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2005-2019年全国主要粮食作物跨区机收面积
已有文献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本地化”倾向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解释：（1）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支持下，随着当地农机购置数量增多，农户会优先选择本地农机服务，从而压缩了跨区农机作业的市场范围；（2）农户优先选择本地农机服务，是因为受农时特点所制约的农机服务需求集中且迫切，为此农户需要依靠本地社会网络关系来保障机械服务的及时有效供给；（3）受农业生产特性以及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松散的契约关系影响，选择跨区农机服务的农户将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而本地农机服务则能利用空间距离优势和熟人社会关系来降低信息成本，提高服务的及时可获性。这些研究表明，农机作业服务价格并不唯一地对农户的农机作业服务选择起决定性作用。
尽管大量研究为当前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农户选择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与实证支持，但鲜有文献围绕农户的农机作业服务选择行为的发生机制及其交易特点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认为，如果说农机作业服务的可获性、及时性与交易预期稳定性导致了市场的“本地化”，那么，由此导致的服务交易价格的“差异化”及其“价格悖论”，则可视为是节省服务交易成本的策略性选择。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看似属于完全纯粹的要素市场，但因其特殊的农村社会网络关系与其农业生产要素独特的禀赋特征，使其呈现出关系型交易的特点。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所处特殊的熟人社会交易环境以及农地要素禀赋特点，来探究农机作业服务这种看似符合市场化运作规律的生产要素，为何会呈现“内卷”式的本地化需求倾向，并从交易成本角度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中的“价格悖论”现象做出合理解释。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农机作业服务交易“本地化”的成因
农机作业服务作为一种参与农业专业化分工的生产要素交易，在农户面临服务需求时的交易选择必然会受到其交易关系的影响。农户的认知理性行为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会与熟悉的社会环境在长期互动中产生稳定的耦合关系，使得农户在选择农机作业服务时受交易环境的影响做出有限理性下的最优选择。
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地不可移动以及农耕经济存在的脆弱性，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在维持本地社会交往中首先要保证与附近农户的人际关系和谐融洽，从而在农业生产中形成利益联盟来共同维护农田水利和抵御自然风险，以及在农忙时令进行互帮互助等维护社会关系的行为。因此农户之间较为频繁的往来互动为农村熟人社会的产生和其交易倾向的形成提供了生存土壤。一个低成本并且有效率的正常熟人社会的维持，主要是源于内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声誉机制和道德舆论在起作用，加之其建立起的信任关系格局作为集体成员互惠行动的产物，足以让农户在农村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中选择交易对象。在农业生产环节中农户对于农机作业服务的选择，自然也会受到所处的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相比于外地农机作业服务供给，与农户共处于相同或相近地缘关系的本地农机服务商更具有熟人优势，农户更易与之形成持续性交易。这既能基于地缘优势建立起的信任机制和非正式信息传导机制，在信息搜寻、谈判议价以及执行监督等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又能避免因“一锤子买卖”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拥有不同农地禀赋条件的农机服务需求农户而言，其农机作业服务选择可能存在异质性。农机作业服务因受制于农业要素资源禀赋的有限性，使得农户在交易市场上容易被“套牢”，在交易中被对方“要挟”的可能性变大，因此选择恰当的交易关系并维持交易的稳定性尤为重要。由于农机作业尤其是用于收割的大型农机作业需要与一定的土地经营规模相匹配，才能有效发挥其作业效能。如果农机作业的地块细碎分散，将增加农机在地块间频繁转移的服务成本。并且如果农户种植的作物种类越多，为满足不同作物的农机作业需求，农户在农机服务市场上面临的交易频率就越高，由此带来的交易成本上升不仅会导致农户的生产投入增加，也会使得生产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因此农户在农机服务市场上的谈判能力会因农地禀赋条件较差而使其处于弱势地位。不过由于本地农机服务市场并非是纯粹的竞争性市场，而是以情感为依托的关系型要素市场，这就使得同处于本地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农机服务供需双方在达成交易的过程中隐含着人情交换，从而为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提供了生存土壤。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
H1：农村特殊的交易环境即熟人社会关系会助推农户选择本地化的农机作业服务。
2.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交易“本地化”的“价格悖论”
所有的市场交易都会产生交易成本，市场的正常运行依赖于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可能会阻碍市场交易的正常运行。选择能减少交易费用的契约形式往往能增强农户参与市场交易的热情，因此交易成本理论为本文探寻农户的农机作业服务选择行为发生机理提供了启迪。对于有农机服务需求的农户而言，农村熟人社会中农户间的互助合作传统，有助于农户在往来沟通中促进经验的交流和信息的共享，农户也更容易在此环境中获得具有地缘优势的本地农机作业服务信息，降低农机服务交易的信息搜寻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损失。并且声誉机制和道德约束等非正式制度在良好社会氛围的影响下，能对农村本地要素交易市场起到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减少机会主义和违约行为造成的交易成本负担，降低交易风险。因此在农村社会中基于联系紧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所形成和建立起的特殊信任关系是深植于农户间频繁社会交往基础上的情感依赖，可以降低交易的搜寻成本和监督考核成本。
简明扼要地展示在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参照下，采纳本地或跨区农机作业服务的交易成本的差异及其随之引起的交易成本-农业收益曲线的变动。假设除农机服务交易成本外的其他农业要素投入不变，其中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在完全流动的标准化竞争市场条件下其交易成本-农业收益关系为L2。由于现实市场交易半径有限，市场被分割成一个个相互嵌套的子市场。本地农机服务因明显的地缘优势和熟人关系网络会挤出部分信息搜寻、谈判议价及监督等交易成本C1C2，相反的跨区农机作业服务则会因为空间距离的影响将增加部分交易成本C2C3，因此二者的交易成本-农业收益关系曲线会随着交易成本差异分别向左和向右变动到L1和L3。这也就意味着即使面对同质化的农机作业服务，或者在相同的农业产出收益（P）下，选择本地农机作业服务将比跨区农机作业服务能节约交易成本C1C3，C1C3正是本地和跨区农机作业服务在信息搜寻、谈判监督等方面的交易成本差异。由此本文提出假说2:
H2：农户拥有的熟人社会关系中，与其他农户间的互助往来越频繁越能降低采纳农机作业服务的交易成本。
二、数据、变量及模型
本文以河南省小麦农机收割服务作为农户农机作业服务选择的主要研究对象。（1）对研究对象的解释说明：①小麦作为中国三大主粮之一，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95%以上，并且由于小麦收割环节所用农机具有区域流动性强、投资成本高的特点，因而成为小麦种植过程中农机服务外包率最高的生产环节。②河南省作为地处中原的农业大省，小麦是其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其播种面积及产量常年高居全国首位，并且河南省小麦农机化作业机收面积的逐年变化趋势与全国小麦农机化机收面积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因此本文选取河南省的农户小麦机收作业服务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2）对研究所用主要样本数据的说明：除去样本中未购买小麦农机收割服务及主要变量缺失的农户样本，经数据整理后保留99个村庄3251份有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有效农户样本数据。其中，如表1所示，全部采纳本地农机作业服务的样本有2112户，约占农机服务样本总数的64.96%，农户选择农机作业服务表现出明显的本地化倾向；然而全部采纳本地农机作业的亩均服务价格均值却高于其他服务供给方式，使得农户的农机作业服务选择呈现出“价格悖论”的现象。
2.模型与变量设置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为检验农村特殊的熟人社会交易环境对农户选择农机作业服务交易本地化程度的影响，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Servicei＝α0+β1eachhelpi+β2jX′ij+countryi+εi
其中，Servicei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户i的农机作业服务选择行为，赋值依次代表农户对农机作业服务需求选择的本地化程度，即农户全部采用外地农机作业服务则赋值为1；本地和外地农机作业服务均有采纳则赋值为2；全部采用本地农机作业服务则赋值为3。随着被解释变量的赋值依次增加，农户选择农机作业服务的本地化程度亦逐渐加深，由此表明农户的农机作业服务需求选择越“内卷”。另外eachhelpi代表农户i拥有的熟人社会关系情况，用农户与周围其他农户间的互助往来频率来衡量；Xij′表示农户i的j个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及村庄区域特征等；countryi表示控制县级层面上影响农户选择本外地农机服务的因素；εi是随机扰动项。
主要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其中，农户选择农机作业服务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交易前为获取农机服务信息所投入的信息搜寻成本，和交易中为保证农业生产效率所投入的监督实施成本。信息搜寻成本是以农户获取农机服务的难度来衡量，及时可靠的农机服务信息能保证农忙时必要的农机服务有效供给，其赋值从低到高依次代表获取难度逐渐增大，农机服务获取难度越大，则信息搜寻成本越高；监督实施成本是以小麦生产过程中的亩均劳动投入来衡量，由于农机服务并不能完全替代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即使农户觅得农机服务，也需要一定的劳动投入作为补充，农户投入的劳动工作量越大则意味着监督实施成本越高。
3.农户特征的差异性比较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此外，为分析农户间互助往来频率的差异对不同农机作业服务选择的影响，本文对不同农户互助往来频率下的农机作业服务交易成本均值差异进行了比较。如表4所示，就采纳农机作业服务的信息搜寻成本而言，农户间的互助往来越频繁，获取农机作业服务的难度越低，这与农村熟人社会关系的特点相符；而对于采纳农机作业服务的监督实施成本而言，从表中未能看出农户间的互助往来频率差异与农户在小麦生产中亩均投工量的一致性变化。为此本文将进一步展开实证分析。
三、模型结果与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表5中（1）-（3）列报告了农户的熟人关系往来对其农机作业服务选择的OLS模型回归估计结果。首先第（1）列在未控制任何农户和区域层面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农户与其他农户间的互助往来频率变量系数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其次第（2）-（3）列是逐步加入农户的家户特征、区域特征等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随着各类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主要解释变量与农户间互助往来频率的估计系数值略有增大，系数符号并未改变并且都依然显著，由此表明农户与其他农户间的互助往来频率会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机作业服务选择的本地化，因此假说1得到验证，即农户所拥有的农村熟人社会关系会对农户采纳本地化的农机作业服务起到正向激励的作用。
2.内生性问题
表5中的第（4）列是利用工具变量在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后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加入工具变量后的农户间互助往来频率对农户选择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的影响依然正向显著，并且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其2SLS模型的估计系数是OLS估计值的2倍左右。加入工具变量后的模型估计系数有所增大，可见在未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时可能对结果有所低估。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3.稳健性检验
（1）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的再估计。在前文的基准回归中主要采用了OLS模型和加入工具变量的2SLS模型进行回归，为此进一步变更估计方法，将原本作为连续变量的农户农机作业服务采纳本地化程度视为有序因变量，将赋值依次代表农户选择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交易半径的变化，利用有序Probit（Ordered-probit）模型和带有工具变量的IV-o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表6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别给出了Oprobit模型和IV-o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估计系数依然是正向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可靠。
（2）变更被解释变量，重新组合样本。前文模型估计中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是以连续变量和有序变量的形式来刻画农机作业服务的本地化程度，现再次放宽被解释变量的分类标准，把农户的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选择简化为是否采用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的二值选择问题，将农户采用了本地农机作业服务赋值为1，未采用本地农机作业服务赋值为0，并利用Probit模型和带有工具变量的IV-probit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如表6中第（4）列所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后，农户间的互助往来频率对农户采纳本地农机作业服务的回归结果依然是正向显著，从而进一步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对核心解释变量的重新刻画。尽管不少研究学者以农户间的互助往来频率来衡量农户的熟人社会关系强弱，但是为避免量化标准单一带来的结果准确性质疑，故以农户的人情礼金支出作为农户熟人社会关系的替代变量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农村熟人社会关系交往特性是建立在互惠关系基础上的，而农户之间的互惠关系，不仅包括像互助协作这样的非经济互惠关系，也包括如人情礼金往来的经济互惠关系。其中农户之间在重大节日或婚丧嫁娶等重大仪式时互赠礼金即是出于对熟人关系的表达。因此以农户的人情礼金支出占比作为替代变量对农户的农机作业服务选择的影响进行再估计。人情礼金支出占比是以该户人情礼金支出占本村农户人情礼金支出平均值的比重来衡量，选取除该户以外的村其他农户的人情礼金支出占比作为其工具变量。
如表6的估计结果所示，由于可能受潜在内生性问题影响使得采用OLS模型的人情礼金支出占比系数不显著，故加入工具变量利用2SLS模型再次进行估计。其结果表明，农户的人情礼金支出占比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正向显著，表明农户的人情礼金支出占比越高，其采纳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的趋势也就越明显。因此无论是基于非经济型互惠的互助往来还是基于经济互惠的人情礼金支出，二者作为农村熟人社会的典型交往行为，都是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交易选择。由此得证上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4.进一步讨论：农地经营禀赋的异质性
由于受制于农地资源禀赋特征的异质性，农机作业服务会因田间作业条件的不同导致其作业成本和作业效率的差异。既然农机作业服务是处在农村特殊的熟人社会环境中的要素交易，对于具有不同农地禀赋特征的农户而言，农户与其他农户间的互助往来是否依然能助推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对农户的农地经营异质性展开进一步探究，并验证假说2的合理性。表7汇报了农户间互助往来频率与农地经营特征（包括小麦种植规模、种植比例以及平均地块面积）影响农户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选择的估计结果。
首先，小麦种植规模、种植比例以及平均地块面积，分别与农户的农机作业服务选择呈现负向显著，表明小麦种植规模越大、专一化程度越高以及平均地块规模越大的农户，越会选择市场化的跨区服务而不是本地化的农机作业服务，这一结果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即交易主体越是具有规模性，越会出于成本-收益风险的考虑选择更为正式的交易方式。相反，对于经营规模越小、种植专业化程度越低、土地越细碎的农户，因受制于农地经营禀赋条件的制约，会更倾向于选择本地化的农机作业服务。这与农村熟人社会内生的本地农机服务一般不排斥外部市场不愿服务的小地块和分散土地有关。这也在无形中限制了农机作业效能的发挥，增加了农机在地块间频繁转移作业的服务成本，从而形成了本地农机作业价格高于跨区农机作业价格的现象。
其次，农户间互助往来频率与农地经营特征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示，原本与农机服务本地化程度呈现负向显著关系的农地经营特征，随着与农户间互助往来频率交互项的加入，其交互项系数均呈现正向显著。由此表明，原本受制于农地经营禀赋条件较差从而倾向于选择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的农户，随着与其他农户间互助往来频率增加，逐渐放宽了农地禀赋特征对其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选择的制约作用。即使是种植规模大、种植比例高、块均面积大的农户，随着与农户间交往频率的增加也表现出选择本地化农机作业的趋势。其原因在于，随着农户种植规模的扩大、作物同一化种植程度的提高，选择搜寻成本更低、获取更方便及时的本地农机服务更能降低其交易成本和风险损失。
四、机制检验
五、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结合当前我国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现状，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在尊重农村乡土人情和地域文化特征的前提下，打破地域观念的束缚，增进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农业生产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流动，建立更加科学完善的农机服务信息共享平台，引导农业机械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科学调配，从而减少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上的信息搜寻成本和区域间的沟通障碍，避免资源闲置或者恶性竞争破坏市场秩序；（2）进一步优化调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根据不同区域的农机保有量和农机作业量饱和程度来调整补贴结构，适度控制交易密度过大区域的补贴额度，并加大对农机供需失衡地区的补贴调控力度；（3）鼓励农户进行专业化连片种植，支持培育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倡导农业生产的服务规模经营。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注：限于篇幅，参考文献、脚注已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