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标题：我是国内学者中比较早讨论生产过剩危机的，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
在那个年代，在正式的文件中，连“资本”这个概念都还没有出现过，一直到1997年的十五大才把“资本”写进了中央文件里。
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在主流的理论体系中，来讨论我们是不是也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不是也有生产过剩。
而我由于理论功底太浅、受教科书的影响不深，也就没太在意教科书的那个体系到底要回避哪些概念，所以我就比较早地开始讨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大家都知道，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我当年提出这个概念算是不太合适的。所以此后又不断地在讨论，“生产过剩危机”是我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讨论过的。
但今天我要跟大家提的不是一般意义的“生产过剩”，而讲的是“资本过剩”。因为“生产过剩”只是指的产业，而当我们讲到“资本过剩”时，主要指的是金融。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主要矛盾，跟全球最主要的矛盾——全球金融资本过剩是一样的，中国也进入到了金融资本过剩的阶段。
因此，从一般的生产过剩、产业过剩进一步发展到今天，当我们深度融入到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时，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矛盾其实是资本过剩。
而资本过剩跟资产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过去，我们遭遇到的第一次生产过剩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时，大量的海外订单被撕毁，当时中国已经形成的对外做消费品生产的沿海工业，受到了巨大冲击。
1998年，当时有相当多的企业难以为继，企业借款变成银行坏账，那时还没有股份制银行、私人金融，只有国有银行，金融不良率达到1/3以上。那次的生产过剩是明显的。
当年林毅夫就站出来说，我们所遭遇到的经济危机是典型的1929-1933年那场生产过剩危机。
他甚至提出，我们要采取的对策就是罗斯福新政的中国版。当时他做这些分析、政策建议时，我是在现场直接听的，所以记忆犹新。
而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一般意义的生产过剩，而是资本过剩。从1998年金融危机后，经过20多年发展，我们现在的金融总量应该说已经是世界最高的额度。
按理说，按照往年的情况，我们今年一季度就应该把全年贷款额度的一半放出去，但最后连1/3都不到。不少资金滞存于银行，找不到投资方向。
客观上来讲，这种情况是由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所造成的。在去年以前，55%以上的居民借贷投向了房地产、50%以上的企业借贷投向了房地产，尽管三令五申不能这样做，但各个银行都很难改变这种行为，因为大家都争着往地产里投。
过去我们的资产池主要是靠地产，特别是房地产，房地产市场吸纳了大量的银行资金。因此客观上也造成了一种现象，几乎所有的头部地产公司都在做金融、都在加杠杆。
去年以前，我们的资本过剩主要是被房地产吸纳了，这点我们自己在内部讨论时，大家是不言而喻的。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企业界朋友，一定要理解这点。
那它最后为什么被释放了出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去年有要求——各个银行必须把大量投向房地产的贷款压到1/3以下，以后也不许再往上涨。
正是在房地产投机性投资大量增长、近乎于要出现美国次贷风险的节骨眼上，政府干预、“看得见的手”直接干预这件事情，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没有像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那样出现房地产泡沫的总体崩溃，而是压住了。压住以后，撤出的资金很难一下子找到新的投向。
所以我们说，现在主要的问题其实是金融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因调控而形成的金融过剩。当我们把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放在一起时，应该给一个新的概念，叫“资本过剩”。
那么，在资本过剩的背景下，还有没有新的吸纳资本投资的领域呢？有，乡村振兴。
所以在十九届五中全会这个确定未来5年发展规划的会议上，特别强调要改变投向，投入到乡村振兴这个新的领域之中。
客观地来看，我们从2005年已经开始了新农村建设，到2017年开始“乡村振兴”战略，做了这么多年，我们已经在乡村形成数以百万亿计的设施性资产。全国的设施性资产是1300万亿元，而集中在乡村的就有数百万亿元。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有效地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有机整合，为过剩金融资本找到下乡投资的路径，进一步形成资本的闭环运作，那么“第三资产池”是有可能被打造出来的。
所以第一部分其实就是强调了一下中央所说的“底线思维”，它和我们现在遭遇的情况正好是一致的。中央前些年提出“底线思维”还是很有预见性的。
1989年，在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让所有在中国的西方资本全部撤出的那个年代，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过“两个不要怕”：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现在正是“两个不要怕”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