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生产、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角度对主导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西方价值提出了全面质疑，认为像人口爆炸、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精神失落等一切现代化后果的产生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性与人、与自然、与人身心的矛盾；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源是西方价值中产生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个性主义和进步发展观；从西方价值和现代范式本身，从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无法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重估一切现代价值，重估一切传统价值，技术发展不是最终出路，重建价值才是希望；作者满怀希望地指出，东方的复兴将给人类带来希望，但东方尤其是中国在能够发挥其价值的人类影响之前，不得不按照现代范式迎头赶上；东方价值将成为整个人类的拯救价值和新范式的基础，而建立一种广泛的东方价值联盟对东方和人类都具有深远意义。
本中书主要从价值层面来分析东、西方以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走向，有助于我们从全球和整个人类的背景下来重新认识东方和西方，增强我们对东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自信。
作者长期生活在西方，曾游历欧美诸国，并在阿拉伯国家和印度作过深入旅行考查，专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和祖国发展，具有独特视野和感受。
二、关键词现代化、西方价值、生态灾难、精神危机、东方价值
三、目录
一、现代化是人类的宿命
二、扩张性是西方文明的本能
三、分析思维是西方文明的逻辑起点
四、现代化以人为代价
五、现代化以自然为代价
六、现代化以失去身心平衡为代价
七、现代化与科技崇拜
八、现代化与制度崇拜
九、现代化与市场崇拜
十、现代化与全球化
十一、东方价值的人类使命
四、英文简介
《ModernizationversusHumanandNature》
Introduction
Thebookfocusesontheanalysesofthepast,presentandfuturetrendsofWestandChinafromtheperspectiveofvalues.ItcanhelpustorereadtheEastandtheWestagainstthebackgroundofthewholeworldandhumanbeings;meanwhile,itwillfurtherstrengthenourconfidenceinEasterncultureandtraditions.
Livinginthewesterncountriesforlong,theauthorhasextensivelytraveledaroundEuropeandAmerica.HehasmadesubstantivetripsinIndiaandArabiancountriesanddonein-depthresearchabouttheseplaces.Dedicatedtocomparativestudiesofwesternandeasterncultures,aswellasthedevelopmentofhismotherland,hehasauniqueculturalperspectiveandexperience.
Contents
1.ModernizationIsHuman’sDestiny
2.ExpansionIstheNatureofWesternCivilization
3.AnalyticalThinkingIsLogicallytheStartofWesternCivilization
4.Modernization：attheCostofHuman
5.Modernization：attheCostofNature
6.Modernization：attheCostofLosingBalanceBetweenFleshandSoul
7.ModernizationandtheWorshipofScienceandTechnology
8.ModernizationandtheWorshipofInstitutions
9.ModernizationandMarketWorship
10.ModernizationandGlobalization
11.TheGlobalMissionofEasternValues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各主要文明，包括印度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希腊文明，因自然环境的不同，一直按照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迹运行，各自独立，相安无事，在总体上是平静和谐的。
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尤其是1750年工业革命以后，整个人类在精神与物质之间，信仰与科学之间，技术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的身心之间都发生了巨大的裂缝，西方文明开始占了上风，西方价值开始主导世界走向，各种文明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人类的自尊遭到空前的打击。
从殖民地扩张到全球化发展，从传播“福音”到推行“人权”，西方一直都在以理性的名义，以自由、民主、平等的名义行使“神圣的使命”，并将这一切当作是“白人的负担”。今天，西方价值已经蔓延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到之处，人事物无不面目全非。
所谓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和主体对客体的评价，价值决定命题以及判题的标准——善恶、是非、优劣、尊卑、贵贱和美丑。不同文明的价值是指不同文明中那些原初取向和整体特征，是特定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力量，是决定观念、思想、人生态度、民族心理、生活情趣和社会走向的特质，价值是由特定的自然和人文因素形成的。不同的文明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文明最终是由不同的价值支撑的，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背后其支配作用的也是价值。
萌发于希腊，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形成的西方价值，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已经演变成一种由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成为当今世界一切事物的价值依据，所有的制度、法规，所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按照这种“三位一体”来设计和安排的，可以说，现代化始于技术和商业在社会生活中主体地位的形成，成于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的确立。
人类文明的一些终极价值以及各个文明的核心价值，现在都已经完全从属于进步、发展、效率和创新的现代价值，最终都归结于技术和资本，世界已经不存在任何神圣、超验的信仰，一切都被唯物主义化，一切都被科学化和市场化，一切都成了科学和经济的附庸。
当我们在认识事物时，将唯物与唯心严格区分，强调唯物；当我们在认识历史时，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严格区分，强调生产力、强调经济基础，这本身就是西方分析思维的表现，是西方的二元论。这与东方“天人合一”“梵我合一”的思想是矛盾的，东方强调的是万物、整体和混沌。必须承认，唯物主义的确比唯心主义以及各种注重精神的文化传统更有助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唯心主义不可能取得今天的物质成果;市场经济的确是满足人们物质欲望的更佳的体系;民主政治的确更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都是唯物主义。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西方意义的强国，物质意义上的强国，就必须坚持唯物主义，以唯物主义作为国家行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唯物主义作为国家哲学（事实上，今天唯物主义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国家哲学）。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担唯物主义带来的相应的社会后果、精神后果和自然后果。
当今社会，无论西方、东方盛行的唯生产力论、唯经济主义、唯GDP主义、唯科学主义、都是以唯物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唯物主义也是现代社会人们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根源，人类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也主要是指“物质的极大丰富”。
作为无神论，唯物主义破除了善恶的奖惩机制，是生命失去了道德意义，尤其在今天，为恶的理由要比为善的理由多得多，而为善比过去难得多。西方的“熵寂理论”是基于严谨的科学定律而预言的“世界末日”，这种理论在为西方价值和现代化的科学辩解的同时，在客观上正在加深道德危机，按照“熵寂理论”，世界的毁灭是一种自然的进程，与人的行为无关，无论行善作恶最终结局都一样。
唯物主义认为，自然只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自然的背后没有什么神灵，无所谓对自然的敬畏，因而自然就成了被政府利用的对象。拦河筑坝，开山打洞，移山填海，一切天翻地覆的变化都是符合理性和唯物主义的。据中国科学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称，中国人每年搬动的土石方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的人均人类活动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3--3.5倍，联系到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各地各种宗教场所的破坏，近年来中国及世界各种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可能并非偶然。
唯物主义盛行不仅斩断了与精神世界的意义联系，而且极大的激发了人们对物质的兴趣，唯物主义哲学的泛滥带来的道德后果要比认知后果严重得多。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只存在于生产和消费上，社会的主要精力全都用于了各种必要和不必要的生产和消费上，是消费使我们更快地生产，是生产使我们更多的消费，整个社会除了拼命地生产和消费外已别无目的，人生除了挣钱和花钱外也别无意义。
而导致资源和生存环境灾难的正是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人类秩序与和谐真正构成威胁的正是西方价值中的“竞争”“发展”和“创新”，因为这些价值服从的是科技和市场的本性，而市场和科技本身是盲目的，现代社会的发展正是以市场和科技导向的。现代化使特定地域（西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成了全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成了世界秩序，而全球化只是现代化的扩大和加速，成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极权主义，它不仅把西方的生产方式强加给广大传统国家，而且还把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甚至宗教信仰强加给其他国家，从根本上剥夺了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今天，人们都是从西方来看本国，从现实来看历史，整个世界的近现代史已经被写成了欧洲史、西方史和白人史，人类过去存在过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正在同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一道快速消失，大千世界只剩下一种价值、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生活方式。
现代化在本质上就是理性化、西方化，是所有民族国家不断在器物、制度和观念上，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效仿西方的过程。世界在表象上变得越来越光怪陆离、缤纷多彩的同时，在本质上正在同质化，越来越趋同于以理性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市场主义、科技主义和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现代范式。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已被确定为“物质财富就是人类幸福”，物质丰富程度可以被客观测定，幸福感也是可以计量的，幸福也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普遍性，因此，经济增长通常被作为国家进步的衡量标准和社会发展的价值依据，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已成了全人类追求的唯一价值目标，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被归结为GDP，GDP等于国力，经济增长等于人类发展，而这些指标又被简化为各种货币单位，最后被完全简化为各种数据，GDP崇拜甚至只是一种数据崇拜。不幸的是，许多经济统计数据的持续攀升与人的幸福感不仅没有必然联系，甚至是矛盾的。在西方所谓的“全球幸福指数”中，排在最前的往往是经济和技术落后，但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保存较好的国家，而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强国的美国反而排在后面。
从西方基督教的本体论、目的论和末世论引申出来的进步观已经成为今天的“普世价值”，而现代性正是始于进步观的确立，西方的进步观影响了19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思想家，但两次世界大战、人口爆炸、核威胁、生态灾难、精神危机使进步观对人类历史的乐观展望蒙上了巨大阴影。今天，现代化已成为一种无限的扩张体系，它倾向于将一切可能发展到极致，将发展本身作为目的，而为何发展反而并不重要，即便是徒劳甚至破坏也在所不惜。一切“变化”都被认为是“发展”，一切“发展”都被理解为“进步”，当西方这种线性发展的进步观取代了传统有节制的循环观，现代化的发展便一发不可收拾。由西方价值确立的现代范式也注定会使人们在摆脱后，很快就会将财富用于奢侈，以及各种无谓的竞争。现代化、城市化并不是一种理想，而只是一种必须接受的严酷现实。
东方和西方是受一些完全不同的价值支配的，现代范式所追求的无限发展创新，在源头上暗合了西方文化本身特征和倾向：建立在理性思维和实证科学基础上的西方哲学以追求“绝对真理”和“终极答案”为世界观，以二元对立的否定之否定为方法论，它所信奉的各种价值都只是为了本身的否定和完善，因此，西方的哲学需要不断发明新的观念、概念和术语，各种学说需要不断被取代；西方的文字需要不断创造新的词，英语词汇最近已突破100万单词，随着各种新的事件、物质和概念的不断出现，每年的新词汇仍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西药需要不断发明新药，淘汰旧药，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自西药产生以来，因严重的毒副作用，已有90%以上被淘汰，全世界每年因服用西药而导致的失明、失聪、脑中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器官功能衰竭、癌症甚至死亡的人不计其数，而现在每天都有几十种新药问世；西方的法律种类和法律条文需不断增加，既有法律永不敷用，跟西医一样，法律专家越来越只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代法律陷入了一场约束与违法之间无止境的竞赛……
从自然规律和宇宙法则中抽象出来的东方哲学基本概念如“因果”“轮回”“阴阳”“五行”等等，由于是从整体、变化和关系来看待事物，因此，在时空上适用于一切人、事、物；中国的文字完全不需要创造新字，汉语具有无限的构词能力，运用已有的文字，通过不同组合可表达任何新生的物质、事件和概念（汉字的总数约8万多，现代汉语用字仅10000左右，常用汉字只有3500）；中医的手段（望、闻、问、切）和中药的种类（植物、动物和矿物共计约1.2万种）基本不变，常用中药不过400种，一个老中医一般也只用100多种，而最常用的仅几十种，但辨症的方法繁多，因人、因地、因时而异，随机应变，集预防、治病、养生一体；东方的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的维持和调节，主要是靠内在的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而不是靠外在的繁复累赘、无限增加的法律条文……
这种文化隐喻包含了东西方对人和自然观察、理解和描述的基本倾向，渗透到整个文化的各个方面，决定其文化的走向。西方的机械、文字、医药和法律都是西方文化基因的表达，是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的结果，隐含着一种极端和放纵的倾向；东方的文字、哲学、东方的传统农业和医学也都是东方文化基因的表达，是东方循环思维方式的结果，代表着一种节制的倾向。
东方智慧从自然中抽象出来的这些宇宙法则和终极价值决定了传统范式是一种循环的发展，有机的延续，生生不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东方智慧不是强调发展、创新，而是追求顺应、循环、和谐，它概括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本质关系，成为几千年来东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指南。
而西方的科学技术进步虽然实现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和对自然的统治，但却加深了人类社会的劳动异化，导致造成异化的现代制度（尤其是产业制度、管理制度和科技制度）的发展，使人类完全陷入物役。传统的实用技术曾经使人类一直保持适度发展，而西方现代科学却造成人类的突飞猛进。人类所面临的人口爆炸、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精神失落等都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后果。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确立的价值与整个人类、与整个自然、与每个人的身心在根本上都是矛盾的，它造成了人与人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人的身心分离。
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决定人的社会存在，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生产力至上和技术至上主义，一种经济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归结于经济关系，所有的观念形态都成了经济形态的对应物，所有社会关系和观念形态的变化都取决于经济形态变化。因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本身也属于亚伯拉罕信仰传统，离不开西方的理性思维，离不开西方的价值范畴和西方中心主义，其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唯物论和进化论。
对现代人类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等等，无论是改良的西方民主体系，还是资本主义的变体，都属于西方的价值范畴，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即都是西方线性思维、理性主义和进步观的产物，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这些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其实主要是西方文化内部的矛盾，或西方文化内部矛盾在其他文化中的反映。在价值取向上，尽管西方的意识形态与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不符，但已无法阻挡西方价值的入侵，正在经历传统文化的精神错乱，连那些道德的国度也面临着道德解体。
同属近代西方价值产物的两种主要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过了一百多年斗争后，彼此都已经妥协，它们的界限正在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全球化进一步缩小二者的差异，当前的“金融危机”正在使它们走得更近。资本主义将不得不放弃一部分陈见，政府将更多地介入市场，对各种垄断资本进行控制；社会主义也将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中学到经验，更多的引入资本主义发展手段，从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从而缩短与资本主义的差距。世界经济反而有可能因此次“金融危机”而得到大发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结束，兼具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在成为共同的发展方向，“经济至上”和“科学万能”已成为所有国家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及所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依据。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同属西方文明的不同形式，在物质取向上两种社会体制都是一致的，都强调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都注重个人需求的满足，个人财富的增加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大前提下，所有制（私有/公有）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其实并不重要，只是在人与人的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上，资本主义表现得更加极端。在那里，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更加突出，它们把自己的自然环境保护得很好，却到其它地方不择手段来获取资源，把大规模的环境破坏转移到国外。
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给人带来的不是自然需求的满足而是各种欲望的膨胀，人类在近几百年里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还多，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财富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有足够的知识来满足人的健康长寿，有足够的智慧来指导人的精神生活，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人类从未处于像今天这样的危险境地。世界上多数地方正面临产能过剩的困扰，而产能过剩的解决之道只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来实现，许多产品都已进入批量复制和规模生产的阶段，以至于不得不将产能转向军备制造、太空开发和奢侈品生产，以维持经济发展和减少失业压力。整个现代经济都是建立在过度消费、过度生产和对人类未来的透支基础之上的。对这个世界上的多数人来说，除了钱以外，其实什么都不缺，但人们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财富，人类所面临的匮乏不是因为生产不足，而是因为分配不公，今天，人类的主要智慧和精力不是用于消除不公而是相反，现代经济的发展正在加深不公，全球化正在扩大贫富差距。
现代性发展的逻辑预设是，现在一定比过去好，未来一定比今天好，人的能力是可以无限发展的，经济是可以无限扩大的，科技是可以无限创新的，由经济和科技发展产生的所有问题都能通过经济和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解决。现代化的困惑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要遭遇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处于同一层面，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进步史观，还是社会主义的进步史观都是西方的进步史观，都是指向物质和技术的。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蔓延，人类正因此而陷入深刻的恶性循环。各种现代危机无论发生在哪里，或以什么方式发生都应归结为价值的危机——现代价值的危机——西方价值的危机。现代化与人和自然的矛盾，在本质上实际上是西方价值与人和自然的矛盾。
现代价值决定了现代化一经发动便无法停止，它必须保持高速运转，世界经济除了保持高速增长外，已别无选择，否则政权就不能维持，社会就无法稳定。要么加速发展，要么淘汰出局，为了经济增长可以不惜以人和自然的代价，整个人类已被现代性所裹挟。
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一直起着刺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而现在，消费则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手段，今天，经济的低增长已经意味着危机，经济的停滞更意味着大规模的抛售，以及整个社会的恐慌和动荡。而消费依赖于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依赖于现代观念，各种西方生活方式的宣传和大众文化正无时无刻不在引诱人们的消费欲望。
现代社会关心的是经济增长本身和科技发展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实质和科技发展的后果，今天，根本不用担心市场和科技的发展，整个世界已经被商业和技术的完全覆盖，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用什么办法来应对资本和技术带来的后果，用什么办法来约束资本和技术的恣意妄为，因为资本和技术只会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而不会服从任何道德和自律。人们对技术和资本的痴迷已如同小孩玩火，过去极少数人贪恋的游戏今天已演变成整个人类的狂热。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价值的改变，没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什么可以阻止，那怕只是减缓现代性灾难的蔓延？用技术的手段来解决技术问题，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只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在于，领导现代化发展的西方价值本身丧失了超越价值的指引，完全让位于市场和技术，成为一个没有灵魂、没有人性、没有精神、没有道德的百病丛生的混乱体系。现代化不仅颠覆了宗教，也摧毁了哲学和艺术，剩下的只是各种资本和技术的衍生物，以至于今天我们必须要从市场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来审视宗教、玄学、哲学和艺术。今天的大多数思想，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和文化理论都已成了市场和技术的奴婢，都在为利益鼓噪，为灾难狡辩。在一个结构森严的科技统治的世界，在一个强大的商品包围的世界，“自由”是否可能？在一个只有物质没有精神的世界，“幸福”是否可能？
现代化创造了一种以科技思想和市场理念支配的生活方式，它吞噬自然、扭曲人性，它是一个透支未来，不计后果的过程，而全球化正在加速它的发展，成为一场灾难的竞赛，其发展方向并不确定，没有人可以预测现代化发展的前景，因为引导现代化发展的市场和科技本身是盲目的。
“现代化究竟带来了什么？为什么发展？朝什么方向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理会这样的声音。现代化发展像飞奔的列车，但它既无人驾驭，又没有刹车，没有人知道它会奔向何方。
从文化的多样性考虑，西方文化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好，但现代化的各种灾难的确是由西方价值中发展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进步观和发展观导致的。人类现代灾难是商业、科技与宗教、道德、艺术之间失衡造成的，是过度的物质主义和个性主义造成的，是商业和科技膨胀的结果，而没有宗教和道德作为价值核心的文化是危险的，人类选择西方文化作为发展方向，是人类文化的悲剧。如果说生老病死是个体生命的宿命，那么，现代化则是人类的宿命，因为我们无法解释这种毁灭性文化基因存在的原因，我们也无法解释人们对它趋之若鹜的原因。今天，现代化的趋势已不能改变，现代化的后果已无法逃避，迟到的现代化社会正在重蹈先行现代化社会的覆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没有力量可以阻挡，而能够避免的仅仅是一些次要方面。
从弗洛伊德和尼采开始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已经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化的可怕后果，但他们武断地把各种现代化的后果归结为“文明的代价”，把西方的发展方式当作人类的发展方式，把西方的发展逻辑当作人类的发展逻辑，这其实是为整个西方文明开脱，因为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的文明基因是完全不同的，她们在运行的方式和逻辑上也是完全不同的。具有顽强方向性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是不会自己发展出一套像今天西方这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如同人体本是自足的体系，自然本是自足体系，世界上所有文化都是一种自足的体系，各自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其他文化的，每一种主要的宗教和形而上学也都是人类某种生存经验的总结，都强调自身的优越性，没有一种文明能够完全经得起价值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的质疑，但今天，对于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所有人，对于必将遭遇共同未来的所有人，各种文明都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追问——哪种文化更有益于维护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己身心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要优于西方文化，因为她们都要比西方文化更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的身心和谐。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西方文明并非蓄意要摧毁其他文化，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毁灭这个世界，它只是顺从其内在的文化冲动而发展，按照其内在的逻辑而演化，但它带来的结果造成了整个自然和人类的突变，而西方社会本身也难逃厄运，毕竟西方本身也是一个病人，西方也需要同情，西方也需要拯救。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具有致命缺陷的西方价值像癌变一样已扩散到世界各地，改变了人类的思想体系，文化体系和社会体系，尤其是整个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西方价值已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精神负担。现代社会的繁荣与困惑，现代性的各种灾难性倾向都源于西方价值，而西方价值本身并不具备免疫机制和修复机制，今天流行于西方的所谓“生态主义”“环保主义”往往都跟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极左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分裂主义”“个人主义”“性解放主义”“女权主义”甚至“同性恋主义”相联系，只不过是另一种“时髦”，代表另一种“反潮流”，其本质仍属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消除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障碍不是技术和制度，而是主导现代化的西方价值。
我们已经无法从西方文化本身，从现代化范式本身找到解决办法，一切出自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范式本身的解决办法要么是暂时的，要么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必须同包括西方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共同来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创立一种新的范式。
人类已经完全被西方价值带入了危途，且越陷越深。今天人类面临的全球变暖、臭氧层消耗以及生物多样性消失等各种生态危机已经超越了国家、种族、意识形态的界限，它是无法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架构内，依靠科技、市场和制度来解决的，它不是技术问题，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价值问题，是有价值发展出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因为价值取向决定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设计，价值取向决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安排。技术、制度、甚至意识形态都只在表层发挥作用，它们都只是一些实际操作，而在深层发挥作用的是价值。世界上西化的进程往往是这样：技术先来，制度紧随其后，意识形态接踵而至，最后是整个固有传统和价值的失落。
将越来越频繁的全球自然灾害笼统地归咎于人类的责任，或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笼统批判，都既没找准目标也不符合实际，因为现代性、现代化和全球化与西方以外的文明史完全不符，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各种现代化灾难的传播遵循的是一条简单的路径：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从西方到东方，从欧洲到世界。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反思，对现代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反思必须直指现代文明的核心和根源——西方价值。虽然自尼采以降很多思想家都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提出了质疑，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技术和消费主义本身也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批判，但却很少看到科技背后的商业根源和商业后面的科技根源，在科技和商业后面的政治根源，在政治后面的文化根源以及在文化后面的价值根源，“价值”成了现代历史书籍尤其是西方历史书籍里遗漏的最重要的一个词汇，而正是西方价值规定了我们今天的历史，规定了现代范式，规定了致命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对西方价值的反思还必须追朔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因为现代性后果都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遗产，现代性的基本精神（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科技主义和进步发展观等）都是从这个时候孕育出来的，而整个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系也都是按照西方价值设计的，现代性的原动力，包括它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来自西方价值。如果没有学术界、知识界和精英阶层对西方价值的深刻反思，就谈不上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因此，在各种重建中，价值重建应是一切重建的前提。技术发展不是出路，技术只能解决单一和分离的问题，重建价值才是希望。人类在呼唤一种新的价值，新的信仰和新的禁忌——新的价值才能赋予人类新的取向，新的信仰才能赋予人类新的意义，新的禁忌才能赋予人类新的约束。解决方案最终只能是价值的。
能量释放的两种不同指向不仅决定不同文明人民的个体特征，也决定其整体文化特征。东方文明将能量向内释放，发展出宗教、玄学、艺术和情感生活；西方文明将能量向外释放，发展出理性主义，科学技术，物质生产；东方以宗教、艺术和形而上学为核心的心性文明为发挥人的智慧和精力提供无穷空间，在终极关怀上，有利于维护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间的平衡；而西方以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理性文明将人的智慧和精力引向对有限物质世界的无限追求，在终极关怀上，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间的冲突。
人类伟大文明的价值体系都是由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决定的，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脱胎出来的西方文明天生就富于攻击和冒险，而从农耕文明孕育出来的东方文明的鲜明特征则是内敛和求稳。西方文明所处地区适合牧业，食肉较多；东方文明所处地区适合农业，多以五谷百蔬为食。不同地域的物产决定其食物结构，不同的食物结构与其它自然条件一起逐渐沉淀为不同的生理、心理和气质特征，使各种原始差异得到强化。食肉多的民族，尤其是那些喜欢吃带鲜血红肉的人，往往性格残暴，具有更强的内在冲动和征服欲望，这种欲望可以转化为对人的统治和对物的占有，物质占有又可以发展成对自然的改造利用和创造发明。西方价值中致命的扩张倾向也与其食物结构有关，正所谓“起源即本质”，它像只有头和嘴的饕餮，既吞噬别人，又蚕食自己，各种获得性遗传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
西方文化中的个体生命冲动逐渐积累为整个文化的扩张冲动，个人主义的放大导致社会组织和国家权力的膨胀，个人主义动机成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发展动力。西方价值中各个方面都具有极强的攻击性，西方的宗教是用来征服异教徒的，西方的知识是用来征服自然的，整个西方的哲学观念、科学思想、政治学说、经济理论、文学、音乐、美术和建筑都充满强烈的张力，包含了深刻的价值隐喻，而最能表现这种张力的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道金斯的基因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尼采的超人学说和贝多芬的音乐，只能产生在西方价值的土壤，这种张力决定了它的行动方向，并注定了它要向外寻找出路，借助各种外在方式来表达内在冲动，而西方民族的这种攻击性也使他们更需要制度和规则来约束，以达到自身的安全和社会的平衡，直至发展出对制度和规则的偏好。
当世界被西方将瓜分完毕，完成原始积累，需要和平来维护既得财富时，西方开始建立现代国际规则，但西方价值的扩张冲动本能没有改变，只是这种扩张冲动由“竞争”代替了“战争”。今天世界上的一切制度安排，包括所有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在根本上都服从西方的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竞争”成了当今的世界秩序，效率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近代的科技和商业发展在根本上都是由西方文化的扩张冲动引发的，对竞争的嗜好，对效率的赞美，对商业偏爱，对技术的迷恋，都是西方文明中扩张冲动的不同表现。西方文化在现代化中表现出的各种长处，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恰恰是一些致命的缺陷,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杀手应用程序”——竞争机制、科学、财产权、医学、消费主义和工作伦理（《文明：西方与其他国家》尼尔·弗格森），正是这些最根本的原因而不是一些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正在导致人类挖掘殆尽，消费至死。
西方文明在对其他文明的征服中已将其价值带到了各地，现代文明就是西方价值发展的结果，西方的进步历史观造成现代化与整个自然和人性的全面对立；西方的现代国家观念（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民主国家观念）导致了近代无数的边界纠纷和流血冲突；科技万能和市场至上带来市场和技术的无限膨胀。
从西方文化观念发展出来的各种现代价值，代表的是功利和权力。宗教和玄学因科技兴盛而式微，艺术与市场合流而沦为娱乐。因为上帝不在了，一切都成为可能，自然不再受神的庇佑，传统不再受天理保护，今天的时代已远不止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比信仰丧失更可怕的是禁忌的丧失，而生活中各种禁忌的破除正在动摇人类一些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的基础，人类第一次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信仰、没有敬畏和没有禁忌的时代。
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体系脱离了宗教、艺术和形而上学的指引，完全陷入了工具主义、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成瘾。现代性不仅造成个人的物质迷恋，而且造成整体民族意识的疯狂（如德国、日本、美国），把战争后果仅仅归罪于个别战争狂人，实际上是在为它们的价值、它们的民族性和它们的文化开脱，近现代各种大规模战争实际上主要是根植于这些战争发动国的文化土壤和民族心理，它们都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
当人类完全丧失了禁忌，当科技把一切诠释为物质，当市场把一切解读为利益，当西方价值成为世界的主导价值，所有的神圣都被亵渎了，整个人类的命运就注定了，各种灾难正相互诱发，又互为因果，而过去一切所谓的灾难还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正朝着越来越精微的方向发展，但却无法改变其本身的盲目性，在对人类自身和自然的整体认识上尤其如此，在生命的终极意义上令人担忧。
历史正在证明，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将不足以弥补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人类巨大的创造力将不足以弥补所造成的巨大的破坏，西方文化的智慧与愚蠢一样令人惊叹，正如物质的过剩与物质的匮乏一样有害。现代化——多少灾难假汝之名而生！
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关系各种根本变化的反思，将引导我们彻底反思现代价值，重新评估传统价值，从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所创造的原初智慧，尤其是从东方文明所蕴含的宇宙法则和生命智慧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继续沿着技术和资本的思路去寻找答案，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发展创新，而是如何寻找禁忌的力量，重建信仰和敬畏。
三、理性思维是西方文明的逻辑起点
分析思维带来了西方科学的繁荣，也导致了无限发展倾向，产生出各种形式的分解、分割和分离——物质与精神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与社会的分离，人的身心的分离，灵与肉的分离。分析思维用对待物理世界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对待各种社会事务、人际关系、精神现象和心理问题。
分析思维把外部世界、人类本身、包括人的智能、心理、语言都当作分析研究的对象，将世界拆为一堆散件又再重新拼合。它以自我为中心，以归纳演绎推理为根据，用“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他律”的原则制造出一系列二元对立：“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现象与本质”“自由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真理与谬误”“逻辑推理与经验感知”“人与自然”“文明与野蛮”“善与恶”“是与非”“身与心”“新与旧”“美与丑”“天堂与地狱”“革命与反革命”“朋友与敌人”“战争与和平”“先进与落后”“发展与停滞”“东方与西方”“民主与专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科学与迷信”“智慧与本能”“理智与情绪化”“优等人种与劣等人种”“现实与虚拟”……。事实上，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超自然的宗教信仰与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态度。整个世界被理解为一个冲突的过程，一种极端的发展，一种无限的否定之否定，斗争则被认为是一种常态。今天，“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世界上，已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政策和国际事务；而在中国，则深深地影响了“五四”以后的整个思想界和学术界。
分析思维、理性思维忽视自然界整体的和谐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过渡性和中间环节，往往导致极端的倾向，带来各种形式的矛盾、对立和斗争。分析思维这种强调心与物、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了西方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而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结合正是造成今天人类和自然各种灾难的价值根源，可以说，人类是否能够走向未来，将取决于人类能否摆脱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精神束缚。
理性主义根植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产生于十七世纪以哥白尼、笛卡尔、培根、牛顿为代表的哲学和现代科学，从此，人类的权力中心开始由信仰转向世俗，由精神转向物质，其影响所及不仅颠覆了基督教世界的秩序，而且颠覆了整个人类的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随着理性对信仰优先性的确立，整个人类的超越价值被彻底打破了，一切都成为合乎逻辑和理性的冷酷计算。理性主义发展至今，已经将整个人类精神掏空，信仰被掏空，道德被掏空，文化被掏空，整个现代社会其实只剩下一副粗糙而肤浅的理性主义的空架子。
理性主义压根就没有把人看成是人，而是把人当作完成某种计划的工具，这种计划是要服从技术的逻辑安排的。理性主义所关心的与常识、经验、道德、传统和信仰根本不是一回事，理性主义所关心的是事物的对错、是非、输赢、利弊、成败和真假等，理性主义在根本上是反常识、反经验、反道德、反传统和反信仰的，它破坏的不仅是自然界的和谐平衡，包括人世间的真善美。
理性主义主张用思辨和推理来考察一切事物，用知识来观察、验证和解释自然，通过发展技艺和工具来扩大认识，而这些知识又主要是关于自然和商业的知识。技术的合理性成了经济的合理性，经济的合理性也就成了政治的合理性。理性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是靠理性来确立社会制度，用理性来规范社会行为，用理性来控制人性和自然了。西方的理性只是在对事物认识上具体的、次要的和枝节上的理性，只是针对各种学科、专业和行业而言的理性，而就自然、人类和生命的本质而言，就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身心关系而言，不仅不是理性而且是非理性，一种局部的理性和整体的非理性，这种理性主要是为功利服务的。西方理性主义使现代化陷入一种“合成谬误”和“整体缺失”。前者把仅仅对局部说来是对的东西，说成是对总体也必然是对的；后者则指具体方面样样完备，但整体精神空缺。
起源于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使西方的分析思维倾向和理性主义传统发扬光大；各种形式的唯物论占了上风，从根本上把人引向了专注于物质的产生、运动、变化和发展；自由、民主、发展、进步、效率等现代价值开始产生，科学知识体系、生产工艺、市场经济制度、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制度等现代范式开始确立，并形成强大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至此，西方价值的基本特征和西方知识的基本特征已经完全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愈显突出，即西方价值是一套完全矛盾冲突的机制，而西方知识主要是一种关于物质的知识，是一套极端和琐碎的系统，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拓展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范围，而各个时代的先进理论只不过是一时一地的个别见解。
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破除，导致了各种世俗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发展，商业和技术成为这些价值的集中体现，因为各种世俗价值和现代价值都是围绕商业和技术展开的。科技与资本的结合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动力，资本扩张的本能，新的航海工具的出现，蒸汽机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失去超越价值之后，各种形式的功利主义追求变成了人的唯一寄托。历史唯物主义更导致各种形式历史决定论的产生，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阶级斗争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等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物。
科技和市场的膨胀已成了人类生态危机和人的全面异化的直接原因，而以西方理性主义、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整个现代价值体系则是导致科技和市场的膨胀的根源。文化学者胡纪泽在《中国人的焦虑》中说：
“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或知识理性以科学技术、管理制度、法律规范、经营计算等具体的形式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左右着我们的全部社会行为。”
理性主义在产生之初，尚被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但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主义本身已被当成了目的，理性主义甚至已成为一种奴役手段。今天，理性主义的疯狂不亚于当年宗教的疯狂和当今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疯狂，尤其是在科技和市场方面，西方思想家把明明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疯狂说成是整个人类的疯狂，实际上是在为西方的“原罪”开脱。
现代化即理性化，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已成为现代宗教的三个位格，它们都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名目繁多的思想、见解、学说、理论，正在摧毁人类亘古以来的终极价值，而终极价值，尤其是那些涉及神圣和道德的内容是无法被现代理性的逻辑、数学和实验方法证实的。当哥白尼、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从不同的侧面戳穿了千古神话后，人就成了物质，成了工具，成了机器，成了商品，成了市场，成了数据，人和自然的意义已完全丧失，整个现代社会只是一个符号的系统，而人除了一连串的数字外什么都不是。
以西方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在具体领域的发展上越是理性、精微和繁复，在整体和本质上就表现得越是非理性。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
“这个社会作为整体却是非理性的。它的生产率对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有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
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恣意发展，使现代文明表现出一种放纵人类欲望、滥用人类智慧的极端倾向。从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各种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外交理论以及整个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都是倾向于放纵而不是基于节制的。
现代危机的根源在于从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结合已经取代了传统宗教而成为现代宗教，发展创新已成为终极价值，它们所产生的物质力量正在毁坏自然，它们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正在摧毁各种伟大的传统和人类价值，使民族国家同质化，这些倾向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加强，一切都在追求更快、更多、更大、更新，其势如自由落体，这种趋势令西方文化本身也感到惊讶，而这一切都来自理性主义的误导，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质疑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是人类一切现代成果和一切现代灾难的价值（思想）根源，正如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指出的一样，整个西方知识体系实际上都是由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构成的。
现代价值的源泉是技术和资本而不是人，整个现代社会的运作所遵循的是机械的逻辑，而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政治最终服从的是物理学的原理，人只是一种生产机器和消费机器。一切行为都以谋求财富为动机，现代社会的生产安排和科层设计都是基于理性的原则、效率的原则和利益的原则，这些原则在本质上都是排斥人性的。技术的目的是创新，资本的目的是扩张，科层制追求的是效率。整个社会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工程师在操控，教师也只是从事思想铸造的“灵魂工程师”。科层组织能提高了效率，能带来了社会利益，但却损害了人性。作为现代化的产物科层化可以服务于不同的政体和意识形态，行政部门或生产企业，民主国家或集权国家，科层化都已成为必然趋势，科层化程度完全取决于现代化程度，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层化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层化程度。
现代生产方式将社会族群拆散为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直接导致了各种互助合作生活方式的瓦解。生产方式的改变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费孝通）。过去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宗教、家庭、精神生活和伦理道德等各种内在因素，而现在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技术、商业、制度和组织等各种外在因素，民主法治也不是内在的连接，它也只是一种外在的规范。在这样的时代，科技人员自然就成了圣徒，商人自然成了英雄，艺人自然成了偶像，整个社会关系已完全改变、社会秩序已经颠倒，人生意义已经失落。
技术和制度已演变为一种普遍的压迫力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已越来越令人窒息，心理畸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性异化已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现象，它已超越了所有制和意识形态，成为现代社会共同的生存方式，异化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现代化的程度。现代化即异化，理性即可计算性，合理化即物化，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进化，已成为一种通用的现代逻辑。
在今天这个全面商品化、技术化和制度化的社会，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但精神和灵魂却感受到了空前的压抑，人已经越来越远离其本质，越来越与自己的内心相隔绝。
“在投机所支配的世界中，我们的道德或伦理价值概念越来越受到股票市场模式的影响。”
在人口普遍老化的西方社会，尤其是在欧美和澳洲等地方，仅有的一点人口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靠对未婚同居和对非婚生子女实现的，而社会对他们的所谓宽容，实际上又成了对这种行为的纵容。现代社会普遍的家庭危机既与西方文化中自由、个性和女权主义的张扬有关，也与宗教信仰的丧失有关，因为各种宗教都与家庭有着密切关系，传统宗教多是靠家庭来维持、继承和传播的。
相对于人类上百万年的进化史，人的生理构造、生理机能和生化反应跟古人并没有什么差异，用于维持健康生命所需的物质跟从前并没有太大不同；相对于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人性没有什么改变，善恶也没有什么改变，善良一直与邪恶共存，自私、嫉妒、贪婪和虚荣始终与关爱、慷慨、同情和宽容相伴；相对于人的本质，今天人类的主要变化是欲望的膨胀，现代性并不能消除人的邪恶本质，使人性升华，带来人类状态的根本改变，现代性扩大人的可能性，也放大人性中的邪恶。成为一个恐怖分子甚至不需要宗教和种族的理由。现代化可能使人变得更聪明和更有知识，但智慧和道德并没有提升，预期寿命的延长并不意味着生命意义的增加。
工业时代使人沦为工具，信息时代使人沦为数据，现代教育从目的到手段，从内容到形式，只不过是一种分门别类的专业培训和技能训练，一种批量复制“工具”和“数据”的生产线，连人文社会研究领域都不例外。辜鸿铭说“欧洲文明是把制作更好的机器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东洋则把教育出更好的人作为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差别”。现代教育造成知识与文化、学问与教养的分离，现代教育已经与人格、情操、精神境界和艺术修养完全无关，知识爆炸和智慧凋零已成为整个现代文明的普遍特征。
现代科技和市场从不同的方向加深了人的异化，成为对人类巨大的破坏力量，技术统治和市场垄断阻碍了人们通往民族文化和精神传统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对宗教的致命打击来自于科学，对道德的致命打击则来自于市场，因为科学关心的是物质和事实，而商业关心的是利益和效率，它们都与人的本质无关，因此，对于商业和科技如果不加约束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害的。有一首诗这样写到：
“如果生活充满烦恼和焦虑，长寿又有何益？
如果人生除了生产和消费已别无意义，进步又有何用？
如果地球不再适宜居住，发展又为什么？
如果离开自然，生命何所依？智慧从何来？
如果没有情感和艺术，没有信仰和形而上学，用什么填补空虚？
如果现代化带来的是普遍的身心疾病，现代化意义又何在？
如果不反思现代化本身，又怎么认识各种现代灾难？
如果不追溯西方价值，从何找寻到现代灾难的根源？”
大多数传统社会与自然之间都有着某种协调的关系，都存在某种禁忌力量，成为对自然的内在约束，在那个时代，人类是自然的仆人和朋友。工业文明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改变了人类和自然的存在方式，导致了自然秩序和整个生命秩序的紊乱，地球的能量失去了平衡，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完全破坏了整个人类与地球的生命循环系统，而那些最具效率和最具创新发展模式对人类的未来恰恰是最具破坏和最危险的。由西方价值形成的现代范式不是心怀敬畏顺应自然，而是凭借理性征服自然。
现代化实质上意味着使人们占有更多的物质和更大的空间，而人类生存空间的有限性与现代价值的无限发展观和进步观之间的矛盾，是造成现代人类社会灾难的根源。占世界人口20%的西方国家消耗了世界80%资源，人类现代的各种生态灾难主要是西方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的，而现代化意味着西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普及。
欧洲人先是在欧洲，北美以及澳大利亚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开发大片的牧场和农田，继而是将现代农业和牧业生产方式随着殖民扩张带到世界各地。十八世纪中叶，蒸汽机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工业的开始，从火力发电厂和冶炼厂的出现，到农药和化肥的广泛使用，到汽车的发明和普及，再到冰箱和空调的推广，人类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自然浩劫。其间经历过两个加速点，一个是二十世纪50年代，由于二战结束，世界经济和人口快速增长，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环境污染也随之扩大和加深，据估计，二战以来的技术变迁所造成的污染占目前全球所有污染的80%；另一个是二十世纪8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出现冲击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所有的国家、民族、地区都被卷入这个洪流，而中国和印度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加入以汽车和电力消费为标志的现代化，将大大加剧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新兴国家的发展正在释放巨大能量，其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环境破坏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原有的经济和社会困境雪上加霜。德国学者莫特尔曼指出：
“西方世界毁灭第三世界的自然环境，并且迫使第三世界毁灭它自身的自然环境，相反的，第三世界自然环境的破坏——如雨林的滥伐和海洋的污染——通过气候转变反扑到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率先死亡，然后是第一世界。穷人率先死亡，然后是富人。小孩先死亡，然后是大人。”
在现代社会，人是万物的尺度，金钱是万物的尺度，使用价值完全是服从交换价值，生产的真正目的是利润而不是用途，人们关心的是投入与产出，竞争和效率迷恋使人们从事任何活动的出发点都是急功近利。西方哲学思想从人类中心到西方中心和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必然要向外投射，导致对所有客体，包括对自然、他人和他族的占有和控制，并最终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攻击行为。按照现代文明的进步观和发展观，人可以无限地认识和改造自然，这使得人们对自然的索取变得有恃无恐，更多的消费，更快的生产已成为理所当然。由西方价值主导的现代化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威胁的根源。
人们并非存心要破坏自然的，而是受到市场和科技力量的驱使；西方文明也并非存心要毁灭其它传统文化的，而是受到自身强烈的内在扩张冲动的驱使。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不是所有制，也不是意识形态造成的，而是价值造成的，是由价值引导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新加坡著名学者基肖尔·马赫布巴尼认为，“西方已成为全球各种主要危险之源。”因为整个西方价值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构建之上的，它不是用心灵关照的方式来对待自然，而是用技术手段来对待自然，把主要兴趣和精力都用在自然的改造利用上。现代化与自然是矛盾的，现代化发展是以自然为代价的，现代生态危机是西方科技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必然后果，因为现代性内部蕴藏着巨大的毁灭冲动，各种现代化成果，尤其是高科技成果都在为这个巨大“堰塞湖”增加着势能。
1、人口爆炸
人口爆炸是现代化本身造成的，现代化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三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现代化增加了食物，提高了医疗卫生条件，延长了预期寿命，使许多致命疾病转变成为慢性疾病，破坏了亘古以来的生死平衡，导致人口爆炸，并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严重后果，使所有人在生存空间上彼此都构成威胁。而预期寿命的延长并未使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得到提升，生活条件的改善正在被越来越重的精神负担所抵消——现代人并不快乐。个体生命的健康与整个社会的病态跟西方理性主义具体的理性与整体的非理性是一致的。
更多的人口意味着需要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占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制造更多的污染，并引发为争夺生存空间（粮食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的冲突。人类之所以在目前人口爆炸的情况下还能生存，甚至比过去生活得更好，是因为采用了竭泽而渔，寅吃卯粮，不顾子孙后代的办法，而这只会带来更深刻的恶性循环。
人口增长有赖于生产发展，生产的发展扩大了人类的活动空间，也扩大了对自然的开发和对环境的破坏。自工业革命以来短短两百多年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对自然的污染远远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环境破坏在规模、速度和程度上与整个现代化进程完全成正比，解除贫困也总是要以人文和生态为代价。
现代化除了带来绝对人口过剩外，还造成相对人口过剩，现代化对效率的追求必然会排斥劳动力。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农业产量剧增，劳动力大幅度减少，今天，在主要农业生产出口国，农业人口只占3%左右，而工业生产领域的人口也在快速减少，马尔萨斯主义只不过不过把人口危机预言得早了一点。
2、环境污染
自然界与生命体一样都具有自我平衡和修复机制，但它有一个度，一旦超出这个度将失去平衡，难以自我修复。今天，人类活动已无所不在，人类已把自然界的面貌彻底改变了，我们正在突破这个度。环境污染已威胁到这个世界的每个人，而在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已经开始了无声的屠杀。
现代科学技术已扰乱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整个生物圈，现代科学技术的每一个胜利都遭到了自然的报复，使人类朝生态毁灭的深渊又迈进一步。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每一项重要发展都是利弊参半，所带来的未知和潜在隐患都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全球变暖、臭氧层消耗、生态多样性消失、酸雨、江河和海洋污染、森林消失、土壤退化、能源和矿藏枯竭以及其它生态变化，都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发展的结果。相对于整个人类的进化史，人的身体根本还来不及适应突然出现的各种环境变化，人的精神也来不及适应各种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变化。大部分新出现的疾病都是因环境改变导致的，它们通过空气、水和食物直接影响人的健康，全球约40%的人口死亡都与环境破坏有关。
抗生素
二十世纪40年代抗生素的出现拯救了许多生命，人们曾自信地以为已经永远征服了各种传染疾病，所有病毒都可以被抗生素杀死。但不幸的是，更多的病毒开始改变它们的基因以对抗抗生素，今天，让医学家感到束手无策的病毒反而越来越多。
由于抗生素是注入体内直接杀死病菌，而不是通过增强免疫力来抵抗病菌，现在，人一出生就接种疫苗，一感冒就用抗生素，此外，全世界每年有2/3的抗生素用于畜禽饲养，因此，即使不直接使用抗生素，人们也会通过食物被动接受大量抗生素，对抗生素的依赖和被动接受，农业滥用抗生素正在导致超级病毒的传播，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抗菌素的使用，各种传染性疾病减少了，但非传染性疾病和免疫性疾病却大大增加了，人类的免疫系统正在衰退，而各种精神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污染则是造成新型疾病增加的主要原因。
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加剧了生物的变异，人为制造和新的生物致病因子越来越多。从90年代起，几乎每年都要发现一种新的生物致病因子，“萨斯”和“甲型H1N1流感”即是全球性的新型疾病。
大量的人口增长、快速的城市化、频繁的人口流动将使新发传染疾病比历史上任何时候传播的速度都要快，而新发疾病带来的危险将是全球性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防止新生疾病的传入。
农药
少数害虫和杂草会因个体变异产生的抗药性而存活下来，使已有的农药失效，然后会成倍生长。新型农药在发挥一定作用后，又会因存活下来的害虫杂草产生的新的抗药性而失效，如此循环往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今天，我们几乎已经找不到完全不含农药的食物了，整个自然中的农药保有量已越来越高。
也许我们可以指望人也像昆虫和植物一样通过长期、大量吸收残留有毒化学物质产生的“抗毒性”来对抗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据报道，人类的确正在通过获得新的基因和能力加速进化以适应日益恶化的环境，这些能力包括代谢能力和抗病毒能力，但是人的生命周期毕竟比一般生物长，人类进化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环境恶化的速度。因此，人类唯一能做的只是停止对抗，学会等待，等待更强的免疫功能的出现，等待新基因的出现，等待能够专门吞蚀和分解各种有毒化学物质的新生物的出现。
合成洗涤剂
由于合成洗涤剂的洗涤能力和成本都优于传统的肥皂和碱粉，因此，一问世便迅速在全球普及。合成洗涤包括人们经常使用的有洗衣粉、餐具洗涤剂、卫生间洗涤剂、地毯洗涤剂、金属洗涤剂、油污洗涤剂等。这些石化洗涤剂在使用时通常都随着其它生活废水流入江河湖海，造成江河湖泊的富营养化和海洋赤潮。目前地球的水质和土壤的污染中，有70％是来自于家庭所排放的生活废水。
此外，在使用各种洗涤剂时，这些洗涤剂中所含的各种磷化物、氯化物、硫化物等有害化学毒素可能通过毛孔或呼吸进入人体，经过一定积累将损害皮肤、免疫系统、血液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的功能，导致贫血、肝功能下降、不孕、癌症和畸形的发生。
化肥
化肥自问世以来，在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方面成绩显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化肥用量剧增。但农田所施用的化肥与农药一样，能够被作物吸收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被排入江河湖海，造成水体、土壤和大气污染，形成仅次于农药的主要人为污染源。
化肥对环境的污染包括：江河、湖泊和内海的富营养化；土壤酸化和土质板结；增加食品、饲料和饮用水中有毒成分（亚硝酸盐等致癌物质）；化肥中的氮元素等进入大气后，可增加温室气体。我们今天农作物单产的提高，除了靠改良品种和过度开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结果。
化肥使用带来长远后果是使畜牧业和种植业彻底分离，造成自然循环的完全中断，在过去几十年，全球耕地退化程度已大大超过了人类在使用化肥和农药前的所有时期。
城市生活污水
城市与农村分离，带来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代谢过程的中断，即便是工业化国家，这种代谢过程的中断也只是在一百多年前才开始出现的，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仅仅是近几十年来的事，而在过去几千年里，人畜粪便一直是农家最佳的有机肥料，泔水是农家上好的禽畜饲料。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双向的破坏，一方面它将本可以参加自然循环的物质倾入江河湖海，浪费了优质有机肥料，造成大量污染；另一方面又通过工业手段，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来生产化肥，施入农田后再次造成新的污染。大规模的城市化以及既不卫生又不利于排泄的抽水马桶的普遍采用，使更多的粪便最终被排入江河，同时，又消耗着大量的水资源。
冰箱、空调
1930年制冷剂氯氟烃问世后，很快便开始在工业制冷、家用冰箱、空调、气溶胶、喷雾器等领域广泛应用。随着城市化的到来和家用电器的普及，冰箱、空调已成为现代家庭的必需品。科学研究已证实，氯氟烃是两种主要破坏臭氧层的人工产物之一（另一种为毒杀农田及粮仓昆虫和啮齿动物的甲基溴）。臭氧层能吸收紫外线，保护人和动植物免受太阳紫外线等宇宙辐射，氯氟烃中的氯原子对臭氧层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它能分解吸收紫外线的臭氧，使臭氧层变薄。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会损害人和动物的免疫功能，诱发皮肤癌和白内障并破坏其它生态系统。
尽管空调的历史只有几十年，但现在人们对空调的依赖已经如同用锅煮饭，用壶烧水一样成为理所当然。中央空调更成了现代公共建筑的规范设计系统，使用中央空调必须密闭门窗才能保持内部温度，新风通常只占空调总风量的小部分，其余均为回风，循环空气容易使室内滋生细菌、病菌和霉菌。在室内装修和家具中残留的甲醛、苯、氨、氡等有害物质逐渐挥发后也都弥漫在室内的空气中，与漂浮尘埃和烟雾等悬浮粒子一起，导致头疼、气闷、流泪等空调综合症。
空调在夏天把热气排到室外，在冬天把冷气排到室外的特点，反映了现代价值只顾眼前和不计后果的特点。
计算机网络
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互联网已成为第四媒体，成为人们工作、学习、交往和娱乐的必备工具。自1946年发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975年造出第一台微型计算机，1986年互联网问世以来，计算机的强大功能正在彻底改变整个科研方式，今天，各种技术已经与计算机密不可分，人类能够在物质层面观察得更深、更远，大大加速了人类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在人类历史上，除了电和蒸汽机外，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够像计算机网络一样对社会的生产、生活，对人们的观念、心理、思想和意识，对个性、情感和人际关系产生如此大的颠覆性影响。没有人能够阻挡它的发展，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发展，它本身即是一种巨大的可能性。
在社会关系上，随着计算机技术应用的无限延伸，已经发展成排斥一切传统的计算机文化。网络社会特有的运行规则正在对人类迄今为止的社会秩序、道德规范、人际关系和价值体系造成巨大冲击，所有的社会和个人行为都被纳入这个无所不能的虚拟世界，整个人类正陷入一种琐碎、肤浅而缺乏灵性的文化。在强大的数码技术统治下，对计算机网络和搜索引擎的依赖，正在使人们产生认识的趋同，并丧失思考、交往、阅读、书写以及各种动手能力。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上反而无所适从，太多的选择等于没有选择，人们好像什么都在看，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你无法从海量的信息中去筛选和鉴别，不知道从哪去获得真正有用和可信的信息。互联网虽然开创了一个全球大串联的时代，且已成为一种公共娱乐场所，但人们反而找不到真实的朋友，人只是不停地在无限信息中游弋穿梭。人的个性、灵性、情感正在被数字和符号侵蚀，成为网络的延伸和信息的载体。“人—电脑—互联网”的结合虽然比任何单个个人都更加聪明，但只是知识的增加，绝非智慧的提升。
在民族文化上，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加强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和覆盖。据统计，目前在互联网络上，英语内容约占90％，法语内容约占5％，其他语种的内容只占5％。在这场新的、大规模文化侵略中，世界已失去边界，西方价值正利用各种现代媒体和通讯手段长驱直入，名人、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影响已超过民族国家的意义。民族文化不仅被迫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特有的技艺，而且正在丧失对民族文化的依赖，对传统价值的信任。金钱、计算机网络和民主政治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三种世界性语言。
手机
汽车
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汽车无疑是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汽车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魅力，汽车的出现极大地扩大了个人的生活空间，推动了现代生产的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生活的节奏，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汽车文化，它既是身份的象征，也代表了西方的生活方式。
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保有量已超过6亿辆，并正以每年3000万辆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全球汽车数量将达到10亿辆，在美国，汽车的数量甚至超过了驾驶者的数量。全世界汽车使用的石油约占石油总消费量的2/3；我国汽车使用的石油约占全国石油消费量的1/3。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统计，目前全球每年有127万人（每天3500人）死于车祸。
汽车尾气已取代煤烟成为城市的主要污染源。在汽车尾气所含有上百种化合物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铅和固体悬浮物等对人体呼吸、免疫、血液、遗传等系统会造成急性损害或慢性中毒。汽车尾气已成为城区酸雨和光化学污染的主要原因。生活在城里人的肺已经成了“人肉吸尘器”，越来越多的人死于与汽车尾气有关的疾病，尤其是肺癌。而通过改进汽车燃烧装置、使用天然气、生物燃料、氢燃料所减少的污染还抵消不了每天新增上路汽车所排放的废气。
汽车交通噪声已成为城市环境的主要噪声污染源，如今在城市，安静已经与洁净的水和空气一样稀罕了。
道路建设永远赶不上车辆的增加，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车满为患”，汽车的高效便捷正在被过多的车辆抵消，汽车正在蚕食城市有限的绿地，从大街到小巷，再到院落，再到过道，直至被完全覆盖，无路可走。
人口的膨胀加速了城市规模的扩张，工作的流动性，生活的变化，使汽车从奢侈品变为必需品；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大大推动汽车社会的发展；汽车文化在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体质和性格，导致身体功能和生命本质的退化；对汽车的依赖使人变得越来越急躁、狭隘和缺乏耐心。
所有现代科技的新发明都与速度、变化和效率有关，对于生命本质来说，它们给人催逼、压迫和不安。汽车尾气正在通过治理污染和医疗成本的提高吞噬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中国、印度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快速迈入汽车社会，汽车灾难其实才刚刚开始。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和印度，有限的土地需要精耕细作才能养活人民，根本没有足够的土地来供汽车使用，汽车根本不是必需品。从人口、道路、能源、经济承受力等各种情况考虑，最适合中印、国情的应该是城市和城际公共交通系统以及自行车交通系统而不是轿车。但不幸的是，汽车在中印两国都已经成为一种支柱产业，成为一种经济增长手段，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汽车工业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发展陷阱，而汽车工业对未来中国经济带来的潜在威胁将不亚于房地产。
塑料
今天，我们已生活在一个被塑料包围的世界，而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十大塑料制品生产和消费国之一。塑料虽不像铅、汞、石棉、农药、杀虫剂等物质会给身体造成直接危害，但却会对环境和身体带来潜移默化的危害。
大量的废弃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农用薄膜造成的“白色污染”，已在世界各地泛滥成灾，混在土壤中的废旧塑料难以降解，影响农作物对养分和水分吸收，流入水体的废旧塑料被动物吞食而致死。
塑料中的双酚A和邻苯二甲酸盐可能扰乱体内生物信号，改变人体激素，影响胎儿和儿童发育，导致乳房和前列腺的变异，增加患癌的几率。
塑料的生产加工耗水惊人，据估计，一只容量为1升的塑料瓶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耗费7升水。随着瓶装水、桶装水及各种瓶装饮料的流行，不仅消耗了更多地的石油资源，而且增加了直接接触塑料的机会。
克隆
基因工程的发展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克隆，即通过基因复制，生产出原物的复制品；第二步是修改，即通过对基因排序进行修改，预防和治疗各种顽症和绝症；第三步是创造，即通过基因的增减、改变和重组，创造出“人造人”。现代分子克隆技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1997年克隆羊“多莉”的诞生；200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草图完成；2008年4月1日，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科学家宣称成功培育出英国首个“人兽混合胚胎”。全世界上已经开始了一场“人造生命”的竞赛。
克隆人计划的产生一方面是为了无排斥反应的器官移植，保护濒危物种，另一方面也是受各种经济利益的诱导。尽管现目前大多数国家只支持治疗性克隆，反对生殖性克隆，但二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治疗性克隆终将导致生殖性克隆。一旦生殖性克隆问世，人类的繁殖后代过程将可以不再需要两性共同参与，基因工程所改变的将不仅仅是解剖学意义上的人，而且还将改变文化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带来家庭结构、社会关系、身份认定，以及包括伦理、道德、情感、兴趣和审美等在内的一切人的固有特征的改变。
克隆技术能够在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之间进行人为的相互转移，加速人的进化，未来的人造人将可能是人、动物和植物的混合体，这种人兽杂交的试验现在已经开始，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将要突破，半人半兽的怪物就要出现，人类将面临被自己创造出的变种淘汰的威胁。
“人造人”完全是通过遗传学、生理学、神经生理学、神经化学等增强手段来提高人的智力、记忆力、体力、情绪控制、性欲倾向，而不是通过精神途径来实现对人的超越。少数富人将凭借金钱和技术进化为新人类种族，这种新人类种族虽然具有各种人为的优越禀赋，但他们完全抹煞了人类生殖的偶然性和多样性，他们有可能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生活习俗，变得连人类本身都难以认识和接受，并与自然人形成对立，对自然人产生歧视。
转基因
人类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对农作物和动物的改良主要是通过随机和自然的方式来选择和积累优良基因的，而转基因技术是人为的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它物种中，改变生物的遗传物质，使被改造的生物的性状和品质向人类需要的目标转变，转基因生物实际上是一种人造生物。
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在美国培植成功；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晚熟西红柿在美国投放市场。目前在国际上，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棉花、玉米、大豆、马铃薯等已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毫无控制的转基因试验场。除了转基因作物外，转基因畜禽，转基因生物农药，转基因生物肥料也开始出现。不久，我们将找不到不含转基因的食物了。
目前世界上的所有生物都是自然界经过漫长历史进化而来的，它们是彼此长期选择适应的结果，是一个和谐稳定的整体，自有一套内在的运行规律，而作为外来物种的转基因生物由于其被人为赋予的竞争优势，有可能破坏整个生态平衡，一旦基因被改动，将引起一系列内部结构、功能和传递方式的连锁反应，从而改变人体的微观生态系统和自然界的宏观生态系统，完全超出人的控制，并且无法还原，导致一系列未知问题的产生。
经过人类筛选的外来强势基因，将因为比其它原生品种的优越性状而大量繁殖，导致自然界原有品种的灭绝，甚至导致超级病虫和超级杂草的出现，破坏生物多样性，扰乱整个生态系统。另外，由于转基因食物的历史太短，许多副作用尚不为人知，例如，转基因食物中可能含有某些毒素，引起一些过敏反应，造成某些营养物质的破坏等等。
现代生物技术正在成为一种生命操纵，转基因技术和克隆技术是对生命和自然的挑战，它鼓励人们继续逃避对生命和自然的责任：敬畏生命和节制，使人类陷入完全依赖那些具有致命缺陷和未知风险的新技术。但不幸的是，我们将不得不在转基因作物和粮食短缺、继续大量施用农药化肥之间做出选择，随着人口需求的增加、耕地面积减少和气候变化，尤其是对于那些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言，基因改造将成为增加粮食产量的主要途径。
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不仅将影响全球的粮食生产和贸易，而且会改变整个世界的粮食政策和粮食结构，转基因的幕后推手是跨国公司和各种利益集团，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世界粮食生产，使转基因食品与石油、货币一起成为西方全球霸权战略的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住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
此外，转基因技术正在发展成一种战略技术，其危害将不亚于核技术，一些科学家已开始担心，能够毁灭一个民族的“基因武器”可能已经问世，或许“基因战争”已在暗中爆发，只是目前尚不为人知，因为少数全球精英和利益集团比常人更清楚，在西方价值指引下，按照西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展，世界是不可能养活这么多人的。
终结者作物育种
拥有转基因技术的高科技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专利，在转基因作物中再加入终结基因，使这些作物种子胚胎发育后产生毒素，杀死发育后期的胚胎，从而获得不育的种子，将植物的生长锁定在一个特定的过程。
终结者作物育种技术的应用，将改变人类几千年来的生产和栽培方式，使人们不能再从收获的作物果实中留取种子了，而必须永远、无条件的依赖像美国“孟山都”和“诺华”这样的生物高科技公司来提供的“一次性种子”。
科技的承诺是危险的。
生物燃料
对能源价格上涨和气候变化的担忧，使人们已经开始了从糖和植物油中提取乙醇的所谓生物燃料，这成了绿色技术革命的一种新时髦，世界各地争相仿效生产和使用这种清洁能源。目前世界上的生物燃料主要是从玉米、木薯、高粱、棕榈、油菜籽、甜菜和甘蔗等粮食作物中转化而来的，生物燃料的推广将导致森林、湿地和草地的进一步破坏，加剧与人争地争粮的矛盾，推高粮食价格，使更多的人面临饥饿威胁。一辆汽车一天就要消耗发展中国家一个人半年的口粮。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批判生物燃料是“反生命的”。
新推出的以芦苇、蓖麻、麻疯树和野草等非粮食作物为原料的第二代生物燃料，虽不会与人争粮，但仍会与人争地，在种植过程中仍会消耗能源，增加碳排放量，而由于这些植物多为“入侵物种”——对环境有害的莠草，它们可能蔓延开来，对周围的农作物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总之，使用生物燃料所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仅无法抵消它所带来的其它危害，甚至比它准备替代的化石燃料对环境的破坏更严重。
所有这些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的发明创造还可以无限的罗列下去，但它们带来的危害也如影随形，如果从人和自然的生存状况和可持续性来看，多属于弊大于利。人类正通过这些创造发明作茧自缚，陆地上越来越密集的公路、铁路、汽车、火车；海上越来越密集的航线、轮船；空中越来越多的航线和飞机，不断被压缩的飞行高度垂直间距，恰是这种作茧自缚的形象比喻。
自进入现代化以来，我们的思维已被理性主义扭曲，我们的精神已被物质主义毒害，整个社会已被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侵蚀。西方价值主导的现代文明倾向于无限释放人的各种欲望，这不仅带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抗，也带来人自身身心间的对抗，使整个社会的精神与物质失去平衡，人的身心失去平衡。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技术和商业，是有关财富的创造、聚敛、投机、炫耀和享乐的各种理论和实践，而这些东西与人的精神生活和伦理生活是冲突的，在这个技术和商业的世界，无处不在的速度、效率、程序和规范带给人的使越来越多的紧张和不安。与现代性对自然的破坏相比，现代性对人类精神的破坏更加深重，宗教的退场，伦理道德的丧失已成为现代精神危机和各种心理疾病产生的根源。
现代化破除了等级制度，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普及使人人都不安于现状，不愿听从命运的安排，都想做命运的主人（要卡住命运的咽喉），都相信有能力去实现任何理想，对成功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但过高期望的落空，对失败的焦虑正时刻煎熬着大多数人，而在一个所谓机会均等的社会，在一个所谓自由、平等和法制社会，人们甚至失去了为自己失败辩解的理由。现代社会鼓励“英雄崇拜”“强者崇拜”和“名人崇拜”，现代社会不同情弱者，“不能实现名利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人生哲学，对身份的焦虑已成为现代人痛苦的根源。全球化使人了解到更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富裕和奢侈，而无法实现的挫折感却使普通人随时受到羞辱。
现代社会将“进步”和“发展”作为首要价值，正从各个方面刺激社会竞争，随时随地都是挑战，没完没了的拼搏，简单、从容、悠闲自得以及一切对人身心有益的生活方式，都已被现代社会唾弃，人人都心力交瘁，人人都身不由己，人们甚至会为自己的知足、松懈、得过且过而自责，而拼命挣钱的目的只是为了拼命花钱。余英时说“今天西方的危机正在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而不能安，乱而不能定。”虽然我们实际拥有的比任何时候都多，但在感觉上却比任何时候都匮乏，大多数东西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已是可有可无的了，但只要不能拥有与别人一样多或超过别人就会感到不满足。这个时代的富足是因为我们把本属于子孙的都用了，而这个时代的贫乏是因为我们把祖先留下的都丢了。
现代性破坏了人与神的本质关系，使人失去意义和方向。因为没有了上帝，一切都成了可能，因为没有了上帝，人变得如此孤独。一些西方学者将现代社会的救赎寄希望于宗教的复苏，但是，科学已泄露了“天机”，市场已亵渎了神圣，重建信仰和道德的根基在哪里？
技术淘汰了那些手脑并用的工作，自动化、信息化正在带来劳动的终结，使人的大部分肢体闲置不用。利用机器、电脑和外地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更加便宜、也更加必要，但却制造出更多的异化和更多的“多余人”。
在食物日益丰富，卫生条件日益提高的今天，精神压力、环境污染、营养过剩已成为许多现代疾病主要原因。“焦虑”已成为这个时代一种普遍的“神经症人格”，仅中国的精神病患者就超过一亿，其中病情严重的已达1600万人，而造成这种“神经症人格”主要原因是价值、文化和社会因素，它来自现代社会的物役，人际关系的紊乱，无家可归的孤独，缺乏信仰的惶惑。越来越多的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神经衰弱症、失眠症、颈椎病、冠心病、糖尿病、脂肪肝、胃病、肥胖症和癌症以及各种现代疾病并没有现代医学解释的那么复杂，它们都是现代生活本身造成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不良的精神状态造成的，但现代生活已使人们要远离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不良的精神状态成为不可能，因为整个现代生活都是一种病态。许多现代疾病已成为流行病，有的甚至已发展到疫情的水平，成为现代社会的公共健康危机。
曾经主要用于监狱、医院和精神病院的“全景监视”，如今已广泛运用于工厂、办公室、商场、机场和宾馆等场所，“职场监视”已成为一种现代管理手段，监视员工工作情况。兴奋剂广为流行，运动员为打破纪录而服药，货车司机为驱除睡意而服药，专业人士为增强智力和注意力而服药，学生为考取高分而服用各种提神营养品。
社会学、管理学用研究自然和物质的方法来研究人，而以心理分析为代表的、五花八门的现代心理学，采用量化表格，问卷调查，标准测试，评分排序等试验和推理的手段来探测和解析心灵，抑郁被归咎于荷尔蒙的作怪。作为一种技术操作的现代心理学可能适合于一些个别心理病案，但无法解决整个社会的焦虑和整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蔓延。美国著名媒介批评家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指出，现代价值“把罪孽叫做‘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问题变成医学概念。”现代心理学体现了西方思维方式的固有特征——孤立、静止、片面、机械、倒置、偏执和矛盾，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宗教、没有家庭、没有自然的现代人，只能靠所谓“心理干预”和“心理治疗”来安抚心灵。
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体用隐喻来诱惑大众，使人沉醉于科技和市场带来的短暂快乐，失去对世界的真实感知。西方动画片中，那些不停闪烁的画面，快速激昂的音乐，尤其是迪斯尼乐园的那些惊险恐怖的游戏和好莱坞影片中的那些暴力场面，使孩子从小就养成亢奋、急躁和不安情绪。人们失去安静的乐趣和闲适的优雅已经很久了，人的情绪和心理已经随时被兴奋、刺激、拼搏、超越等时代精神所笼罩。现代社会的“过度文明”，使人人感到心力交瘁，而又心不由己，人们不得不把拼命工作所得的更多部分用来抵消健康和心理的损害，“犬儒主义”和玩世不恭已成了今天快乐的智慧。
发源于古希腊，形成于近代欧洲的现代科学是以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成就为基础的一种精神文化传统，在其后的发展中，不仅被发扬光大，更成为无容质疑。但除了理性和科学本身，有什么可以证明它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呢？在一个用技术控制生命的时代，科学对世界的透彻解析使人生已变得索然无味，今天的生活已毫无神秘感、神圣感和美感，而对于意义世界科学却给不出任何答案。人们对宗教的理解主要来自生物学家的诠释，对宇宙的理解来自天文学家的诠释，而对人的理解则主要来自医学家或被科学化了的哲学家的诠释。科学成了唯一的思想形态，技术成了唯一的话语，支配着人的所有认识活动，彻底扰乱了人类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导致了各种文化传统的毁灭。科学思维和科学观念通过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为常识，科学的日益社会化和制度化使理性成为习惯，而这一切的结果使人远离宗教、自然、传统、艺术、终极价值和人生意义。从西方的启蒙运动开始，科学就取代了宗教，成为真理和判断事物的标准，个人和社会生活合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最终解释权均来自科学，科学家取代了圣徒，成为精神偶像，今天，人们对科技的迷信远远超过了历史上对任何宗教的迷信。
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广博和精深得多，包括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可知和不可知的部分。世界并非只有科学，唯物主义不能证明神灵、超自然力、特异功能的存在，但也无法证明其不存在，而现代科学通过诋毁各种传统精神文化，包括各种宗教、神话、传说和玄学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科技对人类的精神和行为的改造过程，现代科技对科技怀疑论以及其他认知方式的压制堪比中世纪教会对宗教怀疑论的压制。西方价值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摧毁了其它传统文化价值，最终也摧毁了自身价值中的那些神圣美好的部分。现代科技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了，西方的许多理论并非从自然引申出来的，而是强加给自然的，是按照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人为设计出来的一套根据和标准，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指出：
“现代世界的伟大成就——实际上可能是仅有的成就，诞生在医学、药学、生物化学、天体物理学领域，而机械工程、生物工程和电子工程的一切成就，都是靠运用自然科学的目的、假设和程序取得的。”
如果科学仅仅作为个人兴趣或个人信仰也并无大碍，但科学一旦与资本和霸权结盟，则大大强化那些原初的倾向，造成社会和内心秩序的彻底颠覆，带来人类命运的彻底改变。科学与资本和霸权的这种结盟在现代社会表现为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科学与应用技术的结合成为物质主义的盛行的前提；科学与商业的结合为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科学与现代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民主制度、管理制度）的结合则使功利主义理性化、合法化。
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充当着种族歧视的根据，成为屠杀人类和毁灭自然的工具，今天的科技更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手段和社会统治形式，连科学和理性本身也成为了商品，科学正在丧失公信力，科学的神圣性越来越受到质疑。最近，英国科学家涉嫌操纵气候变化信息被曝光，“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成了谎言！能够影响全球气候政策的国际权威机构尚且可以造假，其他重大科技如转基因食品、克隆技术、生物燃料的推广又何尝不是如此。面对强大科技操纵，无论是“气候变化威胁论”还是“气候变化怀疑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基因工程、克隆、生物燃料和太空开发，而大众则像洪水一样，一会被引向这边，一会又被引向那边。所有的技术都参杂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科技并不纯洁。
由于科学的出现，各种传统宗教的灵魂都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这“三个位格”都受到理性主义逻辑的支配，共同作用于整个现代社会，而科学技术在三者中起着决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是政治的，技术是商业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与技术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依存关系，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都受制于科技。克隆人、网络技术、金融衍生品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在自由开放的环境里才可能出现。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三者在利益和价值上是完全一致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是服务于科学技术的，都服从技术的逻辑和秩序，它们是现代文明形态的三大支柱，缺少一项则整个现代文不能成立。
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各种灾难主要是在近200年里产生的，都是以科学的名义，以发展进步和造福人类的名义开始的，西方近代产生的重大科学技术对人和自然都具有颠覆性意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总是优先用于战争，各种毁灭性技术无不出自科学家之手，20世纪无疑是科技发展最快的世纪，也是人类历史最血腥的世纪，无数生命毁于各种现代化战争。新兴国家在摆脱贫困后很快又被迫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军事，新一轮的、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希腊哲学家没有料到，曾经作为纯粹知识的科学，如今已完全变成了完全功利的科学。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用，为了尽快转化成生产力，为了提高GDP；诺贝尔不曾料到他的发明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破坏；达尔文也未曾料到他的学说会作为许多社会灾难的依据，但所有这一切恰恰是科技的常态和必然，也是科技的真实历史含义。
万物在自然状态是最圆满和谐的，而现代价值赋予整个人类社会的是一种机器的法则，它不是用顺从、适应而是用征服、改造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一切。自现代科技诞生以来的每一项重大发明都伴随着已知或未知、直接或间接、局部或广泛、短期或长期的隐患，科技的发展始终是以人和自然为代价的，生活在未来的人们并不会因享受更多的科技成果而更加幸运。如果说人类行为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的话，那么，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行为应该对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而西方价值则应该负根本责任。今天，整个地球的表面已被弄得面目全非，人的本质已丧失。现代范式带来的技术垄断，已经形成了对人类的科技暴政；现代范式带来的环境破坏，已经对人类生存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由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整个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危险的，现代范式的逻辑是用科技来推动社会发展，靠科技来解决人和自然问题，这种逻辑实际上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自证自辩。把科技的后果说成是“双刃剑”已经成了社会精英和利益集团的时髦托词。
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证明，现代化在本质上是反人类和反自然的，因为它造成了人类和自然的突变，破坏了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并可能导致人类和自然进程的中断，使世界变得不宜人居。一方面，现代医疗卫生技术大大降低了出生死亡率，延长了预期寿命，但现代工业和现代商业文化倾向于无限度的满足人的欲求，这使得所有人在生存空间上都已经彼此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及各种现代理念彻底摧毁了许多具有内在约束的价值体系（包括自然经济和文化传统），现代科技是一条不可逆转、无法控制、不知去向之路。
科技和市场一样都具有极大的内在冲动，但其指向都是盲目的，没有善恶是非，但在传统社会，它们却受到由宗教、社会等级、伦理和艺术支配的主体价值的约束，在现代社会，它们得到西方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鼓励和纵容，“科技万能”和“市场万能”已经取代了“上帝万能”，科学成了终极价值，“科学以外无知识”。科技和市场将一切变成客体，变成材料和手段，在各种现代理念的鼓励下，人们正随心所欲的改变着这个世界，世界变成了车间和实验室，整个人类被带入了一个完全受科技和市场支配的时代，进步、发展、创新成了当今一切社会存在的唯一理由和人生的唯一目的，人类已陷入现代化成瘾（商品成瘾和技术成瘾）而不能自拔。科技崇拜使人们将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于科技发展，忘记人类在科技时代的真实处境，这已经远非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开发的问题，而是有关经济模式的问题，有关整个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体系和全球化时代，保持一种“可控制”的战争状态,不仅成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和西方霸权的需要，也成了维持跨国集团生存和牟利的条件，尤其是那些银行、石油、高科技、航空和军工巨头们。现代战争成了展示最新科技成果和最新战争理念的一种游戏，通过科技创新，似乎只要使用的是“环保武器”，打的是“绿色战争”，便可以降低道德责任，抵消战争的罪恶。今天的知识已成了权力的源泉，科技已完成了与商业和政治的全面结盟，正在演变成由少数专家、商人和政客操纵“技术恐怖主义”和“商业恐怖主义”，而比政治恐怖更可怕的是技术恐怖和商业恐怖，比战争本身更具摧毁力的是资本和科技，如果说政治恐怖只是来自一个方面，那么，技术恐怖和商业恐怖则来自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无处逃身。
对科技的崇拜，使人们已习惯于用理性主义来推论历史，用科学技术来预测未来，言必称科学，什么都被归为科学，基督教的创世说也被拿去比附现代天文学的“大爆炸”理论。用科学来诠释宗教，用科学来充实宗教，用科学来包装宗教已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今天，许多用来批判西方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思想本身也是深受这些思想影响的，从思想界到学术界，从个人生活到社会生活攀附科学之风盛行。“心理学”“社会学”被归为科学，“历史研究”被称为“历史科学”，“人文研究”被称为“人文科学”，“文字研究”被称为“文字科学”，连中医也被冠以“中医科学”。其实，科学与社会研究在目的、方法和程序上是完全不同的，中医与西医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更是迥异。把中医与西医对应，拿中医去附会现代物理的“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都是“中医西解”，是对中医的肢解，把中医降低到学科和技艺的水平。
中西医的差异源自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纠缠于“中医是否是科学”是没有意义的。不管西医是否认识或者还要多久才能认识中医的“阴阳”“五行”“六淫”“七情”“八钢”“经络”“穴位”，中医的运用方法和整个理论早在现代西方科学产生之前早就存在了，中医始终是一种完整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超越于科学的独立的认知体系，是一种真正的“人的医学”，中医的智慧一半来自经验，一半来自天启。
对科技的崇拜，使社会、文化的研究和写作中普遍流行一种逻辑化、格式化和数据化等实证主义倾向，言必称“西方”“欧美”“发达国家”，通篇罗列的都是西方的概念和术语，削足适履地追求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用物理和数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制度、权力、历史和文化以及个人的精神、心理和道德，用科技理论来诠释社会问题，世界已被简化为一个纯粹理性的、逻辑的和实证的世界。现代哲学已不能确立意义和命题，丧失了对人生和社会的指导意义，正在追随各种学说，被一些变幻不定的现象左右，成为一个个完全割裂的教条化体系，成为科学的概括和注解，甚至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缺乏对宇宙的宏观审视和对生命的深切感悟，人和精神已不再是其最高主题。经济语汇和科技文风泛滥，所有的学术著作都在模仿西方的学术体例和写作风格——繁冗的空洞，精致的贫乏，其乏味程度并不亚于当年的“八股文”。对科技的崇拜，使人们把那些高科技犯罪（黑客、网上诈骗、网上盗窃）的人当成英雄来谈论，似乎只要沾上科技便与凶杀、强奸、抢劫、贩毒在本质上就不一样了。
现代科技造成的知识爆炸使人无所适从，而太多的选择等于没有选择。在网络、电视、报纸、杂志到书籍中，真正有益的成分少之又少，各种媒体除了不停地制造大量垃圾，浪费了大量资源外，并无意义，甚至有害，它们的存在主要是形成氛围，造成压力，逼人就范，就范于被少数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操纵的思潮、兴趣和时尚。
如果扣除那些既成的灾难，正在持续的灾难，正在形成的灾难，潜在的灾难和未知的灾难，现代科技对人类和自然界延续的意义是负面的，它正在加速将人类带向一个更不确定的世界。西方在近现代尤其是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其实是“得不偿失”，一如现代化一贯的逻辑：生产与破坏，自由与奴役，奢侈与贫穷，创造与毁灭并行不悖。美国宗教哲学家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里写道：
“当代的科学世界观与人类的整体经验不相符，……现代范式的后果从许多方面讲，对于人类、对于我们这个星球并无裨益”。
大自然给人以启迪和慰籍，但唯物主义排斥人类各种超验的精神活动和灵魂现象，用科学的方式来界定一切事物，用技术的方式来处理一切问题。现代生活形态是一个完全人为的世界，技术破坏了大自然的神圣和美感，在人造的世界里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我们可以相信科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我们怀疑科学的意义和价值，至少，科学不代表“善”和“美”，也不代表最高价值，对人类和自然来说，比“进步”“发展”更重要的价值是“节制”“和谐”。
科技和市场盲目扩张的本质从未改变，而科技和市场对人类的影响则完全取决于价值，即人们对科技和市场的态度，西方价值对科技和市场的鼓励和纵容是造成今天科技和市场泛滥的根源，它使整个社会丧失精神价值的引导，完全服从现实利益的支配，将发展本身当成目的。市场是没有良心的，最善良的商人也无法完全做到诚实；科技是没有灵魂的，最有远见、最有责任心的科学家也无法预知科技的后果；而法制则将这一切合法化。西方人一直引以为骄傲的对人类社会的三大贡献——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存在致命的缺陷，而就西方价值给人类带来的可怕后果而言，西方应感到愧疚而不是自豪。历史将技术从仆人变为主人是一种宿命；世界将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奉为终极价值是一种宿命；人类选择西方文明作为发展的方向是一种宿命。
人是倾向于放纵欲望的，人的欲望需要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通过道德和法律两种方式来调节的。道德、权威、习俗和舆论等属于一种内在的调节方式，它使所有个体随时随地都处于对善恶是非的主动判断和调适状态，具有深刻的敬畏和震骇力量。在“熟人社会”（传统社会、东方社会）主要是靠这种自律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关系；而制度和法律等属于一种外在的调节方式，它使所有个体处于被动约束和强制状态，在“陌生人社会”（现代社会、西方社会）主要是靠这种他律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现代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不再是宗教信仰，不是社会风气，也不是伦理道德，而只是法制。现代西方价值倾向于自由放任，法制只是对过度自由的一种反制；东方价值则倾向于自律，而自律产生于责任，对他人、对社会和对自然的责任。东方社会原本用不着法律，道德和禁忌的力量就够了，因为法律不能制裁所有的罪过，而宗教和道德则适合预防和惩戒一切恶行，正所谓“西方人偏爱制度，东方人偏爱道德”。
现代化一方面消除了各种敬畏和禁忌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如宗教、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传统风俗等，使各种禁忌功能如道德、习俗、舆论等内在调节机制完全失效；另一方面，现代化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产生各种利益冲突的机会越来越多，法律制度越来越成了现代社会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形式，放弃道德约束和各种禁忌，这种舍本逐末的逻辑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现代社会是技术的社会，其基本原理是机械的原理，人是机器、社会是机器、一切都是按照机械的逻辑和规则来设计、安排和运作的。机械主义原理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个领域，现代工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现代制度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专业化劳动分工使所有个体沦为庞大社会机器的零件，成为社会一种组织和社会制度的附属品，与机械的属性一致；制度的日益繁复与物质的日益丰富和个性的愈发张扬一致；制度对人的异化和商品对人的异化一致。现代范式就是西方价值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
在这个过程中，民主作为一种适应技术和商业发展的社会规范和控制机制，无论是竞争性民主还是协商性民主，主要是通过数量和程序的方式来表达诉求，民主的多数原则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可以被任何利益集团（包括机构、组织、民族、国家、强权）利用，民主只是另一种统治手段。民主可以是好民主，也可以是坏民主；民主可以带来公正，也可以用来混乱；民主并不代表真理，也不代表正义，甚至可以与是非和道德无关，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上的民主常常比专制更糟。历史上，民主被视为只适用于西方而不适用于他族和蛮族，大量的国际政治实践证明，民主政府甚至不比其它政府更加和平，民主制度并不是制止战争最有效的保障，民主常常被用作制造混乱和分裂国家的工具，人权不是用来促进和平，而是用作攻击对方的武器，西方为了向他族输入自由、民主、人权，常常不惜兵戎相见。今天，西方国家以自由、民主、人权名义对其他主权国家发动的战争只是为了讨好国内选民，甚至只是为了展示新式武器。民主最终只与利益有关，支配民主的只是一些现实原则和功利原则，而民主发展到今天，更成了少数精英和利益集团的民主，成了资本和科技的民主。
在现实和功利原则支配下，现代社会管理阶层那种以技术和经济为主的知识结构已经控制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一般民众也已经完全陷入了科技崇拜和市场崇拜，科技和市场本身已成为操纵大众的工具，而民主这种投票机制也常常成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霸权和阴谋，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知道那些重大事件背后的真相，民主的“多数决”已经失去意义。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多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那些无是非、无原则的“吹毛求疵”“唱反调”和“对着干”只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希望看到对方的失败，在实质问题上并无差别或并无明确的主张。民主选举常常令政治陷于瘫痪，因为政客们只关心自己的选举成败而不是国家利益。在澳大利亚的民意调查中，政客的声誉常常与妓女相当。德国在“纳粹”时曾受到举国欢呼，美国大多数国会议员赞成对伊拉克开战，……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甚至成为邪恶的帮凶。民主不是真理，民主也不是理想，民主仅仅具有一种功用价值。西方为自己行为设立的法则并不具有普世性，比人权更重要的是生存权，西方把“民主”“人权”神化成政治宗教，以“民主”“人权”的所有者自居，实际上是用“民主”“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称霸世界。
民主的多数原则还可能导致信息、观念和利益的过度分散，加大社会成本，带来效率低下和社会混乱，甚至群氓政治。民主之于现代政治的金钱操纵（美国选举），民主之于市场经济的变幻（股市风波），民主之于现代科技的为所欲为（生物工程、太空技术），一切崇高的承诺都可能沦为愚民政治。在这种意义上，民主政治正在帮助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像中世纪的教会那样统治，像独裁政权那样运作。我们甚至怀疑：在严密的技术统治和重重的商业包围之中，自由是否可能？在各种强大的利益操纵之下，民主是否存在？
个人主义与民主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西方社会把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夸大为人类最高和最后的存在形式，常常掩盖了其帝国主义的动机，而西方价值中反复强调的人权、自由也主要是为其经济、政治和文化扩张服务的。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已经剥夺了人们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选择的权利，也剥夺了大多数人生活方式选择的权利，现代化本身已经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暴政，在这种大背景下的民主、人权和自由都是苍白的。
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纵容市场和科技膨胀；自由的泛滥，滋生放纵和享乐主义，而民主的泛滥，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它们正在摧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源泉——责任和节制；个人主义使整个社会因失去传统和信仰而陷入精神瓦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走向精心设计的无政府主义——自由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历史已经证明，民主政治不是什么终极价值，没有民主政治同样能够推行现代化，如上世纪后期的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而健全的民主政治不一定能带来高速发展，如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如果现代化完全不可避免，那么，对多数传统国家而言，自由与权威、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也许是更好的现实选择。
今天，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成为一切现代制度崇拜的根源，人类除了民主政治、集权政治以及二者的结合物（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已没有别的选择了，现代制度也成了各种利益集团扩张欲望、攫取财富的堂而皇之的工具。
西方的理性、自由、平等和民主与技术和资本之间具有逻辑的同一性和历史的同一性，因此，对制度的崇拜实际上是对商品和技术的崇拜，某种制度被认为更合理和更有效主要是基于它更有利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对制度的崇拜也成了对效率的崇拜，一切所谓的科学管理就是为了提高效率，新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成本更低、运作更有效；对制度的崇拜也成了对科技的崇拜，科技的发展有利于制度的完善，而完善的制度能够进一步推动科技的发展；对制度的崇拜使人们相信制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同时又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制度的不完善。
现代社会一方面倾向于纵容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又用日益繁复的法律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而恰恰把人撇开，把内心的道德约束撇开。每个人在名义上都被赋予平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甚至在才能、情操、品德和气质上都觉得是与别人平等的，以至于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同样的诉求，人的动物性一旦与无限自由相结合，整个社会的物欲和私欲膨胀就成了理所当然。
对制度的过分依赖也反映了社会的堕落，因为制度是一种强制力，对制度的依赖使人们放弃内在约束，使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内在调节（良知、道德、文化价值）完全让位于外在调节（法律、制度），今天的道德已降低到法律的水平，甚至要乞怜于法律的保护，正如老子所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现代法律制度主要是源于西方文化的“原罪”预设，基于对人的不信任，基于诚信与良知的缺失，因此只能委托作为第三者的法律和制度来调节。现代法律制度完全是为商业秩序和技术秩序服务的，它是一种强制体系，一种操作规范，一种与商品一样的异化力量，它把人降低到物的水平，把人当成物来对待，在本质上是反传统、反习俗、反道德的。一方面，现代制度对人的约束和安排如同人操作机器和给电脑指令一样，人已经沦为社会机器的部件，人正在被日益繁复的法律制度完全束缚；另一方面，在一个丧失了自律的时代，人总会尽量去钻法律的漏洞，已有的法律越来越不敷使用，社会管理成本越来越高，法律的制定越来越公式化，新的法律永远也赶不上新的犯罪。现代社会把人创造的各种工具都当成了目的，这些工具包括商品、技术、市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本身，而人本身反倒成为次要的，甚至是可以牺牲的，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工作而不是生活本身。
西方企图强加给民族国家的那些空洞抽象的民主、人权、自由主要是出于价值偏见和文化偏见，这些东西往往是要以丧失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自尊为代价的，甚至会导致整个价值失落和社会混乱。
现代西方经济制度大大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和贸易发展，而其中，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表现得更为有效，但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给予的前提是，各种资源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市场具有无限法力；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
近代西方文明的实质是技术文明，而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使科学技术得以实现和发展。西方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倾向于激发人的物欲来推动社会发展，而西方的民主自由起着放纵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恣意发展的作用，现代性带来的一切自然和社会后果，都是由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造成的，现代宗教已经迷惑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他们往往会不自觉地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以西方为参照，用西方价值来看待一切传统，而这些人对西方的了解和对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了解都是一知半解。他们不知道，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年间并不缺乏自由与公正，人口自由迁徙和土地的自由买卖实为真正的自由，而科举制则从制度上保证了社会平等。
西方价值的物质取向先是被以“自由”“民主”“法制”的名义制度化和神圣化了，而现在一切又都被市场化和科学化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正在束手无策地被融入由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对于各种现代化的后果，也只能依靠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其结果只会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看到，今天在上许多地方，当人们摆脱了政治暴政，获得自由、民主后，很快又陷入一个完全由技术和商品的操纵的社会，一种现代宗教的新暴政，遭受另一种压迫，一种灾难取代另一种灾难。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和民族分裂正在耗尽这些国家脆弱的制度合法性。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按照西方的利益和价值观制定的各种国际法、国际标准、国际条例所依据的主要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主权国家的崇拜，对社会组织的崇拜，都是近代西方价值的产物，是西方个人主义的放大，它导致人类近代史上各种冲突和战争。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即使是在那些被西方界定为“非民主”的国家，各种新闻和信息也从来没有如此丰富，互联网已成为开放的公众平台，普通民众拥有更多机会利用现代通讯工具来获取信息，在虚拟空间串联、组织、集会，以此来揭露腐败，监督政府，挑战权威和发泄不满，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立即传遍世界，而许多政府为了更有效的统治已被迫放弃很多控制，“网民参政”“网民议政”“网民监督”已成为趋势，必将大大加速全球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进程，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你就是想要逃避都逃避不了，如果不这样，民族国家便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需要，最后只能被边沿化。在铺天盖地的信息面前，人们要么反而不知道如何获取有用和可信的信息；要么被制造海量信息的利益团体误导和操纵。
就中国而言，虽然在现代化发展中每个方面都可能是例外，但根据与历史文化相似的东南亚地区的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过渡到到所谓的现代民主政治——开放政治权力，实行竞争选举，直至多元政治体制已并非遥不可及，但今天，真正令人担心的已经不是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进程，而是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后果。随着民主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必将极大的促进各种西方价值、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现代范式的扩展，从而加深各种现代化的危机——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的身心间的矛盾。
许多西方思想家将人类的前途寄希望于宗教的复兴，而他们所讲的主要是基督教复兴，但是科学早已摧毁了宗教的精神本质，今天，即便是那些更具震慑力量、更宽容的宗教传统也难以恢复了，所有传统宗教在今天已沦为一种政治工具或身份认同，除了功利价值，已不具有普世价值。
在西方价值主导的现代范式下，无论制度怎样转变和创新，无论科技怎样发展进步，都不可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从根本上讲，不是制度的问题，也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价值的问题，只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才能约束市场和科技的盲目发展，只有价值的重建，才能给人类带来希望。
市场经济是靠资本的本性来调节和导向的经济制度，市场机制就是通过供求、价格和竞争来配置资源的，而资本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它不仅具有强烈的垄断倾向，而且具有导致强弱分化的“马太效应”，市场经济就是对资本本性的顺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总是以人性和自然为代价的，它往往带来强大的社会消极状态和普遍的社会焦躁心理。
市场的逐利本性为科技的奇思异想提供天地，科技的实践精神把市场的欲望变成现实，一切事物首先是被科学化，然后再被市场化。科学技术成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市场经济成了现代社会的首要制度。市场崇拜带来的是效率崇拜、速度崇拜、规模崇拜。市场经济先是都被意识形态化，而现在已完全被神圣化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是市场本身的原因，而恰恰是因为市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国家干预过多造成的，它只能靠市场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就是对市场的完全放纵。
当经济生活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当市场成了社会的主体，市场便开始消解一切，将一切变成商品，使一切非分成为可能。“商品包装”“资本运作”成为了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话题。从制造假药、假酒、假文凭到网络盗窃，从出售精子、出租子宫到贩卖核技术，……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各种倒买倒卖、投机取巧的行当。在所有商业化过程中再也没有什么比教育和医疗的商业化对人类的影响更深刻了，社会良知和怜悯已堕落为赚钱的工具——教育的商业化使人们从发蒙开始便接受功利主义熏陶，医疗的商业化使金钱与生死建立了联系。
现代市场无所不能的满足人的需求，“需要乃发明之母”，只要需要就发明之，只要需要就制造之，只要需要就出卖之，连生命也不例外，如各种宠物，以及即将开始应用的克隆技术。而今天宠物的泛滥主要不是因为爱心和怜悯，而是因为空虚和无聊。
市场通过刺激人的各种欲望，不断制造潮流和时尚来引领消费，它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需求，诱导人们将欲望变为现实，将别人的需要变成自己的需要，再把这些需要变成符号，变成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使所有的消费成为理所当然。任何商品一经问世，只要有利可图，就会立即被大量复制，然后被批量生产，就连那些慈善行为也只是为了背后的商业推广。
今天，市场的力量不仅控制和支配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也控制和支配着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大众在沉醉于消费快感的同时也使自己沦为市场算计的对象，落入市场设计的圈套。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带给人的反而是越来越不满足，市场反而使人们的物欲变得更强了，历史上大多数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像今天这样对财富怀有如此大的期待；现代生活使那些用于维持健康有益生活的支出越来越少，而用于各种炫耀性的支出越来越多。
市场具有一种吞食一切和消解一切的功能。休闲本可以起到一种减少生产和消费的作用，但现代休闲方式不仅不能起到减少生产和消费的作用，反而成了高消费，成了加速生产的动力，它需要以更大的空间扩展为前提，以更多的资源耗费为代价，而大众休闲更导致了生产和消费规模的加倍增长，消费的黑洞正在将所有人都吸进去，人们正不停地购买、旅游、运动和保健，拼命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这种高消费，而满足这种消费的原因则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和无聊，周还林和谢高地在《人类生存困境——发展的悖论》一书中写道：
“市场是一种系统整合的机制，它倾向于控制所有可以想象的系统合法化的方式，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范围。国家作为一种再商品化的工具，其作用已被简化为一种运用政治手段服务于市场的统治。”
现代化发展必然会使许多财富增长用于弥补损失——身心健康的伤害，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疏离，环境的破坏等等，使社会财富增长中的有效成分呈递减趋势，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消除发展的各种后遗症，过剩的危害并不亚于匮乏的危害。但是反过来，如果人人都去过一种简单而快乐，朴素而健康，节约而有益的生活，那么经济增长怎么办？技术发展怎么办？
现代市场引导人们把满足物欲成为生活的唯一目的，现代市场与科技结盟颠覆了以往的一切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身心关系，使人完全失去节制。几千年来，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需求并没有太大改变，人生本不需要这样匆忙，但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社会本不需要这样过度发展，但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加速运行的轨道。
现代金融市场，尤其是现代证券市场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反映正常的经济活动，它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服务，没有对应的实体经济，那些所谓的“财务工程”“金融衍生品”“资本运作”，多是利用现代化通讯工具，通过复杂的包装组合的投机取巧。它们把风险分散到更多地直接或间接的投资者身上，赢了是这些金融机构的，输了则是这些投资者以及整个社会的，大量财富流入那些收益虽高但对社会无益的“金融工程”。创建公司不是为了发展和传承，而是为了上市或出售获利。美国的银行对金融和房地产的投资远远超过对制造业的投资，美国的实物贸易远远不如各种债券、股票、期货以及其它纯粹的虚拟资本贸易。在那里，人们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多少增长,他们从任何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好处都主要是来自债务的增加。市场经济从实体经济发展到虚拟经济，且虚拟经济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更说明这种盲目已成为疯狂，更糟糕的是，这种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经济模式正在被世界其它地方所仿效。
对暴利的追求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个人已经不满足于实体经济所获得的平均利润，而将其资本转入金融证券行业，堂而皇之地把金融运作当成掠夺财富的工具，金融市场将众多冒险者的失误酝酿成巨大的灾祸，暴涨之后总是暴跌，“无中生有”不可能长久，在金融市场，只有规则，没有道德，搏杀的结果往往只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美国的“房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就是这种虚拟经济的必然产物。如果说以追求物质无限发展的现代实体经济已经令人担忧，那么完全摆脱实体经济，由未来预期收益决定的虚拟资产更是一种邪恶，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这些理念完全违背了人类的历史经验和生活常识，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财富可以在瞬间产生，又可以在瞬间消失。
一切现代危机，包括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在根本上都是西方价值的危机，而一切所谓的科技创新和制度（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创新，只会成为新一轮物质发展的加速器，加速奔向现代价值预期的方向。
传统社会满足的是人的需求（如手工时代和耕读时代），现代社会追求的是人的欲望；传统社会的价值本质是节制，现代社会价值本质是放纵；传统社会的发展遵循一种自发的逻辑和内在的秩序，现代社会的发展遵循一种人为的逻辑和外在的秩序；在传统社会，市场与科技受到各种传统价值和社会等级秩序的约束，而在现代社会，市场与科技受到各种纵容。
失去内在和天然的传统价值之后，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市场和科技的野性。西方价值追求器物、制度和观念上的无限发展，以实现对人和自然的外在超越，而东方价值追求的是各种内在精神的超越，这是西方价值与其它传统价值的主要区别所在，也是西方价值危害所在。
所有的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成了经济决定论者，经济对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已远胜于政治和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人类已陷入对市场的制度性依赖。全球化的冲击，以及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越来越相似，如今，两者正通过不断借鉴和渗透，共同开创一个新的风险社会。文化是制度之母，使两者走向一致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价值取向——物质取向，而那些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上的争论，包括政治体制、所有制、分配制度上的争论都已成了西方范式内部的争论，苏联和东欧都属于西方文明形态，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与文明形态之间的差异事完全不同的。
今天，所有的民族国家现在都被纳入了由西方价值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市场和科技已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人生的意义和社会的本质已完全改变，世界已完全落入市场和科技支配的西方文明范式。
这个世界根本不可能负担人们都过西方那样的生活的，但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正是要把人们引向这个方向。全球化不仅通过贸易、金融、科技、通讯、媒体、运输和旅游将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到世界各地，也将一些局部的疾病（如艾滋病、禽流感、甲型流感），局部的经济危机（如房贷危机、金融危机）迅速扩大到全球，使弱势群体更容易遭受各种灾难的打击，而最可怕的是全球化实现了西方价值在全球的“无缝覆盖”，各种带有致命缺陷的西方价值已被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没有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价值迥异的各种传统文化的制约，如果现代化后果提前一百年到来，今天的世界将更难想象？现代化使人类失去了保护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天然屏障——各种传统价值的核心——节制。世界已因此真正成为了一个统一的世界，统一于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全球化正在将人类带入现代化的晚期，所有人、所有地方都不可避免地要遭遇西方，而一切与西方价值不符的东西都被视为“问题”，由西方价值主导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了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人们的唯一出路，现代化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专制和暴政。当西方为征服世界而感到骄傲时，当西方把其它地方的现代化看作是自己的负担时，连西方自己的一些人也意识到，它带给世界的其实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一、）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市场扩张
现代性主体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以西方为中心，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到英国的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现代世界经济也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一切无不遵循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当今的贸易都是以富国货币来计算的，产品价格、交易方式也是以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的。三大国际组织，即国际基金货币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当今全球各种基本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建立者、实施者、监督者和仲裁者，他们实行股份制运作方式，主要体现西方国家利益。其他各个领域的国际规则也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如国际航海法（IMO伦敦）、国际航海安全法（ICAO蒙特利尔）、国际食品标准条例（FAO罗马）、国际知识产权法（WIPO日内瓦）、国际汽车标准法（ECE日内瓦）等等，这些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本身已成了看不见的世界政府和全球化的工具。
经济全球化是市场发展的必然逻辑，它是由资本主义逐利本性决定的。世界每个角落都正被卷入这一洪流中来，不管你是否愿意或有无准备，都已经成为这个新世界的一部分了；无论投资者、生产者、消费者都已经被复杂的商业、贸易和金融渠道直接间接的联系在一起了。目前，全球强50强企业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1/3以上的生产、2/3的世界贸易、90%以上的对外贸易、75%以上的专利和技术转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依赖于世界经济了。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产业制度，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尤其是那些金融、贸易和信息产业的独立王国已经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成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和政治中心。
跨国公司为了自身利益竭力摆脱一切控制，包括与母国的关系，甚至不惜将先进科技转移到不久就将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国家。跨国兼并越来越多，政府权利正在萎缩，世界正在成为少数精英和寡头的天下，走向他们所选择的方向，世界精英统治的格局正在形成，所有国家正按照不同的分工形式（原料供应、产品生产、市场销售、技术附庸）纳入他们的全球版图，各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精英也已被西方“收编”而不自知，连政府都成了他们扩张的工具。在那些影响世界的所谓“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巨大的阴谋。
早期的跨国公司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以殖民扩张的方式掠夺外国资源，倾销本国产品，十七世纪初建立的全球第一家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其掠夺方式主要是建立农场和种植园，开掘金矿、银矿，贩运香料、布匹、丝绸，贩卖奴隶、鸦片，从事海盗活动。从殖民结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跨国公司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运作。现在的跨国公司则主要依靠上述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借助现代通讯和交通手段堂而皇之的向海外扩张，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正根据全球的原料、劳动力、产品市场和税率的不同分布随心所欲地游走于世界各地。
科学技术，尤其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为跨国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劳力、技术和资本配置，以及全球范围的生产制造转移，摆脱母国的控制，获得利润的最大化提供了可能。
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推动货币和商品流动的主要力量，大量的跨国贸易直接在网上进行，以逃避巨额关税；越来越多的国际投机资本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以各种投机方式来牟取暴利，通过互联网可以不受时空限制从事各种货币和股票交易，这种交易往往与实际生产无关，且大大助长了社会的投机风气，使更多的实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人们已越来越不满足于实业资本带来的缓慢的平均收益，而希望通过金融资本来获得快速的暴利，即使风险极高也在所不惜。今天，在全世界瞬间流动的资金可达100万亿美元之巨，其威力犹如飓风，它可以摧毁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的拉美金融风暴，以及当前这场源于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都是全球化和现代虚拟经济的必然后果。而目前人们对金融危机的反思还仅仅停留在如何应对、防范和控制等应急操作层面，远非价值的反思。
跨国公司通过工资套利和税收套利，使各国之间展开更激烈的竞争，争相引进外资的结果，使这些国家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资、更低的税收、更少的社会和环境责任。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和市场方面相似的比较优势，正在由于彼此竞争而形成新的内部矛盾，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过程中形成的认同。
资本主义逐渐通过跨国公司、现代科技、政治干预三种方式将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和民族国家纳入其文明版图，所有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相似。在三者中，跨国公司和现代科技具有本能的扩张冲动，倾向于无限发展；政治干预则通过人为力量推波助澜。即使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也是有巨大代价的，如完全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减少政府干预，使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中成为跨国公司予取予夺的囊中物。
全球化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一方面，每个人都想有更大的房子、更多更新的电器、拥有汽车、外出度假；另一方面，由于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生产方式造成大量的产品过剩和劳动力过剩。据估计，按照现行的市场和科技发展趋势，在不久的将来，仅20%的劳动力就足够了，另外80%的人将成为“多余人”，如何消化如此庞大的过剩人口，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压力。
在全球化带来经济的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贫富悬殊,成为一种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的普遍社会现象，中国已成了堪与美国比肩的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据联合国最新资料统计，全球饥民总数达到10.2亿，世界上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在挨饿，发展中国家有两亿儿童营养不良，全球每6秒就有一个孩子死于饥饿！当全球的粮食已经供过于求，当我们有足够的技术和资源来消除饥饿，当全世界肥胖人口（15亿）已大大经超过饥饿人口（9.5亿），因营养过度致死的人比因饥饿致死的人还多，当富裕国家人民因营养过剩而烦恼，需要花大量金钱来减肥，各种减肥产品大行其道，减肥公司应运而生，减肥产业已成为一个庞大产业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却有相当多的人因缺乏基本食物，营养不良，连起码的生存权都没有，而西方社会的个别善举也只是一种施舍或交换，这无疑是现代文明的最大耻辱。
在各种全球化后果中，没有什么比西方“肉食文化”的推广带来的危害更直接更严重了。畜牧业的大发展造成了大规模的雨林破坏、土地沙漠化、水质污染、水源和能源大量耗费以及粮食危机；生产同样重量的肉食消耗的资源和劳力比生产粮食要高7倍；世界上有超过1/3的谷物用于畜禽饲料；仅美国每年喂养畜禽的粮食可以养活8亿人；全世界4倍于人口的牲畜数量已经使牲畜产生的温室气体已超过汽车；现代动物体内所含的尸毒、残留的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抗生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肉食已成为今天人类健康的杀手，许多癌症和疾病都与肉食有关。
全球化也使那些首倡全球化的国家本身也无法摆脱资本市场的支配，工资和福利的上升导致利润下降，使许多企业纷纷将生产转向海外。资本的冷酷无情使许多西方国家不得不降低国民生活水平，放弃传统政治对社会平等的承诺，不断减少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和教育支出，政府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面临更多的金融危机，使本国产品缺乏竞争力，但政府这样做了，又会激发各种社会矛盾，西方国家长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正面临挑战。
（二、）全球化与西方价值观的扩张
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市场体系，也是一种价值体系。现行国际关系的规范和规则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反映了他们的文化和价值取向。西方文化的传播给非西方文化的传统和社会心理来巨大挫败，它破坏了这些文化的基因，使这些文化失去凝聚力，造成这些文化的中断和彼此间的对立，使我们变得不像我们。
各种文化和知识体系之间不存在价值的可比性，但今天，当我们谈论现代化或全球化时，实际上主要是指西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西方价值正在全球扩张，全世界都处于西方的概念和语境中，人们已习惯用西方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事情。许多民族国家正在抛弃他们固有的价值和熟悉的生活，即使并不情愿，也不得不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一切正在成为人们评头论足的标准。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不仅取代了各种传统文化，也消解了各种意识形态，导致整个文化的平庸、堕落和暴力倾向，并将西方那些带有致命缺陷的价值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现代社会价值已变成完全的物质取向，全球化使得以科技和商业主导的文化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效率替代了一切传统价值，并直接导致各种功利主义社会行为的蔓延。效率至上、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原则已成为各行各业追求的目标，连文化、教育、卫生、社会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互联网的出现更将人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消除了时空和风格的差异。
资本主义经济在过去强调的是生产，即如何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率；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强调的是消费，即如何诱导人们高消费和超前消费。目前，全世界除了少数资源行业外，大多数行业都已进入了买方市场，而这些商品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成了可有可无，整个市场已出现产能过剩，但人们的欲望却反而越来越难以满足，对多数人来讲，除了钱以外其实已经什么都不缺了。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靠人为制造的需求来维持，这些需求并不是实际的需求，而是虚拟的需求，它主要是由文化引发的需求，这种文化便是西方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它表现为各种过分的自我强调、个性张扬和差异崇拜，将浪费作为必需，以病态为美。
崇尚财富，崇尚名人，崇尚成功，崇尚刺激——已成为现代社会风尚。没有人甘愿做一个普通人，“贫穷即羞耻，贫穷即犯罪”已成了现代社会的舆论标准，“经济增长指数就是幸福指数”已被普遍默认，这些无形的社会舆论压力正在时刻羞辱着每个普通人。
资本主义生产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名义，一切追求更多、更快、更新、更大、更有效、更有利。现代社会的所有聪明才智全都用在了与物质有关的发明创造和生产消费上了，分期付款和信用卡制度无疑是最有效的两项发明，它大大的促进了消费主义风气的形成。
现代技术的发展本可以将各种产品做得更经久耐用，但现代生产制造和营销理念注重的是用过即扔和更新换代，以培养人们喜新厌旧的消费意识，最终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许多产品被人为的设计成更短的使用寿命，且不能拆换，不能维修，而这种设计制造理念已经被广泛接受。
现代世界观是个人主义的，个人欲望的最大满足和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被标榜为理所当然的人权，受到各种法律保护。时效原则、投入产出原则成了一种时髦和普世价值，适用于一切事物的考虑和安排，如何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回报，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成了个人和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离婚成了妇女解放；独身、不育和乱交都成了个性自由；越来越多的人把事业、房屋、汽车、度假看得比家庭、孩子更重要，而这些倾向正在助长整个社会溺幼轻老的风气；现代城市弥漫的欲望和躁动，正引诱乡下的年轻人离乡背井，去尝试各种危险、刺激又不受监督的生活。
全球化成了一个模仿的时代，大众文化用强大的象征意义和价值说教来影响社会，用各种手段来迎合大众，引导消费。衡量报刊杂志好坏的标准是“可读性”，衡量影视作品优劣的是“票房价值”“收视率”和“上座率”。今天的文化是用来消费的而不是用来培育人成长的，各种时尚和“快餐文化”成了人们的主要精神粮食，“拜金”“色情”和“暴力”则是其三大主题，充斥这个时代的是猥琐、庸俗和变态，整个社会只有娱乐，没有艺术，流行文化已成为日常生活，而广大消费者明知被欺骗却甘愿受欺骗。
西方文化的入侵不仅给民族国家人民的社会生活和心灵造成巨大冲击，也使这些国家的人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产生怀疑，新一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种反传统的倾向，充满对自己传统文化和对固有价值的埋怨和自责，现代的、新的都是正面的、好的，一切传统的、旧的都是负面的、坏的，大多数传统社会正在经受一场深刻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错乱。
当商品、科技、制度、规范、组织充斥了整个社会，成了社会的主要价值，艺术已无路可走，如果艺术与市场和科技合流，便失去了真、善、美；如果艺术远离现实，便失去了实际影响和存在意义。传统艺术的土壤是自然、宗教和人伦情感，而现代艺术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异物，它的土壤是制度、商业和科技，毫无情趣、意义和诗意。
现代音乐不再给人精神抚慰，而成了一种发泄，现代音乐已具有与酒精和大麻相似的功效。那晕眩闪烁的灯光，那巨大的欢呼场面，那硝烟弥漫的背景，那怪诞的装扮，那歇斯底里的舞姿，那机器般轰鸣的节奏，那声嘶力竭的大吼大叫，那死去活来的痛苦表情，正是在这样的场合，许多大型音乐会却贴着“和平”“反战”和“绿色”的标签，让人觉得过于矫情。
所有的民族音乐在旋律、节奏和配器上都在模仿西方，而每个民族独有的音乐遗传密码——音阶、调式和音律都变得越来越模糊，所有民族音乐都加上了西洋打击乐器来加强节奏，而这种节奏都是源自机器的运转。传统的西方经典交响乐虽然充满征服的激情和扩张的冲动，但往往还具有某种优美和谐的旋律，而现代交响乐既无旋律，又不和谐，好似那些创意的“书法”。
现代美术已成为一种意淫，极尽各种荒诞和变态之能事，所谓的“波普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极简主义”“大地艺术”“概念艺术”“影像艺术”等等都是一些挖空心思的怪异，从毕加索开始，现代美术早已成了这个时代内心焦虑惶惑的写照。
现代服饰和发式成了人们直接表达对现代化和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方式，世界各地的服装都在质地、款式、颜色和搭配上模仿西方。现代时尚的最大特点是鼓励各种怪癖——雌雄同体、异性癖、异装癖和中性化。现代时尚的唯一审美准则是“与众不同”。流行于中世纪白人上流社会的高跟鞋、丝袜、裤袜和长统袜已成为近代世界女性的标准穿戴，而露着乳沟的紧身衣和露出半截屁股的牛仔裤则成了当代女性的标准穿戴，难怪一位澳大利亚穆斯林长老形容那些衣着不端的女性是“没有遮盖的肉团，自找麻烦”。今天，世界各地女人身上都散发着“香奈儿”“克丽丝丁·迪奥”“宝格丽”“安娜苏”“卡罗琳娜·海莱拉”等欧洲香水的气味。时髦已经使许多人对自己与生俱来的长相和肤色充满自责，无视身高、体型、肤色和气质的差异，不顾自然和谐的起码审美原则，那些把直发烫成卷发，把黑发染成金发，那些痴迷于隆胸、隆鼻、隆唇、隆臀，甚至因美容而丧命的更是一种可怜的疯狂。
越来越多的人迷上了那些充满躁动、刺激而又昂贵的西方体育和冒险运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正在摧毁全世界丰富多彩的民族体育运动文化，使多数人沦为看客，使西方体育文化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体育运动文化。西方体育运动受其二元论哲学思想影响，身心是完全分离的，而非身心平衡的活动，身体是身体，心灵是心灵。所谓挑战极限的精神多是违背人的生理特点，尤其是那些冲击力很大的运动，不是带给人健康，而是带给人伤病。许多运动员并不比普通人健康，就像许多医生并不比普通人长寿。许多大型体育活动，常常成了人们发泄的机会，并引发大规模的骚乱，潜移默化地助长年轻人的暴力倾向，对体育的狂热、对竞争的狂热和对战争的狂热与西方文化的扩张冲动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那些贵族化的体育运动（高尔夫、赛车、赛艇、马术、滑翔伞、器械健身等等）更需耗费大量资源和能源，早已超出了强身健体的意义，现代体育的发展主要是受名利思想的诱惑，成了一种商品，一种产业，一种时髦，一种高消费，一种政治事件和国家崇拜，已背离了体育精神，中国的奥运金牌数并不能代表当今国民的整体身体素质，这些时尚对那些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弊多利少。
人们怀疑人类还能打破多少体育纪录，以目前的进化速度来看，人的体能已达到了极限，人怎么可能比车跑得快？比海豚游得快呢？现代体育也属于一种现代范式，它跟现代社会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它遵循一种线性的、加速发展的方式，而它们都正在接近极限。西方的竞技体育实际上是一种死亡竞赛，它终有一天会无纪录可破，而西方以挑战人体极限为目的竞技体育的终结，将会迎来以强身健体，身心健康为目的的东方体育的复兴。
东方式体育运动是一种民间的、群众性的活动，而不是贵族式的、高消费的活动，她不仅更适合东方的国情（人口众多，资源有限），而且更有利于人类和整个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东方的体育几乎不需要耗费任何资源和能源，东方的体育多为徒手运动，只需要在大自然中，利用身体本身的重量，配以不同姿势、动作和呼吸，施以不同力量和速度，辅以简单器械，即可达到健身的目的。东方价值不是崇拜肉身，而是崇拜灵魂和精神，东方的体育不仅强身健体，而且修身养性，它是一种人与自然、身与心的交流互动，尤其是各种东方的内功。
现代建筑的风格都是在刻意模仿一些怪异造作的理念，完全脱离了自然，割断了与历史、宗教和文化的联系，“功能主义”“经济主义”“形式主义”成了现代建筑的共同取向，“趋同”和“平庸”已成为现代建筑的共同特征。方言和建筑是最能唤起人们身处异域的两种符号，曾经，建筑中的每个细节如同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具有鲜明的风格，没有一座建筑是单调的，而现在，所有民族国家的建筑都已失去自己的灵魂，世界的各地的城市已变得很难从外观辨别其历史和文化了。今天，无论你走到哪个城市，都觉得“千城一面”，似曾相识。相似的楼房、相似的玻璃墙、相似的霓虹灯、相似的街道、相似的立交桥、相似的喷泉、相似的广场、相似的街心花园、相似的城市格局，尤其是那些商业中心。如果是在西方，你很难分辨是在哪个国家；如果是在中国，你很难分辨是在哪个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成了笼罩着噪声和烟雾的水泥丛林，到处是杂乱无章的覆盖物，而鸟瞰比平视给人更多的视觉刺痛。
现代建筑在国与国之间的区别也只能靠一点拼贴来表达了，如给一幢方块建筑加上传统的屋顶，在柱式和线角上添上一点传统元素。即使是那些仿古建筑，也像是小学生的作文，全是一些堆砌的华丽辞藻，恨不得把所有传统元素都拼贴在有限的建筑身上，结果却显得既缺乏宁静，又缺乏质朴。
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传统建筑都是某种文化精神的表现，隐含了美学、哲学、意识形态和社会意义，都与周围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协调，充满了灵性，具有内在的宁静、从容和自信。而现代建筑只是工程的一部分。普遍使用的玻璃幕墙外观和平顶设计已经将那些最能体现个性的屋顶和窗户包裹起来，建筑的基本造型被简化为只是大小、高矮不一的立方体。许多所谓现代建筑为了张扬个性，刻意制造视觉上的所谓非对称、夸张、倾斜和扭曲，使建筑失去了起码的稳定、平衡与和谐。为了时尚每几年就要进行一次的装修，不仅耗费大量材料，而且制造大量污染。而那些东方城市甚至乡镇中滥用罗马柱、巴洛克屋顶、几何图案装饰的建筑显得尤其别扭，它们与周围人文和自然景观是如此的不协调。
城市化趋势和传统建筑的功能性局限使现代建筑的发展成为必然。采用玻璃幕墙以便获得更好的采光和隔热效果，平屋顶的设计，以便放置大量冷却和通讯设备。人们已经不得不都工作和生活在楼上了，只有现代化高楼才能容纳更多的人，这种趋势正引导人们建造世界高楼的竞赛，从香港中环广场大厦374米，纽约帝国大厦1250英尺，广州信兴广场大厦384米，广州中信广场391米，香港中环的国际金融中心420米，上海金茂大厦420.5米，芝加哥西尔斯大厦442米，吉隆坡国家石油公司双塔大楼451.9米，台北101大楼508米，迪拜塔828米……这种高度是否真的可以无止境地超越下去？世界高楼的竞赛只是表明了现代范式的特征和趋势。
到处是用洋名命名的建筑，曼哈顿国际社区，温哥华广场，格林威治广场，威斯顿联邦大厦，雅典国际公寓，比利华国际城，加州国际会展中心，罗浮广场，左岸国际，布鲁汀社区，爱丁郡院，塞特公寓，美洲花园……，无不反映了一种做作和文化失落。
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烘干机仅仅是为不影响所谓的“市容美观”和“社区整洁”，而每台烘干机所耗费的能源相当于发展中国家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城市园林中那些过分规整和几何造型的花木，市区大面积的草坪，都在刻意追随西方的审美观，而草坪比普通乔木和灌木造价高，在生态效应上又不如乔木和灌木，会耗费更多的水和人工，用于草坪保养所产生的温室气体远远超过草坪本身所能吸收的温室气体，仅仅是割草一项，全世界每年就不知要消耗多少能源，制造多少噪音。城市园林的维护和保养需要耗费大量水、化肥和能源，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气候变化的份额。
商业用艺术甚至用宗教来包装物欲，用天真纯洁来掩饰贪婪，什么都可以成为时尚，然后用时尚来引导消费。各种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成为时尚，性倒错的生活方式成为时尚；代母受孕、借腹生子、女扮男装、男扮女装、变性手术、身体穿孔、扩眼、纹身、节食都成了时尚；节能环保产品也成了时尚（靠消费各种各样的节能产品来节能而不是减少消费本身）；民俗只是被用来装潢门面，传统节日成了狂欢节和消费盛宴；怀旧和亲情被作为一种时尚，就如同其他任何一件商品一样，商家常常为追逐利润而制造怀旧、制造亲情；神秘也被作为时尚，商家为招徕顾客而故弄玄虚，印度、西藏和埃及的文化常常被用作旅游促销；各种历史文化古迹都成了当地的摇钱树，所有的“古镇”“古街”都弥漫着商业气息。
它的祖先靠掠杀土著、贩卖人口和毒品起家；它可以以各种口实策划颠覆和谋杀；它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发动“石油战争”“粮食战争”“货币战争”和“颜色革命”；它的演员可以成为州长和总统；它的总统因通奸反能得到多数人民的同情支持；它多数的国民可以今天支持攻打这个主权国家，明天支持攻打那个主权国家；它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枪杀案和最多的监狱；……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
从西方价值孕育出来的整个现代范式已经在所有方面给人类和自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种灾难还在加深，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各国领袖发出的警告：
西方理应对于人类和自然的破坏负主要责任，也理应为整个地球的拯救做更多的事情。
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确立的价值与整个人类、与整个自然、与每个人的身心都是矛盾的，它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的分离。现代化的发展正在使人类丧失终极价值，使各个文明丧失其核心价值。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科学技术的问题，不是所有制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价值的问题。各种现代危机，如人口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在根本上都是现代价值的危机。人类离开自己的本质已走得太远，商业和科技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发展创新已成为社会的首要价值，而这一切都是西方价值近200年来主导世界的结果。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正将这种具有致命缺陷西方价值带到世界各地，西方文化的危机已放大为全人类的危机，而西方价值本身完全不具备这种免疫机制和修复机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和反思主导现代化的整个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体系——是否能用现代手段来克服现代灾难？
东方的崛起将给世界带来希望，人类注定要转向东方，从东方价值中来寻找智慧，这将成为一种历史的选择，因为东方智慧是一种生命智慧，生态智慧，东方价值更接近自然，东方价值更有节制。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的宗教，东方的伦理道德和东方的生活方式倾向于与自然和生命的亲和友善，这种倾向是东方社会和个人行为的指南。因此，捍卫东方价值就要捍卫东方价值的土壤——东方的思维方式（循环的思维方式），东方的生活方式（节制的生活方式）。东方最根本、最重要的观念，如因果轮回、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体现的是循环思维方式；而西方的基本观念，如理性主义、进步观、发展观体现的是线性思维的思维方式。这将意味着一切现代主流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的颠覆。
东方文化是灵性的文化和内省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性的文化和行动的文化；东方知识体系主要是以内心为研究对象，西方知识体系主要是以外物为研究对象；东方文化认识自然是为了更好的顺从自然，西方文化认识自然是为了更有效的控制自然；二者运用于实践的经典范例是建于2200多年前都江堰灌溉系统与今天的三峡水利工程。东方智慧对以物质为代表的所谓进步不感兴趣，对致力于物质发展的科学技术没有特殊嗜好，对促进物质流通的商业始终心存疑虑。东方智慧认为，把人生的全部精力用在这上面，颠倒了人生的目的和手段，人生将索然无味。
现代世界的许多社会冲突，其深层原因都是价值引起的，是东西方价值矛盾造成的，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尤其是在阿拉伯地区和亚洲的传统社会。如果没有西方的侵略，东方文明将仍然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东方文明不会自己选择现代化道路，而这并不影响其整体的和谐，现代化与东方文明延续了几千年的演化逻辑、文化精神和历史经验完全不符。
东方在过去500多年历史中，在西方强大的武力和物质文化的冲击下，穷于应对，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回过神来。东方传统过去主要是在延续种族，维系社会方面发挥作用，随着东方的重新崛起，东方文化必将超越和升华，为人类的发展导向。人类要想走出困境，必须重估一切现代价值，重建一个以东方价值为主导，吸收其它价值，包括西方价值中有益成分的一种新的人类价值。季羡林反复强调：“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东方的有识之士应该有这样的眼光和抱负，东方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属于完全不同的层次，如果用西方价值来看东方，只会是误解，因为你无法用西方知识来解释东方智慧，所有西方对东方的偏见，包括对传统社会的偏见，都是价值的偏见，都是用技术和商业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的结果。现代化的成果主要来自西方知识，但走出现代化的困境则要靠东方智慧。东方的复兴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复兴和政治的复兴，东方的复兴主要是文化和价值的复兴。
东方国家无须为近500年来未曾产生过任何能够影响全球的观念和创造发明而自责，东方文明向人类贡献的是关于宇宙和生命的智慧，人类注定要回到东方价值，而现代文明走投无路之日将是东方文明复兴之时。我们已无需谨小慎微地替东方价值辩解，而应该理直气壮地用东方价值去开拓，从自身的过去发现未来，从东方智慧和东方话语系统中去寻找价值依据和法理依据，对于未来，东方价值将是人类已有的、可参照的更佳选择。
东方文明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可以永远供无数即便是那些聪明绝顶的人们倾其毕生精力施展他们的才智。缓慢演进的物质生活与无比丰富的精神生活、艺术生活和伦理生活，使东方文明从整体上——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呈现出最高的平衡与和谐。
在人生境界上，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儒家文化既重视人的精神人生，又注重人的社会人生，境界最高；印度文化只注重精神人生，不注重社会人生，次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只注重物质人生，不注重精神人生，境界最低，只能满足人性的低级需求。
东方文化的人类价值不是通过与西方文化的一一对应和类比来体现的，甚至不仅仅是从文化的多样性上体现的，东方文化的人类价值主要表现在她的整体文化功能上，而不是其中的一些具体内容。东方的自然经济和东方的实用技术决定了东方的发展只能是循序渐进的。而西方的知识理性、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所产生出来的现代科学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的突飞猛进和漫无节制，西方科学始终是把自然甚至人都当作客体来对待，认识自然的目的只是为了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
第一，全球资源即将耗尽，世界人口早已过剩，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由西方价值导致的各种现代灾难，不可能从西方价值本身产生出解决办法，因为西方价值中缺乏“循环”和“节制”的基因。西方知识只能教人如何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东方智慧可以教人如何有节制的生存。在不改变现有价值体系，不改变现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条件下，依靠现有的社会机制和技术进步来解决环境状况是不可能的，技术解决方式始终隐含着新的、潜在的和未知的危险，技术永远只能遵循机械的逻辑，只能针对单一和分离的问题。
第二，如果没有人类精神上的觉醒，如果没有价值层面改变，如果不能发展出一套新的范式，整个地球和人心就得不到净化，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只会加剧。而东方有漫长的人文演化历史，东方价值的固有特征将给人类带来重要意义的启示，帮助人类走出西方价值的困境，为人类未来发展导向，而现代范式的各种形态，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都注定只能是一种过渡。
第三，东方有广袤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东方正面临着最大的挑战和机遇，而她在现代范式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使她不得不另辟蹊径。在近期，她将产生某种新的运动或模式以应对严酷的现实挑战，在远期，她将孕育出适合自身及整个人类发展的原创价值和范式。东方的迅速崛起将对现代价值产生一种强大的反渗透和反覆盖。
东方文化并非一种完美无缺的文化，东方文化最受指责的弊端陋习，包括印度的种姓制、童婚、殉夫等习俗，穆斯林的一夫多妻、圣战精神，中国的纳妾、裹脚、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等，但这一切都并不妨碍其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的身心之间整体功能上的和谐。东方的“愚昧落后”主要是由西方价值定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主要是被“五四”后的西化思潮蓄意夸大和丑化了的，而西方价值中的那些致命缺陷，在早期尚不为人认识，在今天又被刻意掩饰，而相对于西方价值对整个人类和自然的巨大破坏，东方的各种陈规陋习其实是次要的。
（一、）东方价值的整体观念和循环观
东方价值是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在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价值取向。东方价值强调人生、自然、整体、直觉、亲情、传统、权威、神秘、道德和艺术修养。东方文化中尽管也存在天、地、人、神的冲突，但在总体上它们是和谐共存的。东方的智慧把整个宇宙万物看成一个整体，一个无比庞大而复杂的因果链团，自然界弥漫着包括人在内的无限生命，所有的人、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某种时空和意义上的联系。
宇宙中的基本法则早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东方价值所体现的正是这些宇宙中最根本的法则，并顺从这些法则来安排人生和社会生活；西方价值所体现的其实只是宇宙中的一些次要法则（包括各种深奥的学说和理论），整个现代社会就是按照这些次要法则来安排和设计的，但无论其在局部多么合服逻辑，多么精确严密都无法改变其与宇宙根本法则的矛盾，无法改变其与人和自然的矛盾。
而西方文明从源头开始，西方价值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始终都表现出一种矛盾冲突。古希腊神话中就充满了各种人神的对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使人的价值得到张扬，人类中心主义的地位完全确立；工业革命，开始了人类对自然的大规模宣战；弗洛伊德学说，展示了惊世骇俗的人的内心冲突；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社会发展史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永恒矛盾和阶级的对抗；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更陷入与大自然全面的对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由西方文明主导的整个现代文明不仅是一种行动的文明，而且是一种冲突的文明，从各个方面表现出它与人和自然无法克服的矛盾，如果继续按照西方价值中的逻辑思维、理性主义、进化论、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来探寻，我们将永远找不出答案，而少数杰出西方思想家虽然能够认识这一点，却并不代表西方价值的主体。
与西方对待世界的态度截然相反，东方价值早已洞察到自然的伟大和人的局限，东方价值认为，历史的演进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人是精神动物，而不是经济和科技动物；主宰万物的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意志，更不是科学，而是存在于冥冥之中的那些自然规律和宇宙法则；人类的各种创造不仅存在时空上的局限，更存在意义上的疑问，人永远无法达到自然的智慧与和谐，万事须以天理为法，以自然为师，天只可顺从，不可违抗，更不能征服。今天我们所推崇的“进步”，其实只是一种发展，而发展只是一种变化，变化只是一种适应，没有终极意义上的高下之分。西方价值正好相反，认为宇宙是有起点和终点的，历史发展是有目的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界一样遵循的是进化规律，历史是朝着理想方向发展的，这种理想主要是西方价值的体现——物质进步会带来社会发展和幸福的增长，而物质的无限进步，将带来社会的无限发展和幸福的无限增长。
如果我们继续用西方价值来看问题，或者用文化来谈文化，用经济来谈经济，用科技来谈科技，都将成为没有意义的自证自辩，只有在更大的背景和参照系中去观察才有意义，而这个参照就是价值——哪种价值，哪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之间的关系更有益？东方价值的整体关照和综合思维特征是它不致产生类似西方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以及一切现代性后果的根源。东方价值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各有侧重，并行不悖，都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之间的关系。穆斯林的兄弟思想，印度教的果报轮回思想，儒家的中庸和合思想都是对西方现代极端主义倾向的一种根本反制。
（二、）东方价值的精神取向
东方文明一直是以宗教、伦理道德和艺术等各种精神追求作为其社会生活的主体，而不是商业，更不是科技。东方价值一直是通过宗教、神秘主义、玄学、常识、迷信以及各种实用技艺来与自然沟通，表达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东方价值注重的是神秘力量体验，艺术和伦理生活感受而不是现实参与。东方智慧深知，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生存环境的有限性矛盾是无法克服的，人的精力如果不是用于人格完善、道德修养、精神超越和艺术追求而是用于物质世界的无限追求，只会遭致自我毁灭和共同毁灭。梁启超说过：
“印度、犹太、埃及等东方国家，专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希腊及现代欧洲，专注重人与物的关系；中国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
东方哲学的功能主要不是为了增进知识而是为了提高精神境界；东方价值追求的是精神和道德的不断完善，而不是物质和科学的无限发展。西方文化缺乏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生命规划和宇宙关怀，其自由、民主、人权思想主要是为科技和商业发展服务的，其基督教理想也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当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时，他所指的知识主要是科技的知识和商业知识，他所指的力量主要是财富和武力，而这些知识则成了西方发展的基本精神动力。从这个时候开始，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归结为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就是一切知识。西方的理性、逻辑和思辨主要是为事实知识和实际需要服务的。深受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和功利主义传统影响的整个现代知识体系有着致命的缺陷。
东方价值的合理性在于节制，节制来自其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来自其精神信仰。东方价值主要是一种精神取向，东方价值认为，对人自身的控制远胜于对自然的控制，人生理想是追求精神完善，社会理想是达到社会和谐；东方价值中存在一种强大的社会禁忌和内心敬畏，对伦理道德的遵从，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东方价值中固有的社会等级是基于对自然和人性深刻洞察，东方智慧深知“科技自来偏执，商业原本贪婪”，这使得商业和科技无法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和社会生活的主体，从而形成对商业和科技的有力制约。相对于西方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东方的宗教、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都是“无用之大用”，它将整个社会的能量、智慧、精力、兴趣和注意力都引向无穷无尽的精神世界。今天，人类智慧的宝石已被各种现代垃圾淹没，但现代化的困境恰如古代智者所言。
西方思想界近年来对生态的重视，只是出于未来生存环境的恐惧，远非价值的反省和自我超越。而西方很多有良心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技术和市场上，他们还没有看到在技术和市场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其实是西方价值。今天的整个世界已经被少数精英瓜分，真正控制这个世界的是少数利益集团，支配这些利益集团的是资本和科技，而决定资本和科技的则是价值，是西方价值孕育了资本和科技，是西方价值在引导和纵容资本和科技的无限扩张。
当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时代和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否定了前世今生，生前死后以及物质与精神，身体与灵魂之间的意义联系，最具震慑的约束机制就完全崩溃了，其道德后果不堪设想。人人都已经习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回答“人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的精神本质已完全被物质蛀空，尤其是那些涉及到神圣和终极意义的部分，剩下的都是以各种进步、发展名义包装起来的本能和欲望，人已沦为机器和动物。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无论是宗教的信仰还是世俗的信仰，都只能是一个肮脏、病态和行尸走肉的社会。现代化的所有灾难都是源于宗教、伦理道德和艺术的缺失。
所有的宗教都认为，人是一种需要超越的存在，现实的物质世界是无法满足人的心灵渴望和终极关怀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对终极实在和超越的回应，都包含了无私奉献和执着追求，不同宗教只是不同地域的文化表达，其通向真善美的路径虽然不同，但她们殊途而同归——爱生命，爱他人，爱万物，具有相同的功能，给人以安全感和永恒感。世界上主要宗教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然都包含普世价值，但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长期以来水火不相容，而其他宗教却多是宽容的，近年来佛教在全球的兴盛，主要就是因为她的和平宽容。宗教不应该是排他的，排他的宗教就成了政治。
以逻辑、数学和实验方法为特征的现代科学技术拒绝承认一切超验的和不能被证实的存在，歪曲东方文明中直觉、内省和冥想的价值，贬低人与这些价值之间的各种意义联系，因为这些价值与道德、幸福、善良、宁静一样是不能被理性证实的。今天，能够有效抑制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扩张的东方价值正在受到巨大的侵蚀，而西方价值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伟大的印度文化所昭示的果报轮回思想对人的欲望和本能具有深刻的内在震慑和约束作用；它所宣扬的生命的永恒性带给人的是希望和责任，而现代价值中唯物主义的观点向人们揭示的主要是生命的物质属性，生命的有限性，生命只有一次，这在客观上鼓励人们放纵享乐和不负责任。泰戈尔说过：
“东方最高智者认为，为了任何特殊的物质目的去利用至高的神而获得它，这不是我们灵魂的职能，……生命不是从任何需求而是从我们与无限者的密切关系中涌现的。这是我们在灵魂中拥有完美的原理。”
人类能量宣泄的方式只有像东方那样指向内部，指向精神，其危害才会最小，而如果像西方那样指向外部，指向行动，指向物质，将祸害无穷。西方价值对人类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它对超越价值和禁忌功能的摧毁，人类现在的处境就是因为失去了超越价值和禁忌功能，才变得如此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克服异化的出路不在于所有制（公有制或私有制）而在于价值取向（精神取向或物质取向）。
（三、）东方价值的自然经济取向
东方智慧是最接近自然和本真的智慧，东方智慧认为，人和自然都是自足的，但又是有定数的，自然的状态才是圆满的状态，自然的状态比任何人为创造都更具内在合理性，一切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安排都是为了尽可能接近这种理想状态。因为只有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自然的自我修复才能达到平衡，而“三分饥寒气氛温饱”是上天给人类个体生命的一个度，各种传统实用技术是上天给人类生命延续的一个度，超出了这个度必将遭致灾难。只有来自于灵感和经验的实用技术，而不是来自于理性和宗教（新教）科学才是合乎天道的，只有根据天道设计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才能保持一种循序渐进，避免突飞猛进。《汉书货殖列传》中提出：“育之以时，用之有节。”早在白居易时代，他就认识到“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之不胜期间，则物必暴殄而财乏用矣。”圣雄甘地也说过：“自然界能满足人的需要，但不能满足人的贪欲。”而根据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则完全是一种寅吃卯粮，竭泽而渔。
由自然经济产生出来的是乐天知命的心态，而由这种心态产生出来的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东方的智者认为，只有自然经济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可以给人带来安定，只有适度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只有可持续发展才符合人性和自然，而可持续发展只能是缓慢的发展，东方价值对资本和技术具有一种内在的抵制，自然经济是对商品经济的天然抗拒。人类未来发展模式的思路和逻辑，都只能从东方价值中去寻找。
东方的生产从根本上讲是服从于精神和道德的，东方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是由东方价值决定的，因为东方历史没有这样的逻辑，东方社会内部没有这样的动力，没有产生资本的土壤，最重要的是东方缺乏产生科学和资本的文化基因，即理性思维和所谓新教传统，亦即对功利主义和科学技术的鼓励。
今天在东方出现的现代化都不是来自内在的力量，而是来自外在的力量，现代化在东方只是对挑战做出的应战。东方从来就不缺乏技术和资本方面的聪明才智，东方对技术和资本的排斥实在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东方智慧深知，资本一旦形成就无法控制，技术一旦挣脱羁绊就会吞噬一切，它们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最终演变为一种超越自然和道德的独立存在，一种凌驾于人类之上的无限扩张系统。社会的各种规范、制度、组织、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不是用以引导科技发展的，而是相反，为了适应科技本身的发展变化。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侵略，东方社会自身不会发展出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东方社会将继续遵循自然经济取向和精神取向缓慢演进，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安排生产和生活，而这更符合东方的历史经验和生活习性。
东方的方式是顺应自然和适应社会，而不是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东方价值认为，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最高表现方式是顺从而不是改造。那些纠缠于“为什么东方社会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之类的讨论，那种苦苦地在自己历史中去搜寻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做法，都是在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历史，用西方价值来衡量中国文化，成为各种西方理论的佐证，显得既狭隘又自卑。东方人失去文化自觉已久矣，人们已习惯用西方的理论来解构东方文化，用西方价值来诠释东方价值，用西方的眼光来看世界，用西方的眼光来看西方，然后又用西方的眼光来看自己。
东方文明的所谓“保守性”和“封闭性”，在客观上是对西方价值扩张的制约，对技术和资本的束缚。如果不是由于东方价值对西方价值长期顽强抵制，如果不是由于东方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大大地抵消了现代化影响，从而推迟了全球现代化的到来，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困境将更难想象。东方没有在西方之前产生资本主义，没有更早地卷入现代化，乃是人类的幸运。中国在1949年以后到1978年对外开放前，有30年处于封闭和停滞状态，而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到1991年大规模改革之前，也有40多年始终处于缓慢发展状态，东方以巨大的屈辱为代价，世界因东方的保守而大大推迟了现代灾难的到来，而东方的现代化沦陷扫清了西方价值扩张的主要屏障，使世界成为了西方价值主导的统一体，技术和资本正大行其道，如入无人之境，人类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途。今天，东方对物质和科技的热情一点也不亚于西方，而对固有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却越来越失去兴趣，到处都是尼采和达尔文的追随者。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新兴国家和传统国家的发展，西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扩大普及，成为世界潮流，在完全不涉及价值，不涉及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的前提下来谈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节能减排等，完全就成了一种形式，一种时髦，一种权宜之计，最后更成了一种自欺欺人。所有那些努力所能产生的正面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的速度，修复的速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一如自然界新增植被的速度赶不上植被退化的速度，就连最严肃的全球气候问题也主要被用作新的经济增长手段和地缘政治争夺的工具。所谓的“可替代能源”或“新型能源”只不过是传统能源的一种转换形式，生产太阳能、风能、核能和生物燃料等所需的设备，从原材料的勘探、开采、冶炼到制造、运输和安装，本身还需要消耗大量自然资源。目前，尽管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各地备受欢迎的清洁交通工具，且不论其蓄电池带来的铅污染，其所需能源也只是交流电的一种转换，而无论是火电站、水电站还是核电站，都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深远的影响，它只是用外地的和长期的污染换来本地的和暂时的清洁而已。
由于各种功利的考虑，许多更为现实，影响深远，具有操作性的问题却完全被人忽视。例如，所有城镇的人、畜粪便及各种有机废物都应被收集起来，就地处理，生产沼气，然后利用沼液进行畜禽养殖，沼液浸种还具有助长、杀菌和抗病虫害作用，或将沼液返回农田，以减少化肥的生产和使用，而不是排入江河湖海，造成污染，而所有这些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都不可能超过太空技术和各种军事项目。但资本是不会选择那些不能立即得到回报的事情的，资本的出发点永远都是“是否有利”，而非“是否有益”，这些行动本应由那些自认为“世界领袖”、“人类先驱”的国家带头来做的，但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与这相反。目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排放的，西方应做的首先是“赎罪”——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行动上率先做出努力，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然后才有资格跟东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
今天人类面临的各种的灾难，是西方文明的扩张和过度开发的结果，许多天灾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人祸造成的。西方文明已经打破了整个人类的自然进程，扰乱了各个民族文化的遗传基因，摧毁了人类迄今所拥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传统，造成了人类历史在短短几百年中的突变。现代化正在把人驯化为机器，除了物欲，人正在丧失其灵性和生机。人从土地到工厂再到办公室这种所谓的“进步”其实是人的本质的倒退。
用什么来约束市场和科技的盲目发展？用什么来抑制如此众多人口日益膨胀的物欲？在现代范式内是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无论是基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还是基于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的社会主义都无能为力，因为它们都是现代范式，同属西方价值，全球化使两者在追求经济和科技发展上已越来越相似。
要达到“零增长”，就必须实现价值和分配的彻底转变，因为这个世界的财富已足够多，所有的匮乏和贫穷都是由价值和分配造成的，所有的不足和需求也是由价值和分配造成的。“零增长”在人类延续和资源耗费上也许是能够对应的，“零增长”的观点是一种东方逻辑的回归，但目前尚不合时宜。
人类如果不改变目前这种以西方主导的价值取向（以物质追求和个人发展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不改变西方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占有更大空间的生活方式），一切努力只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面临的各种灾难只会日益加深，而生活方式的改变需要价值的引导。
（四、）东方价值与现代宗教
就像传统宗教共同体曾是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行为的中心一样，今天，由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新“三位一体”构成的现代宗教共同体已成了当今政治思想和社会行为的中心，它不仅充当了今天的世界宗教，也成了当今世界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一切哲学思想，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甚至艺术理论都成了现代宗教的诠释，凡是不符合现代宗教的都会遭到打压。
现代性与节制、现代性与责任都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同西方的世俗化和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都是代表的西方价值。市场之于功利主义，自由民主之于个人主义，科学技术之于唯物主义有着一种自然的逻辑关系，当世界上多数精英和权威人士都接受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准则，剩下的一切纷争和对抗只限于技术和方法的操作层面了。
西方的所谓理性只是一种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不应该发展到今天这么多人口，因为大自然提供的一切是无法供养如此众多人口的；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应该对市场有所限制，因为市场是不讲良心的，市场的本性就是投机取巧和唯利是图；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应该对科技有所约束，因为科技是没有灵魂的，它不能预知其后果，更无法保证只用于人类的福祉，科技的本性就是要无限膨胀；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应该设法限制人们的无限欲望，彻底改变现有的生存的方式，因为除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现代性的破坏力量，但现在不要说任何改变，就连任何减缓的迹象都没有；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应该抛弃可能毁灭人类延续的现代价值，代之以宗教、伦理道德和艺术主导的精神价值，代之以自然经济主导的有节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西方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理性的作用和影响只能达到某些学科、专业、领域、行业，它完全不同于东方那种天然的整体关照和生命体悟，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和有限理性导致了西方文化追求各个学科、专业、领域、行业无限发展的极端主义倾向。人性中的许多邪恶是由市场引发的，科技虽然不直接带来邪恶，但它与商业结盟可以助长和放大邪恶。科技和市场的原理无疑是严明的，但科技和市场的本质却令人怀疑，而科技和市场的方向更令人担忧。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有关各种文明的争论，包括对现代文化、对自身文化以及对其他文化的评价，都是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而不是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参照的。人类要想摆脱技术统治和市场垄断，必须超越西方价值，使工具理性转向道德理性，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重建世界价值，重建国际秩序，重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五、）儒学价值的当代意义
世界上大多数宗教都是排他的，而儒学则是一种宽容、温和、中庸的人生的哲学，它既非绝对精神，也非绝对物质，既非完全宗教，也非完全世俗，而是两者的统一，“物我一体”，“天人合一”，一种建立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宗教与世俗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是内在的、人性的、有节制的和可操作的。在东方文化中，伊斯兰文化比较缺乏包容；印度文化境界至高无上，但较难实践，而种姓制度，又缺乏平等；惟有儒家文化平易近人，合乎情理，宽厚包容。“中庸之道”既是最高的社会道德原则，也是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同西方文化相比，儒家文化崇尚道德，西方文化崇尚力量；儒家文化崇尚智慧，西方文化崇尚知识；儒家文化崇尚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崇尚征服自然；儒家文化是家庭本位，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儒家追求和谐，西方追求发展；儒家哲学是一种信仰，一种体悟，一种安身立命的精神哲学和人生哲学，与建立在概念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西方哲学完全不同。人们之所以指责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应该为近代中国经济、科技、军事的落后负责，就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跟现代价值格格不入。
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一直是以道德代替宗教，以礼俗代替法律，中国虽没有制度性宗教，但中国人的灵魂却能得到安顿，因为中国人过的是一种世俗的生活和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孝道和祖先崇拜，成为一种连接生命过去和未来的精神纽带，给人以寄托。世俗生活使中国人安静随和，从容不迫，得过且过，安贫乐道；心灵生活使中国人在伦理道德上有所依归，在艺术修养上有所寄托，从而获得内心的充实和平静，通过内省、静观、禅思、冥想、坐忘、玄览和感应而得道。
在中华文化三大精神支柱儒、道、佛中，儒学一直处于核心位置，但它们都是一种形而上学，又都是一种生活指南，它们相互补充，圆融一体，既有日常生活的道理和方法，又有思辨和超越；既世俗，又神圣，在本质上都注重天人合一。儒家思想侧重于伦理，强调人与人的和谐；道家思想侧重于物理和生理，强调人与天的和谐；佛教则重于心理，强调人的身心和谐。儒家鼓励人进取，道家给人以宽慰，佛家教人放下，儒、道、佛的历史结合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一种巨大的心理空间，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使一切生活困苦和社会矛盾得以缓解。
儒家文化珍惜生命，肯定生命价值和现世价值，尽管儒家把利、欲看成社会混乱的根源，但她不排斥物质和食色。儒家文化是有节制的文化，她教人知足常乐；儒家文化是快乐的文化，它没有“原罪”的压抑，也没有地狱的恐惧，整个人生被视为一个自然圆满的过程；儒家文化是利他和充满责任感的文化，仁、义、礼、智、信都是强调对他人的责任；依照儒家思想制定的法律是基于情和理，而不是权和利；儒家文化是厚道包容的文化，“和而不同”表明了她的自信。儒家的意义世界是一个伦理道德的世界，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体现了对家人、家乡和国家的责任感。
儒家认为，整个宇宙万物本是和谐的，人和社会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应该是和谐的，理性必须服从天启。和谐就是有序，阴阳五行是自然的秩序，伦理道德是人类的秩序。
人的价值应该服从自然的价值，社会的法则应该服从自然的法则，一如时之春夏秋冬，月之阴晴圆缺，海之潮涨潮落，草木之荣枯，动物之生死。儒家的最高价值是中庸和谐，她与西方挑战自然的极端主义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因此，钱穆说，“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中国人生活的常态是乐天知命，而不是追逐财富和张扬个性；中国社会的理想是均富和安定，而不是发展和创新。传统社会的“耕读”思想即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概括。“耕为本务，诗礼传家”，一直是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君子不器”，因为财富只被看成作是保持尊严和完善自身的手段，人们普遍追求的生活是舒适但不必豪华，俭朴而富有情趣。比财富更值得夸耀的是家庭美满、道德修养、人格魅力、琴棋书画、生活知识（中医、养生、风水、花鸟虫鱼等等）。清淡平和，闲适散漫的生活更符合人的自然天性。这种生活遗风，如今只能从上世纪生活过来的老先生身上才能看到，他们成了伟大传统的最后承载者。在这个忙忙碌碌，蝇营狗苟的时代，他们的人格、气质、风范、仪态，尤其是那种内在的厚道、谦和、从容、质朴和安详的气质令现代人不胜感慨。
儒家学说充满生命情怀、生命气象和生命智慧，她教导人如何过一种平淡而有情趣的生活。林语堂说：
“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明显的态度决定了，它存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和和谐的社会关系”
整个中国社会的支持系统是家庭，而整个价值的支持系统是伦理道德，而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西方的个性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与家庭相抵触的。
“仁、义、礼、智、信”既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社会一切制度的基石，其内容要比西方的“自由”“人权”观念要广泛得多；“温、良、恭、俭、让”是中国社会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其含义也要比西方的法治观念深刻得多，
这些观念的实质不仅仅是伦理道德，同时还充当了宗教和法律的作用，是个人和社会行为自我节制的基础。“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不是治国方式的差异，而是文明程度的差异，人民教养的差异。儒家的政治主张是重德轻法，教化胜于管理；“养民”胜于“权利平衡”，秩序、繁荣、安全、和平胜于自由、平等、正义、权利。梁漱溟先生认为，“旧日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第一不是靠教会的宗教，第二不是靠国家的法律——或者只可说是靠道德习惯”，靠的是自律而不是他律，靠的是内在约束（道德、廉耻），而不是外在约束（法律、宗教）。刘宗贤、蔡德贵在《当代中国儒学》中指出：
“儒家坚持平等比自由重要，同情比理性重要，礼教比法制重要，责任比权力重要，人际关系比个人主义重要，这似乎与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相对立。”
儒家强调的是一种和谐的等级秩序，和谐的等级赋予社会以意义和秩序，而绝对的自由平等使世界丧失意义和秩序，和谐的等级秩序是流转和开放的秩序，它不同于印度的等级制度是世袭不变的，而这种变动和开放的机制就在于普遍实行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人人机会均等。和谐的等级秩序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更符合自然界选择、变异和动态平衡的规律，和谐的等级秩序更符合人性和自然；和谐的等级秩序才能使社会保持稳定和高尚；和谐的等级社会才能避免过度竞争，使所有社会成员各守其份，各安其名，各尽其职，各得其所；和谐的等级秩序既包括社会的等级——对家庭、家族、社区、国家地位的认同，也包括内心的等级——每个人对尊、卑、贵、贱的认同；和谐的等级秩序既是外部的调适，也是内部的平衡。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靠的是“内圣外王”的思想，即内在的伦理道德和外在的社会等级，而不是靠宗教和法律。天、地、君、亲、师、士、农、工、商，是与伟大自然秩序相对应的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
中国文化像水一般柔弱而强大，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吸收能力、消化能力和化解危机的能力，同时又具有顽强的方向性。儒家深厚而坚固的价值体系决定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其间虽有兵荒马乱，改朝换代，但社会的基本价值未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身心的关系在总体上是和谐的。著名教育家蒋梦麟说：
“中国人凭籍容忍的美德，对于无法吸收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巧妙的应付办法，这就是先吸收一部分，让余留的部分与本国产物和平共存。因此亿万人口中一部分就接纳了外国的思想文化，成为佛教徒、回教徒或基督教徒，大家和睦相处，互不干扰。”
中国文化的宽厚包容来自于内在的坚强和自信。东亚的崛起，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在客观上也是一种对西方价值的遏制。儒家经典是对整个东亚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倾向和行为规范的概括和指导，大多数东亚人都具有儒家思想而不自知。
“内敛”是儒家文化的一种本质特征，其哲学思想、传统观念和生活态度中都没有扩张的倾向，几千年的历史主要是采取一种守势。而所有的保守主义都包含着一种稳定的机制，其核心则是节制，保守主义的基本信念是怀疑主义、多元主义、传统主义和悲观主义，保守主义是对包括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等一切形式极端主义倾向的有力制约，保守主义和中庸思想包含的是智慧。
中国文明没有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紧张对立，没有宗教战争，也没有对外掠夺的历史。中国人修筑万里长城是为了防范外来入侵；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没有用它来生产枪炮；中国人发明了罗盘，却没有用它来航海远征；郑和七下西洋，却没有去掠夺财富、建立殖民地；即便是最近的三次越境战争（朝鲜战争、中苏战争、中越战争）也主要是为了突破苏俄帝国和美帝国的包围。基于文化魅力和道德感召形成的“朝贡体系”同基于掠夺和霸权建立的“殖民体系”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价值的自由传播，靠的是哲学、艺术和生活方式的吸引力。
世界并非越现代越好，人并非越现代越有智慧。现代人可能更聪明，但不能说现代人更富于智慧。人类今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如何创造财富的问题，而是如何合理分配财富的问题。余英时认为，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共同发展起来的是，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制的功利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溺幼轻老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这不仅给传统社会带来巨大冲突，也正在引起西方自己的深切反省。
西方企图把它们那些带有致命缺陷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强加给世界，不仅说明了西方的傲慢和对其他文明的无知，尤其是对西方价值正在给整个人类带来破坏缺乏了解，而这些灾难最终也会殃及到他们自身。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杀之路。”但是，用什么来统一呢，如果统一到西方价值上去，将无异于加速人类的毁灭；如果统一到“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世界，可能推迟人类毁灭；只有统一到以东方文化主导的世界，人类才有希望，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价值的本质是放任，而东方价值的本质是节制。
未来人类社会的主导价值应该融合一切人类价值，以“中庸”“和合”的思想作为通约分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乐见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崛起，儒家文化负有为人类生存探路的使命。中国的崛起只会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希望，而不是带来威胁，这是由中国文化的基因决定的，中国文化的基因是内敛、柔静和节制，而不是谋求政治和军事霸权。中国在过去几千年里对周围乃至整个世界的强大影响力，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同化，证明了这种价值的历史合理性。真正能够打消世界疑虑，让西方放心的恰恰是中国内敛和求稳的文化特征。
现代化不是东方擅长的游戏，机械科学不是中国文明的实质，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适度开放和竞争可以学到有益的东西并保持一定活力，但过度开放和竞争则可能有害，甚至丧失取得的成果。中国在近代的每次历史性选择绝非偶然，都是为了“图存保种”，都是中国文化基因的表达。中国在现代选择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而没有选择依附西方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中国的大幸；中国在当代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而没有模仿苏联，转向欧美的资本主义，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大幸。所有这些选择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最高意义上体现着历史的延续性和中华文明顽强的方向性。中国经济的成功，主要是政治制度的成功，归根到底，是伟大“中庸”智慧的结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主要是盲目照搬西方自由民主的后果。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复兴”仍然是这种“图存保种”和“基因表达”的延续。
“洋人决不会因为我们歌曲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中国的魅力将远不止于权威政治与自由经济、国家干预与市场导向的有机结合，中国魅力将主要来自于她的文化和历史说服力。中国将要贡献给世界的不仅是在全球经济中的GDP份额，新的产品和技术，新的行业规范，甚至不仅是一些国际议程、世界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国最终贡献给世界的是她的价值、思想和观念，这种伟大变革的进程可以描绘为：民族国家——原创价值国家——范式国家——人类新文明国家。中国最有资格领导世界的还不在于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而在于其文化价值和历史经验，中国将成为人类新范式和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缔造者，人类必须重新定义“进步”的内涵和“发展”的模式。中国重返世界中心不会像西方那样通过武力来强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而是凭借她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综合实力来实现这种自然的回归，这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因此，大可不必在意所谓“G2”或“东亚共同体”之类的刻意安排。
此外，中国将要贡献给世界的还包括与未来人类生活越来越密切的中医理念，让世界人民共享中医的成果。中医既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又有丰富的治病经验，她既是前现代医学，又是后现代医学。中医特有的先验气质和超越内涵，更使她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她所参照的是整个生命共同体，而不仅仅是器官、组织、肢体甚至人体，她所传递的是整体医学信息。
儒家文化的伟大复兴将有助于在新时代民族精神核心价值的确立，对大陆内部，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西方神话的破灭，可以用儒家思想来整合社会，填补信仰真空；对海峡两岸，可以用儒家文化作为两岸统一的思想基础；对全球华人，可以用儒家思想来凝聚人心。正如《甲申文化宣言》中写道的：“华夏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在这方面，新加坡政府1991年颁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所提出的“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很好的融合了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具有普遍意义，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确立社会核心价值，构建和谐社会的参考。
由于中国近30年的发展超出了西方人的想象，甚至超出中国人自己的想象，已经出现了在文化和价值宣传方面的严重滞后，对外文化和价值传播本应先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发展，以便给外界一个精神准备，以至于被西方看成是一个“暴发户”，这种发展的失衡和滞后将给中国今后发展带来更多阻力和不利影响。西方受到的心理冲击正由惊异而生失落，由失落而生羡慕，又羡慕而生嫉妒，由嫉妒而生仇恨。“中国威胁”已经甚嚣尘上，中国在海外并购连遭失败，华人在海外频频遇袭，国外各种敌对势力一直在寻找破坏中国的机会，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中国软实力的不足。以BBC和CNN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早已经覆盖了全球，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根深蒂固，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全然无知，西方的偏见不仅来自西方的官方，更来自西方的民间，而民间的影响则主要来自主流媒体的暗示。
除了硬实力外，今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最终是要靠对她的价值的认同，以及由价值产生出来的思想、观念、规则、制度的认同。中国需要加强各种软实力资源的培育和传播，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对外文化宣传，向外界传送真实的声音，让世界了解中国：
第二，为了开辟更多渠道对外交流，应加强与世界各地华人商会、华侨联合会、学生会的联系和交往，增进与世界各国当地华文媒体的合作；
第三，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不同层次的非政府组织，提高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动员社会力量来应对各种国际社会的挑战，向外界的敌对势力传达更多民间的反击声音，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大的因应空间和回旋余地，让外交机构表达政府的思想，让非政府组织传达社会思想，更有效地发挥民间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逐步使非政府组织成为公民社会的基石；
第四，为了充分利用各种民间和社会资源来扩大对外宣传，国家可考虑逐步恢复实行双重国籍，吸收更多优秀海外华人回国效力，使他们能自由往来于中外之间。广大海外华侨和留学生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源，他们是最好的对外交流桥梁和文化传播使者，他们对自己文化和祖国始终有着天然的依恋和忠诚，可以在价值传播上发挥积极作用。同样是人口大国、同样有数千万海外侨民而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远不如中国的印度尚且能够承认双重国籍，中国政府理应从中得到借鉴。
第五，大量向发展中国家派遣体育教练、农艺师、中医和汉语教学自愿者，并给予他们以国家荣誉，鼓励民营企业到海外发展（坚持控股和本土化），扩大接受外国学生的数量和范围（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专业），这不仅可以为受惠国带去实际帮助，增进中国人民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友谊和了解，为中国赢得国际声誉，消除潜在国际威胁，扩大国际发展空间，而且是一种最好的东方价值和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将中国传统中的人本主义（“仁”），世界主义精神(“大同”），宽容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谐理念（“天人合一”）等真正最具普世性的价值带向世界。
第六，加强对全球区域和中小国家问题（事务）专家的培养，这些专家不应仅限于外交层面，而应该真正成为对所在地区和所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风俗和社会生活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以便为国家制定全球战略和区域政策提供切实的参考，为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和华人安全，处理突发事件，制定应急方案提供可靠依据，这些专家可从留学生和当地华人中选拔培养。目前这种“重西方轻东方，重大国轻小国，重富国轻穷国”的对外文化宣传交流状况需要改变，否则将影响中国全球战略平衡，造成许多国际地缘政治资源浪费，使国家利益不能达到最优化和最大化。
（六、）东方价值与人类未来
地球不是西方人的地球，地球也不是现代人的地球，包括西方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有权批判导致整个生态圈走向毁灭的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各种现代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生态的危机、以及基于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的西方价值危机的扩大，尤其是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更增加了人们对西方价值和现代范式的质疑，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从现代范式本身，从现代价值——西方价值中找不到任何办法。如果上天能给人类机会，人类必须另辟蹊径，重新寻找人类生存的价值依据。伟大东方文化的复兴将给人类带来希望，而中国的崛起将作为遏制西方价值扩张的主要力量。但东方必须将在现代范式上超越西方作为改变人类走向的第一步，东方如果不能最终在价值上超越西方，用东方价值引导人类走向，创造一种新的人类生存范式，则这种超越对人类的前途并无意义。
从一种广阔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来看，各种传统主义，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包括所谓的“恐怖主义”，实际上都是对现代性不同形式的反抗。明明是为了争夺石油霸权而进行的罪恶的“石油战争”，却被精心伪装成令人同情的“反恐战争”，并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共识”。“恐怖主义”被人为夸大，却避而不谈“恐怖主义”产生的真实原因，把主要是西方尤其是美国面临的威胁夸大为全人类的威胁，从而转移注意，分散精力，离间传统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箭双雕，正中西方下怀。
当人们在寻找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不断遭受各种混乱、屈辱和欺凌的原因时，往往将其归罪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以及那些在自己国家的代理，他们为各自的尊严、公平和正义而抗争。而世界舆论的附和，以及民族国家的人民对西方一致的倾慕，对彼此的轻视，除了证明西方舆论的成功外，更加深了这个世界的不幸。
世界上各种伟大的传统都在遭遇西方现代文化的共同挑战，尽管把经济和科技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和人生的全部是违背东方价值的，但是为了摆脱西方的剥削压迫，东方国家已不得不加快现代化发展，在取得世界的话语权之前，东方国家只能被迫接受各种现存的制度、规范和议程安排，大力发展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外交，才能在现代范式上赶上西方，从根本上取得与西方在各个层面上平等对话的权利，进而才能在观念上影响世界，重建一个以东方价值为核心价值，吸收其他有益价值的新的世界秩序，主导人类发展。对东方国家来说，强国既是免遭西方侵略和奴役的唯一途径，也是将来改变现代价值和现代世界秩序，最终改变人类走向的必要前提。我们欣喜地看到，由于石油的重要性，伊斯兰世界在全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全球化和当前的金融危机将加速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经济上的成功必然带来政治、文化以及整个价值影响的扩大，这种趋势已经演变为21世纪初世界地缘政治变革的两种主要力量。
人类的延续将注定要转向东方，以寻求新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东方价值演变为人类发展的主导价值将取决于：第一，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能否以及何时能够在现代范式上超过西方，而在这之前东方国家能够发挥的价值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第二，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保持极其宝贵的东方价值，东方的崛起必须效仿西方，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使东方丧失自身价值，陷入现代化困境，重蹈现代化覆辙。
为了迎接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互相鼓励和互相支持，不仅有利于东方国家的人民，也将是人类的大幸。中国不仅需要加强与印度和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外，更应该与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建立一种广泛的价值联盟，获得价值上相互鼓励和支持，以适应多极世界的需要，进而使东方价值形成一种世界潮流和人类方向。
在现代意识形态之外，中国与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如果中国能与印度、阿拉伯世界建立起价值联盟，将远远超过经济甚至政治的意义，任何基于利益原则而结成的经济联盟、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都只会是暂时的，也不符合冷战后的时代潮流，不利于国家的和平发展，只会招致更多的反对和围攻，而基于相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结成的价值联盟则将是长久而有益的。东方价值联盟不是一种固定的政治形式，不需要固定形式的组织、机构、章程，它主要应该成为一种价值上的理解和支持，以及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上的呼应和默契。
迄今为止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斗争都是在现代范式上，在西方价值内部的斗争，而随着东方的崛起，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东西方价值的冲突迟早将会到来，西方已经开始为丧失优越感而恐慌。在正形成的多极世界中，美国和欧盟在种族、宗教、历史、文化和现实利益上本身就存在一种天然的价值联盟，一旦有机会，美国和欧盟还可能与俄罗斯和拉美建立一种“泛西方价值联盟”，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渊源，而俄罗斯的贪婪和残忍从来就不逊于任何西方列强，中国跟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远不如俄罗斯跟西方在价值上的一致性的，而在价值、信仰、道德和意识形态等递进的精神层次中，意识形态是最表层的。
如果将来中国成为这个世界的另一极，必然会与西方国家在各个层面的利益和价值上产生冲突，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寻求更广泛的价值支持，以抗衡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价值，在不同层面上拓展合作空间，包括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直至价值的层面，而价值上的支持将比其它层面，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更加广泛和持久。中国与印度和阿拉伯在内的所有东方国家不仅在过去的遭遇，以及当前和今后的根本利益上，而且在历史和文化的深层价值上更加接近，更有理由结成价值盟友，促进整个东方的融合，而中国与西方永远只能作为利益伙伴。西方价值联盟早已形成，今天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当西方与其他传统价值发生冲突时，西方都会群起而攻之，当中国综合实力逐步接近西方时必将遭致更多的围攻。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日本能够重回亚洲，并最终成为“东方价值联盟”的一员也是有益的。“东方价值联盟”不是为了对抗，而是为了尽快制止西方价值的蔓延，使人类发展回到理智的道路上来。
从西方价值产生出来的发展创新、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现代价值正在把人类引向绝路，西方许多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人士对人类前途提出了各种希望，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是重建一种世界宗教，二是寻找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世界的统一只能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世界性宗教，二是世界性政府。但问题在于：
第一，西方学者提出的“世界宗教”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世界宗教，而基督教是一种一神教和人格神教，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种族属性和排他性，科学已经彻底摧毁了各种的传统宗教的本质，宗教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今天，用什么来恢复它的神圣和威严？从哪里去寻找失落的意义世界？这种理论的背后隐含了文化霸权的议程，在本质上仍在宣扬白人救世的神话；
第二，所谓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只是希望找出一种技术适度、规模较小、可循环、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来代替现在这种高科技、高效率、大规模、不可循环、不可持续的现代经济模式，这些模式包括“零增长”“有机增长”“全球均衡”等等，它们类似人类曾经有过的“手工时代”和中国的“耕读时代”。“手工时代”采用的是英国学者舒马赫在《小是美好的》中提倡的“中间技术”和“小规模”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需求而不是为积累；“耕读文化”是精神取向，适度发展，循环经济，精神与物质的均衡发展。但是，今天我们从哪里去获得这种转变动力和价值支撑？整个世界已经被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瓜分完毕，如何能使他们放弃既得利益？
第三，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从何而来，是依据实力还是依据价值？总之，西方学者的这些设想最终脱离不了西方价值和现代范式的局限。
任何缺乏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价值不仅是乏味的，而且是危险的。重建价值就是要重建人类秩序，包括重建人的内心秩序和整个社会秩序，在新的秩序基础上重新确立各种社会契约，包括伦理契约，政治契约，文化契约和环境契约等等。个人和社会的过剩精力如果不能通过非功利的途径（如宗教、艺术、伦理生活）来消耗的话，就必定会寻求功利和竞争的途径来宣泄。
第一，所有宗教都是特定人群的话语体系，而科学已经摧毁了一切传统宗教赖以存在的基础，从哪里去寻找失去的意义世界？如何才能使人为的秩序服从自然的秩序？而上述思想却摒弃了传统宗教的排它性和神秘色彩，突破了独一神、人格神的文化局限和种族局限，避免了具体宗教和传统宗教教义的纷争，具有最大的合理性和包容性；
第三，它反对迷信和宿命，强调平等和责任，个人遭遇和社会后果都是自己造成的；
第四，它涵盖了人性的普遍本质，超越了种族和文化差异，其权威来自人类的共同利益。这样的禁忌力量具有真正的普世价值，因为“世界的神秘总是公之于众的”。（后现代主义美学家苏珊·桑塔格）
第五，只有这些思想才能对资本和技术构成禁忌和震慑；
第六，今天人类所受到的各种自然报复（人口爆炸、环境破坏、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和精神报复（前所未有的孤独、焦虑和痛苦）本身，都是现代人类极端行为的直接后果，是这些思想的深刻表达。没有一个社会能离开信仰和道德而幸存，没有信仰的生活，无论多么富有都不能摆脱悲惨的境地，只有信仰而不是商业和技术，甚至不是哲学才能給人慰藉，只有信仰才能维持一个文明的健康与和谐，而这些思想本身将足以成为一种坚定的信仰。
现代人造宗教——巴哈伊教虽具备了上述特征，但它缺乏像因果报应、轮回思想、泛神思想这样一些内在、神圣和震骇力，而这些超自然的法则无时无处不影响着每个人和整个世界。东方价值必须对现有的一切价值和秩序做出重大修改，一种基于人类共同的现代化遭遇和普遍的生存困境，以东方价值为主体，结合其它文化价值优秀部分的新的人类价值将会作为未来人类价值的基本方向。东方智慧与西方知识的结合可能是人类未来的唯一出路。而包含了各种东方思想的精髓的“通神学”，则是用西方话语传播东方精神的有益尝试。
中国能够在中东地区长期与各个彼此敌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表现出极高的政治和外交智慧；中国与各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均衡发展，改变了过去的被动局面，整个世界的重心正在东移；但中国的整个国际关系和全球战略缺乏平衡，表现在过分侧重于西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与广大第三世界朋友在感情上越来越疏远，同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仅限于道义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缺乏文化和民间，尤其是价值层面的深入联系。社会上充斥的是各种形式的西方文化，根本找不到有关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作品、思想理论、哲学著作、电影、音乐、舞蹈和绘画，而自己也是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这无疑是一种悲哀。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大花园中的鲜花绿叶和小草，互为价值和意义，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中国应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引进和介绍广大东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文学作品、思想理论、哲学著作、电影、音乐、舞蹈以制约西方文化的扩张，抵消西方生活方式的侵蚀，加深同东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提高中国在海外的认可度，为中国的全球战略提供文化基础和价值支撑。
随着全球化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由资源和市场形成的国家利益正在把中国带向世界各地。与印度相比较，目前中国在外交和战略上的国际处境要困难得多，中国一方面被赋予过高的期望，另一方面又被许多国家视为今日的对手或明日的敌人。尤其是在西方，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希望和恐惧。因此，中国需要一种均衡的全球视野和大战略来配合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多极世界的形成，必须坚持政治、经济、文化并重，真心诚意地开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相互交流，”而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否则，很容易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这不仅将损害国家的现实利益，也将损害国家的长远发展，同时，有悖于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
中国的发展要得到国际体系的接受，首先需要获得周边国家的接受。中国应本着大国的心态来对待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日、韩、越的关系，更应本着价值的终极考虑来对待与印度的关系，运用传统的智慧来化解现实矛盾；此外，中国与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建立的信任和友谊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倍加珍惜和扩大这种传统影响力，防止这些地缘战略利益的沦陷。西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离间的机会，一切不利于中国的因素都会被西方利用，所有的邻国都是西方拉拢的对象，所有的“异议人士”和“分裂主义份子”都是西方收买的对象（尽管西方在骨子里对这些国家和个人充满轻蔑）。因此，中国与任何周边国家的不和，都只会使它们更容易转向西方，而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尤其具有深远意义。
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和印度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上可能最先获得重大突破，因为按照现代范式的发展，中国和印度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最大，如人口、资源、生存空间等都在接近极限，能源已成为中印生存和发展的致命弱点，如果没有重大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其生存和发展都将难以为继；此外，中国和印度具有伟大的生命智慧和漫长的生存经验可以借鉴。东方价值以及中国核心价值将成为今后我们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依据。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环保经济时代的到来，将为两国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合作空间，并可能成为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复兴的伟大的历史机遇，而最先取得突破的将可能是几千年来一直呵护中华民族成长壮大的中医中药，中医中药如果能够幸存，将为人类发展提供一种思路，成为一种拯救价值，为人类的身心健康发挥作用。
中国与印度拥有最伟大的智慧和传统，在价值上最接近，天生具有一种内敛而非扩张的基因，在近代都有受西方入侵的共同遭遇，在今天都面临现代化的共同挑战（人口、气候、粮食、资源、能源、环境污染等等），在未来都会遇到相似的历史抉择，都负有影响人类走向的使命，彼此的合作已超出了一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只有中国和印度才有可能带领世界进行文明转型。中印双方都应有更高的抱负，应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为整个东方的崛起和为彼此的成功感到鼓舞。
遗憾的是中印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缺乏深度，更缺乏世界战略和终极价值考虑，双方正纠缠于一些次要的问题，彼此猜忌，已经陷入冷战，而这些问题又主要是西方制造和遗留下来的。中印两国像一所精英学校的精英班上的两个最优秀的同学，两者都很杰出，但彼此都很清高。两国之间都缺乏了解，两国的人民除了只对西方感兴趣外，对对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都缺乏兴趣，而普通中国人比普通印度人对对方抱有积极看法的人更少。而占世界人口1/3的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对抗，将使双方耗费额外的精力来牵制和防范对方，其结果只会被西方利用，给西方增加砝码，为西方提供地缘政治优势，增加中印双方的外交和军事成本，抵消双方的实力，这将是东方的悲哀，更是两个伟大文明的不幸。
中国和印度完全可以避免对抗，重蹈西方大国崛起的覆辙，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将考验两个伟大文化传人的智慧，我们对两个伟大民族的和平崛起和携手合作怀着极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