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而言，近十年，资本的渗透和扩张，信息化、基建和物流的发展，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地方市场的边界被进一步打破，更多的本地从业者要与全国范围内的经营主体竞争，原本可以本地化的收益也正在被县域外的经营主体所汲取。而在不具有资源和产业优势的情况下，本地可以依托于此向外汲取收益的增长点却十分有限。
01从创业到打工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2021年年初，35岁的阿远发出这样的感慨。返乡创业十多年，他自认为已经习惯了这种自己做主，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给别人打工，就要受他人约束，他是万分不愿意的。没曾想迅速被自己打脸。他不仅在几个月后就去杭州打工了，还为了赚加班费，没有回家过年。
在赣中地区西加县新河镇，像阿远这样返乡创业多年，但却没有积蓄，反而欠下大量债务的“小镇青年”并不少。
新和镇是一个养殖大镇。2005年，畜牧业尤其是养猪业发展成为了江西省农业发展的重点，政府提出了“后劲在畜”的口号。在政府的推动下，再加上猪肉消费需求不断上涨，此后养猪业得到了大力发展。作为养殖大县，2006年，西加县50头以上的养殖户只有140户，2014年达到900多户。新河镇则是该县的养殖重镇。2006年，总人口1.5万的新河镇，50头以上的生猪养殖户只有20户不到。2015年，养猪户达到583户，大多为300-500头的中小规模养殖户，高峰期全镇年出栏生猪20多万头。
2010年左右，是新河镇青年返乡创业的高峰。听闻很多养殖户赚了大钱，而且感觉养殖工作比较轻松自由，不少外出务工的青年因此被吸引，开始返乡创业。2008年之前，阿远的表哥和姐夫一直在广东花都从事矿石运输。2008年以后，矿石运输不景气，再加上家乡养猪业利润的吸引，他们开始回村养猪。2010年，阿远也离开了广州，开始回村养猪。2010年，阿远的弟弟，从广州回到老家县城，和人合伙开烧烤店，因生意不好，2015年也选择了回村养猪。
和阿远一样，他们去年都转行了，并下定决心不再养猪，转行的理由也和阿远类似。阿远的表哥，39岁，养猪十多年，欠下债务近60万。父母60多岁。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县城读书，不久前妻子又怀了一个孩子。去年同样亏了十多万，感觉到靠养猪翻盘不再可能，便到县城开了个麻将馆。
阿远的姐夫，38岁，养猪十多年，欠下债务50多万。父亲去年因癌症去世，母亲近60岁，还在东莞一个亲戚的工地负责做饭。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县城读书。去年养猪亏钱之后，他开始在本地一个朋友的工地上做建筑工人，每月收入6000元。
阿远的弟弟，33岁，虽然有一批挣了50多万，但除去亏掉的和少部分借出去的，手上的钱也是所剩无几。准备2022年结婚，未婚妻已经怀孕。去年经人介绍，到市里的一个工厂承包了一个食堂窗口卖快餐。
对于新河镇很多养殖户而言，如果仔细算下帐来，养猪近十年，不仅没有挣钱，还亏了钱。来看新河镇一养殖户从2012年-2018年的收益情况：
众所周知，养猪业是一个具有较高不确定性、风险较高的行业。这与猪肉这一商品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小有关，与养猪业的低门槛和周期性危机有关，还与养殖户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弱势地位有关。
和很多养殖户交谈的过程中，他们都感慨，要是早一点从养殖业退出，就不会欠这么多债务了。而一些养殖户虽长期没有挣钱，但始终不愿意从养猪业退出。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深入交谈发现，在从事养殖业的过程中，很多养殖户心态是，虽然亏了钱，但周边有人赚了大钱，自己也期待赚一次大钱，不仅能够还债，还有可能发财。但对于大多数养殖户而言，赚大钱始终没有发生，偶尔获得一笔收益也只够覆盖部分债务。结果债务却越积越多，沉没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对赚一次大钱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因此也就越来越难从这一“深坑”中跳脱出来。其主要原因在于，养猪业概率较小但不时会发生的高收益，导致带有侥幸心理的养殖户产生了“奖励预测误差”，这一点和赌博类似。
消费升级主要有以下表现：居住地从村里转移到镇里，再转移到县城；车子越开越好，手机根据潮流不断更新迭代；日常消费包括衣着、食品和日化用品消费的不断品牌化；在网上购物的频率提高；人情消费越来越高；等等。
2015年以前，阿远姐夫一家住在村里。2015年到镇上买了一套房子（房子加装修25万左右）之后就一直住在镇上。在镇上，一家四口每月的开销达到3000元。2020年为了解决孩子教育问题，搬到了县城。在县城，一家四口每月的开销至少要5000元。家里有两辆小汽车，一辆是15万左右的哈弗，一辆是10多万的现代。妻子用的是最新的三星手机，化妆品包括倩碧、兰蔻等品牌。
阿远的表哥，2015年在镇里租房住，2018年在县城租房住，2020年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每平6000元），2021年全家住进了县城的房子里。家里也有两辆小汽车，一辆20多万的三菱，一辆10多万的别克。自己用的是最新的苹果手机。妻子用的护肤品、化妆品和衣服等也在不断升级。护肤品和化妆品一般要到市里的专柜购买或者找代购，一年在这方面的开销就上万元。加上房贷，一家四口在县城每月支出为8000元左右。
消费如此之高，但是收入增长却十分有限，借债和透支便成为了必然。为什么消费会如此之高？这离不开乡村社会消费正在不断升级的大背景。消费升级是农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基本趋势。农民的城市化使得农村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城市化；资本对下沉市场的渗透，乡村社会进一步被消费主义裹挟；农村优秀生源和师资不断向城市集中，倒逼农村教育城镇化，农民消费的主体场景从村镇进入到县城；半熟人社会消费竞争变得愈发激烈，等等，是乡村社会消费升级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方面，全国几乎都是如此。只是，赣中山区西加县新河镇返乡创业的小镇青年们，他们消费升级的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这一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需要回到小镇青年所处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中去理解。
04小镇青年的经济社会生态
第二，关系经济与关系经营消费。除了强自然属性以外，乡村社会的创业或就业还高度依赖直接或间接的熟人关系这一社会资本，具有关系经济的特征。生活在地方社会的人总是更“讲关系”，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与乡村社会的制度化和正规化程度低有关，与乡村社会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低且同质化程度高有关，也与乡村社会大多做得是熟人生意有关。关系的经营和运用能力成为了评判创业者实力的重要指标。
而关系经营本身是有成本的，关系质量越高，往往意味着关系经营的成本越高。对于不具有先天关系优势的人而言，尤是如此。在产生利益关联以前，关系经营的重要内容是消费，或者说消费是关系经营的重要切入口。利益关联建立之后，关系的经营也需要通过消费来维系和强化。
这种关系经营消费很多时候是双向推动的。在养殖领域，饲料经销商往往是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精英，在政府部门也有一定的关系。养殖户会主动与他们经营好关系，以确保他们能够赊欠饲料和仔猪，打点养殖场建设审批和环保等问题。在饲料经销商较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饲料经销商也会主动与养殖户经营好关系，以确保更多的养殖户购买自己的饲料。
对于大多数缺乏社会资本的小镇青年而言，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由经济和社会精英主导的消费场景中，包括和精英们走人情，出入高档的洗浴中心和KTV，消费一些符合精英们需要的“高级服务”，成为常态。问题是这种看似具有“投资”属性的消费升级不仅会增加小镇青年的消费负担，还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小镇青年也可能在消费升级中沉沦和迷失自我。
第四，赊账经济与消费能力的虚假提升。在地方社会中，赊账成为常态。在地方社会市场高度内卷，消费者有赊账需求的情况下，赊账成为了地方社会商业经营主体招揽生意的重要手段。超市经营者、饭店、建筑材料和电器销售者等等，每年年底的首要任务就是收账。为了补偿赊账和收账的不确定性，销售者会适度地提价以增加利润，其本质是利息。而对于创业的小镇青年而言，为了保证自身有更多的灵活资金可支配，如果能赊账，会尽量赊账，也会选择对赊账消费的适度提价采取包容的态度。赊账常态化，看起来提升了小镇青年的消费能力，实际上这一能力却具有虚假性。因赊账争取到的灵活资金，也并没有被小镇青年完全投入到生产，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了更高层级且无法赊账的消费中。
无论是阿远还是阿远的表哥、姐夫，都从父代得到了大量支持。事实上，他们的父代甚至比他们挣得多。阿远表哥的父亲靠常年在工地打工，有很多年，每年有六万左右的收入。省吃俭用的情况下，母亲在家务农的收入维持两口子的开支没有问题，父亲外出打工的收入基本上都能够存下来。2003年外出务工至今，父母两个人有近40万元的存款，再加上经营一片经济林，十多年下来，也卖了十多万。而这些钱大多用于支持儿女买房、买车和养孩子等，手中的存款已经所剩不多。
第五，赣中山区的生活主义。在河南调研发现，虽然同样是养猪，养殖户却并没有像赣中地区的小镇青年一样，不断进行消费升级，生产和消费的倒挂没有那么严重。这与南北方的生活方式差异也有一定关系。南方山区物产丰富，人们的危机意识较弱，遵循重消费轻积累的生活主义。而北方平原地区，物产相对贫瘠，受干旱等灾害的影响较严重，有较强的危机意识，遵循“重积累轻消费”的传统。此外，河南地区农村家庭间“发展竞争”激烈，消费升级主要集中在购房这类发展属性较强的消费上，纯享受消费比如服装和饮食的升级不具有合理性，会面临村庄社会舆论压力，因此消费升级更加节制。而赣中山区的消费竞争是弥散的，对于农民而言，享受生活和发展都具有合理性，都被视为“有面子”的行为，消费升级也更加弥散和全面，缺乏节制。
在赣中地区乡村社会，因为生产升级没能跟得上消费升级的速度，小镇青年长时期面临支大于收的问题，透支便是必然。除了养殖业以外，其他行业中返乡创业的小镇青年也有着类似的命运，比如返乡做水果生意的，开农庄等等。只是养殖业在风险和收入的不确定性上表现得更为极端，养殖户消费升级速度上也表现得更为极端，因此消费与生产的倒挂比较严重。
当然，在小镇青年中，也不乏十分勤劳、简朴、更加务实和运气更好的创业者，他们在返乡之后，走上了发财致富之路。但是从中西部地区乡村社会整体创业的环境来看，这样的人是少数，大部分小镇青年都难逃“被透支”的命运。
欠发达地区大部分县域社会是一个强消费社会。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发展面临诸多瓶颈，决定了县域经济消费性偏强而生产性偏弱。近十年来，西加县第二产业发展有限，且增速远远低于第三产业。2010年，西加县全年完成生产总值290173万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81014万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38094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71065万元。三次产业结构为27.92：47.59：24.49。2020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GDP）777848万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实现121316万元；第二产业增加值实现291169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实现365363万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5.60:37.43:46.97。这与许多一线城市的二产比例下降，三产比例上升不同。一线城市的去工业化伴随着现代中高端商服业的充分发展，依然能够实现从国内外其他地区汲取收益的目标，从而实现整体的收大于支。这些城市的从业者可能消费增速快，但收入增速也快，收入增速不一定低于消费增速。
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属于被汲取的对象。在中西部地区欠发达的县城，二产发展有限，而且以中低端产业为主，西加县工业园区以食品、建材、造纸、林化、药业、服装等10多个系列产品为主导。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以传统中低端商服业为主。受剪刀差的影响，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依然是被先发地区汲取的对象，整体而言收小于支。房地产被很多地方政府视为汲取收益的工具，但是在工业发展不具有优势无法实现外地人口聚集的情况下，房地产也只能够汲取本地城乡居民的有限收入，导致本地居民被负债和透支程度提高。
雪上加霜的是，当县域城乡居民到县外或网上购物越来越频繁时，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被汲取的程度还会大大提高，进一步压缩了本地从业者的收益空间，比如拼多多和社区团购的发展，本地超市的经营状况变得越来越差。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而言，近十年，资本的渗透和扩张，信息化、基建和物流的发展，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地方市场的边界被进一步打破，更多的本地从业者要与全国范围内的经营主体竞争，原本可以本地化的收益也正在被县域外的经营主体所汲取。而不具有资源和产业优势的情况下，本地可以依托于此向外汲取收益的增长点却十分有限。这意味着本地从业者的收入增速会进一步下降，消费增速也更有可能会高于收入增速。
撇开县域内部的行业差异和阶层差异不谈，县域的经济生态，县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整体上决定了返乡创业的小镇青年是否会被透支及其被透支的程度。
6小镇青年向何处去？
对于返乡创业的小镇青年而言，生产和生活都在乡村社会展开，想要依靠个体的力量摆脱被透支的命运，十分艰难。像阿远那样，承担起家庭责任，离开乡村社会，摆脱强消费社会的吸纳，到大城市打拼，增加收入的同时减少闲暇，减少消费，扭转支大于收的局面，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要制度化的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不能缺位。
产业转移梯队图
对于大多数不具有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的中西部县城而言，他们不一定会成为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即使成为了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也要在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工业发展面临转移或者转型时。其间还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因为产业转移不仅在国家内部展开，国家间的产业转移也没有停止，中西部地区不具有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地区可能还要与其他国家竞争。
其次，在农民生产能力没能够相应提升的背景下，政府在推进农民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应该扮演更为消极的角色，比如避免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配置在县域，以推进县城房地产发展，倒逼农民进行教育城镇化和消费升级。
社会层面，在充分吸收传统和现代社会积极理念的基础上，将在地农民包括小镇青年组织起来进行生活教育，强调家庭责任，弘扬勤劳节俭等美德，引导他们重建关于健康和幸福生活的价值体系，积极应对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价值危机，建立有利于个体和家庭发展的生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