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生活？
真实故事计划
我在股市的起起落落，要从炒股赚到的第一桶金说起。
1994年，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全国。在这一年，我考取了证券从业资格，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了一名交易员。
一到交易时段，证券大厅就变得十分忙碌，特别是早上刚开市的时候，我常常同时接到三、四个交易指令，一边接听一边输入。
为了打击这种投机行为，上交所明确规定，禁止交易员用自有资金账户买卖股票，每隔几个月就会清查，一旦发现有人违规，立刻取消交易员资格。
1996年以前，股票涨跌幅度还没有限制在10%以内，股票价格一天内能够几十倍的上涨，而依靠内幕消息在股市里赚钱太容易，很多交易员铤而走险，用爸妈或伴侣的名义开户，我也偷偷摸摸成为其中一员。
周一上午，上交所突然召开大会。参加之前，我听周围几个同事议论，说是要处理几个违规的交易员。我在一旁吓出冷汗，慌忙查看用当时女友的名义开设的资金账户，里面还没来得及买入股票。
我躲在乌压压的人群后面，走进会议室，一刻也不敢直视主任的眼睛。我咬咬牙，心里想：“要是被发现了，就抵死说不认识户主。”
直到发现处置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我才松了一口气。经过这次审查，交易所里人人自危。我不再和同事讨论股票行情，自己闷声发财。
那时我的收入十分可观，除去交易所每个月2000多元的固定工资，还有营业部的补贴，和在股票市场里开户交易的差价，我一个月能进账四、五千元。
每天3点半收市以后，我就和同事在馆子喝酒，经过董家渡路时，还请师傅给我定制了一套西装。
90年代，是中国股市野蛮生长的年代。一穷二白的我赤手空拳在股市里掘金，做着百万富翁的美梦。当交易账户第一次突破六位数字，我兴冲冲地给母亲买了一对金耳环。
赚到第一个十万时，上海好地段的房价5000块一平米，第一次听同事说起时，我很惊讶：“5000块一平米，会有人买吗？”
自此我的收入锐减，大多依靠股票投资的收入支撑家庭。但因为离开上海，我难以感知政策变动和市场走向，对股市的判断能力开始变低。
这种辉煌过后的失落与不满足，导致我渴望在股市里翻盘。于是，我瞒着家里人在外面借了100万炒股。
2004年，是我四十多岁的人生里最慌乱的一年。小儿子出生后，生活的负担更加重了。我对奶瓶、尿布的琐碎感到厌烦，只期待早上九点半开市。
这一年股市反复无常，我的身心也和市场一样，在1300点附近的狭窄空间里痛苦挣扎。“为什么上涨和下跌同样如此困难？”这样的问题反复拷问着我，是割肉离场，还是忍痛等待，我进退两难。
这种无能为力逐渐演变成对上涨符号的迷信，比如红色，在股市里代表上涨；比如公牛，寓意股市能永保“牛”市。
一次下班途中的公交车上，我看中一个老头怀抱着公牛形状的木根雕。牛头低垂，双角突出，隆起的牛脊线令整个根雕有一种气势汹汹的架势。
老头拒绝了我购买的要求，直到我开价到五位数，他才极不情愿地把公牛木雕转让给我。回家后，我把它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每天细心地擦拭。我像莫迪卡偷偷把铜牛运到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前的心情一样，期待明天的股市会有奇迹发生。
屋漏偏逢连夜雨，2004年底，我工作的单位——南方证券公司，因为巨额亏损，被中国证监会和深圳市政府行政接管，各地的营业部紧接着关停。
我失业了，但我没有告诉在家里全职带孩子的妻子，“假装上班”成了我的新职业。我每天早上按时出门，实际上随便找个网吧坐下来盯盘，晚上再像没事人儿一样回去。
2005年的春节，我在家照例擦拭着斗志昂扬的公牛木雕，突然发现牛背上多了三条刀痕。我猛然想起，大女儿曾在茶几上用刀敲打桌面，那天我狠狠地训斥了她一顿。
无论是懂股票的，还是不懂股票的人，都纷纷拿出家里的存款投向股市。就连我常路过的早餐店的老板，也常常一边飞快地烫着面，一边侧身收看店里电视上的股评节目。
一次我坐出租车回家，正在车上睡囫囵觉，司机一句抱怨把我惊醒：“咋别人买的股票都涨，就我的不涨，今天他妈的还跌了啊。”
我小声嘀咕：“低位放量下跌，是重仓买入的时机啊。”司机大哥一听，渐渐放慢了车速，突然用不标准的普通话问我：“伙计专业搞股票的吧，最近行情，您怎么看？”
趁着形势大好，我账面上的余额终于超过了100万。平仓之后，我彻底还清了之前的债务。
2008年1月，强劲的冷空气从西伯利亚长驱直入，许多年不见雪的武汉，都连下几场大雪。这股寒意也吹向了股市。春节后，股市绿汪汪的一片。
即便3月北京“两会”召开，也没能阻止股市一路下跌至3000点。已经休息近半年的我，感觉机会来了。想到8月奥运，应该能有一波反弹，于是我果断“抄底”，在股价较低的时刻大量买入股票。
但奥运圣火也没能点燃中国股市。“绿色奥运”真正在股市出现的时候，我才傻了眼。而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中国股市毫无还手之力，全面崩盘。
9月、10月、11月，金融新闻里，主持人和专家每天都谈论着同样的话题——救市。几个月前还在高歌“万点论”的专家，与现在批评政府调息政策的竟是同一个人。
2008年末，四万亿政府救市金横空出世。但它来的太晚，我周围已经有人倾家荡产，上了天台。但我身边有一个人很高兴，就是家里种地的父亲。他整天乐呵，一块五一把的青菜，可以卖到三块钱了。
我遇见秦老板时，他还在做实业，手里有几个服装厂和品牌代理，有几千万的身家。2008年金融危机后，制造业进入了寒冬，秦老板逐渐把重心转移到股票投资上来。
秦老板经常向我咨询股票问题。股市里来钱快，几年后，他把手上的实业转让掉，在汉街国际总部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自己也专职炒股。我受邀打理他在股市里近8000万的资金账户。
失业10年后，我又开始上班族的生活。
公司的几个合伙人，分别是秦老板的亲戚和生意场上的兄弟，彼此熟识，公司里的氛围也很随意。平时没事的时候，秦老板经常约我一起打麻将。这些老板一场牌局出手就是几万的输赢，不是我这个普通人能够消费的娱乐活动。
和秦老板共事一年后，我的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从前我自己炒股小赚不亏就满足了，现在要穿好、住好，要有尊严、有自由地生活。
2016年，我借着“环保节能”的热度，买入风电板块股票，一度进账200万。那几个星期里，我和老婆总是躺在床上偷着乐，讨论着这笔钱如何使用，从付商品房首付，到送孩子出国读书等等。
但每到最后关灯睡觉，老婆睡得香甜，我却睡不安稳。心里琢磨着，我明天该卖吗，什么价格卖，卖多少。要不别卖了，说不定又要涨，再多涨一点，好凑够300万换新房。
2017年市场行情不好，但我选的几个股票还能时常涨停。正当事业有了点起色后，我的母亲突然病倒了。
接到病危通知，我把全部责任都推给了父亲，埋怨他只知道在田里种菜，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拖垮了母亲的身体。我狠狠地说：“我妈要是去了，最后悔的应该是你。”
话说出口，我十分后悔。父亲如此节俭，除了他自幼贫苦，也是担心我和妻子既要赡养四个老人，还有膝下两个孩子，负担太重。
母亲在医院重症监护室躺了46天。有两个姐姐轮流照顾，但我也无心去公司上班盯盘。手里的股票虽然还会继续上涨，但我全部平仓。
直到母亲出院，我才知道之前卖掉的一只股票，一口气翻了3倍。万幸的是，前前后后40多万医药费，刚好用股票里赚的钱抵消。
好在这次股灾，我没有融资，没有负债，个人心态也在25年的股市沉浮里百炼成钢。再说面对千股下跌的局面，普通人也难以突围，不如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吧。
去年11月，政府启动了创投板块，科创概念股在8天内涨幅高达114%。而我又错过了这次机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字涨停的均线图，瘫在公司的椅子上，望着放在上个股票里被套牢的资金苦笑。
经验证明，股票真的沒有任何规律可言。25年过去，头上的白发长了不少，我却还没实现财富自由。
去年读大学的女儿回家，准备把高中的试卷和教辅卖了，给新书本腾空间。她坐在书房地上整理，突然兴冲冲地举着一摞有点褪色发黄的纸来找我，说：“你有一箱子这样的宝贝，怎么不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翻了翻，原来是年轻时写的“炒股笔记”。其中有一部分是用直尺画的简易K线图，还在图上细心的用圆圈标注的买入点。这些笔记曾被我小心保存在书房柜子里，只不过孩子们的书籍和杂物越堆越多，它们渐渐被掩埋在书柜的最深处。
我笑着回答她：“什么宝贝啊，都过时了，你一起帮我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