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草枯，一种剧毒除草剂，很多农民非常熟悉。除草威力大，但对人体的伤害也非常大，一旦中毒，没有解药。因此，在2016年7月1日，被国家下禁令禁止百草枯水剂的使用。然而，禁令下了一年，可是很多地方却仍有售卖。
百草枯水剂禁用一周年伪装后再现市场
记者走访了济南市黄河镇多家农资超市，发现几乎每家店都有粉剂和胶剂的百草枯在售卖。国家明令禁止的水剂，几乎都看不到。但当记者询问有无水剂除草剂售卖时，店家拿出了另外一种产品——敌草快。
“这就是百草枯，只是换了商标名。国家不让卖百草枯了，撤销登记了，所以就给百草枯换了名。”一家农资超市的老板拿着手里的敌草快对记者说。
通过对比，记者发现，敌草快除了名字，包装几乎和百草枯水剂一样，瓶内药水也是墨绿色。百草枯水剂禁用之后，这种东西几乎占据了农村市场。那么敌草快究竟是不是国家禁用的百草枯呢？这个问题也引起了齐鲁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的注意。作为全国最大的百草枯中毒治疗基地，科室主任菅向东从科研课题的角度着手对敌草快与百草枯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百草枯禁而不止的背后是挡不住的农业需求
禁令仍在，但是百草枯水剂仍然在农村大面积偷偷售卖，甚至改头换面重新登场。百草枯究竟为何禁而不止呢？
“百草枯好用，那些草打哪死哪。”百草枯除草见效快，许多农民都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除此之外，百草枯还能减少了耕地作业程序和生产成本。草打死了之后，不用耕地，这对南方稻田来说更为重要。数据显示，每公顷实施免耕能平均增收1000元到1200元，降低作业成本20%左右。这在农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的当下，对农民来说无疑是不可抗拒的利好，这也催生了百草枯庞大的市场需求。
市场对百草枯的需求量有多大呢？生产百草枯的龙头企业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有着更多的发言权，绿霸企划部经理张衡昌提供了一组数据，水剂禁用之前，百草枯在我国年销售量10万吨，年使用面积5亿亩次。而巨大的市场需求不会因为禁令的到来而减少，那么一旦禁令开始，张衡昌还有更多的担忧。
“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人去满足这种需求，正规企业不敢干了，这些需求只能由那些不法的生产企业商贩来填补。这其实给违法行为制造了温床。挂羊头卖狗肉，百草枯可能就会以这种名称，那种名称的形式出现，那这时候的风险性更大。”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张衡昌说。
禁令实施一年之后，敌草快出现，百草枯偷偷售卖，这些现象的出现，也昭示着一个事实：张衡昌所担忧的问题都一一开始出现，监管的漏洞也被放大。如何堵上这个漏洞，这也引起了山东省政协委员韩萌的注意。“假设这个农药有问题，可以通过编码控制的方式，倒查回来，追溯源头。要在市场上，加强对农药的抽查力度，防止出现表面上叫这个名字，其实装的是百草枯产品这种现象出现。”
一纸禁令能否管住百草枯的恶？
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却被严令禁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剧毒农药对生命的摧残和伤害。百草枯的这种恶，遭到万人声讨。那么，这一纸禁令能否够挡住百草枯的恶呢？
“嗓子都烂掉了，嘴巴也是，说不出话来，反正感觉自己要死了嘛......”在齐鲁医院中毒科，记者见到了多位百草枯中毒的患者，几乎每一位百草枯中毒的患者都会后悔喝下了那口药，因为死亡的过程痛苦而缓慢，犹如加长版活埋。所幸这几位都在齐鲁医院中毒科被救了过来，但更多的是在清醒和绝望中走向死亡。
数据统计，每年因百草枯死亡的人数多达数万人，也正是因为无数生命的死亡，很多人呼吁百草枯禁令出台。“任何代价不能以牺牲人的健康和生命为前提条件。凡是有害于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健康的农产品、农药产品都应该列入禁止范围之内，这个不应该动摇。”省政协委员王玉亮如是说。
省政协委员王玉亮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禁令支持者的看法。在经济效益和生命之间，更多的人选择了后者，那么一年之后是否又达到了如期的效果呢？
虽然齐鲁医院有着较好的治愈存活率，但是仍然改变不了百草枯无解药的残酷事实。在保护生命上，禁令似乎并没有达到想要的初衷。
与生命保护的尴尬同时出现的，还有生产企业的转型之痛。位于济南历城区唐王镇的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因为百草枯的停产，正在谋求转型之路，并研发新产品。与此同时，这条产业链上数十万人的生计也受到影响。
“对原来生产百草枯的企业，或者说以它为主要产品的企业，国家最好还是有一点扶持引导政策。一方面是解决企业以后的生产问题，第二方面是解决企业员工的稳定问题。”省政协委员韩萌说。
“有效的监管，应该考虑到政府、企业、社会三方的利益，不管哪一方利益最大化或是不顾及其他利益需求的话，效果可能不是很好。现在看来，在百草枯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没做到三方都满意呢？我觉得政府在监管上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反思。”省政协委员栾晓平说。
争议中的百草枯禁令何去何从？
争议声中的百草枯禁令何去何从？仍有人在讨论，但是对于百草枯的生产者和发明者来说，或许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绿霸企业的张衡昌告诉记者，“作为企业，百草枯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
而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院长、百草枯发明者、中国百草枯之父李德军则给出了更意味深长的答复。“百草枯，我感觉是我一生当中做的科学研究工作里面，最得意的一个作品。没有想到会给社会带来这样的副作用，让那么多人因为它而遭受痛苦，而带来灾难，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从杀草神药到夺命毒药，百草枯的命运坎坷曲折，这纸行政禁令，也是在经济效益和生命保护之间作出的一个选择。然而，如何更好的保护生命，如何更好地扶持企业转型，如何更好的促进农业发展，这也是禁令之后面临的更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