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地矛盾突出，土地均分谷米亦“不够食”
（三）有限产出受租息分割，“禾头根下毛饭吃”
（四）薯芋杂粮，遂成广大贫农的“救命粮”
二、社区帮扶：维持低层次的生存运转
清末民初的寻乌农村，是客家民系及其依血缘宗亲关系聚族而居的传统社会，形成了各阶层民众间具有“社区共同体”特点的经济社会关系【温锐、蒋国河：《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与村治研究之管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肖唐镖等著《宗族·农民·村治——农民共同体组织的视角》，《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419页；温锐、陈涛：《社区共同体：清末民初农村经济社会关系再认识——以毛泽东〈寻乌调查〉及寻乌方志史料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因而，当社区成员面临农业生产、日常生活难题、婚嫁建房和遭遇灾荒病丧等急情大事之时，首先获取支持的便是来自农村内部社区共同体成员的及时帮扶。这一普遍情形，既是寻乌乃至赣闽粵三省客家地区，即当年中央苏区的广大贫农在前述“禾头根下毛饭吃”的情形下，可以继续维持低层次生存的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农村社区最基本的特征。
（一）传统农业生产中的相互周转
寻乌广大贫农虽然勤力耕耘于传统农业，但他们的生产资料占有状况，不仅土地、本钱很少甚至没有，而且犁耙等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种子、牛力等必备农业生产资料同样极度匮乏。为了保障基本农业生产的顺利周转，获取低层次的维生所需，贫农们便多依赖于社区成员间生产资料的相互周转来解决。
例如，共用和互借牛力。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牛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但是连基本生存都难以解决的广大贫农，也就更无力独立购买或占有一条价格昂贵的牛力了，从而通过基本牛力的共用，既是他们解决牛力缺乏困境的重要途径，也是社区互助的重要的体现。例如，在当年的寻乌农村，常可以见到缺乏资本的几家甚至数十家贫农户共同出资购买一条牛，从而形成牛力的共同使用。又如，贫农中的“最穷者”，他们没有一点牛力，为了保证在农忙时节农田能够得到顺利翻耕，他们普遍需要同拥有牛力的亲戚家族们借了牛来以耕种自己租来的田地【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2-133页。】。
（二）日常生活“借米借盐是常事”
第一，年节或青黄不接之际，广大贫农普遍需要告贷谷米、现金。众所周知，过年过节是千百年来华夏儿女共同承袭的传统。因而，即便是平日忍饥挨饿的贫困农民，在年节临近之际也多会向公堂或地富阶层告贷谷米、现金等，甚至于因借不到谷而借了油去变卖成钱再买谷（米）【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42-149页。】，以备年节招待亲朋或自己改善生活之需。与上述情形颇为相似，农历四五月份的青黄不接之际，广大贫农多是“无米度日”或赖以充饥的杂粮早已吃完。此时，饥肠辘辘的他们，同样有着向公堂或地富阶层告贷谷米等以济基本生存之需。
第二，农忙时节，贫农们通常也有着贷借米、油的需求。广大贫农平日尽管在“禾头根下毛饭吃”情况下，能借助薯、芋杂粮充饥聊以度日，但是在播种、莳田、收割、打禾等农田等最为繁忙时节，为了有充足的体力来应对繁重的农业劳作，便普遍有着向公堂或地富阶层举借谷（米）、油等基本生活品的需求。
第三，日常生活中，食盐的借贷时常发生。食盐是包括贫农户在内的所有家庭都不可或缺的重要消费品。当年寻乌市场上质好价贵的潮盐每市斤价格约为小洋0.1元，质差味淡的惠盐每市斤价格约为小洋0.06元【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8页。】。据毛泽东对与寻乌相距不远的兴国农民钟得五的调查，家中11个人，食用盐年支出“二十多到三十元（小洋）”【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92页。】，人均年用盐支出小洋2元以上。尽管价格并不算特别高昂，但一般家庭需求量都较大，因而，贫农家庭仅每年的食盐用度一项，都是不容易应对的，往往也不得不时常求助于邻里、亲友的借贷来解决。
然而，在那经济短缺时代，上述特殊时节日常生活中的谷米、油盐的借贷，实际上多发生在当时农民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市场价格上扬的紧要关头。而此时的谷米、食油，其价格在市场上往往是平时、尤其是谷米、食油每年新出时的1.5倍到2倍以上。一般情况下，谷米、食油等实物拥有者，都选择到市场交易直接获取高价，不愿意以实物出借而背上恶利的罪名。所以，贫农只有在乡村社区内，通过宗族亲情及乡邻的面子【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3页。】，才能获得社区内日常生活借贷帮扶。
（三）婚嫁建房等大事的亲邻帮扶
艰难维生的寻乌广大贫农在遇婚嫁、建房等人生大事时，时常表现得捉襟见肘，难以独立应付，普遍需要来自社区亲邻的帮扶。当年，“打会”和亲友间的“免息”贷借帮扶，便是贫农们应对婚嫁建房，保证低层次的生存运转的重要途径。
一是“打会”帮扶。据《寻乌调查》等史料记载，清末民初，“打会”已盛行于闽粤赣三边并深受中下层民众的欢迎，它是由遇到生存挑战的“邀会人”邀会，社里亲邻共同集资创设，且只收取少量利息以资助“邀会人”的一种民间低息贷借，从而具有“互相扶助”性质【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页；李金荣等：《旧社会的武平民间借贷》，《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1辑，第52页；江西省会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会昌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温锐等2000年夏天于上杭、长汀、平远、武平、梅州、焦岭等地农村的调研。】。因而，当年寻乌贫农在遇“娶媳妇”、修屋建房等自身无力独自应对的人生挑战时，“就邀集亲戚朋友打个会”【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页。】。例如，贫农中靠做挑脚夫维生的寻乌城居民陈亚魁，穷困到一直娶不上老婆，后来在亲友间帮助下通过“打会”的借贷帮扶下才最终解决了娶老婆的终身大事【温锐、游海华1999年12月在寻乌陈亚魁家中的实地调查访问。】，充分凸显了这种特别却又广为存在的“打会”于广大贫农维生的重要作用。
二是亲友间的“免息”贷借帮扶。自古以来，讲人情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及前述依据地缘血缘聚族而居的传统寻乌农村社会，使得同村庄社员之间往往具有宗亲关系，这种血缘亲情所体现的“社区共同体”特征，使得相依共存的社员在面临娶妻、建房、生子等共同的生存发展挑战时，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相互扶助。从而，广大寻乌贫农在面对婚嫁、建房等急需较大资金的人生要事之时，能够得到来自社区亲友的贷借帮扶甚至是无偿帮扶【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6-177页。】，这种现象在现代中国其它农村社会也是具有共性的。
（四）灾荒病丧与孤寡的社区救助
灾荒病丧与孤寡是包括贫农在内的所有民众都必须面对的严峻生存挑战，广大贫农户由于资金少、底子薄、抵御风险能力差，是整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在遭受灾荒病丧与孤寡等袭击时往往难以独立支撑，通常要借助多种形式的社区救助以度过难关，从而维持低层次的生存运转。
其次，厢堡社仓的低息贷借救济。尽管传统政府社会保障职能的失缺，加剧了广大贫农生存的困苦，但得益于乡贤官民的同心协力，各地社仓的充实，为孤寡之人、贫困底层农民在遭受灾荒病丧等困苦时能够得到必要救助提供了难得的保障。例如，清末的寻乌，在知县唐家桐、杨逢春的倡导下，地富阶层、中农先后捐献谷物3024石5斗（1873年），2359石5斗（1877年）以充实各地厢堡社仓【《长宁县志》（卷八）（清光绪三十三年刊本），1961年影印版。】。由于社仓谷子的放贷对象主要指向生活困苦的贫农，且其借贷利息明显低于同期市场借贷利率【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3页。】，因而，各地厢堡社仓里具有救助性质的低息借贷粮在事实上也为贫农应对基本维生难题提供了重要的救助。
再次，地富阶层减租、救助等帮扶。地富阶层的帮扶也是鳏寡孤独之人及贫农在灾荒病丧之际获得维生救助的有效途径。概括《寻乌调査》等史料能够看到，地富阶层所施予的某些帮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农业生产遭遇灾荒、歉收之际，地富阶层视具体情形而定减免贫农地租负担，使其获得了事实上的救助，也有力地支撑了其应对灾荒冲击、度过难关。毛泽东便指出，农业生产遇大灾害收成大减之时，即便是原本约定“半荒无减”、行“铁租”制之田地，双方最终还是按比例“精冇照分”，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地富在灾荒之际对于广大贫农的重要救助。（2）地富阶层的救助也为遭受灾荒或病残的弱劳动力或无劳动力的贫农维生提供了重要支持。如是情形，广见于寻乌各姓宗族谱牒的记载：“文浩公：居富不傲，建桥行善，赈贫济乏”、“作霖公：居富好施，济贫救苦”、“泰峰公：孝长爱幼，赈灾济饥”【寻乌剑溪刘氏谱局：《彭城堂——剑溪刘氏族谱》（二修谱），1995年仲春月，第21-22页。】。
综上所述，在清末民初传统政府社会保障职能基本缺失的情况之下，寻乌的广大贫农面对“禾头根下毛饭吃”与“薯芋”充饥的境况，其生产生活的基本运行，来自农村社区的多形式帮扶便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当年这种社区帮扶力度仍然十分有限，但事实上却有助于广大贫农维持生产生活的低层次运转；尤其是对那些伤残病障和鳏寡孤独者，更是为其应对生存困境提供了某些不可或缺的必要保障。它说明，即便在经济短缺时代，清末民初寻乌的广大贫农借助传统农村长期形成的社区帮扶制，其生产生活仍然得以实现低层次常态化运行。
三、出路探索：“打工经商”闯新路
清末民初，寻乌广大贫农所面临的“禾头根下毛饭吃”和依赖社区帮扶维持低层次生产生活的困苦局面，却也不断地刺激着他们外向求生求富的内在动力。其生产生活除向内寻求多样化的社区帮扶外，更为重要的是伴随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大贫农将维生致富目光由原来专注于传统社区土地，逐渐转向更加艰苦但收入更高的工商业。他们优化配置各自家庭生产要素，发展多元兼业，通过起早贪黑，不畏辛劳，积极实践着打工经商探索维生求富的新出路。
（一）延伸传统农业的“赶圩者”
广大寻乌贫农依靠传统种田维生却普遍面临“禾头根下毛饭吃”的残酷现实，从而寻乌贫农在求生向富的激励下，开始实践着延伸传统农业链条，发展出诸如：加工农产品、种植经济作物和砍柴火等形式各异的维生新出路。
其一，加工农产品发卖。梳理当年贫农生产生活状况可见，在当年的寻乌城乡，软板子、铁勺板、铁练板、油果、豆子板、鱼子板、糖板子、番薯板、苎叶板、印子板等各种“板子”（即“米果”），是一般民众都钟爱的食物，也是圩场（特别是当地“会景”之时）重要的商品【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95页。】。如是商机的捕捉，为贫农赚取家用补添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寻乌调査》中，毛泽东特别强调道，做米果卖是贫农添补生活的重要办法【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3页。】。因此，平日贫农省吃俭用积累的米子，或者购买的米子便被加工成各类“米果”挑至集市发卖，从而也为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度提供了重要补充。
其二，种植经济作物出售。历史的实践早已证明，种植经济作物会比种植粮食作物的经济收益要更高，从而寻乌农民兼种果蔬、甘蔗、竹木、豆子等经济作物很普遍。例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就提到，寻乌城及各地圩场的瓜果蔬菜小菜多是由附近的乡村居民供给，他们通常会依据各地市镇居民的饮食偏好来种植多种多样的蔬菜瓜果，一般有荠菜、芹菜、苋菜、冬瓜、南瓜、茄子、萝卜、韭菜、白菜、辣椒、豆角、扁豆、黄瓜、西瓜、李子、桔子等，待到果蔬成熟之时，便挑赴圩场市镇发卖【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95页。】。同样，广大贫农为赚钱谋生、添补家用，在一季稻谷之后，通常又兼种经济效益高的竹木、甘蔗、豆子等作物【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0页。】。
其三，上山砍柴火售卖。寻乌“山多田少”【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4页。】，这也为广大贫农上山砍柴火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众所周知，上山砍柴火不需要什么本钱，勤劳肯干者多能胜任，因而贫农通常也会在农耕闲暇携妻带子穿梭于山岭之间，砍伐薪柴挑至圩市售卖，或将砍来的薪柴加工烧成木炭发卖。据毛泽东当年在此的调研，柴火生意不仅是当年寻乌圩场上生意的第二大要项，而且薪柴和木炭的价格也呈不断上涨趋势【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94页。】，这对于靠砍柴火卖贴补家用的贫农维生而言，显然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勤力于地富的“长、短工”
清末民初，家庭生产资料全无或不足的广大寻乌贫农，寻求外出打短工和做长工，便是他们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努力发挥多余及农闲劳力谋生的重要渠道。
例如，农忙之际，贫农多为地富阶层做工。农业生产的强时效性，使得无论是家中带耕了“十多二十石谷（田）”，自己却并不亲自参与农业劳作的大中地主，还是时刻想着发财的“新发户子”，抑或是追赶他人兼业步伐的部分中农及佃农，在农忙之时都有着雇请零工或短工助其尽快完成农业生产的迫切需求【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4、129、143页。】，这便为贫农做工提供了重要契机。
又如，地富阶层开发的私山或遇紧急之事时也普遍有着雇工的需求。清末民初的寻乌，生产品能够发卖，“出息”较大的私山（如竹山、衫山、茶子山、香菇山、茶叶山）大多掌握在地富阶层手中，每当他们开发这些私山、日常打理及山上的经济作物到了采摘期时，普遍需要雇佣工人；同样，地富阶层家中遭遇婚丧嫁娶等应急之事时，也有着雇请零工或短工帮忙的需要【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5、143、170页。】，这些都成为了贫农打零工或短工的重要去处。
（三）奔波在商道上的“苦力”
其次，水运河道附近的贫苦农民多充当船工、排夫及搬运工。近代以来寻乌境内的水运河道一直是沟通三边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寻乌境内主要河流有：贡江上游之罗塘河，过会昌、于都达赣州；韩江上游之书坪、聪坑、福中三乡之水，经梅县抵汕头；东江上游之寻乌河经龙川到广州，构成便利的省际贸易水路网【江西省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寻乌县志》，第115页。】。“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道附近的农民大多兼做借水谋生的船工排夫或码头上的搬运工。他们中的强劳力者在农闲时，便多充当撑船放排或在码头做搬运工等苦力，甚至在农忙时节家中多雇佣他人帮忙，而自己则全力充当船夫等苦力，借水路运输货物赚取辛苦钱。
（四）“贩买贩卖”的“小商人”
清末民初，繁忙的省际商道和沿海发达的商品经济及其凸显的经济比较效益，逐利工商业渐趋成为当时寻乌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选择。广大寻乌贫农群体的注意力也为商品经济与市场所深深吸引，并逐渐丰富着财富创造的想象力与创造性，其追逐商品经济的步伐与务实选择则是从“贩买贩卖”（即人民公社时代的“投机倒把罪”）的“小商人”做起，同时也客观彰显了贫农群体参与近代市场经济选择的初步转型。
首先，贫农们多参与三省商贸物资往来的“贩买贩卖”。中国广为辽阔的地域加上由于通信技术不发达，致使市场信息传递得不及时，造就了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价格高低不等的现象，因而造就了逐利的空间，广大贫农多从事寻乌市场价廉的米、鸡等货物的长途贩运。例如，当时寻乌鸡价每1斤4毛，而松口鸡价却高达至少每1斤7毛，从而寻乌贫农将购买来的或自家饲养的鸡挑至松口发卖，可谓是“大赚其钱”【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9页。】；又如，梅县缺米，在市场供不应求的影响下，梅县的米价是寻乌的一倍，因而，寻乌贫农户很多是将自家节省下来的米甚至是借钱贩米至梅县【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2页。】。
其次，“米下盐上”的省际商贸模式孕育出最早的一批贫农商人。清末民初，寻乌广大贫农多帮本地富商挑米、茶油、鸡、香菇等货物下梅县、松口、潮汕等地，同时外地商人又雇佣他们挑盐、洋货、洋油、海味等寻乌市场短缺物资回寻乌或是贫农们利用自己赚得的“苦力钱”贩买上述商品挑回本地市场发卖，其中挑米、挑盐为最多，由此形成著名的“米下盐上”的省际商贸模式【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9-55页。】。两头都能获利，不仅有助于贫农解决其维生之困，有些还逐渐积累起了资本金，从而孕育出最早的一批贫农商人。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寻乌商人张均益，他早年是个奔波于寻乌和梅县商道上的挑脚夫，一边是受雇于寻乌商人，帮他们挑稻米或香菇至梅县，另一边又帮梅县富商挑洋布、咸鱼等回寻乌城，这样两边都赚得脚力钱，不仅解决了生活之困还由此慢慢发家了，在寻乌城开起了杂货店和水货店，彻底转型为商人【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9、77页。】。
上述，贫农“主动”向外探索出形态各异的打工经商等维生路径，虽然艰辛且劳累，而且还时刻面临着被抢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其较高的收人却为广大贫农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补充”。毛泽东当年在此调研时估算：贫农打工经商占到其全部家庭收入的1/3左右【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0页。】。我们20世纪八九十年代调査访问的寻乌老人回忆，清末民初每个农家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劳力兼营它业【温锐、游海华1999年寻乌实地调查。】。这些都凸显了打工经商成为贫农拓宽生存空间、就业空间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渠道，也突出传统家庭农户经济追赶近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初步转型。
四、总结
解读毛泽东1930年所做的《寻乌调查》文本及其方志等史料，它向我们展示的清末民初寻乌广大贫农生产生活状况的三大特点，即短缺经济：“禾头根下毛饭吃”、社区帮扶：维持低层次的生存运转和出路探索：“打工经商”闯新路，进而告诉我们：“禾头根下毛饭吃”有众多种因素构成，但整体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地矛盾尖锐则是关键因素；而贫农群体得以维持低层次生产生活的常态化运转，则是得益于来自传统社区共同体的帮扶；广大贫农外向打工经商闯新路，则既是为谋求生活所驱动，也揭示了贫农把握近代商品经济脉搏与追随现代化的初始脚步，即自觉与不自觉地走出那单一“依赖土地求生存”的传统经济选择。它既说明全盘否定传统农村经济社会合理性的错谬与片面简单化，也证明了我们长期将家庭农户经济与商品经济及其现代化发展对立的深深的思想误区。近代以来，中国严重的农民问题与传统农村社会转型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其核心首先是广大的贫农与贫困问题及其准确认识与把握的问题；因此，准确认识寻乌贫农生产生活状况及其特点，可为我们准确认识与把握当年中央苏区革命前赣闽粤三省边区农村经济社会关系乃至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三农”问题，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