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追求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书的《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心术上》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因为修辞是一种话语技术，修辞必然与文学产生密切的联系。作家的创造欲望与文学话语的相对自由提供了巨大的修辞实验空间。文学常常废弃常规语法和标准语汇，通过修辞寻找崭新的话语可能。对于文学来说，修辞是在文类的辖制之下活动。许多诗的修辞无法移到小说之中，戏曲的修辞也不适用于电影。修辞是文类属下的次一级话语层面，并且在这个层面上强烈地显示出文学之为文学的特征。
中国古代的许多理论家已经察觉到修辞的巨大力量。这导致许多理论家对修辞反感乃至恐惧。概括地说，这种反感源于一个担忧，担忧修辞产生的花言巧语制造出种种虚伪和骗局，这即是所谓的“巧言乱德”。“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中国古代哲人老子的论断无疑是一个代表性的观点。许多理论家都表示了重质轻文的倾向。的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以辞害意”这个词自古以来就是贬义的。
但是，正面对待“修辞立其诚”这个观点时，人们不得不进一步对话语主体进行考察。每一个作家均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受到相应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人们必须考察话语主体的构成，这样才可能解释种种修辞的特征——解释这种修辞为什么出现，它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是什么，话语主体试图说服的对象是谁。这时，话语主体的身份与修辞的关系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摘编自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第八章·修辞》）
茅盾说过：“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
（摘编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回视厚重绵延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我们会发现自先秦伊始就甚为发达的“人文关怀意识”，引领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文艺家关怀社稷民生，心系民间冷暖，担当人民利益，为民立言，为民请愿，为民著史，为民述怀，积淀成为厚重的“民本”思想和“人学”文论。这些内涵丰富的“民本”思想和“人学”文论，奠定了“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人文关怀”底蕴，为当下“人民性”文艺理论的思想建构、文化传承提供了话语资源和精神血脉。
发端于孔孟的儒家思想文化较为重视民众在国家政治、社会治理中的根本性地位和作用，强调发挥“文化化人”的教化功能来实现社会治理，达到“仁政”的理想要求。孔子有着朴素的民本思想，主张惠民畏民、为政以德；举贤任能、取信于民。他强调“仁者人也”，主张“泛爱众，而亲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的理想社会愿景是使“善人为邦”“民德归厚”。他不满统治者对百姓的压迫，故而游走四方，推行他的“仁政”思想，希望以此来造福于民。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民本”思想，上升到“民贵君轻”的高度。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主张以德治国，对人民实施仁政。可见人民在孟子的视野中居于较高的地位。
道家思想中也有着厚重的“民本”思想，对后世统治阶级调节其与人民的关系有重要意义。经历政治纷争、战争冲突、民族矛盾等动乱之后，社会需要缓和关系，以求稳定平安，故统治阶级往往在建国之初主张效法道家黄老学说，实施“休养生息”的国策。道家的“民本”思想此时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者李健认为老子是“民本思想之父”。老子主张只有当统治者弃绝了文表虚华，做到行事真诚朴实，少存私欲，才能实现修身治国的目的。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只有顺应百姓的意志，才合乎大道，达到社会大治。庄子亦有着朴素的“民本”思想，相比老子来说，庄子更主张一切因顺自然，最好任人民自为、自化、自富、自朴。他认为圣人通过修习道德，顺应民情民意，不以刑罚、重赋残害百姓，使民自在自为，则能达到“圣治”。
先秦时期，除了儒家、道家思想学说中富有朴素的“民本”思想，其他诸子百家思想中也有一定的“以民为本”主张，为后世“人民性”文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予以丰富和发展。这些关于民心、民声、民利、民富、民德、民安、民主等思考的朴素话语，奠基了当下“人民性”文艺思想建构的文化传统，值得我们传承、阐扬。
（摘编自喻琴、范懿《论“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学理基础》）
粮稳天下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民辛勤耕耘，丰收一季接一季。10年来，粮食产能稳定提升，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10年再上一个千亿斤新台阶，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大国粮仓根基稳固。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粮食产需中长期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必须确保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放松。当前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我们必须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着力健全粮食产购储加销体系，以国内稳产保供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粮食是产出来的，稳产增产根本出路在科技。今年“三秋”期间，各地投入各类农业机械达到3000万台（套），为完成秋粮生产提供了坚实机械化支撑。实践启示我们，只有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更多现代生产要素不断向田野集聚，才能让更多“望天田”变成“吨粮田”，让农民从会种地变为“慧”种地，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需要时产得出、供得上。
喜看稻菽千重浪。今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有力检验了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中国饭碗”必将装得更满、端得更牢、成色更足。
（摘编自常钦《秋粮丰收在望，筑牢大国粮仓》，《人民日报》2022年11月04日）
盛夏时节，三江平原绿浪翻滚。作为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场的种粮大户，张景会在本该繁忙的夏管时节反而不太忙。
“咱说，种地还得高科技，那卫星隔几天就在农场上空飞几圈，谁家稻子要是长得不好，手机很快就能收到提醒。”张景会拿着手机在田间踱着步子，头发整齐油亮，一脸轻松地说着高科技种地带来的便利，“今年还是个大丰收！”
建三江位于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江冲积平原腹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发建设，昔日莽莽荒原变成大粮仓。2018年9月2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北大荒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考察时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几年来，插上“科技翅膀”的现代农业，让七星农场有限公司在智慧农业上取得大幅度进展，目前已经实现平台远程控制无人农机在“耕、种、管、收”全生产环节的无人作业，种植户已逐步从“看天吃饭”变成了“看数吃饭”。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片黑土地的期望和嘱托，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提出，要加快绿色农业发展，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确保黑土地不减少、不退化。
“我们园区围绕黑土地保护开展重金属污染监测项目和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定期检测黑土地中17项微量元素，通过对化验结果的综合分析，为每一块地制定一张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指导农户进行科学合理施肥，缺啥补啥。”北大荒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主任李晓辉说，通过这种方式还能提高有机肥使用率，在保证土壤肥力的同时避免化肥污染。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为切实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黑龙江省已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9141万亩，黑土耕地保护“龙江模式”“三江模式”在全国推广。2021年，黑龙江粮食总产量达1573.54亿斤，连续12年稳居全国首位。“中华大粮仓”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交出新答卷。
（摘编自韩婷澎等《黑龙江：“中国饭碗”插上现代科技翅膀》）
材料三：
延安市洛川县，人称“苹果之乡”，在这里，苹果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另一张名片。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外出考察来到陕西省延安市。
“陕北的气候、光照、纬度、海拔等非常适宜发展苹果种植，加上滴灌技术、矮化种植技术、选果生产线等不断发展，就地卖出，销路不愁，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习近平如是说。
智慧物流提质增收、新兴业态走向市场……当地将苹果“产、贮、加、销”一体化作为发展方向，配套建设苹果标准化生产示范区、仓储交易区、物流配送区等功能区，打造加工同商贸集聚、生产同消费对接、产品展示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经济开发区。在洛川苹果现代智慧物流中心，已经装箱的苹果从这里集中发出，苹果醋、苹果酒、苹果脆片等产品也畅销国内外。小小苹果，逐渐成为新时代幸福生活的“金扁担”。
（摘编自袁飞等《习近平牵挂的“小苹果”挑起农业现代化“金扁担”》）
材料一
（节选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一直受制于西方理论，导致不接地气、不合国情的问题持续存，在呈现出一种不断摇摆和难以扎根的浮动状态。基层治理现代化也是如此，处处以西方为标准，许多方面总是充满矛盾因惑。例如村两委关系，在西方竞选的原则下，存在权力合法性质疑，导致两委不和的问题也大量存在；又如政府的运动式推进，受到绝对自治的西方标准的批评，导致政府他治与村民自治产生难以弥合的矛盾；再如法治与德治、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都被西方的一元化思维左右，形成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基于此，我们的现代化不论是观念还是实现路径都需要做出深刻调整，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提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往，我们只简单借用和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总给人不得要领与难以信服的感觉。究其原因，主要是被西方理论遮蔽甚至蒙蔽。
习近平基层调研则不同，它从中国广大基层特别是乡村实践出发，以问题为导向，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提炼和升华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从而拨开了覆盖于中国问题之上的西方迷雾，也容易找到解决问题之道。如果以西方分权理论为准则，中国基层治理极易陷入碎片化和低效失效的境地，有时甚至形成“不管就乱一抓就死”的僵局；然而，站在中国式现代化角度，用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方式进行协同治理，很多复杂问题就迎刃而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魅力所在。通过深入研究习近平基层调研，可以明事实、知道理、增智慧、得通达，将复杂问题化解于无形。例如习近平“精准扶贫”“一个都不能少”“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之类的表述不只是用语修辞实际上是经过调研后对国情、乡情、村情、民情、人情、人心的熟知是中国式智慧“人情练达皆学问”的集中体现。
（节选自赵秀玲《习近平基层调研与中国政治发展》，《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6期，有删改）
公元前16世纪至前3世纪，中国各地区文化逐渐融合。商周以后，中国北部已有强大的文明，将其他族群、阶层纳入同一政治、文化秩序。春秋战国接续已经发轫的动力，扩大了这一秩序领域，中国文化的特色，此时也呈现出来，此后又有两千余年成长。同时，中东地区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两个文明，则由盛转衰，后被边陲的波斯与希腊取代。两河、尼罗河流域本是颇有活力的文化核心区。但没能走向庞大持久的文化圈，却从此以下，分分合合，终于淡出历史。
究其原因，两河地区北有高山，南有沙漠，难以逾越；其它方向通路狭窄。埃及在尼罗河谷地，两侧皆山，外面不是荒漠就是石碛山地。两河与埃及之间还隔了一个大沙漠。是以两个古代文明虽有接触，却不能密集交流。此间之征服者，只能马上取天下，而不能有文化的涵化力，将不同文化系统融为一个可大可久的核心。而中国长江、黄河两河中下游代表的南方与北方，形成各自的文化特色，又因彼此密迩而交流频繁。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经常接触，又不断抗衡，最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融合为一。
再者，中东地区各地方的文化各自发展了独特的文字系统。两河的楔形文字、埃及的图像文字，造字原则完全不同，始终无融合的可能。而中国地区只出现了一套文字系统。它在新石器时代即已肇端，于商周时代一系相承。南方文化与北方交会时，南方可能并无文字，于是接受了北方的文字。战国列国出土的文书，虽有歧异，大体相同，属于一系中国地区单一的书写系统，这与其文化的融合关系密切。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之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中国汉字还对周边国家文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文献记载，中国汉字在秦汉年间传入越南，并长期使用汉字至十三世纪才有本国文字──喃字，直到十五世纪时，喃字才完全取代了汉字。汉代初年汉字传到朝鲜，直到李朝初期依据中国音韵，研究朝鲜语音，创造出朝鲜文字，并于公元1443年公布使用，朝鲜才有了自己的文字。晋朝初年汉字传到日本，至今在日本语中常用的汉字仍有1945个。而其他早期文明古国，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由于绝迹较早，其对周边国家文字的影响无从谈起。
（摘编自李雪山《甲骨文与中华文明的传承》）
秦王政，循秦国三世经营征伐，从公元前230至221年，十年之内，吞灭六国，终于统一了当时中国文化涵盖的地区。在他治下，确立了郡县制度，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
若从战国时代的形式来看，中国的统一是必然的发展。孟子早已有了天下终究“定于一”的观念。当时六国，都有兼并宇内、统一天下的野心。政治的统一与文化的统一，又是难以分割的平行现象。春秋战国，经过各国间密切的接触与交流，中国的文化已经逐渐成形。百家争鸣，显示知识分子已汇合成为一个社群。考古资料显示：各地工艺，虽有地方性的特色，基本上差别不大；各国文字，从出土的简牍与铭辞看，也呈现大同小异的现象。秦始皇统一文字，不外标准化而已。
秦帝国的本质，仍然是秦国的延续。秦始皇自择“皇帝”的称号，只是将周代的王号升了一级。皇帝秉承天命，仍与天子受命的观念相当。秦代的地方官吏，多以秦国的军人担任，这是征服，不是包容。始皇出巡五次，于中原地区，只是路过，其行程重点，都在边缘地带：陇西、碣石、会稽——似乎都在确认帝国的边界。秦筑长城，绵延北疆，也是确认边界的意义。凡此诸种现象，显示秦帝国是一个有边界的政治体，还不是真正的包有六合的普世天下国家。
真正的普世天下国家，比如古代的罗马、波斯，以及此处讨论的古代中国，是指当时观念中把全部人类世界都当作一体，从中央到地方，只有主权的委托，而没有主权的分割。在当时的观念里，天下国家是从天边到天边，其中只有统治权的顺位，没有边界的区划。从传世琅琊刻石的铭辞看，秦始皇又自居为六合之内的共主，“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隐含了四方、四海诸意，代表了天下国家的观念。这些观念，将在汉代有着更为具体的发展。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之普世国家体制》）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摘编自《再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可以肯定的是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能缓和每一个人只知道顾自己的自爱心，从而有助于整个人类的互相保存。它使我们在看见别人受难时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在自然状态下怜悯心不仅可以代替法律、良风美俗和道德，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它能让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对它温柔的声音充耳不闻。它能使每一个身强力壮的野蛮人宁可到别处去寻找食物，也不去抢夺身体柔弱的孩子或老人费了许多辛苦才获得的东西。在训导人们方面，它摒弃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样一句富于理性和符合公正原则的精辟格言，而采用“在谋求你的利益时，要尽可能不损害他人”这样一句出自善良天性的格言尽管这句格言没有前一句格言完善，但也许更有用处。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不应当在高深的理论中而应当在这种自然的感情中去寻找人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熏陶也不愿意做恶事的原因。虽然苏格拉底和具有他那种素养的人可以通过理性而获得美德，但是，如果人类的生存要依靠组成人类的人的推理的话，则人类也许早就灭亡了。
（摘编自卢梭《怜悯是人的天性》）
卢梭和孟子，同样发掘了人类的怜悯之心，并都曾给予其由衷的赞美，但对于其各自的理想政治而言怜悯之心的角色却有较大差异，由此亦辐射出二者政治哲学的种种差异。
孟子由恻隐之心发展出理想政治的学说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情感主义的进路，代表了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它主张回溯人的情感本源，从中汲取道德和政治力量。这一传统由孔子发端，在整个《四书》中一以贯之。孔子原创性地提出仁学，并以家庭情感“孝悌”对“仁”进行定义，率先将家庭情感作为政治情感的重要资源；他还强调人们应重视体会法律、礼仪等背后的情感内涵从而不是麻木地遵循规范，而是同时保有道德敏感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中庸》更是赋予情感以形而上的根本地位：“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李泽厚就指出，“心理情感原则”是儒家“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孟子关于恻隐之心的学说正体现了儒家独特的心理情感原则。
卢梭政治哲学所彰显的精神与儒家的仁政情感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虽然在极度强调理性精神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卢梭可被列为为数不多的重视情感的大师之一，这从其关于怜悯心之道德意义的深度挖掘剖析可见一斑；但较诸情感，其政治哲学依然更突出地映射出契约理性精神的烙印。在肯定怜悯心可能具有的道德意义的同时，他反思了包括怜悯心在内的自然情感的不稳定性，甚至认为它可能与正义相冲突，因而在他看来情感——至少自然情感——无论如何不足以作为政治制度之根基。在他看来，通过遵守契约，人们做判断和行动时诉诸的是理性，而不再是内心本能性的情感冲动，从而正义才得以取代了本能。在这种理想政治中，契约不仅具有非情感所能取代的地位，而且最值得推崇的情感恰是那种基于契约、由契约塑造的情感。在此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与柏拉图的遥远呼应，激情、情感被视为善变、不稳定的，惟有理性才是不变、恒定的，“理想国”中正义的根基在于理性。卢梭的社会契约本质上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体现。
无论情感在二者的理想政治中地位有何实质不同，他们都很重视情感的凝聚力对于政治的意义，他们的理想政体在某种意义上都可被视为情感共同体，但是这两种情感共同体的运作模式却非常不同。
（摘编自武云《怜悯之心与理想政治——卢梭“怜悯心”与孟子“恻隐之心”之比较》）
《论语》通篇看起来都在讲修齐治平的义理，但并不会让人觉得艰深晦涩。相反，它能让人常读常新，随时翻开的时候也总会发现一些细节的微妙之处。究其原因，在于其文本的一种文学性特质。因为这种文学性，杨绛先生曾经在《我是怎样读〈论语〉的？》一文中说：“‘四书’，最喜欢《论语》，因为最有趣。读《论语》，读的是一句一句话，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
作为言行录，《论语》中对于孔子在不同情境中的神态和表情的描写虽然简约，却十分生动可感。《阳货》篇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孔门弟子子游做了武城的邑宰，实施庠序教化，学习礼乐的人很多，小城中弦歌不辍。孔子到了武城，对这个小地方化民成俗如此成功喜出望外，“莞尔而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回答，以前听老师说过，君子学习了道，知了礼乐就会爱人；老百姓学习了道，知了礼乐就容易引导和管理。听到这段话，孔子马上正色道，子游的话是对的，刚才说的话不过是同他开玩笑罢了。这一段文字很有戏剧性，孔子从轻松诙谐到深沉肃穆，前后的转变，氛围感很强，反映出孔子的真实亲切，也体现了他对于治国安邦之事的在意和敬畏。
总体而言，《论语》的文学性特征，是儒家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对两千年来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具有塑造之功。每一位认真阅读《论语》的读者，在掩卷之时，脑海中总会呈现出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形象，也常能体会到一种难以言传的氛围感。这些情形，恰恰是因为《论语》真正体现了以“文”化人的力量。
（摘编自车凤《论语》中的以“文”化人》）
读书其实从哪本书开始都可以。但是，要思。读书就是去思，读书是学习，思考。“学而不思则罔。”《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孔子不是告诉你必须如何如何，孔子的语气永远是：我是这么做的，这么想的，你看着办吧。《论语》不辩论，不结论，不指示，不居高临下“比你较为神圣”地“启蒙”。《论语》是讨论、陈述，是对思的启发，对经验的唤醒。读《论语》要思，要体会。真理在思的过程中敞开，就像在黑暗的洞穴里挖矿，忽然，蹦出一颗宝石。
正是那种谦卑低调的语感，经验之思，之谈，令《论语》成为一部伟大的指示，千百年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世俗化的后现代氛围，解构，调侃，怀疑一切，怎么都行，玩世不恭，“新就是好”，蔑视传统、经验已经成为常识。《论语》失位已经若干世纪，它本来是汉语的最高之书，现在随便就可以调侃、否定。孔老二、丧家犬，从一个教授的嘴里说出来，磕绊都不会打一下。
《论语》在中华文明中，曾经有着崇高地位：“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种崇高地位也令《论语》成为令人窒息的教条。所以鲁迅激愤地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一个世纪过去，在读书上，“拿来主义”已经相当媚俗，看看中国的书架就知道。窃以为，“温故知新”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回到希腊去找思想资源，越来越显得先锋起来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好处是，那种教条化的传统已经被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一切复零，从头开始”“怎么都行”“唯我独尊”摧毁，斯文扫地，烟消云散。《论语》的经典地位早已被解构，去蔽。“礼失而求诸野”，《论语》回到了“野”，可以像它刚刚说出来的时代那样去倾听，去拜读了。完全可以想象自己就是颜渊、子路、闪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
这个时代，可以读《论语》了。
（摘编自于坚《可以读〈论语〉了》）
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孟子思想中最有影响的内容之一，是他的“浩然之气说。“浩然之气”是孟子所提出的在强烈道德感支配下出现的一种至大至刚的豪迈无比的精神状态，它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气质特征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这种浩然之气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不受外物的引诱而坚持正义。“浩然之气”说，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那种一往无前、勇敢奋斗的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宋元之际，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慷慨誓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充分显示了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这种气概，就是孟子所说的那种浩然之气。可以说历代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英勇奋斗大义凛然，其业绩可歌可泣，感天动地，追本溯源，都可以说是这种民族精神熏陶的结果。
儒家的仁义博爱思想到了战国时期逐渐发展成为《易传》的“厚德载物”理论。《易·坤卦·象传》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什么厚德可以载物呢前人解释或谓坤者顺也。谓“地顺承天道，其势是顺于天道”，此说虽然不误，但不若以厚重释“坤”之意蕴更好些，《中庸》以博厚为释，得之。《中庸》谓:“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依照此说，“博厚”便是“载物”的根本原因。古人以大地之广袤无垠，联想到人的品德之淳厚博爱方可具有兼容并包的气度，故谓之“厚德载物”。厚德载物，表明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那种博大胸襟和包容一切、理解一切的气度。在这种宽容精神指引下，中华民族不仅使自身得以不断发展壮大，而且能够有放眼纵观世界的眼光。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精神的概括源于《易》。《易·乾卦·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宋儒解释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故君子庄敬曰强，安肆曰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中华民族虽然历经磨难，但却不仅没有如同世界上有些民族那样遇难而沉沦消亡，而是战胜困难，继续前进。不是多难而亡，而是多难兴邦。这正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中华民族的这种民族精神的建立，基于长时期里面人们对于天地自然与社会人生的考察与哲理思考，正如《易·系辞》所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将天地自然融入于哲思，并且考虑到“万物之情”，以之来指导社会人生，其精神之深厚自在情理之中。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虽然时至今日研究得还很不够，但是我们的古人却能够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提出观天法地的理论，将自然与社会进行综合的互动的考察，这是十分宝贵的。
(摘编自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
在儒学史上，孟子率先提出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命题，成为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范畴。“浩然正气”作为一种道德境界追求，特别需要“养义”。所谓“养义”就是要养正义之气，养大义凛然之气。儒家仁义并举，非常重视“义”的情怀和担当，甚至把“义”看作立身处世、为官为政的核心精神支柱。“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以公义胜私欲。”(《荀子》。此后，董仲舒特别突出了自我内心中“养义”的重要性，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义者，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春秋繁露》)明确提出了“养义”的观念，在董仲舒看来，儒家追求的“义”的人格担当和道德精神非常必要，甚至把这种精神看作是儒家人格特征中“真精神”的体现。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浩然之气”的境界追求对于个体人格的完善特别是主体性力量的挺立依然意义重大。只有胸怀正气的人才会无所畏惧，下才能达到“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境界。今天的社会，应当充盈这样的“浩然正气”，只有在道德境界挺立了这样的正气，才能让结党营私者、歪门邪道者望而却步；才能使老实人不吃亏，鼓励实干兴邦，务实求道；才能养成不畏权贵、坚持真理的独立人格，坚守正义的选择。
养成浩然之气，并非立等可得。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既要“寡欲”，更要“尚志”，特别需要一种意志和信念，正如郑板桥在《题画竹石》中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信念，才能达到“浩然之气”的境界!
(摘编自沈小勇《“浩然之气”与儒家的道德精神》)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一段）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也比较难于生产，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不识字，无文化，所以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去加强他们的团结，以便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摘编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曾引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具体内涵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是人民的梦。”这里的“人民”指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人们，从广泛意义而言，包括认同并参与到中国梦的实践建设过程中的全国各族人民乃至海内外中国同胞。
立足于这一新的“人民”内涵，习近平提出文艺作品要讴歌那些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典型人物。他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文艺创作者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书写人民的喜怒哀乐，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同时，习近平强调文艺作品要发挥“文以载道”的功能。中国近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历史的变革与转型导致了社会的分化。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他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使之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总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等的要求也更高了。但正如毛泽东强调的，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习近平要求，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一方面要认识到自己的时代使命，深入人民群众生活汲取文艺创作的灵感和源泉，创造出更好的文艺作品；另一方面，还要对人民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和加工，提升文艺创作的政治引领功能，“用文艺的力量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
（摘编自蒋述卓《论习近平文艺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白居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在《卖炭翁》中，白居易站在为民发声的立场，揭露社会黑暗，反映百姓悲苦。在《观刈麦》中，他同情田家艰苦和贫困，又对自我进行真诚的反省（“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体现悲悯、自省的仁者情怀。此外，白居易的讽谕诗多数通俗易懂。据史书记载：“白乐天每作诗，问（妪）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伟大的转折》用镜头寻觅红军战士的闪光足迹，用艺术丈量惊心动魄的血色距离，力图通过一幕幕以少胜多的浴血搏战、一场场殊死战役的惨烈与凶险，叩问如今的人们：我们当年为什么出发的初心可还记得清？红军在长征路上书写的壮烈史诗可还读得懂？
经过80多年的岁月淘洗、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不仅仅属于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战胜邪恶所表现的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伟大的转折》真实地再现历史，艺术地揭示历史经验，这是为了坚守和传承留存在历史中的高贵英雄主义精神，以期成为今天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当然，这部剧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制作不够精致、特型演员的形似与神似拿捏得不够到位等。长征有着说不尽的深厚历史内涵、思想内涵、人文内涵，它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远去，但艺术创作的长征任重道远。
（摘编自《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之钙》）
80多年前，长征的胜利促使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这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80多年后的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新的长征。长征精神没有丢，不能丢，更不会丢，因为它具有更多新的时代意义。
长征途中，“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革命战士为何有如此英雄气概？答案是他们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追求。正所谓：心有所信，才能行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这些年，又何尝不是一场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长征？80多年前的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信与文化自信，这种“走自己的路”的自信正逐渐沉淀升华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定力和深厚历史底蕴。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有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保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摸索中、自省中、挫折中、成功中获得自信，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进。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当年的红军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永葆斗志和毅力；既勇于直面困难，又敢于接受挑战。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不常有，长征亦常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精神懈怠的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应明确关键时期还会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金沙江”“大渡河”需要征服。绝不能看到困难就畏首畏尾、喊苦喊累，提条件讲难度，向挫折和压力妥协，否则，任何工作都只能受困于“泥沼”，寸步难行。
在长征前，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向群众宣传，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党组织。长征途中，红军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在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可以说，长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是红军的胜利之本。
80多年前的长征有终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长征没有终点。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梦不会自动成真。只有把党的战略目标变成群众的自觉实践，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不断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聚合众力、融合众智，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新时期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
材料三
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令人感叹的是，长征其实也是“一群年轻人的进发”。因为在这支一往无前的队伍里，大约54％的人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只有25岁；在湖南道县，死守湘江阵地的陈树湘只有29岁……就是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在这条淬火成钢的道路上舍生忘死、抛洒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怎么看待来时的路，往往决定了能否走好未来的路。让人欣慰的是，不断有年轻人回到长征路上，用脚步与先辈对话，切身感受这一传奇史诗。一名20多岁的网络主播，用直播的形式挖掘红军艰苦卓绝的英雄故事，观察长征路上变化与发展中的今日中国；一名95后大学生在重走长征路时，为过去不了解红军的艰辛而流泪。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这条地球红飘带孕育的英雄的基因，感染与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曲折而顽强的道路上努力奔跑、奋力前进，探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
有人曾提出疑问，今天的年轻人还用“长征”、还能“长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长征除了是脚步的丈量，更是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升华。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摘编自《激扬新长征的青春力量》）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工匠”是“工匠精神”的产生基础，“工匠精神”是对“工匠”所具备的品格和精神境界的一种拓深与发展，“工匠”在不同时代发生着内容与种类的变化，其具备的精神品格也随着时代变革而有着创新性发展和传承。新时代背景下，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是什么，需要我们去思考：
首先，放眼全世界，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战略性行业，企业要想发展和成功，必须精益求精，公司要提升品质与声誉也离不开每一位员工追求卓越的职业品格。
其次，工匠精神不仅是工作态度和个性修养，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手工业时代，工匠面对物品的改造时并非天然具备优势，工匠需要聚精会神去控制这种自然力，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就让工匠能够在劳动过程中的某个时刻与劳动客体达成一种平衡和融合，从而实现主客体的内在统一。
再次，工匠精神所体现的工作态度和人生境界源自工匠对自身工种的高度认可，并将之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一方面这种认同来自工匠依靠技术技能决定生活物质基础，一方面这种认同来自工匠对自身所具备的技艺特长的自豪感和心理满足，在这样的认同基础上就能做到敬业乐业，而不是单纯将职业作为工具和手段，而是作为人生目的和价值的实现。
最后，要守住自身的核心价值和产业优势，不断创新科学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在坚守初心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并在不断创新中拓展深度和广度，去适应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实现产品质量、效率、动力等方面的变革。
（选编自《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培育研究：内涵、要素和路径》）
2020年11月，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向广大劳动者发出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的倡议，这既是对工匠精神时代价值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全体劳动者提出的重要要求：
弘扬工匠精神是一个全方位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的协同联动，共同参与。以现实为依据，以问题为导向、探寻弘扬工匠精神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显然，在工匠文化缺失的社会环境里，工匠精神的弘扬与实践是很难得到有力精神支撑的。因此，大力弘扬工匠精神，需要褒扬工匠情怀、厚植工匠文化，需要创设与之相适应的良好文化氛围，要让工匠精神在全社会的认可中蒙得爱大的生命力，引领劳动者在本行业和本领域担大任、干大事、成大器、立大功。摒弃陈旧落后思想，正确认识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重要性。克服传统观念中的刻版印象，树立对于新时代“工匠”职业的正确认识，客观地看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区别，二者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工作的属性不同。凝聚社会共识，重新审视工匠的作用和地位，很多人认为工匠只是技术工人，而并没有认识到工匠精神领域的广泛性，即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应具有工匠精神。还要充分利用我国的宝贵文化资源，以文化人，文以载道，将工匠事业的魅力和价值彰显出来，增强人民群众对于工匠精神的认同感。以工匠精神涵养社会风气，由此推动我国各领域事业的发展。
在2021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对在焊工岗位奉献50多年的艾爱国说：“大国工匠，国家就需要你这样的人。”弘扬工匠精神是对工作平等和劳动尊严的真正认同、体现了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在全社会树立榜样风范，形成崇尚大国工匠之风，目的就是让每一位劳动者系能感受到发展的机会，获得应对未来挑战的机会。榜样的力量对于工匠精神的弘扬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要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选取案例，发掘大国工匠、名师巨匠的典型事迹进行宣传。同时也应将时代奉献者身上所具有的爱岗敬业、意志坚强、踏实专注、无私奉献的品质加以传播，向人们展示立体、生动、清晰的劳动者精神。倡导全社会树立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价值导向，使劳动光荣的理念深入人心。确保从事不同职业的劳动者拥有同等的社会尊重感，摒弃好逸恶劳、幻想一夜暴富的投机行为。“人的主体性、实践性是理解人类生存中的价值选择问题的根本前提”，因此，只有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让千千万万的劳动者真切地感受到尊重与厚待，工匠精神才能得以真正地实践。
（选编自《论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内涵、价值及弘扬路径》）
【语段一】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在此之前我们只有《诗经》一类的民谣，而且都不知道谁是作者。作者的人格既少表现，所以作者不为人所重视，也不会使人发生兴趣。屈原是第一个改变了这种趋势的人，他使得诗坛上从此有了诗人，他在诗之外争取了人的地位；人不仅是诗的材料，而且人本身就是诗——这就是屈原首次带到诗坛的事件。
屈原伟大崇高的人格，无疑表现在他的作品上；然而我们今日提起《楚辞》，或提起屈原，这诗人所唤起的印象要比那些作品更集中、更明快。历史上无数的诗人正是为这个追求而努力，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都因此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从那些作品里认识了诗人之后，诗人便成为一首无言的诗；我们因此感觉到一个人格的存在，一个更明快、更无尽的力量。这人格是一切诗人共同的向往，诗坛才成为一个人生的修炼所。
【语段二】
屈原伟大的人格，正生在一个热情求真的时代，先秦诸子思想的光芒，使人生从此成为一个崇高的醒觉；在这些光芒当中，屈原所受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的，毋宁说更是感情的。有人以为屈原是儒家。然而孔子所最崇拜的周公，屈原却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孔子所最提倡的中庸之德，屈原更是背道而驰。屈原与孔子性格完全相反，然而屈原却与儒家的另一个思想家性格相投，那便是孟子。
孟子的思想形态是“浩然之气”。而屈原所谓的“中正”，便是孟子的“浩然之气”；屈原的“与天地兮比寿”，便是孟子的“塞于天地之间”。而屈原与孟子因此又都同样地具有一种感情上的诚意。孔子是生于先秦思想刚开始的时期，孟子则生于先秦思想最澎湃的时期。前者多少还有一点保守的色彩，至于孟子的时代则完全是进取的。这所谓进取，也就是对于真理的彻底的追求。这些真理的追求者，在理智上虽不见得相同，在感情上却正是一致的，那便是勇于求真的信心。庄子、孟子、韩非子，无一不是把全副的诚意放在真理的认识上，这就是屈原所受到的感染。
屈原不是一个思想家，然而在历史上他却比思想家更重要。秦汉以来，中国文化曾受三种力量的支配，一是儒家而近于法家的荀子，一是道家的庄子，一是“楚辞”。荀子支配了汉代，庄子支配了魏晋，《楚辞》则自建安以至盛唐莫不受它的支配。前二者只是固定的思想，而后者带来的却是一个真实思想的精神。只有唐代能于先秦之后，独成一个灿烂的文化时期，那正是《楚辞》的力量，在说明着屈原人格的启示。
屈原的一生都在奋斗之中，他斗争的对象，就是当时楚国的贵族政治。他虽生活于宫廷之中，却厌恶反对那宫廷里的一群人，这就是屈原所以永远显得如此寂寞的缘故。宫廷里的那班人都不能真正了解屈原、支持屈原。在那贵族势力掌控的宫廷中，屈原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所以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贵族制度行将崩溃的前夕，那些人还在醉生梦死、昏天黑地地过日子，屈原却在那里痛骂自己所属的这一阶级。我们这样了解他的独清独醒，屈原才是一个真正的醒觉者。因此他与宫廷之外的人民正是站在同一个方向的，这就是伟大的屈原，当他感到孤寂的时候，其实正是他最有力量的时候。
【语段三】
屈原生于战国纷纭之际，一般的人生观大都趋向于随机应变的巧捷机智。在那纵横离合的漩涡中，谁都只顾到当前的利害问题，谁也不肯再放眼于更远大的方面去。这便是当时思想界普遍的苦闷。孟子力竭声嘶地喊着“舍利取义”，那便是对这同一苦闷的反映与反抗。他们在这共有的苦闷上必然要统一成一种共同的力量；这力量乃是一种任何伟大思想家必具的坚定的人格美。屈原就在这人类共同的品行上表现出一种更为典型的集中的卓越的感情。
屈原厌恶巧捷机智的情绪，这在作品里时时表现着。屈原因此对于这个时代寄予一种同情的怜悯。时俗虽然失去了自主的力量，但是那醒觉的认识仍然是人生高贵的品行。屈原的伟大，便在于带来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而诉之于一种可喜的力量。他不是一种哲理而是一种哲理的感情，他在《橘颂》里说：“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这可喜的便是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这情操在《离骚》里随处可见。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因此为那苦闷的时代，带来希望的感情，这便是那时代的苦闷对于屈原的磨炼。我们在这里乃获得生活上更长远的热力。在人生的旅程上我们本都是真理的向往者，我们都应当是一个醒觉的追求者。屈原正以这种力量唤醒了一代人的耳目。屈原用了无数华贵的诗句、纯洁的比喻，这些都流为后人辞藻的装饰。然而在屈原却不是装饰，他只是一种自然的呼唤，一种生命走向真理、走向永恒去的光明与美丽。那正是真与力的合一，美与善的交织，他因此感动了无数的人们。这伟大的人格，就这样，永远成为一首解释不完的最美的诗章。
（摘编自《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①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语。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多少是中国人的信条。
②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法的问题。我们传统的划法，显然是和西洋的划法不同。因之，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了。
③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
④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⑤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⑥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
⑦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⑧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团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⑨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缩性。孔子并不像耶稣，耶稣是有超于个人的团体的，他有他的天国，所以他可以牺牲自己去成全天国。孔子呢？不然。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他把这道德范围依着需要而推广或缩小。
⑩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这是种差序的推进形式，把群己的界线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两可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①“差序格局”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其中受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和人类学奠基人摩尔根的学说影响最为显著。费氏与雷氏都认为乡土社会基本上由亲属关系构成，亲属关系可向外扩展至所有的社会关系。但费氏的“差序格局”与雷氏的“向外扩展”又有所分别，雷氏论及的是“个人处于多重家族关系聚结中的某一特定位置”，而费氏认为亲属关系“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实际上，费氏提到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亲属记认体系，同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研究有关。在摩尔根看来，每个人即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点，周围形成一个亲属圈亦即亲属群体。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理论用于人类学实地调查，其基本途径是亲属称谓体系研究。费氏受过人类学训练，在“江村”调查中，运用这种研究法绘制了当地的亲属称谓体系图表。该图表所呈现出的“蜘蛛的网”，就是“差序格局”的形象化体现。
（摘编自阎明《“差序格局”探源》，有删改）
《红楼梦》第五十五回主要情节：
（探春）生母赵姨娘（贾政的妾室）的弟弟赵国基死了，府里老规矩是要下发银两的，探春照规矩批了20两，结果赵姨娘在管家下人们的挑唆下，直接跑过来哭闹撒泼，赵姨娘说：“……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王夫人，贾政的正室）就不依你……如今没有长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了!”探春气的大哭一场，说：“谁是我舅舅，我舅舅（王子腾，王夫人的弟弟）年下升九省检点了。哪里又跑出个舅舅来。”
孔子是最早有意识地以《诗经》为教材的人。《诗经》本名是《诗》。汉代董仲舒把《诗》奉为经典，此后便有了《诗经》这个名字，后人把它列为“五经”之首。直到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废止读经”，两千多年间，《诗经》一直是儒家思想的经典教材，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而孔子的诗教思想对人的和谐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在孔子看来，《诗经》、礼、乐是弟子道德修养的三个阶段，《诗经》是弟子学习道德知识和提高道德修养的开始阶段。孔子的诗教借助音乐启迪和陶冶人的情感，使人气质高雅，提高道德涵养，提升品格和情操。这种道德教化形式，是和诗乐的审美结合在一起的。《孝经》里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三句是断取《小雅·小旻》末章拿来教人谨慎、恐失孝道的名言。像这样直接用《诗经》教人修养自己德行的例子在《学而》《八佾》《子罕》等篇都能见到；《论语》中直接引用《诗经》说明修身养性进行道德教化的篇章有七章。
《诗经》还有独特的审美特质，孔子对《诗经》的审美功能有很深刻的理解，他总结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大意是“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首先是《诗经》引起人们的审美感觉，感染人情，激发人的志气，振奋人的精神，从而最终达到美育的效果；然后通过“观”来考察社会和执政的得失，提高人的观察能力，先秦有“观风俗，知得失”；再有“群居相切相磋”，在相互切磋中引发感悟，交流感情，增强集体观念和凝聚力；最后的“怨”是讽喻社会或者是表达不满情绪。因此说“诗教”是双向的，诗教是人心灵的净化器，纯洁的心灵是人和谐发展的基础。
孔子在诗教的方法上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史记》曾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认为，乐应该体现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正平和。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在诗歌教学中，主张配乐吟诵，而且他还亲自把诗谱成乐曲，在教学中“弦歌”而诵，诗的内容通过美妙动听的“雅言”来表现，使学生不但受到思想的启迪，而且得到了美的享受和艺术的熏陶。
孔子还运用或引用《诗经》中的句子，采用谈话问答的方式来教育弟子。《韩诗外传集释》第十六章，就记述了孔子引证《诗经》的“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的诗句，用谈话问答法，教诲子路“取束帛以赠先生”。孔子用这种教学方法，以师生轻松、平等的关系进行知识的传授，使学生的性情在和谐的氛围中得到了陶冶。
孔子的诗教思想，无论是把《诗经》作为教材的角度，还是他的诗教方法和原则，都是在强调诗教对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有不可小觑的作用。诗教有助于养心怡德，它把汉语的声情、韵律、节奏及乐感的美发挥到了极致，能自然地和着人的生理和心理节律，引起情感的升华；能变化人的气质，“腹有诗书气自华”即是；能启迪人的智慧，陶冶人的情操，促进人的和谐发展。
（摘编自赵会莉《孔子诗教思想与人的和谐发展》）
恰是在这种真诚的情感基础上，孔子养成了民主平等的教学作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从来不强迫弟子的学业，而是平等地与他们探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就说明了这一点。孔子知道：“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他传授知识的同时，也从学生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八佾》记录孔子和子夏讨论《诗经·卫风·硕人》，孔子从子夏那里得到了理论的启发，感叹“起予者商也！”平等讨论从而教学相长正是儒家诗教的特色之一。
（摘编自马兆杰《早期儒家诗教的理论与实践－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
①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櫽栝①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荀子·法行》）
②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
③言而不称②师，谓之畔③；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荀子·大略》）
［注］①櫽栝，矫正木的工具。②称，称道。③畔，通“叛”。
风格是绝大多数小说作家所梦寐以求的，尤其是对刚刚进入这一行当的小说“学徒”而言。风格的确立往往意味着“学徒期”的结束，同时宣告了一个小说家的正式诞生。小说作家对风格的追求成为了推动小说创作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然而有些时候，作家对风格的向往更像是外在的律令和小说作者本人对获得承认的渴望相混合的产物。那种外在的律令时刻提醒作者：“你想成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吗？那么，请奉献出你的风格。”风格意味着独特性和辨识度。但是，若为独特而求独特，为辨识度而求辨识度，显然会对小说本身产生伤害。海明威的一些作品有时令人不快，大抵是因为他大获成功后刻意维持他的创作风格。也就是说，风格异化为程式化的表演。此时，风格已不是风格，而是套路，甚至成为桎梏艺术的牢笼。在这方面，马尔克斯显示出了值得称道的敏感和警惕，他在风头最劲的时候不固执于既有风格，总是能怀着谦逊的心态，倾听素材本身的需求，其风格因此不断拓展，佳作不断。是的，只有放下执念，诚恳地面对素材，运用自身的修养、技艺与它进行温柔或激烈的搏斗并最终驯服它，真正的风格才会适时出现。它自然散发，甚至透着某种生物性，仿佛老虎从容中自显威严的体态或狐狸狡黠又透着妩媚的眼神。马尔克斯也有风格意识，但是他很智慧地控制住了它。或许，这是小说家与风格最理想的关系。
许多小说作家态度诚恳，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相当的技巧，但作品并未呈现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格。显然，风格的形成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因素。风格的形成还跟作家的家庭出身、个性特征、生活经历、艺术修养等有着玄妙而深刻的关系。作家的风格难以磨灭家庭出身的烙印。曹雪芹如果出生于寒素之家，笔底的温柔缠绵定不会有富贵雍容气象；鲁迅若没有遭逢家道中落和随之而来的窘迫，其峻刻和激烈恐怕也会减损几分。个性强烈的作家更容易获得某种风格，只要他并不过分期待和刻意营造，而是在书写中尽量满足内心和素材的双重需求。不过，个性与出身有着先天的成分，难由作家掌控，而生活经历和艺术修养对于风格的形成却存在着大有作为的可能性。鲁迅长期抄写古碑，使他的小说含有一种沉朴高古的金石气。格非不是草根出身，是典型的学院派，他在先锋时期之后矢志向古典学习，使得他早期和近期作品呈现出迥异的风格。作家的风格是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统一，作家在追求风格的过程中要清楚这一点。
最后来谈一谈风格的恰当性。强大而自信的小说家能够用个人风格熔铸一切素材，赋予它们文学应有的迷人光辉。这是无可非议、令人羡慕的能力，然而这并不能体现风格的恰当性。风格的恰当性表现为小说家的创作风格与作品素材本身融为一体，是彰显个人风格和用心聆听素材的融合统一，不是缺乏对素材的审视而对已有风格的固守。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风格如此不同，并非刻意为之，只是他最大限度地尊重和呈现了素材本身的质地，但为作者的个性气质所染，这三部小说又都打上了马尔克斯独有的生命印记。或许可以这样描述风格的终极形态：它不仅只属于某一位小说家，而且只属于某一位小说家的某一部作品。
（摘编自马笑泉《小说的风格》）
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千差万别的风格种类。刘勰曾把风格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类，遍照金刚分为六类，司空图分为二十四类，无论哪种分法，都是不能穷尽的。从理论上说，风格的差异应该是无限的。
在文学史上，人们常常把风格相近的作家，放在一起称为流派。比流派风格范围更大的是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时代风格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这个共同特点使这个时代的文学与其他时代相区别。民族风格是每个民族在文学上所表现出来的与其他民族文学相区别的独特点。从一个民族的范围来说，民族风格更多表现为相对稳定性的一面；而时代风格则表现了这种民族风格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性，更多地表现为变动性的一面。然而，无论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还是流派风格，归根结底都要由这个民族、时代或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个人风格来体现。所以，对个人风格的研究是风格理论的核心。
（摘编自“360百科”）
所谓建筑的外部空间，就是建筑外墙以外建筑群之间的空间，如果有包围整个建筑群的围墙，一般就指围墙的范围。如果没有围墙，那就是从视觉而言建筑群的影响范围。
由于中西文化观念的不同，决定了其建筑材料和结构的不同，从而也决定了建筑的形体和内部空间存在巨大的差别。简言之，中国建筑受到木结构梁柱结构的很大限制，外部形体不够多样，内部空间也不够发达，总体风格倾向于温润柔美；西方建筑以砖石结构为本位，挣脱了梁柱体系，发展了拱券穹窿结构，大大拓展了形体和空间的创造可能性，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展现出绰约多姿的风貌，总体风格则倾向于刚健雄强。但是，当我们把眼光转向室外，我们将会惊人地发现，由于中国人特别强势的群体观念，很早以来就发展了群体构图的概念：建筑群以院落的形式横向伸展，占据很大一片面积。这就产生了外部空间的课题，即通过多样化的院落方式，把各个构图因素有机组织起来，包括各单体之间的烘托对比、院庭的流通变化、空间与实体的虚实相映、室内外空间的交融过渡，以形成总体上量的壮丽和形的丰富，渲染出强烈的气氛，给人以深刻感受。总之，中国建筑在外部空间的创造上，占据了世界的高峰，而远远凌驾于西方之上。可以说,“群”是中国建筑的灵魂，甚至为了“群”的统一，不惜部分地牺牲了单体的多样。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欣赏中西建筑要有不同的眼光。欣赏中国建筑，不仅要欣赏某座建筑单体的造型，它的体、面、线的变化，内部空间所造成的气氛以及装饰的运用，而且要以更宏大的目光，着眼于欣赏建筑群的整体处理，包括单座在群中的作用，单座与单座的关系等等，可以说，“美在关系”这句话在中国建筑中体现得最为鲜明。
（摘选自萧默《建筑的意境》）
中国园林建筑的艺术处理，是处理空间的艺术。
中国的园林是很兴旺的。北京故宫三大殿的旁边，就有三海，郊外还有圆明园、颐和园等等，这是皇帝的园林。民间的老式房子，也总有天井、院子，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小小的园林。
宋代郭熙论山水画，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也是园林艺术的根本思想。园林中也有建筑，要能够居人，使人获得休息，但它不只是为了居人，它还必须可游，可行，可望。“望”最重要。一切美术都是“望”，都是欣赏。不但“游”可以发生“望”的作用（颐和园的长廊不但引导我们“游”，而且引导我们“望”），就是“住”，也同样要“望”。窗子并不单为了透空气，也是为了能够望出去，望到一个新的境界，使我们获得美的感受。
窗子在园林建筑艺术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了窗子，内外就发生交流。窗外的竹子或青山，经过窗子的框框望去，就是一幅画。颐和园乐寿堂差不多四边都是窗子，周围粉墙列着许多小窗，面向湖景，每个窗子都等于一幅小画。而且同一个窗子，从不同的角度看出去，风光都不相同。这样，画的境界就无限地增多了。
明代人有一小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窗子的美感作用：“一琴几上闲，数竹窗外碧。帘户寂无人，春风自吹入。”这个小房间和外部是隔离的，但经过窗子和外边联系起来了。没有人出现，突出了这个小房间的空间美。这首诗好比是一幅静物画，可以当作塞尚画的几个苹果的静物画来欣赏。不但走廊、窗子，而且一切楼、台、亭、阁，都是为了“望”，为了得到和丰富对于空间美的感受。
颐和园有个匾额叫“山色湖光共一楼”。这就是说，这个楼把一个大空间的景致都吸收进来了。苏轼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与闲人”就是这个意思。颐和园还有个亭子叫“画中游”。“画中游”，并不是说这亭子本身就是画，而是说，这亭子外面的大空间好似一幅大画，你进了这亭子，也就进入到这幅大画之中。所以明人计成在《园冶》中说：“轩高爽，窗户邻虚。纳千顷之汪洋，收四射之烂漫。”
概括说来，中国园林建筑的空间美，当如沈复所说的：“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这也是中国一般艺术的特征。
（摘编自宗白华《此刻，让美好发生》）
在刚刚过去的新时代十年间，文艺工作者自觉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坚定观众的文化自信而创作，奉献出一批批精品力作，确实起到了树立文化自信的作用。当前和未来，文艺工作者将面临新的使命，这就是在文化自信基础上锐意推进文化自强，努力让文艺作品真正成为增强观众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强力的精神力量。具体地看，优秀的文艺作品有可能以多种不同方式去造就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之间的交融格局和相互增强态势。
不少作品能以文化自信心为文化自强力奠定基础。河南卫视《唐宫夜宴》《芙蓉池》《纸扇书生》《端午奇妙游》《中秋奇妙游》等系列作品在运用多媒体、融媒体等大众媒介方式实现文化传统的通俗化表达方面走出新路，舞剧《五星出东方》《只此青绿》运用非凡想象力而让古代文化遗产“活”在当代观众心坎里，对中国古典传统生出惊羡之情，这些既可以帮助观众树立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心，也可以促进他们释放出文化自强的新动力。
有的作品可以由文化自强的提升而返身夯实文化自信。影片《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等中式战争大片，在全景式战争巨制中刻画志愿军的“悲歌慷慨”“气韵沉雄”的英雄群像，突出我军英雄主义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熔铸出现代中国人民家国同构、军民同心的强盛形象。这可以让观众在获得文化自强力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形态有着更深沉而坚定的自信心。
还有的作品可以让文化自信心与文化自强力之间形成互动共生的局面。从电视剧《觉醒年代》中为寻求救国真理而东奔西走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典型人物形象身上，当代观众可以同时获得走向未来的自信心和自强力。透过《山海情》中成功的闽宁帮扶脱贫攻坚范例，观众在品味“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的同时，可以产生出实现当代乡村振兴强大的实践驱动力。
提出“文化自信自强”的真正着眼点，在于“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即让文艺作品成为广大观众投身其中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精神动力。当然，文艺作品不过是人类创造的感性符号表意形式，它不可能直接推动历史车轮前进，但毕竟可以通过感动正在历史洪流中前进的人们，为他们提供可以产生自信心和激发自强力的不竭动力源，从而间接地起到介入和影响历史进程的精神作用。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文艺作品产生的精神力量是可以通过影响人的精神状态而间接地转化为影响历史进程的物质力量的。
（节选自《在文化自信自强中推动文艺发展》）
文艺的重要特点是以形象反映生活、表达意趣。由于形象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如何使具体艺术形象超越个体感性的存在，包蕴更加丰富的内涵及更大的普遍意义，历来是文艺家向往和追求的境界。
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何红舟、黄发祥创作），突破以往同类主题的作品多半描绘开会场景，或只是刻画南湖红船的窠臼及套路，以党的一大代表或从小船（俗称拖梢船）跨步踏上大船，或在船头站立相视交谈，或在船舱内就着烛光准备会议材料，以及船娘警惕观察四周情况的崭新画面，对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会议及其曲折过程作了新的描绘和诠释。青年毛泽东身穿蓝色长衫，肩挎深色包袱，目光炯炯，站在船头回首眺望，既是人物群像的视觉焦点，又与其他人物形成呼应和互动关系。作品色彩运用精心而巧妙，营造出激情澎湃、撼人心魄的视觉效果：天空乌云密布，暴风雨就要来临，而在大块黑色云层中，又有彩云翻卷，迸发出亮色照射下来，与船上的一大代表融为一体，传达出即便风雨如磐，但革命的曙光已然显现，烘托出中国共产党蓄势“启航”的重大主题。
电视剧《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线索，展示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和历史进程，全景式展现朝气蓬勃觉醒年代的社会风情和百态人生，艺术再现一百年前一批热血青年所演绎的一段执着追求真理的澎湃岁月。该剧的热播，不仅在于它清晰还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更在于它以一个个典型细节和动人形象，提升了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表现力，使其与新时代广大青年产生共鸣，唤起他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拼搏奋斗的激情。
近年有些文艺创作，如有的美术作品，以人多势众、画幅巨大博人眼球，大主题、大场面、大制作，以全景式众多人物形象的描绘来烘托说明主题，承续《清明上河图》《康熙南巡图》及民间年画的创作思路，当然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和较好的表现效果。不过，中国画创作向来讲究“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并不主张像社会调查那样，以扩大统计的数量和规模来保证归纳定性的可靠性及其价值，而主要通过赋予具体形象更加鲜明的特征和更为深厚的意蕴，来增强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和感染力。文艺表现生活并非以表现场面宏大、人物众多而擅长，而是以锤炼形象典型特征、深化形象丰厚内涵、赋予形象感人魅力取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以动人心魄的艺术，更好地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节选自《以艺术魅力增强作品的精神力量》）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摘编自普通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删改）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知行范畴的讨论主要围绕知行的先后、轻重、分合等问题展开，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知行观。
重行传统肇始于先秦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有“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等论述，提出君子应当言行一致、以行为本。除此之外，荀子对于重行讲得更为透彻，“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他用层层递进的论证方式，将“行”置于最高层次，使“行”成为检验“知”的标准。
到汉唐，中国哲学重行传统已经形成，但对知行关系的深入探究，则主要来自于宋明理学家的阐发。程颐首倡“知先行后”说，后朱熹修正了这种观点，提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形成了“知轻行重”说的核心观点。至明中叶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力图达到“知”与“行”、“心”与“物”融为一体的境界，这之中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哲学智慧。
到了近代，“知行合一”也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知行合一”学说。
新时期，我们更是大力提倡“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强调我们在实践中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
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观的历史流变，到新时代对于知行观内涵的注解，我们发现，只有始终坚持知行合一，反对认识与实践相脱离，才能切实解决问题。只有始终坚持以理论为旗帜，以实践为导向，做知而行之的行动者，才能做到初心如磐，砥砺前行。
（摘编自2019年7月17日《光明日报》刘舒《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有删改）
《三国演义》笔下的女性是作家张扬正统思想和节烈观念的工具。如徐庶之母，是被作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过场人物，却担负着张扬正统、维护朝纲的重大使命，并为此大义凛然地死去。而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笔下的女性，是落拓文人的自我慰藉与精神补偿。《好逑传》等小说中的才女，尤具典范性，是超级美女、超级才女，超级贞女的集大成者。这一女人世界依然是父系文化的产物，是依照落拓书生的眼光、兴味打造而成的。
读红楼女子，有一种发生了“革命”的感受。红楼女性世界是一个寻常而鲜活的女人世界，这是《红楼梦》女性观中很有价值的亮点。寻常而鲜活的女性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
红楼女子，一个各美其美的寻常世界。红楼女性的形貌美、才智美、性情美，都在绽放异彩。红楼女子的美，是有分寸的，适度的。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样板，而是一群“小才微善”的寻常“异样女子”，各有一份智慧、善良和真性情。寻常而鲜活的女性世界，还必定是不完美的。“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这些陋处，在形貌，才智、性情诸方面，都被自然、本真地透露了出来。红楼中的女子，正是带着各自的缺欠形成一道道自然和谐的亮丽景观。总之，与以往古代小说相比较，《红楼梦》痴迷地描摹并郑重地托出一个寻常本真的女性世界。
（摘编自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有删改）
性格对照有三种方式：（1）不同人物性格之间的对照；（2）同一人物的性格表象与性格本质的对照；（3）人物性格内部中两种对立性格因素的对照。分别可称为：性格外部对照方式；性格表里对照方式；性格内部对照方式。
性格的外部对照方式早已被广泛应用。《红楼梦》中的性格对照形成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这种性格对照使彼此性格互相衬托，互相补充。互相衬托使性格显得鲜明，如袭人的主导性格（奴才性格），使晴雯的主导性格（反抗性格）显得更加明朗。而性格的互相补充，又使人物更加丰满，如袭人的性格是宝钗性格的投影，这样袭人就补充了宝钗。
性格的表里对照有两种形态：一是外丑与内美；一是外美与内丑。《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与菲比斯是鲜明的性格表里对照，卡西莫多外貌很丑而心地很美，菲比斯外表很美而内里很丑。
而不管是性格外部对照还是性格表里对照，都有高低之分。脸谱化外部对照方式，就属于低级的对照方式，是单一化性格之间的对照。狄德罗在《论戏剧诗》中说：“我并不喜欢性格之间的对比。”他指出人的性格本来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各有不同”。而低级的正反外部对照，人为地要求“分明”，“让第一个人说出一切与他有利的话，而把第二个人写成是一个傻瓜或笨蛋”。这样，人物性格肯定是没有个性的。某些作品往往人工地夸大自己设计的理想人物，人工地丑化自己设计的反面人物，使人物的性格对照变成神与鬼的对照。双方的性格似乎极端鲜明了，但人物的内心世界反而极其苍白。
高级的性格外部对照方式，是保持对照双方性格丰富性的对照。双方的性格都是丰富的性格实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个性，都是生气勃勃的世界。他们彼此互相陪衬、互相补充，任何一方都不是对方性格的工具或奴仆。他们的对照，是真实的人之间的对照，而不是人与鬼的对照或人与神的对照，更不是鬼与神的对照。如林黛玉和薛宝钗形成的性格对照方式。蒋和森说：“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种难以调和的美。”这两种美，都带有无限丰富的性格内涵。性格外部对照能达到这种境界，那就是很高的审美境界了。
那么，这种高级的性格外部对照方式怎样才能实现呢？必须从外转入内，即依赖性格内部的美丑对照和美丑的二重组合。这种性格的二重组合，是人物性格丰富的内在源泉。一个人的性格不管多么复杂，都是相反的两极所构成的。典型性格内部的对照，很少只是单纯的一组对照关系，它往往形成多组对照关系，并形成性格内部的对照系统。钱锺书先生说：“‘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阮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项羽身上的性格元素，不是线性的善恶排列，而是形成一组一组的“相反相违”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这一组一组的性格元素又围绕项羽的性格核心不断发生交叉组合，从而形成复杂而有序的性格系统。因此，一部作品的形象体系，尽管作家可采取多种对照手段，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物形象性格内部的对照和组合。
（摘编自刘再复《论<红楼梦>的性格描述》，有删改）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强。文化自信自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文化是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的先导。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层面，能够反映社会存在。“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文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还起着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作用。“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体现出来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来看，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始终屹立于世界东方，不是靠穷兵黩武，也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从国际对比来看，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及军事外的第三方面实力，主要是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所以，在我国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的今天，应当进一步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丰厚滋养。
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总是植根于民族生息繁衍和不断发展的历史之中，它既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又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道路选择、制度设计。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也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的结果。
（选摘自王易《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近年来，随着文化市场的繁荣、文化产业的发展，传统节日热、文物热、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
文化自信，简单地说就是对自身文化及其内在价值的充分认同和积极践行，主要表现为对文化发展进程的理性认知，对文化发展成就的崇敬自豪，对文化发展能力的科学把握，对文化发展前景的信心希望。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守正开新，气象万千。十年来，中国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文化，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来。人们对中华文化发自内心地崇敬、从精神深处认同，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更加自觉，文化归属感、自豪感显著增强，更有信心更有能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文化自信基于丰厚的文化底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文化发展具有继承性，同时创新创造赋予文化新的生命力，让文化更具魅力，让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结合时代特点和要求，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摘编自姜圣瑜《文化自信明显增强》）
茅盾说过：“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过：“艺术不是技艺，它是艺术家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
“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法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作协十大闭幕式上的讲话》）
文学主体包括三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即：（1）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2）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3）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我国文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普遍出现主体性失落的现象，为此，我们需要探讨一下文学主体性的回归、肯定和实现的途径。
探讨文学主体性的实现，首先应当探讨对象主体性的实现。文学对象包括自然、历史、社会，但根本的是人。只有人，才是文学的根本对象。对象的主体性，就是文学对象结构中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主体形象。
（摘自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
中国的发展一直伴随世界的目光。近年来，西方社会在从经济、科技、军事等角度看待中国的同时，也试图求解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尤其是思想和文化特质之意义。
有人看到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认为中国是善意、和平的大国。有人说中国“国强必霸”，甚至会与西方社会走向“文明冲突”。
中国的“世界观”究竟为何？
解答这一命题，必须回溯传统，将其置于民族精神和文明血脉之中进行“基因测序”。
与西方现代国家“以个体利益为重”不同，中国人不仅要自己过上好日子，还追求“天下大同”。出自《礼记·礼运》的“大同”，代表了儒家修己安人、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对公正、民本、和谐天下秩序的向往。“天下大同”虽源于古代、源自中国，却面向未来、面朝世界，成为植入中国人骨髓的“根性记忆”。
这一“根性记忆”写在历史上。在同域外各民族交往中，中国不仅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丝路长歌，也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景。历经兴衰变迁，中国始终秉持协和万邦理念，倡行“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虽然历史上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但从未殖民和侵略他国。
这一“根性记忆”也在映射现实。儒家以和平、公正、文明手段解决争端的理念，融入了新中国的“世界观”。中国交往国际朋友，以合作共赢为思想起点，以和平发展为路径选择，以多元共存为价值追求。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中国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差异，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将“天下大同”理想内化于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努力。
从“大同”的角度出发理解世界，让中国既能看到自身长处，又能尊重包容差异，以和平、和睦、和谐方式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于“不同”中求“共同”的路径选择，印证了很多西方汉学家所指出的，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
今天，一些欧美人士把文化跟国家制度挂钩，划出阵营界限强调“文明冲突”，尤其是藉新冠肺炎疫情挑动中西矛盾、霸权主义、民粹主义沉渣泛起。“天下大同”的智慧，正可以为推进全球治理、促进公平正义、调和利益诉求提供新思维与新参照。
没有任何一种文明生来就是“他者”。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会与世界各民族一道，通过传承发展大同理想，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为人类创未来，为世界谋大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只要共行天下大道，各国就能够和睦相处、合作共赢，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摘自《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20年10月，深圳市政府联合央行开展数字人民币（央行数字货币）红包试点，深圳市罗湖区政府出资1000万元，面向5万名市民发放数字人民币。截至10月18日24时，有4.76万人领取了数字人民币红包，支付业务量达6万多笔，支付金额876.42万元。继深圳多个用户和多家商户“尝鲜”后，未来，数字人民币无疑将在更大范围内走进人们生活。
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和硬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支持可控匿名。
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36%以上，数字货币推出的时机基本成熟，全面推广数字货币将大大提速我国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货币红包在深圳的成功试水，证明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具备推出数字货币的金融基础设施条件和用户认知基础。
市场上对于数字货币账户是否和手机号绑定普遍存在误解。专家称，数字货币账户并不是和手机号绑定，只是利用手机号进行数字人民币钱包开立。如果没有这个载体，没有办法发回验证码，但这是用作认证的必要信息，并不是和手机号进行绑定的概念。
（摘编自温源《数字货币如何影响百姓生活》）
数字人民币的主要应用场景，从宏观层面看，数字人民币支付即结算，这将大大提升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政策执行效率。数字人民币全生命周期中蕴含丰富数据，通过掌握和分析数字人民币的全息流转信息，中国人民银行一方面可大幅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也可更好地防范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有效维护金融稳定。
使用数字人民币还会极大提升跨境结算速度和安全性，有利于重塑贸易清结算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数字人民币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助力之一。
数字人民币的影响对于用户而言，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比第三方支付更便捷，不受支付场景限制，能覆盖到第三方支付无法触达但又需要便利化的电子支付的人群。长期来看，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覆盖范围将超过第三方支付服务范围。
（摘编自郭宏杰《数字人民币带来的影响和机遇》）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运营采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层运营”的模式。（见下图）
（摘自汤奎等《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运营：商业银行的机遇与挑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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