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召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优势产业是我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目前我国既在一些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家电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比较优势，也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以及部分化工、电子电气、机械行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总体来看，我国目前在这些优势产业方面的领先地位还不够坚实，主要还是基于性价比优势，还没有形成较为坚固的专利、技术和品牌等领先优势，很多产业还面临着“后有追兵、前有围堵”的压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提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体制机制”，这是我国产业领域今后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向。
一是源于要素价格低，特别是劳动力价格低等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进入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主要依靠的是要素成本低的优势。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些国家很快就会失去这个优势，因为总是有很多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进入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
二是源于规模经济、产业配套能力齐全、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等效率提升带来的成本和质量优势。产业配套能力对竞争力有重要影响，齐全的产业配套能力和较大的经济规模使企业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干中学”效应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近年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快速发展，也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与第一类竞争优势不同，第二类竞争优势不会因发展水平高而自动削弱，但也存在其他国家可以模仿的问题，竞争优势也不一定非常稳固可靠。
三是源于专利护城河、技术和品牌等带来的竞争优势。这类优势来自原创性技术、长期的生产经验和知识积累，或者来自长期的品牌建设，其他国家很难模仿，我们称为“不易模仿”的优势。品牌等优势还可以为所在国带来巨大的实际利益，比如一些国外产品虽然印有“中国制造”，但在其价值链中，由其他国家掌控的研发、市场开发、客服占了很大比例，而外包给我国加工环节的附加值很低，这体现了品牌的重要优势。
产业外迁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是影响我国优势产业领先地位的主要挑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我国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正持续受到冲击和挑战。
一方面，产业较快外迁的挑战。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出现部分产业的外迁是正常现象。历史上，全球已经经历过4次较明显的产业大转移。第一次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左右从美国向德国和日本的产业转移；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从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的转移；第四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亚洲“四小龙”向中国内地的转移。总体上看，第二次到第三次再到第四次产业转移以2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从这个经验看，目前我国也到了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国家转移的发展阶段。但是，我国近年来的产业外迁与前几次基于经济原因的自发转移不同，叠加了他国围堵打压的因素。这就使得我国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可能显著快于基于经济原因的自发转移，这也成为影响我国优势产业领先地位的重要威胁。
另一方面，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挑战。近年来我国一些优势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发电等技术路线并没有完全固定，仍然存在诞生颠覆性技术的可能，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固态电池技术、氢能技术等，如果其他国家率先实现突破，可能会影响我国的产业领先地位。此外，进入新一轮产业革命以来，各领域技术出现加快突破的趋势，特别是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相叠加，“机器换人”、无人工厂的快速发展使得不少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减少，原本发达国家难以在本国生产的产品也具有了本国制造的可能，这些也对我国产业的领先地位提出了不小挑战。
提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需着重完善三方面体制机制
通过原创性技术建立专利护城河、塑造品牌等，都需要长期的积累，非一朝一夕之功。当前我国提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
第一，完善保障产业供求动态平衡和良性竞争的体制机制。即便是优势产业，在产能利用率偏低和过于激烈的竞争下也很容易导致行业利润低下和“内卷式”发展，最终影响产业升级发展的能力。对此，在投资方面，要通过改革和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保障经营主体在投资新项目时自主决策、自负盈亏，防止过度的投资激励导致企业非市场化决策。在市场监管方面，要根据不同行业产业结构特点，对企业数量过多、低水平竞争严重的行业大力促进兼并重组，着力形成部分龙头企业，有效引导产业发展，并带动大量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在促进企业合作形成良好生态体系方面，要形成防止产业链上的优势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不合理侵占上下游企业利益的机制，包括防止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拖欠上下游企业货款等。此外，要继续坚持发展专精特新企业，提高企业生产差异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促进企业间差异化、良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