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都是重要成员，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中都凝聚着陈云的贡献。只要把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放在改革开放前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这一思想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既要积极推动又要稳步前进的思想，是既要搞活微观又要管好宏观的思想，是既要看到消极现象不可避免又要对消极现象坚决克服、严加限制的思想。
［关键词］陈云.改革开放.历史贡献
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37个年头。回顾和梳理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不仅对纪念他具有意义，而且对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关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同样很有意义。
陈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都是一位重要成员。作为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想，都凝聚着陈云的历史贡献。作为专有名词，改革开放特指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时期，但从改革的实质是解决好计划与市场关系，开放的实质是加强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视角看，我们党关于改革和开放的思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产生了。陈云作为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更是这一思想较早的酝酿者和提倡者。因此，理解和研究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不能仅局限于改革开放时期，而应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长河之中加以考察。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既要积极推动又要稳步前进的思想，是既要搞活微观又要管好宏观的思想，是既要看到消极现象不可避免又要对消极现象坚决克服、严加限制的思想。
［收稿日期］2015-04-06
［作者简介］朱佳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100009。
一、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
陈云的思想特点一向是既灵活又务实，很少被框框所束缚。这可以从他所归纳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格言中得到验证，也可以从他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得到说明。
（一）关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中共中央做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我国经济战线通过向苏联学习，自上而下地搭建起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陈云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很快发现了其中的弊病。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他针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现象，率先提出要改变某些计划管理的办法，并相应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做补充；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按照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做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中，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个构想虽然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倾而未能付诸实施，但他只要一有机会总要重申。例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1961年，他在中央化肥小组的会议上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是不被框子框住。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方法，我们应当既有吸收，也有扬弃。”［1］
但是，当过去那种完全反对市场调节的倾向变为片面夸大市场作用的倾向之后，陈云又反过来提醒大家，要注意忽视和摆脱国家计划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计划，已经不再是过去实行的那种高度集中、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而主要是指导性计划，也就是今天说的战略性规划或顶层设计；即使指令性计划，也主要是按照综合平衡理论、依据周密调研结果制定并更多运用经济手段实施的计划。他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搞经济建设，无论如何不能只有市场而没有计划。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能只讲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而不讲政府的作用。他说：“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2］（p.248）；他还说：“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4］。1988年，陈云同当时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2］（pp.365，367）
针对一些人对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非议，陈云也提出了批评。他在同当时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说过去我们学的是苏联那一套，那时我们不能不学苏联。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学美国、英国、法国行吗？”“对这些问题，都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1］（p.407）他还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书面发言中说：“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五十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2］（p.337）
（二）关于改革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问题
毛泽东当年之所以反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主要是担心农村因此出现新的阶级分化。今天回过头看，这个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当时全国粮食严重减产、粮食供应严重困难，相当多的人吃不饱、营养不良。陈云提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乃至分田单干，都是为解决这一困难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不是也不可能是要解散集体经济。时隔20年后的1982年，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这件事时说：“一九六二年我同毛主席谈话以后，毛主席很生气……把问题上纲到主张分田单干。说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我说，我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现在，万里同志在农村的工作，我说比从前大进了一步，比我那个时候大进了一步。那个时候，我只是说合作小组、个体经营可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要存在。”［6］可见，陈云当年所说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说的分田到户、分田单干，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的土地承包经营。只不过那时不像改革开放后可以从容研究问题，名称和叫法未能经过仔细推敲，因此不够准确罢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突破了“左”的思想框框，提出了许多在当时行之有效的措施，总的指导思想仍是坚持和改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因此只允许生产队包工到作业组和联产计酬，不允许包产到户。那时，安徽等农业比较落后的省份实际上已经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的还实行了分田到户。对此，上上下下出现热烈争论，使一些已经推广包产到户的省份感到压力很大。在这个关键时刻，陈云率先表明了支持的态度。据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回忆，当时他首先是跟陈云商量的。那是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应为1979年6月18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当天——笔者注），大会休息时，万里到主席团休息的地方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看怎么办？陈云回答：我双手赞成。以后，万里又同邓小平谈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他们的支持，使万里心中有了底。［7］不久后，中央明确了包产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此，包产到户、土地承包在全国范围逐渐推广开来。
当包产到户推广后，又出现一些农民不顾生产计划和任务，什么利润高种什么，什么赚钱干什么，使粮食生产计划和许多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得不到落实，城市粮食价格出现波动、农副产品供应发生困难。对此，陈云指出：“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包产到户以后，计划并不是不要了。”［2］（p.305）“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不这样做，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说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2］（p.306）他还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在农业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仍然要坚持。“如郊区要计划种菜，养猪要派任务，种烟叶的亩数不能增加了，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减少了。”［2］（p.309）这一事实也说明，陈云当年主张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并不是要解散集体经济。因为如果是那样，农业是不可能做到计划经济为主的。
（三）关于吸引外资问题
资金不足是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因此，能借到国外贷款，对于陈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新中国刚成立即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交战状态，能借给我们钱的只有苏联。而苏联当时正处于战后的经济恢复时期，也缺资金，能借给我们的钱十分有限。在我国“一五”计划工业投资中，苏联贷款只占3%多一点。即使这点钱以及在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向我们提供的武器装备的钱，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也逼着我们偿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陈云从平衡发展的理论出发，继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之外，又提出外汇平衡的思想。就是说，进口花的钱与出口赚的钱要大体相等，并略有顺差；向国外借的钱要能通过外贸顺差、补偿贸易和其他办法还得上。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向国外购买先进设备，一方面靠出口农产品、矿产品、纺织品、工艺品；另一方面靠千方百计搞外汇。比如，大陆解放时，唯独对香港、澳门两个弹丸之地不动，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它们作为新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赚取外汇的管道。为了吸引海外侨胞把手中的硬通货汇到国内支援国家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的第一家投资公司便是广东华侨投资公司。
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陈云还率先提出向海外投资的主张，那是在1984年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汇报到海外购买钢铁企业二手货问题时提出的。他说：“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向国外钢铁企业投资，订购钢材，用一个亿美元可以，用二亿、三亿也赞成。这不是卖国，是爱国。你买旧设备，那些埋在地下的东西就都不能用了。”他还说：“我国富矿很少，如果能从国外进口或合资开采矿石，当然很好。”［6］（pp.537~538）由此可见，对于陈云来说，不存在要不要引进外资的问题，而是如何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用好外资的问题。无论对外引资还是对外投资，关键看对己是否合算，合算就干，不合算就不干。
二、既要积极推动又要稳步前进
陈云一向主张在经济建设上应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并因此一度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但实践证明，这个方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地域广、经济落后且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是十分适宜的。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他提倡的同样是这个方针。
在1980年国民经济第二次调整时期，陈云就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2］（p.279）在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他高度评价“这个改革的意义，不下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指出：改革要打破的是“大锅饭”，而“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上也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2］（pp.336~337）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强调：“改革必须经过试点”［6］（p.529）。
为什么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必须经过试点”呢？从陈云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原因：第一，“这次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2］（p.338）。第二，“工业、财贸的体制改革比农业复杂。内部的相互关系，外部的关系，都比农业复杂。因此，工业体制改革的步子要稳”［6］（p.489）。第三，“因为试点而使改革的进度慢了，与为了加快改革的进度而不经过试点，以致改得不好，还要回过头来重新改，这两种损失相比，前一种比后一种要小些”［6］（p.529）。所以，他认为，对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要这样做了，这次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2］（p.338）。
（一）关于企业改革问题
“文革”期间，陈云曾两次被安排到工厂“蹲点”调查。一次是在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他按照毛泽东关于一些没有担负实际工作的老同志去工矿企业“蹲点”调查的指示，被安排到“8341”部队支左的北京新华印刷厂，每天上午去半天，参观各大车间，并参加了几十次职工“斗、批、改（斗指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指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改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笔者注）学习班”会议和调查座谈会。事后，他向毛泽东写了一份“蹲点”情况报告，其中针对“斗、批、改”运动中的问题写道：规章制度有些必须改革，否则妨碍生产，但有些不该废除的也冲垮了。安全操作规范是不能废的，比如，几个人共同操作的机器在开动前必须按警告电铃，以便使工人站在安全的操作岗位上，避免出人身事故，这个规定就不能废除。他还建议，先由各厂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各项规章制度加以整理，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国务院各部归纳草拟新的条例，发到下面讨论。［1］（p.152）
然而，当有人在企业改革中把农业包产到户的办法机械地搬到工矿企业，提出“包字进城、一包就灵”，从而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工资奖金提高、单位成本上升等不正常现象时，陈云又及时提醒，推行企业责任制必须抓住几个要点，如搞平均先进定额，否则起不到促进生产的作用；质量不能下降，否则害民害国；单位成本只能降低，不能提高，否则还是国家吃亏；增加的收入要从全局出发合理分配，既要提高工资、奖金，也要增加技改和大修基金，做到“一要吃饭，二要建设”。［6］（p.489）他在同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近年来安全事故增多，恐怕与此有关。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四个九不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2］（pp.365~366）他还指出：“现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2］（p.366）当时以及后来发生的情况都告诉我们，陈云关于企业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思路完全正确，那种只顾赢利而不顾生产安全、资源、环境的思路只能是竭泽而渔，是难以持续的。
（二）关于价格改革和财政补贴问题
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的方向是使价格符合价值规律，并逐步与价值趋于一致。在计划经济时期，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部分价格都由政府部门制定。陈云历来认为，制定价格时，凡是能够运用价值规律的都要尽可能利用，凡是人民一时承受不了的，为了大局稳定，宁可政府出钱补贴。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纺织厂原料告急，陈云说：“我们把一斤皮棉价定为八斤米价，结果棉花大发展”［2］。这可以看成是那个年代运用价值规律制定价格的成功范例。但当上海粮食告急时，各地往上海运粮，他又指出：“如果完全按价值规律办事，那末，四川的大米运到上海，就应该比上海产的大米售价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面，我们不能那样做”［2］（p.337）。就是说，四川大米的运价是由政府补贴的，售价并没有按价值法则来定。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实力比20世纪50年代强得多，物资也比那时多得多，国家有了比那时好得多的条件来理顺价格、减少补贴，但在价格改革问题上，他仍然主张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
1982年，鉴于棉花提价而棉布价格一直未动，使纺织企业亏损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国务院制定了纺织品价格调整方案，送给陈云征求意见。当了解到这个方案中既提高棉布价格，也降低化纤价格，因此纺织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时，他明确表示同意。［1］（p.307）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物价局《关于降低化学纤维品价格和提高棉纺织品价格的报告》。1984年，国务院就价格改革提出了整体设想，并再次征询陈云的意见。他表示：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该稳步进行。上次化纤降价、棉布提价没有引起社会震动，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1］（pp.360~361）
以上事例说明，陈云是主张价格改革的，但前提是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不降低人民的生活，不引发社会的动荡。1980年，在谈到“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时，他说：“这是一种好现象”，但“在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比如，“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房租很低，只能作修理费，甚至抵不了修理费。国家补贴一年共计有二百多亿元。从微观经济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究竟哪种办法好？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2］（p.278）
今天，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补贴在进一步减少，但无论消费环节还是生产环节，很多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价格和弱势产业的扶助措施仍然有补贴，有的甚至还在增加。比如，粮食售价和居民的义务教育费、医疗费、水电费、煤气费、取暖费、公交费、地铁费、火车票等等，都有政府补贴；为了鼓励农民生产粮食，保护生态环境，政府这些年还陆续出台了种粮补贴、农机补贴、种子补贴，以及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环保产业、产品补贴等等。这说明，陈云关于价格改革和补贴方面的主张，正如他所指出的，“小的方面不合理，大的方面仍然是合理的”。我们无疑应当继续进行价格改革，减少各种不合理的补贴，使价格尽可能反映价值，但在制定价格改革方案时，务必考虑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弱势产业的发展，权衡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利弊得失。这也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客观规律，违反了同样是会受到惩罚的。
（三）关于经济特区问题
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是我们利用这几个地方毗邻香港、澳门，面对台湾海峡，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多等优势，而采取的一项对外开放的重大措施。对这项措施，陈云强调得比较多的意见：一是特区首要的任务在于认真总结经验；二是其他地方先不要搞特区；三是特区内不能几种货币同时流通；四是特区在取得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要由进口型逐步变成出口型。有人因此认为陈云不支持经济特区，甚至反对创办经济特区。事实果真如此吗？只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就会看到，他的这些意见同样是对改革开放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体现。
三、既要搞活微观又要管好宏观
稳中求进、活而不乱，是陈云关于经济发展的一贯指导思想，或者说是他心目中经济发展的理想境界。所谓稳中求进，是经济运行的一种状态；所谓活而不乱，是特定经济体制下的结果。因此，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都是陈云内心十分向往的。1982年年底，他在与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2］（p.320）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然而，陈云从来都认为，经济上的“活”不应当是无序的“活”，而应当是有序的“活”，因此，微观要活，宏观要有所控制。他指出：只有“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2］（p.350）。
（一）关于企业竞争问题
陈云在倡导竞争的同时，也强调竞争要在国家计划范围之内，要遵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要照顾到中国人口多的特殊国情。他认为，要竞争就会有一些企业被淘汰，但对有些落后企业要尽量扶持，帮助它们提高，不要轻易采取破产的办法。因为，“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2］（p.253）。显然，这个政策也是一种“笼子”。就是说，要让企业竞争之“鸟”飞起来，但又要让它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范围内“飞”，绝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恶性竞争，搞“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那一套。
（二）关于外贸改革和外汇储备问题
改革开放前，中国进口设备主要依赖出口赚取的外汇。为此，陈云提出并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凡是能出口的东西，内销要让出口；要根据国际市场变化组织货源；要巩固和扩大西欧市场，千方百计打开美洲、大洋洲和其他市场；在打开新市场初期，商品定价要稍低，然后再慢慢提高，以求站住脚跟；要建立出口商品基地，确保原料供应；要建立严格的出口商品质量检验制度，对不合格商品要包换包退，以树立信誉；要对有信用的商人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使推销商、中间商在价格上有利可图，等等。
改革开放后出口有了较大幅度增加，1981年年底，贸易顺差达到40亿美元。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我希望一九八五年能达到一百二十亿美元的周转外汇，增加两倍。我们这个国家，有一百二十亿的外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2］（p.307）到了1985年，周转外汇果然达到120亿美元。这时，有人认为，外汇多了，不用是浪费，应当进口消费品，卖给老百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有人提出，中国外汇储备只要相当于三个月进口额和400吨黄金储备就足够了，多余的黄金可以打造黄金首饰出售。对此，有的外国人，如美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爱德乐就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随着外贸发展和外资增加，仅保留相当于三个月进口额的外汇是不够的；中国不能只考虑国际金融贸易中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还要考虑不利的一面，一旦国际形势出现动乱，黄金比外汇可靠。陈云在反映这个意见的简报上批示：“有经历的外国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外国资本家都是如此。凡属危险项目，他们不搞，宁吃利息。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1］（p.355）
在1983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会议上，陈云针对黄金储备多了的观点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那时，我同先念同志讲，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不如买点黄金。中国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1］（p.323）后来，在1985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说：“我们应该储备多少外汇、多少黄金？这一点，过去我们许多同志并不是很清醒的。前一个时期，我们有一百二十亿美元外汇，还有几百吨黄金，有些同志就觉得手烫得不得了啦。我认为，我们有一百亿、一百五十亿、二百亿美元外汇，不算多。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去年七八月的时候，有人讲外汇多啦，没有地方用。先念同志和我谈过一次话，我说：有比没有好，多比少好。沙特阿拉伯在美国存款有三千五百亿美元，按现在的利率计算，利息一年就是三百五十亿美元。我们如果有一百五十亿美元外汇，利息一年就有十五亿美元。现在还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肯痛痛快快一年借给我们十五亿美元。”［2］（pp.344~345）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还就有的地方和部门直接把外汇存在国外银行提出批评。他指出：“各单位赚了外汇，应该说对国家是一种贡献，必须存在中国银行。有一些经过特许存到外国银行是可以的，但有许多是不可以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把外汇存到美国。现在台湾有钱的人，把钱也存在外国，不愿意存在台湾，怕靠不住。我们各单位赚了外汇要存到中国银行，这是应有的责任，也是光荣的责任，不要私自把钱存到外国银行。”［2］（p.345）他的这些主张同样是为了在搞活微观的同时管住宏观，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利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外汇储备逐年增多，2006年超过了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现在已经接近4万亿美元。雄厚的外汇储备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当然，外汇过多也有问题，假如陈云活到今天，相信对此也会有另外的说法。
（三）关于扩大地方自主权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各个时代中央政权都要面对和处理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处理这一关系的过程中有过多次反复，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改革开放后，扩大地方自主权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陈云从搞活经济出发，曾积极主张，大力推动。但同时，他认为地方自主权的扩大，一定要放在国家整体利益之中，不能损害这个大局，而且必要时，地方自主权还要服从中央从整体利益出发做出的集中力量的决策。就是说，要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关系也是搞活微观与管住宏观的关系。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曾经进行过旨在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经济体制改革。1957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在发言中专门讲过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说：“扩大地方的职权是完全必要的，一般来说，当地的事情，地方比中央看得更清楚一些。体制改变以后，地方更可以因地制宜地办事。”但他同时指出：“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因为经济单位是分散的，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过去中央各部可能忽视地方，但是职权下放以后，地方也可能发生不顾全局的倾向。因此，一方面要有适当的分权，同时又要加强综合。我们认为，分权以后，平衡工作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大大加强。今后，全国各地在经济上都必须有所发展，但必须注意不要使全国已有的生产设备闲置而造成浪费。”［2］（p.75）
“文革”时期，该中央集中的不能集中，该地方分权的不能分权。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年底，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所做的关于经济问题的发言中，特别提出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他说：“要信任各省市的领导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高级领导干部，我想他们不致把钱乱花掉。”［2］（p.237）但不到两年，中央财力的比重大大缩小，而地方财力的比重却大大增加。由于那几年又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弄得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中央不得不紧缩开支。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又提出：“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地方财政结余要由中央财政借用，财权仍归地方。地方财政结余要冻结，否则煞不住地方随便投资搞基本建设或随便开支这股风，中央财政也平衡不了。冻结几年，要看情况。中央财政有赤字，就要向银行透支，向银行透支就是多发钞票。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上年结余，都不许动用，非动用不可的，都要经过批准。这种做法就是集中。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2］（p.279）
中共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力争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同时提出为实现这个目标，今后20年分两步走的战略，即前10年主要是打基础，搞好重点建设，为后10年的经济振兴创造条件。但十二大刚开过，不少地方、部门便在“提前翻番”的口号下，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乱涨价，乱摊派，乱发奖金，把资金又分散了。结果正如陈云所说：“中央手里的钱，除去行政、科研、文教、国防的经常费用，剩下的可以说办不了什么大事。什么几个核电站，什么三峡工程，什么增加港口、铁路，通通办不成就是了。”［2］（p.324）为此，中共中央于1983年6月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动员各省节约开支，并把结余经费交给中央。陈云在讲话中指出：要“说服企业、部门的干部和工人、农民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看问题，大家一齐来支援重点建设，支援骨干项目。否则，像现在这样下去，四化没有希望。”［2］（p.324）
针对改革开放中的地方财权越来越大，中央该集中的财力集中不起来、该办的大事办不成的情况，陈云越来越多地强调要增加中央财力。1988年，他在同当时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2］（p.366）1994年，他在去世前一年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2］（p.380）谈话中，他表示完全赞成中央制定的旨在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财力的分税制，并对上海和全国各地支持中央这一决策感到欣慰。这次谈话的要点作为封卷篇收入了《陈云文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谈话也可以被看成是他留给全党的一个政治遗言。
四、既要看到消极现象不可避免又要对消极现象坚决克服、严加限制
（一）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问题
首先，陈云强调，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他和邓小平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都强调：“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2］（p.350），他还在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书面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2］（p.347）。针对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主张全盘西化的现象，他尖锐地指出：“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2］（p.350），“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2］（pp.332~333）。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在发言最后说道：“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2］（p.333）
其次，陈云强调，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他说：“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2］（p.347）。“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他提出：“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2］（p.352）
（二）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问题
（三）关于党在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的自身建设问题
党在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才能抓好自身建设呢？从陈云的论述看，他比较多的是强调治党必须从严的原则。
第一，在进行党员的党性教育和执行党纪上要从严。
陈云说：“我们党是处于全国执政的地位，再加上目前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必须重视执政党条件下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6］（pp.547~548）他还说：“为什么那么多的党员，甚至多年的老党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风刮来时，自己顶不住，一下子就卷进去了，跟着跑，跟着干，这是什么原因？这些共产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看，这是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发展下去，不就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吗！”“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对这一点要有清楚的认识，要认真地抓紧抓好。”［6］（p.541）那时，有人认为过去的许多制度、纪律，束缚了改革开放的手脚，提出要给干部“松绑”。针对这种提法，他指出：对于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规章制度，经过一定审批程序，该改的应当改。但是，“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2］（p.275）
第二，在掌握选拔和任用干部的标准上要从严。
陈云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和中纪委的第一书记，历来主张干部选拔标准不仅要德才兼备，而且要以德为主。改革开放后，有人提出要选拔能人、明白人、开拓型的人担任领导干部。陈云听到后说：“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我希望政治局、书记处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2］（p.359）他针对有人说改革开放情况下不能对干部要求太严的观点指出：开放政策是对的，但越是在开放的地方，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注意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1］（p.288）他还特别提出，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是专门协助党委抓党风党纪的机构，因此必须把纪律检查队伍本身的干部选好。他强调：“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6］（pp.511~512）
第三，在对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要求上要从严。
第四，治党从严要从领导干部及其家属严起。
陈云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确有少数党员、党员干部，特别是个别老党员、老干部，不能坚持党性原则，遇到歪风，跟着干。”他提出：对整顿党风这件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并要求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领导干部也要重视，说：“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2］（pp.351~352）1986年，他看到内部简报上反映，有的高级干部自己有公家配备的汽车，还向下属单位要新的高级轿车，便批示：“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他在这个批示中还特别指出：“中央要求北京的党、政、军机关，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我建议，做表率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6］（pp.543~544）
针对一些干部子女蜂拥经商的问题，他提出：“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2］（p.352）那时，中纪委起草了一份关于不许领导干部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建议，陈云看后批示：“这件事，应由中央像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问题那样，作出明确的决定方能制止。不然的话，发展下去，党的肌体、党群关系必将受到损害，有所好转的党风也会受到影响，改革也难以顺利进行。”他还提出，应退出经商企业的干部子女的范围，可以再大一点。［6］（p.543）
陈云认为，要从严治党，各级党委和纪委必须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他说：“有些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事，违法乱纪的事，如果仅是某一个人的错误行为，那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如果哪个单位、哪个地区的歪风邪气大量存在，而又长期未得到纠正，那就显然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同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领导有关。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2］（p.356）
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带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始终把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改革开放的宗旨，始终把中国国情作为考虑改革开放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始终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始终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分析和处理改革开放中的各种矛盾，始终既防止“左”的偏向又防止右的偏向，始终保持冷静、力求全面、坚持稳健。这一思想特点的形成，与他的成长过程、革命经历有关，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刻苦学习、切实运用有关，也与他长期一贯的思想作风、行事风格有关。他的改革开放思想已经融入亿万人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继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是深刻总结新中国建立65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6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发展，也是对陈云改革开放思想正确性的又一次验证。历史告诉我们，真理是要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真理也是能够经得住实践反复检验的。
［参引文献］
［1］《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3］《在〈陈云文选〉（一~三卷）、〈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
同志的讲话（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1995年6月14日。
［4］《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5］《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6］《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22页。
［7］《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8］《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9］《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7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