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金融压抑，指的是中国现有的一个扭曲的金融银行体系，低利率使得储户的收益很低，而政府、企业因为贷款利率也较低，有旺盛的投资需求，实际上，这是一种对借款人的补贴。因此，能获得贷款的人就在资源分配中占有了优势。央行实际上是人民币发行者，也是最大的债务人，因为为了回收流通中的人民币，央行像商业银行大量发行央票，而低利率保证了央行进行这种操作的低成本。
我想，那么在这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中，应该发生了以下这一系列财富的转移。
其实还没太想清楚，先乱写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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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是支持人民币汇率根据进出口与资本流动的状况进行调整的。但是，并不是说，开始汇率改革就万事大吉，而是机遇与挑战才刚刚开始。下面想了几个问题，试图去讨论一下，有些是逻辑的推演，有些是别人的结论，有些只是猜想。
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会是怎样？对主要货币的趋势会是如何？浮动区间怎么控制？
2.汇改对中国经济可能的影响有那些方面？
3.人民币升值会解决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均衡么？
4.中国会走日本的老路么？
下为央行通告原文：
经济学笔记上讲了四个关于劳动力市场博弈的例子，我觉得写得很好，比较客观全面，有理有据，原文可跳转后阅读。不过我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随便写几点。
主权债务(Sovereigndebt)也就是政府的债务，包括内债（本币计价），本币计价的外债，以及以外汇(美元)计价的外债。
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税收以及政府的资产收入（国有企业，持有的外国国债等），而支出是政府购买的服务和商品（公务员工资、福利、公款吃喝、教育、公共医疗、国防、外交、警察等等）以及政府需要支付的债务利息以及本金，简单写成：T-G-rB
税收收入和总支出之间的差额，为正称作财政盈余，为负即为财政赤字。
稳健的财政收支
如果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就需要进行融资，或者是通过增加税收，或者是在金融市场上借贷，也就是发行如开篇所述的各种政府债券。由于增加税收在许多国家需要漫长的立法流程而且会引发民众的不满，通过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对现代政府来说是比较灵活的手段。政府债务自古有之，甚至还有好事者将其作为货币发行的基础，非常可笑。但是，什么样的债务负担比例是恰当的，公共财政学家也很难给出满意的答案。一个比较简单的指标是使用债务/GDP比例，而一个可持续的债务负担标准就是债务/GDP比值应该低于60%-80%并保持稳定，也就是说，经济总量GDP的增长如果高于债务的增长速度，那么这个债务负担就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债务负担稳定的政府，实际上只需要支付债务的利息，对到期的债务只需要进行债务滚动（发新债）就可以了。政府债务负担各个国家不同，上至津巴布韦的300%，日本的190%，下到赤道几内亚的1.1%。其实对发达国家来说，他们的债务比例普遍偏高，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金融市场发达，融资渠道丰富的缘故。而债务比例偏低的各国原因应该就不好总结了。最后的表格列出了前20名以及后30名的债务/GDP比例。
主权债务问题
如果一个政府的外债比例过高，或者增长速度过快，就可能会遇到债务的融资问题。政府债务的信用实际上是用政府的信用支撑的，如果发生政治不稳定，或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信用支撑的偿付能力，就会引发国内外投资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风险厌恶或者因为投资人的资金紧张，政府通过国债发售筹措不到足够资金，就会出现主权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的危害
如何解决债务问题
对欧洲债务危机的理解
富士康事件在媒体销声匿迹了，仿佛一打鲜活的生命也不能给这个社会麻木苍白的脸孔上增加一丝血色。
Warispeace,战争就是和平，
Freedomisslavery,自由就是奴役，
Ignoranceisstrength.无知就是力量。
ManisMachine,人就是机器。
GFWisInformation,长城就是信息。
MartiallawisHarmony.压迫就是和谐。
韩寒说：“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这一环扣一环，唯一被遗忘的就是在流水线上12×6日夜颠倒的工作的普通的劳动者。但是，杯具的是，他们有理由被遗忘，也不得不被遗忘，他们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石，而且是基石缝隙中顽强挣扎的小强。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说：自由的劳动市场市场，劳动合同既然是劳资双方的互相选择，那么就应该是最优的均衡解。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为什么工人们不选择离去呢？富士康门前等待工作机会的青年人又该如何解释？富士康事件的核心，是应该批判贪婪的现代周扒皮——台湾首富郭台铭吗？以及和他一样的广大的民营企业家以及他们的企业吗？这些问题其实不能轻易的回答，离开是工人的选择之一，但问题在于工人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死亡是其中之一。对工人们何不另谋高就的质疑，几乎就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如果工人没错，那就是企业家错了。富士康门前的长龙也似乎印证这样的推断，如果连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都已经是“不坏”的选择，可以想象其他的选择有多么的糟糕。诚然，中华大地上不乏坑蒙拐骗，以次充好的生产者，但是大多数的企业家还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而他们的理想与追求，说到底，不过是“利润”二字，合法的经营行为，获利既是正当，而评价一个企业家是否优秀，也只看其能否盈利而已。廉洁、正直、忠诚、富有同情心的人，也许是慈善家，也许是好人，也许是忠犬，不一定是好的企业家，这也就是官办或者国有企业常常悲剧的原因之一。
吴晓波说：“这三天在江苏浙江，与众多企业家交流富士康事，竟发现有超过半数的人同情郭台铭，我说到修改《工会法》允许建立“独立工会”，绝大多数企业家闻之色变，以为期期不可以。今天又看到李嘉诚公开声援郭台铭。看来劳资双方在利益和观念上的立场对立已非常严重，接着就看政府和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场了。”
吴晓波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他记得一点点经济学原理的话，就会明白，生产者的收益分配依赖于资方和工人谈判中的力量对比，劳动成本上升压缩的只是资方的资本收益，而劳动者并不会愚蠢的把成本提高到负利润的程度，那样双方都悲剧了。资本双方的矛盾只是对分赃问题的角度不同，根本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这也就是郭台铭为什么不断扩大投资，给工人提供比大学生还好的住宿、伙食、娱乐条件，其实工人好，他就更好。不由得，想起有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说：“我给MBA或者EMBA学生上课，就要大谈如何实现行业垄断，如何获得垄断利润，他们最爱听；而给本科生或者研究生讲课的时候，就要仔细讲垄断的福利损失以及如何管制”，其实针对的也是看世界的角度的不同而已。
讲了这么多，原来劳资双方其实是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白头偕老的和谐社会啊。那么所有的辛苦就都是应该的，各种杯具也无法避免，大家还是洗洗睡，明天继续积极加班好了，或者睡不着就……啊～～啪！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事实上，是党和政府先富了起来，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布下天罗地网，把每一条活路都堵死，哪里还有什么选择呢？
麦当劳说：“更多选择，更多欢笑。”深以为然。
作为世界上两大出口国，两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在经济危机中显得格外惹眼，被MartinWolf称为Chermany，“两个坏小子”。
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更坏一点，因为好像他抢了所有人的饭碗。不过在欧元区里，德国也同样是一个坏小子，他对其他欧元国家，有持续的贸易顺差，是希腊的大债主。中国和德国的辛勤劳动、积极储蓄，似乎都变成了坏事，问题在哪呢？我的答案是货币联盟惹的祸。
这里有两个货币联盟，欧元区16国自不必说，人民币绑定美元也形成事实上的一个货币联盟，两个货币联盟大有不同，但一个关键点是，两者内部国家间都有巨大的不同，消除了汇率这个调整的机制，消除这种不同，任重而道远。在欧元区，货币的整合背后面临的是地域、语言、文化的不同，这些不同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大为落后于资本的流动。
有些国家富裕、生产率高，增长快速，有些国家落后些，增长的慢，这种差别，本来可以通过汇率变化反映出来，生产效率高的国家币值升值，多消费一点；生产效率低，增长慢的国家，币值贬值，少消费一些。但统一货币后，由于工资、价格的粘性，以及落后国家很容易得到信贷，这种潜在的差别只会越来越大，外国消费品充斥市场，本国的制造业只会继续萎缩。直到有一天，借钱消费的发现已经无法继续借贷了，就发生了“金融”、“主权债务”等金融危机。
在欧洲，德国是大债主，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是透支消费的可怜虫。在中美之间，中国是大债主，美国是透支消费的“受害者”。在这样的比较中，美国还比较幸运，起码还可以通过提高关税或让人民币升值来解决问题。而对于欧元区，德国制造业的强大，让其他国家只能通过通缩来解决问题。另外，欧元的持续升值，实际上反映了汇率机制平衡商品市场的巨大作用，当然，也同时带来了欧元区内更加的不平衡。
如果只关心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咋回事，可以跳到尾部。
在货币战争中，“政府只有通过借债才能发行货币，发行越多的货币，政府就要向银行借更多的债务。”让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今天突然想到，实际上，这个问题要反过来看，是银行（央行）发行的货币（负债）必须有资产来担保，上述过程实际上是央行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来发行货币，购得的债券即作为资产，又政府的信用（税收收益）来担保。
小结：如果央行根本不实际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以上流程实际上是攻击本国的币值，会引发本币贬值，增加了政府的外债压力，政府更多的印钞票，结果就是本国的超额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目前仍处在这个环节。
在中国，反而工会成为摆设。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
长期看，不分红的企业不是好企业，上升期的高科技企业除外。
商业社会，信用为本。信用体制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为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信息，鼓励个人信贷消费，而信用本身又是公共品，由政府提供的效率最高。但是在中国，政府很忙，呵呵。
利益太多，效率太低，进展缓慢。
于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上一个特征，就是贸易的不均衡，特别表现为，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石油输出国之间的贸易逆差。
这种表面繁荣之下，是摇摇欲坠的次贷危机。
我称之为“奇迹之殇”。
不过，我认为，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现在讨论更多的是制度因素。因为现代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使得财富的创造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传统的地理环境，贸易与技术的发展，使得像新加坡、香港可以脱颖而出，使得日本可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使得硅谷可以成为新财富的中心。
而我所谈的制度因素，实际上是现代意义下的制度与财富创造的关系。2000前后，有若干篇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都探讨了不同的殖民传统对独立后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发现，不同的自然环境与原始财富水平，影响了殖民者在当地建立的殖民政府形式，从而影响了独立后的制度结构，从而影响了当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曾经富裕、强大的国家、地区，今天总是相对贫穷，就是所谓的“南方”，包括富有金银矿藏的南美洲，南部非洲，南亚以及东南亚。如果你做一个回归，用到赤道距离来解释人均GDP，你会发现有很强的解释力。
当西方殖民者来到一片新的大陆，
最后，这些由于历史、环境因素而形成的不同的制度，延续到现代，从而出现了现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