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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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兼·配第(WillianPetty)在其名著《政治算术》（1690年）中关于不同产业之间相对收入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劳动力在部门间的移动的描述（参见：郭万达，《现代产业经济辞典》，1991）。20世纪40年代，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在配第这一思想的启发下，得出了配第—克拉克定律，该定理认为，产业结构的演变有其内在逻辑演进序列，即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将下降，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并且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将超过第二产业产值，从而引导劳动力也随之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进行再配置（参见：史忠良编，《产业经济学》，1998）。库兹涅茨、钱纳里等在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的多国统计和多国模型进一步证明，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离都始终存在，但随着人均GDP的增加，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差都在不断变小，即第二、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的比例正逐步与产业创造的产值比例相匹配（参见：龚仰军，《产业结构研究》，2002）。
国内学者在库兹涅茨、钱纳里、赛尔奎因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结构偏离度的含义进一步计算了多国模型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国际标准模式。结果发现：当人均GDP从低到高演进时，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从较高的正偏离逐步向0偏离度靠拢，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从较高的负偏离逐步向0偏离度靠拢。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逐渐上升，伴随而来的是第一产业大量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从而促使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逐渐平衡（李冠霖，任旺兵，2003）。然而，有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有着与国际标准模式不同的重要特征：第一，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结构偏差较大，并且偏差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扩大，其中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已经超过国际标准模式的水平；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结构偏差趋向均衡的速度大大慢于其他国家（喻桂华，张春煜，2004）。还有研究也发现，中国的产业发展模式与国外的一般模式有着较大的背离（张建武，李永杰，2005）。刘元春教授指出，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将是未来中国经济规模经济指数提高的关键之一（刘元春，2005）。
基于已有研究，我们不禁在思考：浙江省经济相对发达，2005年的人均GDP逾3000美元，接近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那么浙江省的结构偏离程度如何？与多国模型一致还是与中国整体情况一致？与国内其他省份和国际比对，其偏离程度是否严重？制约浙江省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因素有哪些？促使二者良性互动的途径是什么？全面分析研究这些问题，积极探索有效对策，为实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良性互动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这不仅对于有效配置我省劳动力资源，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丰富和深化了产业发展理论研究。
第一，理论探讨。即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在现实经济中的表现特征进行探讨，进而提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互动的必要条件。
第二，实证分析。首先，对结构偏离度指标进行测算和比较，从而对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作出基本评估和判断；其次，对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寻找导致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的主要原因。
第三，政策建议。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促进我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良性互动。
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机理
从产业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中不难看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产业结构的变动引起劳动投入的重新配置，从而牵动就业结构发生转变；就业结构的变动引起收入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变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发生转变。当就业结构的变动能较好地适应消费结构的改变时，产出结构就能较好地适应消费结构的要求，从而促进就业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良性循环；当就业结构的变动难以适应消费结构的改变时，或者调整时滞过长时，就会影响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良性循环，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从而影响到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
（一）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牵动作用
经济学理论指出，产出结构对就业结构具有牵动作用[1]。因为，产出结构的调整，只有通过投入要素在各产业部门间的再配置来实现。由于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部分，因此，投入要素在部门间的再配置最终都是通过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来实现的。这样就引起了就业结构的转换。
（二）就业结构对产业结构的推动作用
就业结构以收入和消费为媒介，推动产业结构作相应调整。就业结构变动是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以及在不同产业内部行业之间相互转移的过程。劳动力的这种转移将改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改变微观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进而决定宏观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变动。由于最大产出原则的作用，消费需求的改变对产出结构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适应需求的产品大量过剩导致生产该产业的行业发展萎缩；另一方面，适应需求的产品适销对路甚至供不应求导致生产该产品的行业快速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中，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是影响产业结构的更深层次因素。随着知识积累和传播速度的加快，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越来越突现（张建武等，2005）。虽然说产业结构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但是，产业结构变动是以人力资本的结构变动为先导的。亚当·斯密曾言：劳动是财富之母。这一命题本身就蕴含着在劳动者身上的体力和智力就是财富增长的根本的含义。现代经济和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也证实了，人力资本存量状况是决定其国民财富的基本因素。因此，提高人力资本总量是实现现代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的核心和根本途径。现代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的发展必须以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为基础。对传统产业的改造，首先也是将优秀的人才输送到传统产业中，技术先进只是劳动力智力产出的外在表现形式。通常所说的技术发达，其核心指标是企业所拥有的智力资源为判断依据。
（三）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在现实经济中的表现特征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相互牵动和推动的关系，在现实经济中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张建武，李永杰，2005）。
其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导致结构性失业加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资金和资源向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领域转移，这将最终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萎缩。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萎缩将导致工作岗位缩减。在我国包括浙江，产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传统产业挤出较多劳动力，但由于传统产业挤出的劳动力与新兴产业所需求的劳动力素质脱节，即使在传统产业内部，由于技术升级的需要，低技能劳动力亦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存在劳动力失业与部分行业就业不足并存的矛盾现象。
其二，劳动力技能素质成为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劳动生产率是引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核心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就业结构优化的关键。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来看，物质技术装备条件、收入分配制度、自然环境等因素都对其产生作用，但是，最关键和最本质的要素是劳动力的劳动能力。我国的劳动力队伍的整体素质偏低，与产业升级的技术条件和物质资本不匹配，严重制约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
其三，劳动力在地区间、部门间的流动性加强。如我国大规模的“民工潮”以及大量的“跳槽”现象便是较好的印证。劳动力流动过程就是生产要素的再配置过程，是就业结构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我国劳动就业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冲击：一方面，在城市化的压力下，大量农村富余的农业劳动力涌入城市，城市需要为他们开辟新的就业市场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工业化的压力下，城市要在新兴产业领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容纳由于传统产业的收缩而被闲置的劳动力。
其四，就业结构调整的成本及难度加大。城镇失业问题、农村劳动力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中的艰巨任务。
（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互动的必要条件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互动应该是二者的转变具有一致性，同时达到各自的合理化程度。已有的研究认为，合理的产业结构首先应当满足以下要求：(1)能满足有效需求（包括生活上的最终需求和生产上的中间需求），并与需求结构相适应；(2)具有较为显著的结构效益；(3)资源配置合理并得到有效利用，出现资源供给不足或产品过量时，能通过区域间的贸易往来进行补充调节；(4)各产业间能相互补充配套、协调发展；(5)能吸收先进技术，有利于技术进步；(6)在保证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吸收较多的就业人数；(7)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参见：李京文、郑友敬，《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模型》，1989）。而合理的就业结构应该满足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条件，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多数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存在4%～6%的失业率是正常而自然的，此时社会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所以，从前面的作用机理的探讨和表现特征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必要条件：一是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为保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劳动力资源首先必须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中充分自由地流动，劳动力应该拥有自由迁徙和自由择业的权利。其次，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号是真实的和完全对称的，以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保证劳动力配置的有效性。同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必须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二是拥有符合要求的高素质劳动力生产要素。三是政府能够有效率地制定和执行正确的产业政策。四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有效地防范各种社会风险（张建武，李永杰，2005）。
二、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程度的评估
以往研究常用结构偏离度这一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程度，因此，本研究也采用该指标来分析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离状况。
结构偏离度指某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之差。一般来说，结构偏离度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结构偏离度大于零（正偏离），也即该产业的就业比重大于增加值比重，意味着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反之，负偏离则意味着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结构正偏离的产业存在劳动力转出的可能性，相反，结构负偏离的产业则存在劳动力转入的可能性。如果国民经济各产业都是开放的，产业间没有行政壁垒，即呈完全竞争状态，那么通过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会使各产业的生产率逐步趋于一致，各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也就逐步趋于零。
表12004年浙江省各行业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及结构偏离度
行业组别
增加值比重%
就业比重%
结构偏离度%
第一产业
7.0
26.5
19.5
农林牧渔业
第二产业
53.7
48.9
-4.7
工业
47.1
39.5
-7.7
建筑业
6.5
9.4
2.9
第三产业
39.4
24.6
-14.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8
2.7
-1.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4
0.3
-2.0
批发和零售业
9.7
8.8
-0.9
住宿和餐饮业
1.7
2.6
0.8
金融业
4.5
0.7
-3.8
房地产业
5.0
0.6
-4.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9
-0.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0.5
-0.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2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6
教育
2.0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4
-0.1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3.4
-1.0
注：由于个体经营户的普查资料将第二产业仅分为工业和建筑业，因此本表也将第二产业分为工业和建筑业。
（一）静态分析
1.第一产业呈较高正偏离、第三产业呈较高负偏离。2004年，浙江省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为36.7%，其中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为18.3%，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为-4.0%，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为-14.4%。第一产业较高的正偏离度意味着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仍有大量的劳动力有待转移；第三产业较高的负偏离度意味着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还可吸纳劳动力转入（见表1）。
2.从第二产业内部看，建筑业呈正偏离态，工业呈负偏离态。可见，建筑业劳动生产率较低，比较而言，工业虽集中了较多劳动力但仍存在劳动吸纳空间（见表1）。
3.从第三产业内部看，两大传统服务业呈正偏离，三大现代服务业呈较高负偏离。在第三产业的各个行业门类中，结构偏离度为正数的行业有两个，分别是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其余行业的结构偏离度均为负数。在结构偏离度为负数的行业中，房地产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现代服务业的负偏离度相对较高，分别为-4.5%，-3.8%和-2.0%。值得指出的是，这三大行业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竟是各自就业比重的7.5、5.4和6.7倍，说明这三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具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空间（见表1）。
4.从制造业内部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呈较高正偏离，高技术产业呈较高负偏离。制造业总体结构偏离度并不大，30个行业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为3.19%，但各个行业的偏离状况差异显著。比较而言，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行业呈较高正偏离；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呈较高负偏离；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行业的偏离程度较低，意味着这些行业发展相对稳定（见表2）。
表22004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各行业的结构偏离度
单位：%
结构偏离度
农副食品加工业
0.038
化学纤维制造业
-0.347
食品制造业
0.041
橡胶制品业
0.002
饮料制造业
-0.237
塑料制品业
-0.077
烟草制品业
-1.00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222
纺织业
0.379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400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0.818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0.542
金属制品业
0.176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070
通用设备制造业
-0.236
家具制造业
0.106
专用设备制造业
-0.183
造纸及纸制品业
-0.08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204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0.05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270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183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373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780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06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796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294
医药制造业
-0.394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0.015
注：由于缺乏个体经营户的制造业行业分类数据，这里仅对制造业企业进行测算分析。
5.地区差异明显，浙东北偏离度比浙西南低，经济较发达市偏离度比经济欠发达市低。从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看，位于浙东北的各市偏离度均低于40%，其中，嘉兴、舟山、杭州、宁波等经济较发达市的偏离度均低于30%；浙西南各市的偏离度均高于40%（除温州外），其中，丽水和衢州等经济欠发达市的偏离度最高，达83.6%和74.7%。
从第一产业看，浙东北各市的偏离度均低于20%，浙西南各市均高于20%（除温州外）。偏离程度最小的仍是嘉兴、舟山、宁波和杭州，最高的仍是丽水和衢州。舟山较低的结构偏离度可能与舟山海洋渔业较发达而工业总体基础相对薄弱有关。
从第二产业看，宁波、金华、嘉兴和绍兴等4个市的偏离度为正，其余7个市的偏离度为负。其中，嘉兴和绍兴偏离程度最小，丽水和衢州偏离程度最大。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市偏离程度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就业和产业优化的贡献。
从第三产业看，杭州和舟山偏离程度最小，结构偏离度在10%以下，金华偏离程度最大，结构偏离度绝对值在20%以上。金华第三产业结构负偏离程度较大意味着金华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尚不足，应大力挖掘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见表3）。
表32004年浙江省11个市的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及结构偏离度
一产
二产
三产
绝对值
全省
39.1
浙东北
6.7
54.8
38.6
20.1
54.2
25.7
13.4
-0.6
-12.9
26.9
杭州
5.2
51.8
43.0
19.0
47.8
33.2
13.8
-4.0
-9.8
27.5
宁波
5.7
55.3
38.9
17.1
58.7
24.2
11.4
-14.7
29.6
嘉兴
7.7
33.7
17.3
59.4
23.4
9.6
-10.3
20.6
湖州
10.6
34.6
29.1
46.9
24.1
18.5
-7.9
-10.5
37.0
绍兴
6.9
59.7
33.4
22.4
59.9
17.7
15.5
0.2
-15.7
31.5
舟山
16.0
38.2
45.9
28.5
34.3
37.2
12.5
-3.9
-8.7
25.2
浙西南
40.5
35.6
42.5
21.9
27.9
-9.3
-18.6
55.8
温州
41.8
23.8
50.0
26.2
19.3
-3.7
-15.6
38.7
金华
6.6
53.1
40.3
29.2
54.6
16.2
22.6
-24.1
48.2
衢州
15.8
44.7
25.0
21.8
37.3
-19.7
-17.7
74.7
台州
52.0
39.2
32.2
45.3
22.5
-6.7
-16.7
46.8
丽水
44.1
40.4
57.3
20.9
-23.2
83.6
注：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的计算公式为：P=∑L-C。其中L为某产业从业人员比重，C为某产业增加值比重。
（二）动态分析
利用近20年的历史统计资料作动态分析，结果发现：
1.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有所改善，但仍不容乐观
从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看，1985-2004年，浙江省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变动轨迹呈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态势（见图4）。其中1985-1990年，结构偏离度稳定在50%左右；1991-1999年，结构偏离度在60%左右徘徊；2000年后，结构偏离度成功降至50%以下。可见，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正逐步走向平衡。
分三大产业观察：（1）第一产业多年来维持于较高正偏离态，在2000年后，情况稍有改善；（2）第二产业的负偏离度较高，经历了先远离平衡后逐步回归的过程，变动轨迹呈“V”型，在2000年以前，结构偏差有扩大趋势，在2000年后，结构偏差逐步缩小；（3）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变动幅度较小，近年来略有下降。这意味着，近年来，浙江省第三产业在劳动吸纳方面无明显进展。
2.浙江的结构偏离程度历年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但近年来第三产业偏离程度比全国高
浙江省的结构偏离度20年来一直低于在全国平均水平，且近年来这种差距有所扩大。1985-1998年期间，浙江省与全国结构偏离度的变动轨迹基本相似；在1998年后，二者的变化方向相反，全国呈上升态势，浙江省呈下降态势，从而形成“喇叭口”（见图5、图6、图7、图8）。也就是说，在全国平均结构偏离度始终呈高偏离态且呈上升态势的背景下，浙江省结构偏离度已开始有所回落。这意味着全国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不协调日益加剧，而浙江省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不协调有所改善。
但需要提醒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第三产业的偏离程度却比全国严重（见图8）。
（三）对比分析
1.与国内其他省市比较
表42004年中国大陆31省市的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
地区
北京
5.4
-3.1
-2.4
10.9
湖北
34.1
-21.7
-12.4
68.2
天津
-11.5
-2.3
27.6
湖南
43.4
-22.6
-20.8
86.8
河北
31.4
-8.2
62.8
广东
-9.7
-16.9
山西
36.8
-26.8
-10.0
73.5
广西
44.2
-23.9
-20.3
88.3
内蒙古
34.8
-23.3
69.7
海南
22.2
-14.5
-7.6
44.3
辽宁
33.0
-14.6
-18.4
66.0
重庆
-20.9
81.1
吉林
29.9
-22.1
59.8
四川
40.9
-22.4
-18.5
81.8
黑龙江
-34.7
-2.2
73.6
贵州
56.1
-31.4
-24.7
112.2
上海
5.6
-0.8
11.1
云南
-32.7
-23.1
111.7
江苏
-13.4
-8.4
43.7
西藏
-
浙江
陕西
46.7
-31.8
93.3
安徽
45.2
-23.5
-21.6
90.3
甘肃
46.4
-27.4
-19.0
92.8
福建
28.4
-15.2
-13.2
56.9
青海
江西
-26.1
-14.3
80.8
宁夏
41.6
-26.7
83.1
山东
34.5
-25.2
-9.4
69.1
新疆
31.1
-25.0
-6.0
62.1
河南
-27.6
90.7
浙江在全国的位次
4
3
16
注：浙江各产业在全国的位次按绝对值由低到高排序。由于缺乏西藏和青海的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据，因此本表中这两个省的数据空缺。但根据2005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测算可知，这两个省各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都比浙江省大，所以尽管这两个省数据空缺，仍然可以得出浙江在全国的位次。
将2004年中国大陆31省市的产业结构偏离度进行比较（见表4），可以发现：
（1）尽管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偏差在全国相对较低，其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由低到高列全国第4位，但远高于北京（10.9%）、天津（27.6%）、上海（11.1%）三个直辖市。
（2）浙江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偏离程度相对较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偏离度绝对值由低到高分别列全国第4位和全国第3位，其中第一产业仅高于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第二产业仅高于北京和上海。
（3）第三产业偏离度绝对值由低到高列全国第16位。可见，目前浙江省第三产业的劳动吸纳能力弱于全国许多省市。
2.与国际标准模式和不同经济收入水平的国家比较
浙江省2004年人均GDP为24352元/人（当年价），折算为美元约为2942美元（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按当年平均汇率1：8.277计算），与塞尔奎因和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见表5）：
（1）2004年浙江省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低于国际标准模式，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高于国际标准模式，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低于国际标准模式；
（2）浙江省三大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应该分别在16.3%～5.6%、-3.4%～1.2%、-12.9%～-6.8%之间才符合国际标准发展模式理论值，可见浙江省的结构偏差程度比国际标准模式要大。当然，由于发展的阶段不同，技术条件不同，浙江省的产业结构与国际标准模式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通过比较仍可大致看出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
表5赛尔奎因和钱纳里模式的标准模式（1980年美元）
人均GDP的基准水平
300美元以下
300美元
500美元
1000美元
2000美元
4000美元
产业结构（%）
46.3
36.0
30.4
26.7
18.6
13.5
19.6
23.1
25.5
29.0
40.1
44.4
46.5
49.2
劳动力结构（%）
81.0
74.9
65.1
51.7
38.1
9.0
13.2
19.2
25.6
32.6
12.0
15.9
21.7
36.3
43.2
结构偏离度（%）
34.7
25
16.3
-6.5
-10.6
-9.9
-6.3
-3.4
1.2
-28.1
-28.5
-24.8
-18.7
-6.8
分析世界不同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其偏离状况，可以发现（见表6）：
（1）无论收入水平高低，各国的产值结构均呈“三、二、一”型；
（2）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结构基本呈“三、一、二”型，中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结构呈“三、二、一”型；
（3）高收入国家的结构偏离度非常小，接近0，且第三产业基本呈正偏离态。
表6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偏离状况
增加值比重
就业比重
低收入国家：
印尼
49.4
43.8
17
37.5
18.8
-11.9
菲律宾
14.9
32.4
52.6
37.4
15.6
47
-16.8
-5.6
44.9
土耳其
12.8
26.1
61.1
24.3
43.1
19.8
-1.8
-18
39.6
中等收入国家：
巴西
6.1
22.3
71.6
20
59.2
14.5
韩国
4.3
42
10.3
27.4
62.3
6
8.6
高收入国家：
日本
1.4
30.6
68.1
4.9
30.5
63.9
3.5
-4.2
7.8
德国
1.3
30.1
68.6
24.4
74.1
-5.7
5.5
11.5
英国
1
71.5
24.9
73.4
-2.7
1.9
5
澳大利亚
70.6
1.1
9.3
荷兰
2.8
27
70.3
21.2
0.1
-5.8
3.1
9
美国
75.3
75.2
从浙江省的人均GDP判断，浙江省当属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然而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并不具备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也就是说，浙江省产业结构与浙江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具体表现在：
（1）浙江省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具有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特征，但劳动力比重仍具有低收入国家水平特征，说明浙江省第一产业尚有大量劳动力有待转移。
（2）浙江省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比低收入国家还低，说明浙江省第三产业的结构转换相对滞后。
（3）浙江省产业结构偏离程度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甚至比有的低收入国家还严重。这再次说明了浙江省第一产业还需进一步转移劳动力，同时第三产业还需优化并创造更大的就业空间。
利用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我们选取增加值、利润总额、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数量及学历水平、固定资产、净资产、成本费用、R&D投入等产出成果和投入消耗指标，测算出劳动生产率、固定资产生产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主营业务毛利润、R&D投入强度、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用以分析劳动力、设备、资本、技术等要素投入的效率和水平与结构偏离度的关系。
主要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劳动生产率=实现的增加值/年均从业人员（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营业盈余）；
固定资产生产率=实现的增加值/固定资产原值*100（因资料限制，这里用年末固定资产原值代替年均固定资产原值）；
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成本+费用合计）*100%；
净资产利润率=利润总额/（资产总计-负债合计）*100%；
主营业务毛利率=（主营业务收入-销售成本）/主营业务收入*100%；
平均受教育年限=（初中及以下平均受教育年限估算值*初中及以下从业人员数+高中学历从业人员*12+大专学历从业人员*15+本科学历从业人员*16+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19）/从业人员总数；初中及以下平均受教育年限估算值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估算；
R&D投入强度=R&D投入经费/销售收入*100%。
表72004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不同行业要素投入效益主要指标
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固定资产生产率（元）
成本费用
利润率%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毛利率%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R&D投入强度%
3.50
33.40
2.06
7.12
8.47
8.52
0.22
4.06
37.95
4.94
9.89
17.46
8.75
0.37
8.14
38.69
5.37
11.86
21.61
9.46
0.53
380.87
267.57
38.38
23.38
67.42
11.43
0.02
3.47
36.85
3.80
9.71
9.90
8.72
0.25
2.51
74.64
5.06
12.24
14.28
8.94
0.12
2.70
94.79
4.82
17.00
11.44
8.77
0.20
3.16
54.81
4.25
12.69
10.09
8.15
0.04
3.05
56.68
5.19
11.60
14.37
9.29
0.16
4.31
32.03
4.10
7.20
11.30
8.85
4.33
44.30
7.44
11.88
15.52
9.65
0.49
2.67
72.31
5.10
10.85
14.39
0.61
74.96
55.98
8.98
31.55
13.38
11.69
0.01
7.60
45.80
6.50
15.94
14.91
10.07
0.74
8.91
49.89
10.81
15.64
31.14
11.22
1.92
8.32
20.38
2.63
8.31
6.08
9.23
0.32
3.84
49.41
7.09
15.53
16.04
8.87
4.07
49.82
6.00
14.31
13.30
0.29
4.52
35.99
8.03
13.27
16.84
0.31
9.38
47.12
5.88
15.91
9.18
9.56
0.30
6.73
61.56
4.18
18.51
6.21
3.39
66.38
5.32
13.15
13.06
9.15
0.18
4.15
67.89
7.46
17.03
15.86
9.54
0.66
4.67
63.43
8.64
15.08
18.21
9.99
1.02
4.34
55.20
6.34
13.88
15.31
9.88
0.59
4.26
66.46
6.05
14.26
14.83
9.79
0.62
5.56
4.85
11.84
13.45
10.46
2.07
3.46
75.09
6.55
12.98
18.35
9.94
0.79
2.79
75.67
5.75
14.68
13.97
0.38
5.02
108.49
4.28
24.27
8.13
8.39
0.03
（1）劳动生产率越高的行业，其结构偏离度数值越小；
（2）从业人员素质越高的行业，其结构偏离度数值越小；
（3）自主创新能力越强的行业，其结构偏离度数值越小。
劳动
生产率
固定资产生产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主营业务毛利率
平均受教育年限
R&D投入
强度
-.631(**)
.310
-.295
-.302
.049
-.458(*)
-.422(*)
显著性水平
.000
.096
.114
.104
.796
.011
.020
样本量
30
注：**P<0.01，*P<0.05。
（2）三产从业人员比重越高的地区，其结构偏离度越小；一产从业人员比重越高的地区，其结构偏离度越大。
（3）社会保障水平越高的地区，其结构偏离度越小，反之，则越大。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Y1
-.100
-.882**
-.345
-.927**
.282
-.473
.200
.918**
-.636*
-.542
-.436
-.555
-.191
-.809**
-.501
Y2
.391
.627*
.582
.618*
-.591
-.255
-.736**
.855**
.023
.527
.655*
.455
.255
.378
Y3
-.009
.645*
.145
.700*
-.045
.073
.136
-.664*
.173
.852**
.227
.218
.009
.873**
.574
Y4
-.073
-.818**
-.318
.191
.100
.845**
-.518
-.624*
-.373
-.464
-.127
-.864**
-.551
注：1、Y1=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Y2=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Y3=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Y4=结构偏离度绝对值X1=总人口，X2=人均GDP，X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X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5=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X6=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X7=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X8=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X9=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X10=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X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13=教育支出额，X14=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X15=城市人口比重。2、**P<0.01，*P<0.05。
以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为因变量作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对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有显著性影响（见表10）。这说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滞留不利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互动，需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表10因变量为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
-1.732
.453
.744
.965
F值的概率为0.000，说明方程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以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为因变量作回归分析，结果人均GDP，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进入了回归方程，其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对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有显著性影响（P=0.005）（见表11）。可见，提高经济收入，促进第二产业就业对第二产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表11因变量为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回归系数
-34.396
.515
.163
.490
.777
.00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77
.226
F值的概率为0.001，说明方程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以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为因变量作回归分析，结果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等指标进入了回归方程。从标准回归系数看，对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影响最大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其次是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见表12）。可见，促进第三产业就业和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对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表12因变量为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回归系数
(Constant)
36.022
.053
-.001
-.198
.459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851
-1.350
.001
-.296
注：R2=0.940说明模型拟合优度好。
以结构偏离度绝对值为因变量作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再次印证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结构偏离度的影响（见表13）。可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浙江省协调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表13因变量为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的回归系数
3.027
.113
1.966
1.313
-2.099
-.458
三、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理论上讲，制约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因素很多：有制度内因素，也有制度外因素；有宏观原因，也有微观原因；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有政策因素，也有非政策因素。本研究侧重从制度、产业自身、供求结构以及要素投入等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制度的影响
结构变动是在一定的体制环境下进行的，因此，有必要考察制度对产业结构偏差的影响。本研究以为，浙江省的产业结构之所以呈上述偏差状况，主要原因如下:
1.旧体制的惯性
其一，以工业为中心的旧体制格局对第三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由于工业经济增长直接影响着GDP的增长，是衡量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在政绩意识、区域攀比的驱动下，为了追求工业经济增长速度，多年来我国在资源配置方面带有明显的工业偏好，使得大量资源被投入了工业之中，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则由于资源投入的缺乏发展受阻，虽然随着对经济发展认识的提高，第三产业的资源投入也有所增加，但这种工业偏好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何况原有的产业结构惯性对当前仍有影响。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浙江省第二产业多年来处于主导地位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浙江第三产业增长缓慢不能不说与工业偏好有一定的关系。第三产业的增长是下一阶段浙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突破口，切实改变工业偏好对第三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二，种种退出壁垒使得产业转变滞缓。由于资产、技术、技能的专用性，使“退出”企业原来所拥有的资产和员工将全部或部分地无法转作它用，这就是产业的“退出壁垒”。通常包括沉淀成本退出壁垒，政策性退出壁垒和固定成本退出壁垒。如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着较高的职工安置、行政等方面的退出壁垒，部分经营失败的国有企业所拥有的资源难以重新配置到别的扩张产业。当然，在我国包括浙江，产业的“退出壁垒”远不止这些，还包括地方保护而引发的“地方退出壁垒”，由部门、行业保护而引发的“部门、行业退出壁垒”，由市场体系欠发达，尤其是要素市场欠发达而造成的“市场退出壁垒”，由法制不健全，企业退出缺乏法律依据和保障的“法律退出壁垒”等等，使得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缓慢。
2.政府对部分行业的准入限制
据经济普查资料可测算出2004年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和增加值在各行业的占比(见表14),测算结果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至今政府对金融、电信、铁路、民航、电力、自来水、煤气、石化、汽车等众多行业仍存在力度和方式不同的进入限制。这种限制使得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扭曲了资源配置，使得非特定的资本和劳动力对这些产业的进入受到限制，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扭曲。应该说，浙江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较小，各种类型企业拥有较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显示，在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中，浙江省资本自由度高居全国之首（参见：《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2006）。浙江非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较快，但其进入部分行业仍面临重重困难，这与这些企业本身的规模和素质的不足有关，也与其受到种种进入管制和行政管制有关。与大型企业比较，中小型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一般相对较低，劳动密集程度高，吸收劳动的能力较强，发展中小型企业在就业政策中无疑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政策一方面阻碍了其规模的扩大，降低了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其投资方向，从而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正常演进，进而影响了就业结构的转换。
表142004年浙江省第二三产业各行业国有经济占本行业比重
从业人员比重
总计
11.0
29.3
3.9
14.0
制造业
8.9
电力燃气水产供业
65.8
89.6
50.9
21.3
35.4
31.8
78.5
3.7
9.9
73.0
84.3
17.6
57.2
46.1
59.0
53.8
64.9
5.3
79.0
88.4
67.7
81.5
72.6
61.0
79.3
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4.地区身份和农业身份的限制
身份限制是劳动转移不畅的又一重要原因。虽然中国特别是浙江省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已逐步放松户籍管制，但是这种放松只适用于受过高等或较高等教育的少数人群，中低学历的人群和农村劳动力的地区身份、农业身份仍然受限。这种身份限制不仅影响了公民的迁移权，而且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换具有负面影响。第一，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受限，妨碍了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建立，使得经济较发达地区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力补充而工
资上升，从而导致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厂商增加了对资本的偏好，最终会出现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第二，劳动力在地区之间和农业和非农业身份之间的转换受限，一方面使得部分城市的部分行业（一般为当地城镇失业人员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出现岗位空缺，另一方面，愿意从事这些工作的外地或农村劳动力又无法如愿，直接影响了就业结构的转换。第三，由于身份管制和其他一些城乡有别的制度规定，浙江省当前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非常
明显，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见表15）。农民收入的低下对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产生巨大的影响，导致消费品工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需求很低，也阻碍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
表15浙江省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
单位：元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农业居民
人均收入（元）
1978
332
165
1996
6956
3463
1980
488
219
1997
7359
3684
1985
904
549
1998
7837
3815
1990
1932
1099
1999
8428
3948
1991
2143
1211
2000
9729
4254
1992
2619
1359
2001
10465
4582
1993
3626
1746
2002
11716
4950
1994
5066
2225
2003
13180
5431
1995
6221
2966
2004
14546
6096
（二）产业自身的影响
产业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互动产生了消极作用。
1.产业高度化进程缓慢
2.第二产业内部低技术水平行业占主导
经济普查资料也显示，浙江省重工业化程度明显低于全国。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重工业比重为53.8%，虽比2000年的49.1%有所提高，但比全国平均水平低。霍夫曼系数为0.86，虽比2000年的0.98有所下降，但远高于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还显示，浙江工业企业行业门类齐全，但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化学原料及制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企业单位数，从业人员数，还是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指标看，在工业企业40个行业大类中，排名前10的主要是上述劳动密集型产业（见表16）。相比之下，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单位数、从业人员数、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所占比重偏小，虽然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利润总额和营业收入的排名也进入了前10，但位次靠后。显然，这种低技术水平产业占主导的格局使得产业结构升级缺乏相应的技术基础和素质。
表16工业企业中按部分指标排名前10的行业
位次
利润总额
营业收入
单位数
从业人员
2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7
8
10
3.第三产业内部行业构成欠优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欠优是导致其吸纳劳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第三产业向来被认为是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领域，但是浙江省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速度不快，发展水平也不高，其在吸纳劳动力方面也没显出优势，应该与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有一定的关系。从浙江省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增加值看，批发和零售贸易业，房地产业等两大行业占据第三产业各行业的第一、二位，2004年两大行业实现增加值合计占第三产业的比重约为四成。而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则在第三产业位居第三、第四位（见表17）。与北京（增加值居第一、二位的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上海（增加值居第一、二位的分别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金融业）金融业均进入前两位相比，有一定的差别；与欧美发达国家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相比，则差别明显。有统计分析表明，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正是就业弹性大的产业（喻桂华等，2004）。可见，浙江省仍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新兴产业发展不足，是影响第三产业就业的重要原因。
表17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增加值比重
单位:%
67.8
50.8
5.9
7.4
9.2
11.8
7.6
7.2
8.3
其他合计
12.2
13.9
（三）供求的影响
一方面，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升级面临供给饱和约束。如工业品的供给水平超过了人均收入水平及需求结构决定的正常需求水平，出现工业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4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0多种工业产品中，生产能力利用率在八成以下的产品超过3/4，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的有近4成以上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40%以下有24%。其中液晶电视机、家用电热水器、普通锯材、合成橡胶、合成洗涤、拖拉机、汽车、集成电路、台式微型计算机、铝棒材、照相机（包括数码相机）、表、手机等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最为严重。显然，部分工业产品供给市场的相对饱和过剩将使这些产品产出的持续增长难以为继，也会导致劳动力的相对饱和与过剩。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换面临需求缺口约束。越完善的市场经济和买方市场条件下，产品的需求结构对产品的供给结构决定作用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逐渐由商品性消费为主转变为非商品性消费比例的扩大，由生存型消费转变为享受型、发展型消费。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546元，比上年增长10.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096元，比上年增长12.2%。在主要消费项目中，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三项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旅游消费热已在居民家庭中兴起，尤其是住房、汽车的消费，带动了众多上、下游产业的联动发展，消费层次提升与消费结构转换客观要求产业供给结构作相应调整。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由此增大对现代消费服务的需求总量。但目前，浙江的现实情况是，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供给结构的提升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消费性服务的规模、种类和质量尚不适应社会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的需要，阻碍了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扩大，潜在的服务需求更难被开发出来，消费需求增长的乏力最终会影响到服务业的优化升级。
（四）投入要素的影响
在诸多投入要素中，技术缺口和人力资本缺口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
1.人力资本缺口
表18就业人员学历构成和职称构成
全国
合计
100.0
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者
8.0
6.2
7.5
具有大专学历者
15.7
9.5
12.4
14.2
具有高中学历者
33.6
27.0
34.4
33.8
34.2
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者
42.0
58.1
47.9
具有高级技术职称者
8.5
具有中级技术职称者
36.9
33.3
35.9
35.3
具有初级技术职称者
53.6
57.0
55.5
55.2
2.技术性缺口
表1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表
科技活动单位(个)
科技活动人员（万人）
科技活动经费(亿元)
R&D经费投入（亿元）
投入强度
(%)
32924
183.8
2402.1
1104.5
0.56
6419
14.3
182.1
88.1
0.48
3094
282.7
163.1
2205
17.0
243.6
118.6
0.54
5454
22.8
364.8
153.1
浙江占全国的比重
19.5%
7.8%
7.6%
四、促进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良性互动的对策探讨
浙江省就业结构变迁与产值结构的变迁的脱节将对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业的增长产生严重的影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矫正。制约因素的多样性决定了对策的多样性。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和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
1.处理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坚持二、三产业发展并举
许多研究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是一种不断加强的唇齿相依的双向互动关系。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制造业为服务对象的，而制造业整体水平和产业品质的提升，依赖于服务的附加和服务业的整合。因此，过分偏好工业、第二产业的发展而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或片面的注重发展第三产业而轻视第二产业的发展都是缺乏理论和实践依据的。显然，没有第三产业的强有力支持，第二产业的平衡增长势头将受到金融、技术、流通等多服务环节的阻滞。同样，没有强大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做支撑，第三产业也将因有效需求不足而无法保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事实上，未来制造业的“制造”指的是为用户创造和提供产品的全过程，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流通和售后服务等各方面，随着制造业结构形式的不断革新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界限变得模糊，未来制造业将拥有更加广泛的内涵。因此，我们主张，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应该二、三产业发展并举。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来调整工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提高第三产业的层次和水平来为工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有力的服务支持。
2.处理好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关系，立足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向劳动技术密集型、劳动知识密集型演化和升级
3.促进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
浙江省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业垄断和市场准入过严，如金融保险业、电信、铁路、民航、教育、卫生、广播电影电视业等，它们就业弹性较大，却存在很多进入壁垒。由于缺乏竞争，这些服务居高不下的价格不仅抑制了消费，反过来也影响了以上产业的发展规模，最终限制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当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消除它们过高的进入门槛，吸引多方投资。
（二）加强制度创新，完善劳动力市场
前已叙及，浙江的就业市场仍存在断裂和残缺，城乡二元结构未被打破，城市内部又存在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正规部门和非规部门分别发挥作用的劳动力配置机制，就是非正规部门内部，在工资待遇和劳动保障等方面也存在断裂。这种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演变缺乏必要的条件。因此，加强制度创新，完善劳动力市场是当务之急。首次，要打破现有的制度性障碍，对现有的制度性包括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彻底改革。其次，使工资成为劳动力供需变动的真正信号，使劳动力的价值得以真实反映。再次，完善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体系。
（三）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
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估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运行几十年，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和技术。在绩效指标的设计上，主要围绕“三大E”展开，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Effectiveness。这些原则和方法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我们认为，在现阶段，我国各级政府之所以偏好工业，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目前的绩效评估体系有关，因此，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在指标设置方面既要有经济指标，也要有社会发展和环境建设的指标。特别是在经济指标的设置方面既要体现经济增长的数量，也要体现经济增长的质量；既要考核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也要考核对经济结构的优化；既要考核已经表现出来的显绩，也要考核潜在绩效；既要考虑当前，也要考虑未来。同时，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政府绩效指标的设计也要体现当地特点，不能简单搞“一刀切”。
（四）减少政府过多的管制，降低特定产业的进入壁垒
政府应逐步放松对众多产业的进入管制，一方面，对于自然垄断产业，随着技术的进步，其进行垄断的理由将逐步弱化，进入壁垒将逐步降低，政府的进入管制也应逐步消除；另一方面，对于非自然垄断产业，随着经济的日趋市场化和国际化，政府基于传统观念的进入管制也必须逐步消除。政府管制的放松，必将有利于矫正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扭曲，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五）尽量降低产业“退出壁垒”门槛，减少产业退出成本
为了使衰退产业能够顺利退出市场，必须推进制度创新，减少退出成本。一是要建立科学的产业退出援助和保障制度，促进产业退出。二是应尽量采用低“沉没成本”方式。根据对沉没成本的影响程度不同，应尽可能利用并、转或联合，慎用关、停与破产。应继续鼓励资金雄厚、有知名品牌、管理水平高、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兼并落后企业，推动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联合与合并。三要加强宣传，形成全民优化产业结构的共识，使产业结构调整得到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六）逐步以身份证制度取代传统的户籍制度，加强城市化建设，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
当前的身份证制度日益完善，可以以其逐步取代严格的户籍制度，降低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成本，促进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对于户籍的城乡差别，由于我国当前农村劳动力数量巨大，一步到位地消除户籍的城乡差别是不现实的，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由于受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等方面的限制，农村劳动力在短期内大量转移到大城市是不现实的，因此，加强小城镇建设就成为近期提高城市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转变、分流农村劳动力的一个现实可行的措施。但是，小城镇的建立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小城镇若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自身的支柱产业，而农产品的加工业就是较好的选择。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基本属于劳动密集性产业，在吸纳较多劳动力的同时，所需投资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小城镇与农村距离较近，原材料的运输费用较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具有比较优势。而小城镇工业的发展在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小城镇居民和周边农民收入的同时，还会拉动对第三产业的需求，从而创造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应当在融资和财政税收政策及行政管理措施方面对此加以鼓励。
第二，消除城市中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政策。当前一些城市为了增加当地城镇失业人员的就业机会，采用行政措施对企业雇佣农村劳动力进行限制，这些看似对城市经济有利的措施，实际上却在整体上和长远上损害了产业结构的正常演进和就业机会的增加，进而损害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在努力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应当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
（七）努力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推动居民整体消费结构升级
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21世纪发展的主题之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要点之一。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应统一思想认识，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尽快扭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距扩大的局面，通过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增加农民和浙西南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提高城乡居民整体消费水平，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增强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
（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延续，存在多方面的不完善，改革难度较大。为配合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比如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消除或减少地区之间及行业之间的保障差异，促进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间的自由流动。同时，将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户以及自由职业者纳入保障范围，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
（九）加大教育培训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
如前所述，劳动力的素质已经构成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就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据资料显示，浙江省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大量文盲，其中绝大部分在农村，而从业人员中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占绝对比例（参见，浙江省2000人口普查资料）。因此，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应该继续加大。首先，政府应着眼于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技能培训的转移支付。其次，引导全社会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强化对于成人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认识。第三，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推动家庭个人和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十）鼓励非正规就业
（十一）深化产业理论研究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产业结构理论的滞后会使产业结构的调整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系统的理论支撑。目前，国内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偏重静态、定性和政策解释性的研究，忽视动态、定量和前瞻性理论性研究，因而研究成果缺乏分量，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对现实的产业结构转换指导作用不大。因此，当前要加快对产业理论的研究，在吸收国外最新研究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国内产业结构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探索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国内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为国内产业政策的制定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课题组负责人：金汝斌
课题组成员：叶水寒胡永芳黄洪琳
执笔：胡永芳黄洪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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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赵履宽，杨体仁，姚先国，王建新.劳动经济学[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P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