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chemicalfertilizers）是“化学肥料”的简称，指用化学和物理方法制成的含一种或几种农作物生长需要的营养元素的肥料，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等。农药（pesticide）指在农业上用来防治病虫害并可以调节植物生长的化学药剂，主要包括杀虫剂、杀螨剂、杀菌剂、除草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根据FAO对化肥与农药定义，当前以氮（N）、磷（P2O5）和钾（K2O）三种养分之和表示化肥总量；农药则包括旨在杀灭、破坏或控制任何害虫的杀虫剂（insecticides），杀真菌剂（fungicides），除草剂（herbicides），消毒剂（disinfectants），以及其他物质或物质混合物，包括人类或动物疾病的载体、对植物或动物有害的物种等，还包括用作植物生长调节剂（plantgrowthregulator）、脱叶剂（defoli-ant）、干燥剂（desiccant）或用于防止蔬菜或水果过早衰落的物质等。
1.1目标磋商进程
1.2我国履约进展
2008年，我国对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有机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及生物有机肥免征增值税，这一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有机肥产业的发展。自2014年起，我国大力推进高毒农药定点经营示范和低毒低残留农药示范补贴工作，引导农民减少高毒农药使用。这一工作的开展导致我国农药施用结构开始进入转型期，高毒的杀虫剂施用量得到极大限制。2015年，原农业部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等文件，成为我国化肥农药施用发生转折的契机。正是遵循这一行动方案，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地方政府与农民共同采取有效措施，近年来化肥农药施用总量得到有效降低。
2面临的主要困难
2.1国际形势依然严峻
FAO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化肥施用总量为1.9亿t，包括1.1亿t氮（占总量的58%），4,100万t磷（22%）和3,900万t钾（21%），分别比2000年增加40%、26%和80%；2018年全球单位面积耕地施氮量为69.7kg/hm2，施磷量为26.0kg/hm2，施钾量为24.9kg/hm2，化肥施用总量达到120.7kg/hm2，比2000年增加32.5%，相当于增施30kg/hm2化肥（表1）。
表1全球化肥施用量/施用强度
2000—2018年，全球农药使用量增加约1/3，至2018年达到412.2万t，但几乎所有的增长都发生在2013年之前，之后大致处于平稳期。2000—2018年，全球农田农药单位面积使用量从2.1kg/hm2增加到2.6kg/hm2，增加23.8%（图1）。
图1全球农药施用总量及单位面积施用量
2019年，IPBES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指出，全球在减少杀虫剂使用造成的污染方面没有取得总体进展，杀虫剂的使用仍旧持续增长。在国际上，欧盟部分成员国提出农药减量化，以降低农药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欧盟农药施用量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法国作为欧盟最主要的农业大国，在2008年提出农药减量计划，目标是在10a内将农药使用量降低至50%，但由于近年不利天气条件的影响，又不得不将该目标完成时限推迟7a；在亚洲地区，日本作为化学工业大国，其对农药的管理控制起步较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药使用量就逐年降低，从农药种类来讲，主要为杀菌剂用量大幅下降；美洲是世界上农业发达地区，作为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农产品出口地区，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美洲各国农药使用量较大，截至目前，美洲大多数国家农药年使用总量仍处于增长状态。
2.2国内压力长期存在
我国是化肥农药施用大国，在提升粮食产量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削减化肥农药用量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图2显示，2001年，中国化肥施用总量为4,235.1万t，其中，氮肥施用量最高（2,164.1万t），复合肥次之（983.7万t），钾肥最低（399.6万t）。此后化肥施用量保持持续增长，到2015年达到峰值（6,022.6万t），之后开始降低，直至2019年的5,403.6万t。在化肥施用强度上，2001—2014年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从2001年的273.15kg/hm2增长至2014年的363.0kg/hm2，此后逐年降低，2019年已降低至325.65kg/hm2。
图2中国化肥施用情况
图3显示，在农药施用总量方面，我国从2001年的127.5万t增长到2013年的峰值（180.8万t），此后逐年降低，2019年农药施用总量为139.2万t，较2013年降低23.0%。在单位面积农药施用量方面，2011—2012年达到平衡点，为11.1kg/hm2，2019年为8.4kg/hm2，降低幅度为24.3%。
图3中国农药施用情况
可见，随着我国近年来加大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农药生产过程绿色化与产品低毒、高效化，原药、制剂一体化等多策略的协同创新发展成为农药产业新的发展趋势。同时，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也促使我国农业化肥施用结构发生巨大改变，最为明显的就是复合肥施用总量占比逐渐增大，氮肥施用总量占比则逐渐减小。但是，由于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改变，加上施用方式不规范、管理不严谨、监管不全面等一系列影响，目前国内化肥农药压力长期存在。
一是污染依旧严重。2014年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占比分别为11.2%、2.3%、1.5%和1.1%。在各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最高，为19.4%。二是资源利用率较低。2019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3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9.2%，农药利用率为39.8%，化肥和农药利用率虽然持续提高，但比发达国家低10～20个百分点。三是科技支撑力度不足。在生态功能多元化开发与科学利用、农业绿色发展与增值服务、区域农田土壤污染防治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特别是在适应和支撑未来发展的许多“卡脖子”理论、关键核心技术以及产品装备研发方面还未完全突破，大部分成果还没有完全熟化落地，亟待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转型变革。
2.3全球共识远未达成
表2“2020年后框架”行动目标7中有关定性和定量指标
3我国化肥农药履约对策建议
3.1提升化肥农药利用效率
3.2完善可持续供应链体系
3.3明晰并取消有害补贴
3.4将化肥农药纳入主流化进程
主流化是“2020年后框架”的重要议题之一，各部委应加强配合与协作，采取积极措施，将化肥农药因素纳入国家农业、生态政策，并将可持续农业发展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等其他部门战略相结合。通过建立双边和多边伙伴关系，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方面的援助，并推动那些可持续实践的做法。在适当情况下，与农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那些采用农业生产友好实践的农民支付额外成本，包括奖励为减少化肥农药施用作出贡献的农民。根据可利用资源（包括传统农业知识）的情况，为化肥农药施用提供培训、教育、咨询和财政支持。保护和恢复重要农业生态系统，在生态系统层面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利用，并采用《公约》中的生态系统方法指导景观层面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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