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以后逐渐形成的；而真正总结成为一整套完备的理论体系的是毛泽东同志，其代表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具有内在联系的两个内容，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另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为历史前提的，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而正确的反映，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途问题。正因为如此，它决不是临时性和策略性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完全的理论创新，是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和主要阶段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以后逐步形成的，这个过程体现了党自身成熟的过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幼稚阶段，保守阶段，激进阶段，成熟阶段。
第一阶段，幼稚阶段。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随之结束。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和民主革命并没有就此结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也于1921年诞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共一大纲领)明确宣布，革命的目标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1](P46)显然，这是一个粗略的然而也是明确无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也准备在中国进行俄国式的“十月革命”。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明确地把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阶段性任务。一年以后的中共二大，仍然没有把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自身的任务，而只是准备以联合战线的形式，“帮助”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行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但是，它认为当前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包括东三省在内的中国本部，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显然，党的二大党纲已经把共产主义的目标和当前的任务区别开来了。[1](P100-101)
第二阶段，保守阶段。中共三大在理论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当时的革命是“国民革命”，而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国共合作。[1](P199-200)这样，中国共产党就不是“帮助”贫农和小资产阶级进行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把民主革命作为自己当前的任务。从三大开始，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就被确定下来了，当前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需要国共两党的联合和合作。问题在于，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应当和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是不够清醒的，政治上是保守和右倾的。他把共产党看作是民主革命的配角，完全从属于国民党。这样，革命的前途就只能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三阶段，激进阶段。国民党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初步形成，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加剧了国共两党的对立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再加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激进主义和革命的幼稚性，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批判和纠正了党内右的倾向的同时，产生了越来越“左”的倾向：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行动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关门主义。
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恰好是两个错误的极端，但根源却是同一个：民主革命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决。一是在共产党相对弱小和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问题；二是民主革命的对象问题；三是革命的基本力量问题；四是革命的前途问题。在右的倾向那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全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事情，没有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割裂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在“左”的倾向那里，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核心的问题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右的倾向不懂得领导权的重要性；“左”的倾向不懂得如何实现这种领导权。
第四阶段，成熟阶段。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右的和“左”的倾向基本得以纠正。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创立了科学而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和雏形，是在1939年形成的，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都曾论及；而最完备、最系统和最新的理论成果，则是1940年初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在年的《论联合政府》、1949年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论著中，又作了重要补充。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特别是经受了一系列重大挫折以后，共产党人和真正的革命者都要求从理论上回答：第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挽救中国而进行的国民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是不是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那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是不是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从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方面看问题，在国民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是我们的敌人第三，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政权包围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第四，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应当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是从属的角色还是领导者的角色第五，中国民主革命的结果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是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是不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第六，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革命政党、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社会能不能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产生的。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全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最为丰富，而且基本上付诸实践和取得了伟大成果。其要点如下：
1.现代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
毛泽东不仅明确指出中国现代革命包含两重任务，而且阐明了这两重任务的质的区别和内在联系。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这两重任务都是由共产党来领导的。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2](P651-652)
概括地说，现代中国的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重任务。这是两种任务不同、性质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一个长期的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最终到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和必由之路。
2.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自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革命必然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当前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分界线，表现为两个具有质的区别的阶段：在此之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之后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2](P666-668)
概括地说，我们不仅应当把中国革命的两个步骤——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而且还应当把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开来。两个阶段的民主革命，就其基本性质来说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不仅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不同，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不同，而且革命的前途和结果也不同。推翻满清政府和结束两千年帝制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根本改变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则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形式和任务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是以中国社会的性质为转移的。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既然如此，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
与此相联系，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形式是武装斗争，而且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指出，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即“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同样，在这样的敌人面前，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是正确的选择和必然的结论了。
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可概括为两大任务——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当前这个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就是两大革命任务——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2](P633-637)
概括地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压迫农民的封建地主阶级；革命的基本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任务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的民族民主革命。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开来，把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出发，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从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地主阶级不是革命的动力，但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中小地主(开明绅士)是可以团结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对其应当采取慎重的政策，有团结有斗争；小资产阶级以及贫农和中农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游民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应该善于改造他们。[2](P637-646)
概括地说，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以及从属于它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下层农民。无产阶级是主导的力量。但是，中国革命的动力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一方面，当时中国最有觉悟和能量的无产阶级，主要不是产业工人本身，而是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先知先觉的革命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在量的方面，革命队伍中比重最大的部分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动力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革命性质和革命前途的特殊性。革命必须充分反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革命后建立的新中国新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的论述非常严谨，且充满了辩证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要消灭一般的包括富农经济在内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存在基本上的一致性。但是，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同时，也替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提。
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不仅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存在先天的软弱性，而且还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民族革命、农民土地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三位一体和有机结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农民的土地革命，都要求消灭封建制度，但对革命结果的要求却有很大的不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封建的生产方式；农民的土地革命则要求以小生产方式代替封建的生产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后者的要求比前者要低得多。但在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对“耕者有其田”的要求，远大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利益诉求的差别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难以胜任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而只能成为同盟者。而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以产业工人为基本成分的政党，而是以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政党。共产党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就决定了，共产党是农民土地革命的天然领导者。可以说，中国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资产阶级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实现本阶级的要求。
6.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和前途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既然中国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诚然，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不足为怪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2](p650)
概括地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不是单一的，而是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同时并存的；不是单纯的非此即彼，而是同时包含着亦此亦彼。革命的结果，首先为小生产方式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也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为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根据一般规律，在大机器工业还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小生产方式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小生产方式不可能大量地、长期地、稳定地存在。一方面，随着劳动资料的革命和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小生产方式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必然被逐渐边缘化；另一方面，在商品生产普遍化和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小生产方式会逐渐分化——或者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走向合作社的生产方式。由于革命的终极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而，小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也会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7.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因此，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基本经验的主要依据是下述几个文献。
第二个是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首先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4年(1921年至1945年)三个时期中——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党内所犯的右的和“左”的错误。首先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其次是在批判右倾错误的同时发展起来的三次“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比一次“左”。[3](P952-968)
第三个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简要指出，在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28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了三条重要经验：第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第二，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第三，人民军队。没有一支我们党所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4](P792)如果把这一概括看作是对“三个法宝”的发展和补充，那么，基本经验就是“四个法宝”：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统一战线，人民军队和武装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但最重要的是五条：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紧密而科学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必须正确地判断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科学确定历史的定位；第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健全党的建设；第四，必须坚持各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第五，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和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除此之外，作为上述基本经验的理论基础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上，领袖人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是决定性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就是毛泽东。
(四)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前提
2.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的唯一选择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结果，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结果。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作为第一步，或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2](p672)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不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后面将进一步说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3.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纲领
根据以上的结论，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所需要的一般性的共同纲领或基本纲领，应当是包括下述三项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纲领。这个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相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来说，是最低纲领。但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因素。[3](P1056-1058)
(1)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按照以上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同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统一战线的共和国，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它的核心内容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并与之并列的第三种国家形式和特殊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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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推翻旧中国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最主要的就是“废除三权”：废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强占的特权，废除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垄断的资本所有权。[5](P61)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简而言之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主要内容是:
第一，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缘故。
第二，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概括地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道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2](P678-679)
我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关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如前所说，到1948年初，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部分地存在了。到1949年，我国各种经济类型的工业总产值分别是：全民所有制26.2%，集体所有制0.5%，公私合营1.6%，私营48.7%，私营工业占优势；到1952年，分别是41.5%，3.3%，4.0%，30.6%，全民所有制已经占有相对优势。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7年，上述经济成分的比重分别是53.8%，19.0%，26.3%，0.1%，私营工业基本上被消灭了。
(3)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包括一切奴化思想的文化；另一方面反对半封建文化，包括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的文化。总之，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决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就性质来说，首先，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即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其次，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再次，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概括地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P694-709)
需要进一步认识的是：第一，反对旧思想和旧文化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和片面性。例如，“四书五经”等等，确实产生于封建社会乃至奴隶社会，具有旧时代的文化特征，并为历来的统治阶级所利用。但是，也包含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探索和预言，包含很多超越时代的天才思想和优秀文化元素，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因此，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时候，不能一概否定孔孟等创立的儒家文化，更不能否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过去“打倒孔家店”的举动是极为幼稚和片面的，不应当重演。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的时候，不能一概否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同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文化(这些文化总体上高于封建时代)。在这些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第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不等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还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后者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文化，更具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2](p709)
4.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夭折
但是，在全国刚刚解放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认识就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重要提法上。
第一，新中国刚刚建立就认为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1952年6月，毛泽东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6](P231)这实际上是宣布，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从同路人变为革命的对象。
第二，建国之初就认为私有制和经济自由同生产力相冲突。1953年10月，毛泽东认为，大城市蔬菜、粮食、棉花的供应“都有极大的矛盾”。“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确保私有”和“四大自由”都是“行小惠”。“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6](P301-305)这意味着已经把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提到了当前的议事日程。
第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看作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志。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开始，但毛泽东在1953年12月指出：“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6](p315)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建国以后就开始了，但走了很大的弯路，在前30年中，始终没有超出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首先创立的，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提出来的，是在总结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初级阶段社会形态的规律性认识，重点是解决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现阶段社会形态的历史定位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老一代革命家相继辞世，“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开始科学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将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创造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完成了，才有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但是，这种正确的理论认识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襁褓中就夭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被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是超阶段，要害是过分贬低了经济条件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定性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作为修正和扬弃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面貌出现的相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来说，就像是一个否定之否定。当年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现在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了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否定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提前终止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状况和市场经济形式就会延续下来并获得发展，就不会导致20年左右生产力的停滞，就不会有一次又一次激烈的“路线斗争”和政治运动，也就不会有后来“革命性”的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也许就不会出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走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作为反省和纠正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出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际上肯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基本内涵的正确性和现实意义，在新的起点上完成夭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党中央的规范提法。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10](P9)“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10](P12)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仅仅和邓小平相联系，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称“邓小平理论”)的同义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的扩大和提法的改变，是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开始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1](P10-11)在这里，邓小平理论不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义语，而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相并列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概括方式的改变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涵义和实质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界的理解和阐释可谓是见仁见智。不少学者不是像马克思那样，从分析中国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出发，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出发，从中得出生产的社会形式(经济制度)必然是怎样的，而是学究式地在“中国特色”的语义上兜圈子。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性质来说仍然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要求不能过高，标准应当降低一些，打一个折扣。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真正可行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完全切合实际，带有不少空想成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不可能纯而又纯，更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在按劳分配条件下也不可能消除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形式，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和经济制度的性质没有关系，搞市场经济和搞社会主义并不矛盾。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真正符合马克思原意的社会主义，过去我们误解了他的有关论述。在他们看来，股份公司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或个人所有制；社会化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上述认识是否正确呢
党的十三大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时曾经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12](P12)初级阶段的特殊性，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身的特殊性。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在落后条件下产生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所表明的，主要不是中国的具体实践和一般理论原则的差别，也不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特点的差别，而是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发达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差别。
一是相对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来说的，体现的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前者脱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者脱胎于生产力不发达、商品生产没有普遍化的落后国家，脱胎于殖民地国家，或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属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
二是相对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来说的，体现的是两种不同体制模式之间的区别，同时也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道路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创建的是一种新的体制模式。
三是相对于资本主义道路来说的，体现的是当代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区别。这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两种制度、两种形态的区别，而是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不同发展道路的区别。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所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或非资本主义道路。
四是相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形态来说的，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意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质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在于，我国的现阶段是一种特殊的变异的社会形态；相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来说，是一种过渡形态。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个体系包括哪些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迄今为止的理论认识作了概括，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个部分本身都包含一系列丰富内容，因而也可以视为三个子体系。权威的理论家认为，邓小平理论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科学发展观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为谁和为什么目的而发展，依靠谁发展，按照什么要求和以什么方式发展。显然，这是一个从开创到不断丰富发展、以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更迭为脉络的纵向体系，代表着情况变化和理论认识发展的三个阶段。毫无疑问，以后还会持续增加新的子体系。我们应当根据十七大报告的概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
按照上述认识，从横向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似应包括以下内容。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范畴起初是邓小平提出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提出来的。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所表达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即国有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8](P236)他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方法和手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可以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的矛盾。[9](P148-149)但是，既然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关系，即不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交换，那就还够不上现代市场经济。可见，邓小平当时所说的市场经济和现在实践中的市场经济有一定质的区别。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4](P520)但是，这种市场经济目前只是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还不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它是否会存在于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切地说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是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的市场经济。
三、科学发展理论
进入20世纪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界更多地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也随之发展起来。一方面，力图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针对发达国家的增长区别开来，扩展发展的内涵，赋予发展以新的内容，使发展更加有利于劳动阶层和平民百姓；另一方面，研究和探索在发展中如何做到节约稀缺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就是消除贫困”以及“零增长”和“绿色经济”的主张，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来的。所有这些，都没有提高到科学发展的高度，但都可以看作是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视野内，对科学发展的追求和探索。我国早就提出要转变经营方式或增长方式，但将其提高到“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则是本世纪初的事情。科学发展观是为转变发展方式而提出来的，是作为传统发展方式的对立物出现的。科学发展理论就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系统实证和理论表述。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及其基本内涵，是胡锦涛总书记首先提出来的，并已经载入中央文献。不过，科学发展理论还只是一个纲领性的框架，有待深入研究和探索的空间很大。
(一)科学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形成
现在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科学发展理论，不是一个抽象一般概念，而是一个适合于一定经济条件的历史性概念，是建立在现实生产力、现实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基础上的发展观念和发展理论，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大量存在、经济形式表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观念和发展理论。就中国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的科学发展；就人类社会总体来说，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的科学发展。
(二)传统发展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科学发展观，所针对的是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普遍性和长期性问题，即针对非科学发展。要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和内涵，必须首先明了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必须明了什么是非科学发展。非科学发展是传统发展方式的产物，其主要表现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把人的需要和发展切实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2.把增长速度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和最高价值取向
3.发展手段的取舍以能否最有利于提高速度为转移
4.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处于不正常状态
对我国传统发展方式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和归纳，并不否定我国的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并不否定我国各级党和政府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初步成效。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18](P16)可见，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任重道远。
(三)发展建设中问题产生的根源
传统发展方式中的种种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其根源是什么，难点在哪里政府有关部门和理论界一直在研究，但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如果全面地看问题，根源并不是单一的，既有物质技术基础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经济利益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还有理论认识方面的原因。其中，物质技术条件只是一定发展方式借以形成的自然基础，而不是社会原因；理论认识纵然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很大的引导影响力，但归根到底是由现实的利益关系和经济条件决定的；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根源，应当是利益根源和体制根源。
1.物质根源：发展方式受到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制约
这里所说的物质根源是指物质技术基础。新中国在20世纪的前60年中，生产力(劳动资料，科学技术，劳动者，教育，社会化)和生产方式都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必然从两个方面决定和影响发展方式：一方面，落后的技术条件和很小的资本规模决定了，内含式发展和集约经营不可能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为解决温饱问题和奠定工业化基础，追求数量的增长和速度的提高自然成为首要目标。不仅如此，生产力的落后也决定了，人们的眼界也会局限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内。就这个意义来说，传统发展方式代表着一定的发展阶段。现在，我国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传统发展方式存在的物质条件仍然存在。
2.利益根源：发展方式的形成和延续以现实利益为基础
3.体制根源：发展方式是一定经济体制的产物
4.认知根源：发展方式与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有密切关系
这里所说的“认知”，指的是认识能力和知识水平。迄今为止，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理论界，不少人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有很大局限性，对发展的认识比较狭窄和片面。概括地说，主要问题有二：
一是对发展内涵的理解过分狭窄。不少人对发展内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小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时代，好像发展就是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居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实际上，发展是一个内涵不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范畴，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在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发展的目标应当是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而在现阶段，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发展就是消除贫困。贫困首先和主要表现在基本生活方面，但并不仅仅局限在这个方面，还表现在，在生产力所容许的限度内，同人的需要和发展相联系的其他诸方面。
二是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GDP的增长)。长期以来，人们不仅把发展等同于纯经济的发展，而且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进而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这样一来，所有的增加值——不管是否符合社会需要，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不管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不管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不管是节约性的还是浪费性的，都被看做是发展的表现。于是，发展的内涵模糊了，面目全非了，有利发展和有害发展的区别不见了，全面发展和片面发展的区别不见了，以人为本的发展和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的区别不见了。
如果以这种认知衡量领导干部的政绩，自然就会形成不正确的诱导机制和政绩观。因此，不少干部的政绩观之所以存在问题，是因为他们对发展的认知和衡量标准存在偏差。
5.理论根源：传统发展方式的形成和延续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传统发展方式的形成和延续，除了上述种种原因以外，还有理论认识上的原因。理论认识的误解和偏差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误解；二是对市场经济关系的误解；三是对供求关系和通货膨胀的误解；四是对发展重化工业的误解。
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生产的社会形式必须同现实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的社会形式涉及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经济制度，交换方式(经济形式)，发展道路，等等。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它能否创造出比其他形式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如果能够创造出来，就说明它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和利用了一般社会力。对一般社会力的利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利用分工和协作的优势，实现劳动的社会结合，创造出单个人所不能创造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借助科学知识利用自然力，创造出人本身所不能创造的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社会形式，既可以是公有制形式，也可以是私有制形式；既可以是没有剥削的形式，也可以是包含剥削的形式。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理解为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增长速度。这是我们形成以速度为核心的发展方式的重要理论根源。实际上，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有很大区别；较高的增长速度，不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传统的发展方式就是如此。
(四)科学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科学发展理论是从现实出发的。根据已有中央文献的有关论述，根据对人类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科学发展的理论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1.科学发展的内涵
科学发展的涵义在于阐明什么是发展，或“何谓发展”。如前所说，发展是一个历史范畴，现阶段的发展内涵，既要从现实经济条件出发，也要尽可能同未来的发展目标相衔接；既要体现现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发展要求，也要力所能及地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特殊发展要求。
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本身的发展。离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本身的发展讲发展，就丢掉了发展的最本质最重要的内容。马克思认为，相对于暂时的和个别的发展而言，人类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人类本身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因此，不应当把个人的福利和全人类的发展对立起来。他深刻指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在一定的阶段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23](P124-125)在我国现阶段，力图使每个阶级乃至每个个人都能够获得同样的利益和得到同样的保护是不可能的；如果硬要这样做，劳动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人类本身也不可能发展。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点仍然是消除贫困。但在当今世界，贫困是一个发展了的综合性的概念，低收入和物质匮乏、营养不良、疾病、文盲、失业和不平等，都是贫困的表现。因此，贫困可以分解为五个层次：生活贫困(日人均生活费低于1.5美元或2美元)，健康贫困(疾病)，教育贫困(文盲或半文盲)，抗风险能力贫困(经济上的脆弱性)，权利和地位贫困(不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社会影响力)。换一种说法，贫困既包括生存资料的缺乏，也包括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缺乏，还包括社会地位和交往能力的缺乏。就目前而言，贫困首先表现在基本生活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的本质是缺乏市场竞争力，因而总是发生在弱势群体身上。因此，消除贫困是和充分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产品、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2.科学发展的目的
科学发展的目的在于阐明为什么而发展，或“为何发展”。党中央把“以人为本”视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但是，对“以人为本”必须作出正确的解读。这里的“本”是指根本，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里的“人”，涵盖我国现阶段社会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不是某个狭隘的人群，不是某个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是很明显，劳动人民群众是绝对多数。因此，以人为本和以人民群众为本是一致的。
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应当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本身不断发展着的各种需要——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物质生活的需要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讲以人为本，必须处理好人和物以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以人为本首先是相对于以物为本而言的，所强调的是，发展完全是为了人本身，物和物质财富(货币是最抽象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必须以人的需要和发展为目的。相反，以物为本则是人的生产以物和物质财富的生产为目的，人为物的生产服务，见物不见人，以物支配人，物的生产以牺牲人的权益和尊严为代价。以人为本也包含着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将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界使其为人服务。在这个意义上，好像大自然是专门为人而存在的。但前提是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和自然界必须和谐相处，不能成为大自然的霸主，不能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不能寅吃卯粮和浪费资源，不能破坏生态平衡和污染环境。
以人为本还必须处理好人和人的关系，即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劳资之间的关系，阶级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关系，国家公务员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们不能在以人为本的名义下，掩盖和抹杀劳资矛盾、阶级矛盾和官民矛盾。否则，以人为本就会变成以少数人(强势群体)为本。
3.科学发展的要求
科学发展的要求在于阐明发展所要实现的基本要求和准则是什么。总起来说，发展必须符合人的全方位的现实需要。
一是发展的全面性。发展的全面性源自人的需要的全面性。人对产品和服务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而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对于各种产业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对于各种产品和服务，都要统筹兼顾，不能偏废，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单打一。
二是发展的协调性。发展的协调性包括结构合理、比例协调、社会和谐。一方面，人的多方面需要总会有数量和等级的差别，各种产业和产品的生产必须与此相适应，这就要求，生产结构必须合理。另一方面，劳动、资源、产品、剩余产品的分配必须保持恰当的比例，使社会再生产能够继续，使各个阶级和阶层保持协调的关系。
三是发展的进步性。发展总是立足于现实条件的现实的发展，既不落后，也不超前。生产力是不断提高的，人的需要也必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变化和提高。因此，一方面，发展必须经常有所前进，有所提高，与时俱进，产品不断升级和更新。另一方面，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比例必须不断调整，提高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比重。
四是发展的稳定性。发展的稳定性主要是就经济运行来说的，要求增长适度、货币稳定、物价稳定、就业稳定，不发生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经济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但也不应当是剧烈波动的。稳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而且有利于资源配置、结构合理和比例协调。因此，经济运行不能大起大落、忽高忽低、忽冷忽热，不应当是锯齿式或者马鞍型的增长。防止大起大落的关键是不能人为地发动大起；只要以大起为开端，就难免出现大落。
五是发展的持续性。发展的持续性主要是就长远发展来说的，要求发展不停滞、不间断、不倒退。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资源供给的持续性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如果必需的资源已经枯竭，或者生态环境已经破坏到难以恢复的程度，发展就难以为继了。发展的不可持续，主要是掠夺型、破坏型发展造成的。
4.科学发展的方式
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条件下，在各个方面逐步实现转变的基础上，全面实现根本性转变是可能的。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意味着，不能以损害人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式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不能以降低经济社会效益的方式追求表面的高速增长，不能以忽视挖掘内部潜力和利用一般社会力的方式粗放式地发展经济，不能以滥用和浪费稀缺资源的方式实现高速增长，不能以带来破坏性后果的方式实现高速增长，不能以不利于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实现当前的经济增长，不能以不顾左邻右舍、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增长和发展。我们不仅要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且要把发展建立在厉行节约和科学消费的基础上；我们不仅要求在国内做到科学发展，而且应当尽可能将其推广到国际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在资源和技术方面互相依赖，在产品和服务方面优势互补，应当做到共同发展，共同受益，互利互惠。为此，就必须与他国和平共处，和谐相处，相互包容，发展国际合作。要在国际包容性发展中实现科学发展。
5.科学发展的条件
科学发展的条件在于阐明，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和科学发展，不能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和宣示，而必须具备现实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就国内条件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下两个方面：
6.科学发展的战略
(五)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
科学发展观包括多方面的重要内容，但关键是搞清楚“科学”的涵义，搞清楚科学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究竟在哪里，科学发展和非科学发展的界限在哪里，怎样发展才够得上科学发展。
2.发展是追求长远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系统工程。这实际上是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理论概括。发展不是片面的发展，而是全面发展；不是顾此失彼的发展，而是协调发展；不是少数人的发展，而是全社会所有人的发展；不是得不偿失的发展，而是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发展；不是一锤子买卖的发展，而是连续不断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发展不是各自为政、孤立封闭、支离破碎、枝枝节节的发展，而是具有内在联系、作为统一整体的系统工程。如果钢铁等投资品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而农产品和副食品供给不足；如果工业和城市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三农”的发展显著滞后；如果极少数富豪聚敛了巨额财富，而大量普通居民仍然处在贫困线之下；如果大工业虽然获得迅速发展，但同时导致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无论如何不能叫做科学发展。但是，在现阶段的条件下，追求长远综合效益最大化，不会成为单个生产者和局部利益集团的自觉行动，而只能靠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规划、组织和协调。
4.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22](P888)也就是说，农业的一定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剩余产品、产业分工、资本积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样，经济的发展又是社会一切发展的基础。这里所说的“一切”，包括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公益事业(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军事、政治等等。这里所说的“基础”，主要是物质技术基础，它具体表现为劳动产品、抽象财富(货币)、财政收入、科技成果等等。没有一定的和逐步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其他方面的发展都不可能。正因为如此，经济发展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是不能完全并列的，而是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讲“发展才是硬道理”，首先是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以前，对于其他方面的发展，不能提出过高的和超前的要求。但是，其他方面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因而应该是同步的。上述两个“基础”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合乎规律的。
5.发展应当看做一个历史范畴和历史过程。现在，每个人、每个家庭和单位、每个地区乃至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发展得更快，因而都卷入了发展的竞争。这种愿望和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发展的进程的确同人们努力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但是，发展的进程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主观的推进超过了一定限度，就会适得其反。这也是发展本身的辩证法。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的飞速发展，自然资源的广泛深度开发，高楼大厦林立和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并没有使人们的幸福感同步增加；有时候甚至恰恰相反。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的、逐步的自然史的过程，人们不能提出超越现实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发展要求。不仅发展的快慢是如此，而且，以人为本的程度，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平衡性、稳定性、公平性程度，都是如此。因此，科学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范畴和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