时候要去上坡撒肥，什么时候就来我家店里拿一袋。
“这生意能成！”我爸妈高兴地互相打气。
等四间屋子盖起来后，我家的农资店就在千禧年初正式营业了。开业前，我爸还找人在门前打了一口11米深的水井，准备顺便开展洗姜业务。
种姜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体力活，每年秋天把生姜从地里挖出来后，就地削掉长长的姜苗子，再把姜整齐地码进姜筐子里运出来，“下姜井子”——这至少需要三个人配合，支起工具以后，一个人在上面摇工具，另一个人往绳索上挂姜筐，第三人则需要挂上安全绳，踩着井壁的凹陷处，下到井窖里接送姜筐、放生姜——这活儿，恐高的和体力差的都做不了。
生姜最早播种时节为4月下旬至谷雨，最迟为5月上旬至立夏；最早收获期为10月上旬至寒露，最迟为10月下旬至霜降。播种前的农历二月，春寒还未褪去，村里人就开始风风火火地“炕姜种（催芽）”。在此之前，就得先洗去在姜井子里躺了几个月的种姜身上的尘土和泥巴。
把姜上的泥巴洗净并非易事，寻常人家里都是小水泵，水压小，劲头不足，冲洗费劲，用水量还多，因此很多农人干脆花钱请别人做。他们会推着车子把一筐筐姜种运到我家，我妈就套上连体皮裤，喊我爸摁开发动机开关，抱起粗口水管开始冲姜。水的冲劲十足，得用上全身的力气才能握紧水管，赶上忙的时候，我妈要泡在冷水里忙活半天。
生意做起来没多久，这年夏天，一道新的选择题又摆在了他俩面前。
随着个体农资店在好几个村庄落地，去镇上生产站买化肥的人越来越少，生产站入不敷出，逐渐成了摆设，供销社的领导直言，“想走的走，想留的留，反正是发不出来工资了”。十几个职工，只剩下了5个，我爸纠结了很久，还是决定留了下来。他们一起承包下了生产站，自负盈亏，每年统共交给供销社办公室一万四五，剩下的钱几个人平分——到了年终一算，每人能有六七千，比之前还好点。
而我家的农资店在那年年末结算时，刨去各项开销，收入竟超过1万元，这让我妈特别高兴。我妈下岗之前，每个月只能拿到300多元的工资，加上我爸爸的收入，一年也挣不到8000元。
有了这对比，两人的干劲儿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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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洗姜业务没开展几年，对门大爷家就买了一台洗姜机，之后村里离我家稍远一些的地方，也陆陆续续建起几台新的洗姜机。除了洗姜，这些人家也兼做收姜，自成一条业务线。四五台设备加起来几乎可以包揽整个村子的洗姜需求，我们家陈旧的手工作业就被机器化设备淘汰掉了。
自此以后，我爸妈便全心全意地投身在农资销售上。
起初，我家卖的化肥种类比较少，艳阳天复合肥、撒可富复合肥、美国二铵、俄罗斯复合肥、齐鲁尿素等，以进口肥料为主。在周边其他村子还没有农资店时，我家便靠品牌肥料打出了名气和口碑。老一辈人结亲，媒人都是先挑附近村子的人介绍，邻近村子的人好多都有亲缘关系，本村村民认可了，口碑顺着地缘和亲缘不断传播，生意最好的时候，周围三四个村子的人都会来我家买化肥，爸妈每年能卖出近百吨。
又过了两三年，农资生意基本下放到了个体户里，我爸的生产站彻底没什么生意了，干脆变成仓库出租。与此同时，我家农资店也开始进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想着农民不愿走远路，有不少商家开始下乡来卖肥料，开着车在村里转几圈，大喇叭里不时发出“卖化肥了，卖化肥了”的吆喝。每次听见动静，我总按捺不住要出去瞧一瞧，回来跟我爸妈通风报信，他俩却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估计没啥好东西，要是大牌子，还用得着来下乡？”
农资这一行，老百姓叫得出名字的大品牌几乎都有自己的经销网络，厂家最怕经销商到处乱窜、互相压价，乱了市场。来下乡的人，多是卖些小牌子，没那么多讲究和规矩。爸妈怕大家吃亏，常趁家门口人多的时候跟大家讲肥料的好坏和不同，但村里人不会因为他们的一两句话就变了想法——一来，贪便宜是人的天性，二来，务农是一个靠天吃饭的事情，收成差了，卖的货钱还不如施的肥料钱多，大家就只顾着降低生产成本了。
与此同时，造假的人也瞅准了农民们“贪便宜”的心态，搞来一批假货，拉到乡下来卖，或者在镇上赶集时出售。
有次，我妈去村里孝大爷家串门，屋里放着一袋美国二胺（氮磷肥），我妈走过去，打眼一看，发现是假货，便直截了当地问：“哥，你这化肥是从哪买的，多少钱，怎么还是假货？”孝大爷有点懵，不太相信，但仍然回了句：“101块1袋。”
我妈回家之后，孝大爷紧接着装上一把化肥粒子追了过来，说要看看我家的“二胺”长啥样。我妈拆开袋子，捧出一把给他瞧，两相对比，他一看就傻眼了：“这也太不一样了。”——真的美国二胺，颗粒硬硬的、形状不规则、化得慢，化出来油油的；他买的冒牌货，圆圆的，黑黑的，一捏就碎，一见水就发黑。
真假二胺的售价相差无几，真货卖102元，假货卖101元。但真货进价要100，而假货实际成本只有30到40块。识货的人并不多，造假的和卖假的赚大发了，吃亏上当的只有农民。为此，我爸妈也不得不改变经营思路——进口肥的确好，但也确实太贵了。在精心对比各种经销商的宣传册后，他们开始售卖更多口碑不错、性价比高的国产肥，比如芭田复合肥，史丹利复合肥，天脊复合肥，住商肥料等等。
那时，同学们每次问起我家是做啥的，我回完“卖化肥的”之后，总喜欢接上一句：
“就是电视上演的那个史丹利”。
“我知道，‘黑土地，黄土地，种地就用史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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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来商家下乡相比，同村商户间的竞争更让人头疼。见我家生意不错，附近几个村基本都有了个体农资店，我们村前前后后也又开了5家。其中有3家开了1年多便关门大吉，剩下2家——王叔家与张大爷家——与我们家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村里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谁种姜谁不种姜，哪家种得多，哪家种得少，大家都一清二楚。借此，个性张扬的王叔便想出“送货上门”的招数。他骑上电动三轮车、拉上肥料，直接送到农户家里，待人家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把肥料往地上一撂，说：“现在不要钱，你们先用着，钱以后再支。”面对王叔这种“强卖”，态度强硬的人家会直接拒绝，面子薄的就只好留下。
张大爷家则更是有“先天优势”。早前，张大爷包下了生产田里的一口水井，水井周围的人要想浇地，就得跟他借钥匙。张大爷本就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开了店后，更是“铁面”到底——哪家不买他家的肥，他就给哪家使绊子，不让人家痛痛快快地浇水。有时，人家的地才浇了一半，他就给停掉，理由是“要去接孙子放学”。这种做法不讲“武德”，成效却不错，村民们看不惯归看不惯，末了还得忍气吞声地去他家买点东西——人低低头没事儿，庄稼要是不吃水就死了。
张大爷这招是学不来，爸妈的几个朋友就劝他们学学王叔：“人家都把化肥送到家了，你俩还不赶紧送。”
我妈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建议：“你直接送，人家也不一定要，没那个必要。”
他俩有自己的执拗，相信自己“选品”的眼光，也相信优胜劣汰的道理永远不会过时。但他俩也没完全摆烂，琢磨出了一套巩固客源的法子——请人从城里打印来小卡片，村里人买几袋肥料便送他几张卡片，一张等于3块钱，等到年末还账时，这些攒着的卡片可以折算成现金，也能换些小物件——20张换电动喷雾器，10张换气管子，3张换洗脸盆。
人们很喜欢这些小物件，连经销商送的挂历、福字也是十分紧俏的礼物。每逢过年，店里此起彼伏都是这些话：
“有挂历了吗？给我一本。”
“来个福字也行啊。”
“你看看你小气的。”
……
也因此，每次出去拜年，我都会悄悄观察别人家里的挂历，碰上熟悉的牌子，我就知道，“哦，这是‘自己人’”。
虽然竞争激烈，但做买卖这些年，我们家从未落过下风。
生意好，从人气上就能看出来。农忙的时候，无需定闹钟，早上五六点，天还蒙蒙亮，就有人来叫门：“开门啊，来买肥。”爸妈便着急忙慌地起床，开始一整天连轴转的工作——搬肥、送肥、拿药、记账……
奶奶曾跟我吐槽：“你妈一个女人，还在那和一群大老爷们打牌，不像话。”
我妈听说之后，只是叹口气：“做生意，没办法。”
打牌的人总是在马扎上动来动去，时而身体前倾，吆喝着出牌，时而往后撤撤身子、藏藏牌。冬去春来，他们不知道坐坏了多少马扎。临过年，我爸会把坏了的马扎装到三轮车上，送去爷爷家修理，爷爷几乎每次都要嘟囔两句：“这些人，也不会好好坐。”我爸先是附和两声，又细细地跟爷爷解释：“要是人家都不愿意来了，还做啥生意啊。”
农人们与土地缔结了最原始的契约，他们躬耕在自己的土地上，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种下的种子，等它发芽、结果，拿力气换安稳。而我爸妈也与土地上的人们，以互信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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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莱芜生姜被指定为调味品原料，在国际友人面前狠刷了一波存在感。本以为借着奥运会的东风，生姜出口能再掀起小高潮，可大家的梦还没做多久，冷水旋即泼了下来——因为生姜的农药残留量太高，根本过不了关。
究其原因，还是储存环节用了太多药。
而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的出现，让六六粉上了“黑名单”，成了禁售药品。2009年，我爸妈把六六粉换成了无毒无害的姜窖宝。新品上市，自是无人敢用，甚至在我爸妈说明了六六粉“国家禁售”之后，还有人偷偷来问：“能不能搞点六六粉？”
新品备受冷落之际，吴叔站出来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是我们村的种姜大户，最多时种了四五亩地。因为他开了换药的头，姜窖宝的销路才慢慢打开。
同一时期，“烂脖子病（根腐病）”在周围好几个村子里传开了，它不似“姜瘟”那般温和，地里有一株姜不对劲了，超不过两三天的工夫，整片地里的姜就能被传染个遍。“烂脖子病”一来，不少姜地都绝产了，村民丢了一年的收成不说，地里也有了病菌——明年会好吗？没人有信心。
没过多久，镇上的农药商就搞来了“灵丹妙药”——地不好，那就用药把它熏好。霜降前后收完姜，把姜苗子运出去，就开始熏地。所谓熏地，是用农药改良土壤，驱除地里的病菌，减少生姜的病虫害。时兴的农药有两种，一种叫“棉隆”，一种叫“氯化苦”。经销商来我家推销了好多次，几经对比，考虑到氯化苦危险性较高，爸妈选择押宝棉隆。
那几年，姜的行情好、价钱高，村民赚了不少钱，可棉隆仍然遭遇了与姜窖宝一样的冷落——投入成本太高了，一亩地按60斤棉隆的量来“熏”，得花2500块钱，要是“求稳”，需要加大药量，成本就升到了2700。这药之前没人用过，效果咋样，谁也摸不准，宣传来宣传去，问的人不少，但通常问了就再没有下文。
众人还在观望的时候，吴叔又一次站了出来。他说：“不试，地只能那样，试了，就还有翻盘的可能。”
吴叔成了我们村第一户也是为数不多几户熏地的人，他的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试验田”。我爸亲力亲为地跟着吴叔忙前忙后，既是不想辜负吴叔这份信任，也把“推广产品”的希望押在了吴叔的地里。
从村民那里得到响应之后，爸妈进了大批量的货——熏地的程序比较复杂，撒完棉隆之后，还需要在上面盖一层厚厚的地膜，这种膜和蒜地用的薄膜不一样，得专门去镇上截。村里人买完药，跟我爸说好膜的尺寸，我爸就骑上摩托车，去镇上帮忙截地膜，连洒药也是亲力亲为。后来他解释道，熏地刚开始推广，好多人不会熏，他去帮忙，出错误的概率就小，“别让人家白花了钱”。
当时，我爸并没有太多安全意识，直接穿网鞋就去地里了，一个“熏地季”过去，药卖了不少，他的脚也硬生生从汗脚变成了干脚。我爸对这件事很迟钝，还是我妈先发现了变化——冬天泡脚的时候，我爸的脚干裂得厉害，脱掉鞋子也没有以前臭气熏天的威慑力了。
为了总结成绩，激励大家来年继续好好干，镇上的棉隆经销商组织了一场“庆功会”，会上公布了今年的销量排名，我家以5吨半的成绩名列三甲，销售冠军更是突破了10吨。我爸捧着个奖牌回家，我对此却没啥概念。我爸给我解释道：“按一亩地60斤棉隆的用量算，咱们相当于熏了近200亩姜地。”
那年，我的生日过得相当“隆重”——我爸早早出门，进城提车，回来后神气地丢给我一串车钥匙，说这是送我的生日礼物。我家没盖车库，车只能停在路边，新车一亮相，就在村里掀起了波澜。邻里凑在一块扎堆聊天，都议论我家今年熏地赚了不少钱，邻居奶奶性子直，直接冲我妈喊：“你就是喝老百姓的血，喝出来了一辆车！”面对大家的嬉笑讽刺，我妈很无奈，只能用同样的大嗓门喊回去：“我们正当做生意，怎么就是喝血了？光熏地也赚不出一辆车钱啊！”
熏地火了两三年就沉寂下去了，随着姜价持续走低，农人们入不敷出，鲜少有人愿意花大价钱在地里了。种地靠天吃饭，年成好的时候，一亩地最多能产近万斤姜，少了也有五六千斤，而气候不好，年成差了，好地也产不到五六千斤。这让种地像极了赌博，和市场赌，和天赌。
那几年我也常听爸妈讲，生意没以前好做了，销售量再难恢复到2010年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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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考上高中，开始了住宿生活。每逢周末回家。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在晚间出门散步，绕着村里的小路走，会经过大片的农田，干了这么多年买卖，谁家地在哪儿，谁家姜种得好，我妈如数家珍。
虽然我妈嘴上说得热闹，但农田种植面积肉眼可见少了许多——一些农田改头换面，被连片地承包出去，变成了松园、樱花园。不少姜地也改种了蒜、玉米、花生等好养活的作物。我爷爷家原来有块姜地在十字路口旁边，紧挨着省道。爷爷年纪大了，种不了姜后，开始改种莳萝籽。2016年，有开松园的人寻上门来，想以每年1900元/亩的价格包下爷爷的地。同一时期，村子内部的土地流转，一亩地只能拿到差不多500块的租金。爷爷考虑到他和奶奶年岁渐长，我爸妈又不会种地，便打算抓住松园这个机会，把地租出去。
“不用下力气，还有钱拿。”——面对这等好事，不少村民做出了和爷爷同样的选择。这些松园的位置都很好，散落在进出村子的几条大路旁。当然，松园的出现和扩张并不是我们村特有的现象，邻村的松园面积甚至比我们村的还大。我妈说，这些人原先在山上种树，那时候，松树的需求旺盛，行情也好，可上山的人少，树不太好卖，他们就下山，来了平原。
“这些松园可占了咱们村不少的地。”她感叹。
但我却在想：即使耕地面积真的回到原来的水平，还能找到那么多种地的人吗？按我爸妈的说法，6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没力气种姜了，4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没人种地，他们更愿意出去打个“五六千一个月”的工，也不想回家。看起来，能坚守在土地上的，倒是那些50岁上下的中年人。
然而，摆在这些中年人面前的路却很难走。
从我上高中起，就陆续听到有同学父亲出国打工的消息，大多是去日本和东南亚，那边工资高，比在国内打工强，坏处就是离家太远。但和现实的经济压力相比，“思乡之情”算不上什么。我们村里也多了几个包工头，搞装修的，起初是农闲时招揽村人外出务工，后来眼见外面赚得多，不少人干脆舍弃土地全职出去打工。
毕竟，在我们村子里，大部分中年人都扛着至少两个家庭的担子。他们把自己安排得紧紧的，尤其是家里有男孩要结婚的，更是勒紧裤腰带挣钱——我这一辈，村里好多男孩初中辍学去读了中专、职校，无论读书多少，学历如何，二十几岁的青年都不愿意再回到乡村。不过，对他们来说，城里好的工作机会并不多，靠自己几乎解决不了人生大事，不管是否情愿，他们只能从自己父辈身上“吸血”。
于是，中年人无奈接过了下一辈组建家庭的担子——结婚、养孩子，哪件事不得花钱？孩子的人生大事没解决前，坐在村子里打牌的中年人就少了。年轻一代的婚姻成了很多家庭生活的分水岭，当房、车成了婚姻的必需品，娶媳妇就成了一件举全家之力的事情。
城市继续往外扩张，吞并着边缘的村庄，一幢幢平房消失，新楼盘拔地而起，各村的人涌入一个个尚未开发完全的楼盘，哪怕得跟亲戚好友挨个借一圈，也要先给自己孩子买下一套回迁房，不为别的，只为给孩子增加在婚姻市场上的筹码。
存款归零，背上外债，中年人便不再指望从土里谋生。抛弃土地，走出乡村，成为万千农民工中的一个，成了他们不得已的选择。
近几年，村子里的姜种面积萎缩到不足300亩，连20年前的1/3都不到，我家农资店的销售额自然可想而知。另外两家的生意就更惨淡了，可大家还在苦苦撑着。听熟人传话，张大爷说，“店开了这么久，有个念想，又是自家房，也没房租，开着就开着吧”。我爸妈的想法也差不多。
纵然知道村里的状况如此，可听闻种姜大户吴叔出国的消息，我还是很震惊。
2022年，村里人都不太好过。先是碰上干旱，“烂脖子病”卷土重来，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上小肥之前，村里不少地就绝产了。大家还没缓过劲来，又遇上连绵不绝的雨，地被泡透了，泥泞得进不去人。等雨停了、地干了，上小肥的时候也过去了。缺了一遍肥，姜的长势就差了许多，姜苗子泛着黄，不复往年青绿。吴叔家更遭遇意外，雨水泡坏了他家的一口姜井子，一万斤姜悉数埋进了地里。
我只觉唏嘘，忍不住问我妈：“啊，那他说啥了，不难受吗？”
我妈回我：“能说啥，都这样了，能咋办，还能上大街上哭去吗？”
年近半百的吴叔身上背负了太多压力。他儿子跟我同岁，初中毕业后去读了职校，现在已经工作了，马上面临“娶媳妇”这个关卡，为了保证儿子顺利娶上媳妇，吴叔咬咬牙在城里给儿子买了套房，几乎搭进去他半辈子的积蓄。钱没了，生活得继续，之前农闲的时候，吴叔会跟着村里的打工团队出去做些体力活换钱，可房子面前，这些钱显然不太够。思来想去，吴叔决定出国。
我爸叹了口气：“这年头，谁都不容易，这么大年纪了出国打工，得多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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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爸妈常感叹：“地少了，人也少了。打工的打工，进城看孩子的看孩子，村里剩下最多的就是老人和小孩。”
最明显的是，村里的“唠嗑打牌团”几乎全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其他不打牌的老人，中午12点一过，趁日头正盛，他们就三三两两地出来，提着马扎到村口扎堆儿，夏天躲在树林里凉快，冬天靠在发电室的门上晒太阳。忙活了大半辈子，这些老人终于能闲下来，看着中年人继续折腾，跟生活对抗。也恰恰是这些和土地有过命交情的老一辈，格外挂念土地的归属和作物的死活。
2022年春天，乍暖还寒，种子从土里冒出头，整个村子是嫩绿色的。沉睡的土地开始复苏，可我的爷爷却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个爱抽烟的小老头，查出了肺癌晚期。爷爷胆子小，家人瞒下一切，只告诉他是肺炎。我爸在医院给他办了张床位，却没舍得让他住院——病房里的气氛太压抑，家里人担心此起彼伏的喘气声、呼吸声会把他压垮。
除了病情严重必须住院的那几天外，爷爷每天都会一个人走去我家，坐上我爸的车去城里治疗。那时的他已经虚弱到种不了任何东西，但还是会顺路去瞧一瞧田地，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爷爷的病被我们瞒得很好，直到他去世时，村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生病的消息，听闻只觉诧异。葬礼上，我听往来的乡亲哽咽着说：“每天早上，都能看见二哥在地那边走，这才几天，怎么能这么快。”“跟他说话，问他是去地里蛮？他点点头，还答话，看起来多好。”
在一众哭声中，我闭上眼睛开始想象：爷爷看着地里青青的杂草，开始感叹自己的老去，他或许已经知道了命运，但只要不开口问，所有的担心就仍是猜测。而在猜测命运的归宿之余，他会不会怀念起自己拉着生姜北上做生意的日子呢？
可所有的疑问再也寻不到答案。这个在土地上混了一辈子的小老头永远沉睡在了他心心念念的土地里，在他爸妈身旁，长久地和土地为伴。
或许是爷爷的故去让我爸妈的心境悄然变化，去年下半年，他们决定关掉农资店，在家门口筑起一道铁丝栅栏，我家终于不再跟马路“坦诚相见”。起初我十分不解，也曾尝试跟其他人一起说服他们再干几年，毕竟他俩年纪也不大。
但我妈面色坚毅，语气坚决：“现在生意不好干，姜地越来越少，姜一亩地用七八袋化肥，蒜连姜三分之一都用不上，玉米更少，一亩地一袋就够了。去年（2022年）一年，才卖了二十几吨肥。咱这片儿的姜有名，为了保障基本农田面积，国家也开始补贴农民，去年咱村里发了有机肥，按人头发，一人一袋，听说隔壁镇上还发了地膜，助农措施倒也不错——只是我们小店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了，我们就想，要不别干了，周一到周五炒股，周末休息，也挺不错。”
我爸也立马接上：“其实，也是年纪大了，身上毛病都出来了，我这胳膊疼的毛病好几年了，打了两针封闭都不管用。你妈的腿也疼得厉害。”
当然，还有个原因他俩提到的次数最少，但我也知道——我是女孩，买房结婚的压力稍小一点，“要是你是个男孩，现在我们还不得继续拼命地干？”
劝说无果后，我开始跟爸妈唠叨，给他俩退休生活提建议：“你们也可以进城再找点事干啊，待在村里多无聊，多出去逛逛。”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出去呢，我还想让你爸开车带我去泰安买煎饼呢！我从抖音上看着那个手工煎饼可好了。”
“光买煎饼多没意思，出去自驾游玩一玩。”我继续劝说。
“别说了，头疼！”我妈忽然爆发性地吼出一句。
眼见着硝烟即将燃起，我爸忙站出来充当和事佬，一边安抚我妈的情绪，一边劝我别再多嘴：“你妈现在太累了，啥也不想干，等她在家待烦了，自然而然就找事干了，你就别操那闲心了……”
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与我们这一代人拼命逃离土地、试图在大城市扎根的迫切心愿不同，很多老一辈人是被迫离开土地的，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去看孙子。也许，他们在那里过得并不快活，铜墙铁壁隔绝了邻里情谊，高楼大厦让他们失去了踩在土地上的踏实感。他们的心，依然和老家的土地、房子紧密相连。
我放弃了劝他们去过我理想中的退休生活，那是我的理想，不是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