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问题研究是加快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客观需求，更是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治国、治党的新理论和新观点，自此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形势，我国农业资源约束越来越紧、粮食供求结构性不平衡矛盾越来越突出、粮食生产劳动力越来越紧缺、粮食种植收益越来越少、粮食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等制约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隐患凸显。面对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问题，应该把握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与农村改革的内在联系，顺应当前粮食产业的发展形势，深入推进粮食安全保障体制机制创新，把如何应对我国粮食安全隐患问题置于新的历史时期来重新审视，才能防患于未然，切实有效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与时俱进地制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是防范粮食安全隐患、完善我国粮食安全体系的重要保障。
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取得的成就
粮食是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保障，有了稳定的粮食保障，才能够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粮食的有效供给能力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之一。迈入新时期以来，我国进一步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重点战略进行部署，着力构建和完善粮食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产业经济不断发展，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1.我国粮食有效供给稳步增长
2012—2018年，由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推进和主动调减政策的实施，我国粮食有效供给稳步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158亿斤，已连续4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19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2835亿斤，比2018年增长2.1%，2019年全国夏粮单位面积产量为5378公斤/公顷，比2018年增加180公斤/公顷，增长率为3.5%。得益于单位面积产量提升和我国气候条件的总体有利，粮食作物恢复性增产趋势凸显，我国粮食供给能力不断提升。
2.我国人均粮食产量不断提升
人均粮食产量从动态平衡的角度充分反映了我国粮食供给与需求的变动情况，是体现和量化我国粮食安全程度的重要指标。随着新时期我国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的不断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也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从2012年的453.3公斤/人增至2018年的470.9公斤/人，人均增加量为17.6公斤，增幅达到3.9%。2012—2018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已连续7年保持在400公斤/人以上，人均粮食（谷物）产量持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粮食安全总体有较充足的物质保障。
3.我国粮食自给率和粮食储备率保持稳定
2017—2018年，尽管因农业种植结构优化调整和气候天气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粮食总产量略有下滑，但粮食自给率仍稳定在85%左右，没有出现较大波动，水稻、玉米和小麦自给率达到98%以上的较高水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显示，2004年年底全国粮食商品库存总量达到3094亿斤，到2015年年底粮食库存总量已突破1万亿斤。目前，我国粮食储备率已经超过80%，远超世界粮农组织规定的17%—18%的国际安全红线。可以看出，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三大粮食作物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粮食储备得到有效保障，我国牢牢把握着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4.我国粮食生产的农用化肥施用量实现负增长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以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随着我国化肥零增长方案的实施和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主要粮食作物的化肥施用量趋于稳定。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进程加快，主要粮食作物的农用化肥施用量实现负增长。如图1所示，从总量上来看，2015年我国农用化肥施用量达到最高值，当年施用量达到了6022.6万吨，从2016年开始我国农用化肥施用量总量逐年下降，到2018年降低到5653万吨，比2015年的最高值减少6.1%。从增长速度来看，2012—2018年我国农用化肥施用量增长速度为-0.5%；分时段来看，2012—2015年我国农用化肥施用量增长率为正，但是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03%，2016—2018年我国农用化肥施用量连续三年负增长，这说明当前我国农用化肥施用量基本实现零增长目标。
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隐患
虽然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粮食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相互交错的问题和隐患越来越突出，如果不重视解决这些隐患，将对未来我国粮食安全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1.我国耕地和水资源短缺，高投入的粮食生产越来越不可持续
2.我国粮食种植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粮食库存越来越多
我国粮食种植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主要表现为国内粮食高产量、高库存与高进口“三高”状况并存的粮食供求结构性失衡，其本质是我国粮食产量和储备数量、质量及其市场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究其原因，第一，长期以来我国粮食种植结构以种植稻谷、小麦和玉米为主，这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是大于国内需求的，存在大量的库存积压，且不断占用高额的财政资金来维持积压粮食的储备。而随着城镇化与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我国现有粮食种植结构已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对优质大豆和高品质小麦品种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只能大量依赖国外进口，产生了我国三大主粮高产量、高库存而优质粮食品种缺乏，依赖高进口的“三高”粮食结构性失衡现象。第二，我国粮食生产流通供给侧的高成本、高价格，以及粮食生产能力没有做到同步提升，导致我国粮食生产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同时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减弱、土地与种子等生产资料和粮食物流储备成本的增加，我国粮价“地板”不断攀升，使得粮食单产绩效进一步降低、粮食供给成本进一步提升。国外粮食借助成本与流通优势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国内粮食供给毫无竞争力优势。
3.我国粮食种植收益逐年下降，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近年来，受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和农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投入要素的价格不断上涨。粮食作物总成本的快速上涨挤压了种粮农户的利润空间，粮食生产出现“增产不增收”现象，仅仅依靠粮食增产的收入已满足不了粮食种植户的日常生活需求，极大地抑制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自2012年起，我国三种主粮（稻谷、玉米和小麦）平均每亩总成本逐年增长，由每亩936.42元增长到每亩1081.59元。与之相对的每亩净利润持续下滑，由表1可以看出，三种主粮平均每亩净利润由2012年的168.40元逐年下跌到2017年的-12.53元。在种粮成本上升和粮食价格走低的双重压力挤压下，粮食种植收益的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甚至出现利润为负值的严重亏损现象，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将粮食种植户尤其是粮食种植大户挤出粮食生产行业，为我国未来粮食安全保障埋下了隐患。
4.我国粮食生产劳动力老龄化严重，专业的粮食种植户越来越少
5.现有的粮食补贴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粮食生产容易出现波动
2016年我国粮食补贴方式开始调整，推进“三补合一”，建立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体系，支持对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进行补贴。我国现有的粮食补贴政策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耕地地力保护政策的补贴对象由“种粮农户”改为“种地农户”，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引导粮食种植户放弃种植比较效益低的粮食作物而改种具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对我国粮食增产和提高粮农种粮积极性产生不利影响。第二，我国现有的粮食补贴方式绝大部分是普惠性的农户“收入型补贴”，对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的作用不大，支粮资金使用效率较低，农户很难做到粮食的可持续性生产。第三，我国现有粮食补贴的政策依赖性大，而我国粮食支持政策存在边际效益递减，一旦政策支持强度减弱，或惠农政策不足以弥补市场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效益损失时，粮食生产就可能会出现波动。
6.粮食浪费现象严重，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威胁越来越大
目前，我国粮食经济在生产、加工、流通、储存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都存在浪费现象。第一，生产环节中滥用和浪费土地、水资源、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第二，在加工环节，粮食的过度加工是造成浪费的主要原因。我国粮食加工行业发展方式粗放、加工工艺和技术水平较低，过分追求成品粮的精细与质地，这既产生大量的粮食浪费，又使得食物营养在加工环节流失。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数据显示，加工环节造成的口粮损失达到每年650万吨以上。第三，我国粮食运输装卸方式落后，大多采用包粮运输方式，跨省散粮运输比例约为25%，撒漏损失不可避免，每年损失的粮食达到800万吨左右。第四，由于缺少科学的储存技术和完备的储存设施，我国农户储存粮食损失的情况尤为突出。根据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的抽样调查，全国农户储粮损失率平均为8%左右，每年损失粮食约为2000万吨，相当于411万公顷良田的粮食产量。第五，餐桌上的食物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我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达到500亿公斤，接近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十分之一，价值高达2000亿元。粮食浪费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威胁越来越严重。
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保障隐患的解决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国家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有效应对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隐患问题，就要遵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强调的“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采取有效措施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1.健全耕地保护监管机制体系，保障基本标准农田建设
2.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保护产地环境安全
3.以市场消费为主导，优化粮食产业区域布局
随着新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我国粮食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食用消费来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营养均衡和膳食均衡的追求，使得肉蛋奶和粗粮产品的消费取代了部分粮食的消费，食用结构向多元化发展；从饲用角度看，居民对畜产品的消费增加，其实是增加了对饲用粮食的消费；从工业角度来看，粮食用于酿酒、调味、制药等方面，其中酿酒在工业消费中起主导作用，占整个工业用粮的四分之一。国家统筹粮食生产布局必须要以市场消费为主导，不断调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市场需求合理调整粮食区域布局，解决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三高”并存的局面。培育高产优质的饲用、工业用粮食，藏粮于计；由单一“耕地种植”向“立体粮食”转变，实现供给多元化，满足市场需求，藏粮于地；改变国内粮食种植方式和品种结构，根据消费者的潜在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适当增加饲料玉米的种植面积，调整国内肉、蛋、奶供给量，缓解粮食供给压力。同时，推广绿色、有机的农业生产方式，培育或引进更符合现代人口味的粮食品种，不断优化粮食产业区域布局，转变中国粮食库存大、结构性供给不平衡的供粮现状。
4.打造生态高值粮食产业体系，实现粮食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5.推进我国粮食生产方式转型，加快“粮食+”新产业、新模式融合发展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农业部决定支持各地培育打造和创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趁着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趋势，推进粮食生产方式转型，加快推进“粮食+”新产业、新模式的融合发展。第一，一产带动二三产业发展，形成“精品粮食+旅游”的发展模式，鼓励投资者在粮食生产基地开展农事体验、风景观光、精品展示、加工品鉴赏的一条龙旅游服务，以一产带二三产，提高精品粮食的外部效应。第二，二产带动一三产业发展，形成“粮食+产品”的发展模式，鼓励食品加工龙头企业打造粮食产业知名品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以品牌效应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第三，以农业高科技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优化农业生产环境，形成“粮食+高新技术”的发展模式。通过物联网实现粮食生产基地追溯体系，通过高新技术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空间利用率和观赏价值等。政府应当探索更多的“粮食+”发展模式，不断鼓励农业高新技术的发展，提高地域性农产品的附加值，推动粮食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多元化发展渠道。
6.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强粮食产业发展新动能
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能够掌握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利用先进的物质装备条件、把商品生产和交换作为主要目标的农业合作经营组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创造合适的农业经营环境：第一，增加农业资金投入。推动农村中小金融行业的发展，创新农村信用贷款方式，采用多种担保方式，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门槛”，并通过降低贷款利息、贴息以及相应的政策补贴降低贷款成本。完善农业保险政策体系，减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困扰。第二，推动土地流转，创新土地流转方式。完善社会服务保障体制，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鼓励不种地的农民将土地流转出来；创新合作经营方式，以土地入股减少经营成本，合力实现土地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法律机制，确保土地流转农户和土地经营者的双边利益。第三，建立健全专业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农业专业化培训及指导（如提供粮食市场信息、农资供应、技术咨询和培训、专业育秧、农机作业及维修、烘干储藏、粮食初加工、粮食加工品营销等多种服务）、自然灾害防范措施等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生产能力和抗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能力的服务。
7.完善粮食动态补贴机制，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发展
8.开展全民粮食节约行动，在各环节提高粮食利用效率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应当是全民行动，应通过各个环节的有效“节流”来倡导全民节约。第一，从生产、运输环节的“节流”做起。通过不断改进播种和收割机械，节约种质资源、提高收割效率；加快高效粮食晾晒和储藏方式的创新步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粮食公共晾晒和收储场所；发展原粮“四散”运输，散装、散运、散卸、散存，制定运输损耗定额标准，减少运输浪费。第二，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设计，建立节粮减损的粮食管理体系、定价体系、浪费惩罚体系，让全社会把粮食作为一种紧缺的资源来珍惜，通过法律惩处典型案例，促进全社会节粮减损观念的形成。第三，强化对粮食生产、储运、加工行业从业人员的教育引导，定期进行颗粒归仓、杜绝浪费的专题教育培训；大力倡导简朴务实的餐饮消费观，培养平衡膳食的饮食习惯；从社会引导、舆论宣传、学校教育、法制建设等方面强化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