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登安（1905—1976），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民国印坛大家王福庵的入室弟子，浙江萧山人。原名竞，字仲铮，号耿斋、安华、印农、无待居士、本翁等，其书斋名为“容膝楼”，书、画、印皆精，尤以篆隶书法和篆刻为佳。
韩登安篆刻深得王福庵真传，具浙派真意，且于细朱文印及多字印有大声，有《登安印存》《岁华集印谱》《西泠印社胜迹留痕》（中年）、《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晚年）等印谱传世，其印学著作包括《作篆通假校补》和《明清印篆选录》等。
图：韩登安刻“西泠印社”印及边款
浙派薪传
近当代印坛，时人往往以为浙派式微，其实不然。我观近当代著名印家，其学印过程或早或晚都有过学习浙派的经历，在印风溯源上和浙派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或存其面目，或承其刀法，或汲其印学思想，少有完全游离其外的情况。而近代王福庵一门，其师承更是直接浙派印风，传承基础上更有创新，于近当代印坛影响颇深，被视为“新浙派”，由此浙派薪传兴盛至今。
图：韩登安印作一组
韩登安是新浙派印人中的杰出代表。韩氏1930年经陈简文介绍从王福庵学印，年方二十五，其天资聪颖（早年以印求教西泠印社创社元老叶为铭，叶氏称其“后生可畏”），又勤奋执着，入师门后潜心研修，治学严谨，能传王氏新浙派面目，又于师门以外，更参秦汉古风、元明篆意，且融通变化，增己神韵，故成大家。
多字印殊艺
在韩登安诸多才艺中，篆刻最佳。而韩氏篆刻中，细朱文印最为时人称道，其中多字印更被视为韩氏超卓殊艺。
图：韩登安刻唐代王之涣《登鹳雀楼》诗多字印
我观中国印史，多字印自古有之。官印方面，汉代即有超过10字的少数民族官印存世。到了唐宋时期，10字以上的官印（非少数民族官印）也有存于世。到了明清时期，关防印一域可常见10字以上的多字印。
私印方面，进入明代文人篆刻时代后，随着文人闲章刻制的盛行，借物抒情，以诗词长短句等入印变得普遍起来，多字印也随之更加常见，甚至出现了十数字乃至数十字的整首诗词的多字印作。
比如明代汪关的“子孙非我有委蜕而已矣”10字朱文印，清代丁敬的“下调无人睬，高心又被瞋。不知时俗意，教我若为人”20字白文印，徐三庚“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造孽泉”多字印，又如清末民国吴昌硕亦曾刻过多方多字印，如“贵池刘世珩江宁付春媄江宁会春姗宜春堂鉴赏”多字印等，清时周芬甚至以擅刻多字印称名于世。至于近代，如韩登安的老师王福庵也曾刻过“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等多字印。
但以上印家的多字印往往是偶尔刻之，在他们的印谱或者印集中也并不多见。真正批量刻制多字印的当视从韩登安开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韩登安都在多字印领域有着令人瞩目的成绩。
图：韩登安刻《清平乐.会昌》多字印
韩登安刻多字印，诸体皆备，字多且佳。有的是把长句或者多句组合刻在一方印上，有的是把某一首诗作刻在一方印上，有的甚至是把两首乃至多首诗刻在同一方印上，故其所刻多字印，少则十数字，多则数十字，甚至上百字——如其晚年所刻《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中的一些诗词（后面展开叙述）。
图：韩登安刻“采桑子.重阳”多字印
令人钦佩的是，这么多字组合，韩登安却能信手拈来，刻得举重若轻。无论何种字体，无论篆法、章法都张弛有道、平衡协调、虽繁复却不紊乱，加之刀法精深，上百字的印作竟能做到线条笔笔精到、字字劲挺秀润，的确不同凡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氏多年精深功力所致。
图：韩登安刻“七律.长征”诗印
韩氏挚友沙孟海称其篆刻“无一体无本原，无一笔无来历，功力之深厚，游刃之迅忽，可以惊四筵，亦可以适独座。”谈韩氏多字印，就不得不再费些笔墨说说其晚年所刻《毛泽东诗词刻石》印谱，此印谱可看作是韩登安多字印的典范代表。
印谱收录的23方印作是韩登安在1962年春至1963年夏之间刻成的，部分印作刻一首诗词，部分在同一印面上刻有二首甚至三首诗词，字数多少不一：字数少者如《十六字令》印刻有16个字，字数多者如《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所刻字数多达114字。
图：韩登安刻《沁园春.雪》多字印
另外，《七律·送瘟神》刻有120字，《念奴娇·昆仑》100字，《水调歌头·游泳》92字等等，这本印谱也被视为中国印章史上多字印领域的巅峰之作。
图：韩登安刻《水调歌头.游泳》多字印
关于如何在一方印上刻如此之多的字且不失精彩，韩登安在给古文字学家马国权的信中，对其多字印创作经验有过详细描述：
图：韩登安刻《菩萨蛮.黄鹤楼》多字印
“弟刻多字印，颇自矜持，唯恐错一笔讹一字，牵动全局，追悔莫及，故写印稿时特别仔细，尤其是每一笔划的长短上下，穿插的左右上下呼应，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力求字字停匀，方敢落刀。落刀时绝非一气呵成，若刻朱文则首先将空白处全部初步刻去之，然后逐字逐字整理。一次完成以后，用手指蘸浓墨轻轻抹于印面之上，使每字明显，作第二次逐字逐字整理。全部完成后，用印泥拓出初样，逐字细细审查，其有应修改者，用墨笔在拓本上标志出，然后再作第三次，第四次……修改，期其千妥万适，或者再请别人审鉴，指出意见，再作修改。刻白文亦大致如此，欲求一次刻成，以弟愚拙认为事实上不可能的事。即或成功，也是粗制滥造的，刻多字印时，或可备一小镜子，随时照照看看，大有帮助于字字稳妥与否也。”
图：韩登安刻《七律.冬雪》多字印
而刻多字印所费功夫，韩氏亦有自述文字可窥其貌：其刻百字左右印，约需一周之功，一日之中，目力也仅可支持五、六小时，创作过程之费力与艰辛，足见一斑。刻多字细朱文印，篆稿已非易事，奏刀更是难上加难，稍有不慎，一字刻误，就有可能全印告废，殊不易也。
由此可见，非常人做非常事。欲有大成，需下大功，此言不虚！
从翻砂工到篆刻家
说到非常人非常事，可以顺便提一下韩登安的学印经历。所谓“龙生龙，凤生凤”，从韩登安儿时其父所为，亦可看出，“非常人非常事”是有家传的。
图：韩登安扇面作品
韩登安出身寒门，其父科场失意，竟移情其子，在韩氏少时即禁其习识章句，改识《说文解字》（由此竟意外启蒙韩氏从艺生涯）。当韩登安15岁，家贫以致无法继续升学，其父竟托人安排他进入杭州的武林铸造厂做翻砂工学徒，称可增其体质健其筋骨。不过事与愿违，第二年韩登安却因此得病不得不回家静养，后遂不复再从事此等体力活。
随后，韩登安开始跟随海宁周承德学习书法篆刻，仅一年后（17岁），其篆刻水平就得到时人好评——可见艺术一门若要大成还是蛮讲天赋的。
治印超过三万方
我对刻印超过万方的印人总是心存敬意。在石安的印象中，历代治印数量以万计的知名篆刻家不少：吴熙载、王福庵、寿石工、陈巨来、韩登安、邓散木、方介堪、朱其石、汪新士、林乾良、韩天衡等等，不胜枚举（可见勤奋往往为杰出艺术家之共同特征）。
陈巨来、韩登安又是其中佼佼者，有史记载韩登安一生治印不下三万方，积稿150余部。
从韩登安家属所保存的《登安印存》（164册计15000方印，印作年份自1942年（17岁）始，至1976年（72岁）逝世前夕）中所收录的韩氏印作大致可以推断出，韩登安的治印生涯跨度约55年。
图：王福庵题《登庵印存》
当代画家唐吟方在其《雀巢语屑》一书中有记载：韩登庵年七十许，尚伏案刻印，年高眼花，辄叠戴老花镜两副增视力，有求刻细朱文者，亦能不惧而挥刀自如。此技登庵甚自秘，唯及门弟子知之。余正尝云：“彼近年刻印，多借重高倍放大镜，言此物得自东瀛，以从事篆刻创作外部条件而论，今人远胜于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