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流动性趋势与公共性转向
二、媒介传播与公共性再生产：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1.乡村社会中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发展。
2.乡村公共性的衰落风险。
3.乡村有效治理策略的优化。
（二）“媒介传播-公共性再生产-治理重构”分析框架
综上，笔者构建了“媒介传播-公共性再生产-治理重构”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案例介绍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介绍
前赵固村位于河北省曲周县，地处华北平原腹地，距离城区约20公里。根据村委会2019年的人口登记情况，全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416户1999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460人，约占总人口的23%，村庄人口老龄化严重。前赵固村现有耕地面积2524.57亩，人均耕地面积约1.26亩，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该村地势平坦，村民习惯于集中居住，居住区整体呈长方形分布。在村民集中居住的村庄熟人社会中，高音喇叭是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2000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前赵固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只在农忙时返乡务农，形成典型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夏柱智和贺雪峰，2017）。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前赵固村老年人口已成为本村农业劳动的主力。大规模人口外流导致了村庄“空心化”现象。高音喇叭的信息传播功能受时空限制而明显削弱。
（二）方法选择与资料收集
四、高音喇叭角色嬗变与乡村社会治理脱域
高音喇叭作为扎根乡土的适宜媒介，在乡村社会治理场域内，不仅具有信息传播的功能，在宣传动员方面还带有政策导向，是国家意志下沉乡村社会的治理工具，呈现一种单向的权威性管控。伴随社会结构的转型和乡村人口的大规模外流，乡村公共性衰减，高音喇叭所承载的具有权威性的信息传播和宣传动员等功能也开始消解。这种由人口流动引发的乡村公共性危机使得高音喇叭对“脱域”治理表现出低效性和无力感。
（一）组织在场与扎根乡土的适宜媒介
可见，在前赵固村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形成的高度互动网络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乡村社会内生公共性”，亦即一种在场互动的社会关系、交往方式和公共舆论场，这不仅是多元主体走向协同治村、合力并进的基础，也是维持乡村社会内在秩序的根基。与此同时，国家以高音喇叭为载体，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实现国家意志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对村民进行广泛的组织和社会动员。不论是从政权建设的角度还是从权力的角度，高音喇叭都与国家权力紧密勾连在一起（何钧力，2018）。
（二）高音喇叭的角色祛魅与话语体系
前赵固村地势平坦，村民集中居住，村中形成四条主要街道，分别为东街、西街、南街和东南街。村委会办公楼位于东街、西街和南街的交汇处（当地称为“十字街”）。村委会办公楼前的院子里搭建着一座约10米高的高音喇叭杆，东西南三个方向各设置了一组喇叭，以保证能通过广播将信息传递给各家各户。此外，在离村委会不远的东面也搭建着一座高音喇叭，村庄的东南处还搭建着另外两座高音喇叭。这三座高音喇叭均为私人搭建。其中，离村委会不远的东面的这座高音喇叭的搭建者是本村杂货店店主。该杂货店主要经营生活日用品、零食小吃、蔬菜以及肉类熟食等。在2010年前后，杂货店店主决定私人搭建高音喇叭，主要是为了方便宣传自己经营的商品：
位于村东南方位的是另外两座高音喇叭：一座是本村电工自家搭建的；另一座是负责给全村供水的经营者建造的，这位供水经营者早年间也在村里当过村支书。据本村电工和供水经营者介绍：
与集体喇叭和私人喇叭共存相对应的是广播内容的丰富多样。就高音喇叭广播的内容而言，以2010年为界3，可分为两个阶段加以考察（见表1）。2010年之前，村委会喇叭主要广播一些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和通告，如收缴公粮通知、征兵通知、卫生保健通告以及上级安排的其他公共事务，其中也穿插着商业信息。私人喇叭广播的内容主要围绕经营活动，如电工家喇叭主要广播收缴电费通知。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电费的缴纳只需要通过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操作。因此，电工家喇叭在2016年被废弃。供水经营者家喇叭主要广播收缴水费的信息和送水情况，也穿插一些招工、帮工信息等。2015年村里接通自来水后，已能保证住户全天候用水，导致原先的供水经营失去了市场，其广播也随之终止。2010年之后，随着“项目下乡”的推进，村委会的任务越来越多。实地调查过程中，笔者录音记录了2019年8月5～12日和2020年7月10～17日期间前赵固村高音喇叭的广播内容，主要包括养老、医疗、环境卫生、土地管理以及疫情防控等方面的信息。同时，随着商品市场的活跃，村里杂货店喇叭开始兴起，每天多次广播发布各类信息，成为嵌入乡村生产生活的主要传播媒介。
（三）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治理脱域
1.人口流动与公共性消解。
随着市场化、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村庄“空心化”问题凸显。随之而来的就是乡村公共性的消解，表现为村庄公共交往的减少、公共参与的缺失、公共服务的缺位、公共议题的失语等。前赵固村人均耕地面积仅1.26亩，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农业收益较低。在生存和发展压力驱动下，外出务工就成为村民摆脱贫困、谋得发展的理性选择。2000年之后前赵固村的人口外流加剧，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而后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加入流动队伍，甚至有一些老年人也外出打工。正如村民唐正国所言：“只要人家不嫌年龄大，自己能承受住，就出去挣钱，哪怕是看大门或者当环卫工人，自己挣钱花着方便，不用向孩子要。”据调查，前赵固村有1000多人在外打工。人口的乡城流动使得村民个体之间、个体与村集体之间的联系减少。同时，村庄作为共同体的诸多职能开始弱化，甚至消失。正如村民所说：
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和乡村人口外流，村民生产生活空间范围不断扩大，村民之间的联系日益松散。在原子化状态下，村民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联系极大弱化。这种人口持续外流引发的乡村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交往方式的结构性变化，导致支撑乡村社会内生公共性的社会基础开始瓦解。
2.社会治理脱域。
“脱域”是指时空分离导致主体“缺场”，进而引发社会关系从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吉登斯，2011）。在乡村人口大量外流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体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有的以“乡村社会内生公共性”为基础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乡村社会。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导致前赵固村人口结构失衡，村庄内部缺乏“人气”，进而造成基层组织的涣散与治理失灵。相当一部分村民由于常年在外务工，与家里、村里的联系松散，加剧了与村庄社会生活的割裂，使得公共性所承载的社会整合等功能也逐渐消退，导致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尾部断链。如果以往高音喇叭可谓政权联结村民的传播工具，那么乡村人口外流后，高音喇叭的信息传播功能受时空限制已明显削弱。部分外出务工者一方面接收不到高音喇叭传播的信息，另一方面因常年在外对本村公共事务也不太关心。正如受访村民所说：
当问及留在村里的村民平时是否会留心广播内容，他们也是不甚了了：
此外，从公共政策落地的视角看，村“两委”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和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需要把上级任务、公共服务、民生项目等落实到位。高音喇叭的信息传播功能受时空限制难以对外流村民产生作用，这一传播媒介已难以发挥治理效能。从民意反馈的视角看，外出务工者即便对村务有意见，可由于缺乏沟通渠道，难以与村干部或其他村民进行直接、有效的沟通交流，导致村民之间不易达成共识，也容易造成村民与村干部之间互不理解与关系疏远。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传达与自下而上民情反馈的互动失去了平衡，造成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损坏（邱泽奇等，2022）。
据此，乡村人口的大规模外流在消解“乡村社会内生公共性”的同时，也为脱域的乡村社会治理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不仅外流村民在乡村社会治理中逐渐失去积极性和主体性，老龄化严重的在村村民往往也既无力又无心参与公共事务，使得村民自治流于形式，弱化了村民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了集体行动能力。
（一）社会关联：时空再造与线上“共同在场”
（二）数字化交往的公共性再生产机制：关系重构、利益联结与公共参与
1.传播公共信息，夯实公共性再生产的基础。
2.促进公共交往，重构公共性再生产的内核。
3.激活公共舆论，提升公共性再生产的动力。
（三）权利整合与互动治理
数字社交媒体所扩容的网络公共空间具有更多的民主功能。多元主体的协商合作和对公权力的监督本质上就是不同声音、不同意见的交流、整合与妥协。在此过程中，村干部会遵循“理性公民精神”原则，绝不是无条件地满足个人私利，而是在理性指导下实现村庄的公共利益（赵晶和张平，2017）。前赵固村村支书及时对村民的疑问进行了回应：
六、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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