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4.0确实需要与“互联网+”这个工具密切结合，使用互联网加本地化的题材、景观、本地化的标志、休闲旅游等。其实，更大程度是要利用互联网内在体现的各阶层公平参与，实现市民与农民都能够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而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又是中华文明传承之载体。也就是要进一步借助互联网工具，实现农业的“社会化+生态化”。
很多观点认为，2016年应该是中国经济下滑到底的一年，产能过剩的话题这几年也一直在讲。在中国没有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条件下，以国内的粮食生产为主来保证国内的需求，如果粮食在短期内连续增产，就会出现过剩。1990年代出现过粮食四连增，曾经导致库存费用过高、财政补贴、银行占压等一系列宏观问题。
进入新世纪，当我们开始强调“三农”问题、加强农业投入时，又出现了粮食十二连增，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说法是：“三农”支出现在是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项，2014年已超过11300亿元，2015年进一步增长，大概每年有10%的增长率。客观来看，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都非常大。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地板价”(最低价)在国际价格的“天花板”(最高价)之上，这种倒置的结构很难持续。所以，由于长期的粮食过剩，无法再增加库存，从2016年开始要减少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化肥补贴、农药补贴等。这样就会产生连锁反应，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很难保证，农资生产企业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在国际形势上，我们与资源扩张性的大农场模式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陆续签了自由贸易协定，国内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受到一定挤压，因为澳大利亚主要依靠天然资源的农产品价格很低，质量又好，而国内这种资本深化农业的产品价格很高。总体来看，2016年农业的国内、国际情况都是不利的。
纵观中国和世界经济，从2009年全球危机以来都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也就是国内说的工业出现了下行趋势。连带一个在农业上突出的表现就是，那些用工业化的模式改造农业的企业，目前的处境都不太好。
国际经验看，西方应对“去工业化”问题的策略是“代价转移”，就是向国外转移国内的经济矛盾。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进入金融时代的国家，从生产过剩转变为生产短缺和金融过剩，唯有通过强权压制和诱发意识形态革命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矛盾，维持自己的旧秩序。
那么，我们面临的同样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全球三大资本的过剩问题;但却不能对国外转嫁成本，于是就在“三农”领域形成派生的问题。
金融资本过剩，表现为金融资本通过原材料和农产品期货投资加剧价格波动的方式，向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转嫁危机。产业资本过剩，表现为大量采用通过拉长产业链的方式吸收过剩产能，导致全球食物产量和食物热量的供给过剩，而生产者收益在食物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也就是说，农民越来越难赚钱了。而商业资本过剩，表现为多重流通摊薄了利润，进一步激化了食品流通环节的恶性竞争。
这三大资本过剩共同导致了农民收入低、食品质量不安全、信用缺失、监管失效、食品浪费与贫困人群饥饿并存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在我们以往的农业教学中，使用的教科书基本是西方的，因此无法解释世界的农业形势到底如何。根据我们的研究，将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大农场农业，即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现在很多人主张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走大农场的道路。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国，不具备搞大农场的客观条件。因此，今天我们讲全球化竞争，但农业是不能加入全球竞争的，除非另辟蹊径。
第二类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模式，即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因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人地关系相对宽松，形成中小农场，也同样没有跟大农场进行竞争的条件。只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国家的农产品也普遍没有竞争力，农民收入就会下降，农业自然也维持不下去。
第三类是以未被彻底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小农经济，即“东亚模式”。东亚小农模式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因此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
但中国农业的现状是：一方面本来是东亚原住民国家，但又不实行“东亚模式”，而试图效仿美国的大农场模式，我们是原住民的小农经济，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去跟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竞争。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农业政策领域以及企业战略上就会犯根本性错误。
农业现代化发展到现在，我们遭遇到的农业产业化问题是四大经济规律，是不可逆的。
一是“要素再定价”规律使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现在已被其它产业定价了，不能再按照农业去定价，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困境所在，农业产业化就失败在支付不起要素价格。
二是根据“资本深化”规律可知：农业产业化内涵性地体现着“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不断增加。
三是根据“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规律可知：政府招商引资和企业追求资本收益的体制下的农业经营，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带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正因实际上无人担责的“双重失灵”，遂使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已经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
四是根据“比较制度优势”规律可知：农业企业走出去遭遇很多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经验在话语权和制度建构权等软实力领域目前尚难以占据比较优势，很多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企业文化不适应国际市场上更多强调“社会企业”的主流趋势，必然遭遇尴尬。
因此，在目前资本全面过剩的条件下，我们要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企业都在如何改变，他们大都在强调改变过去的市场化发展模式，正在向综合化、社会化和生态化这一新的方向演进。这恐怕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出路所在，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殖民化产生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在殖民化条件下才能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这种农业1.0版现代化的作用，主要通过土地规模化获取更多绝对地租，借以形成剩余价值，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
那么，2.0版农业现代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用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也叫做设施化农业、工厂化农业。中国现在则是农业产业化。即，要在规模化和集约经营的基础上，拉长产业链，形成农业的增值收益。二产化的农业应该叫农业现代化的2.0版，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虽然二产化可以拉长产业链，产生收益，但是，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并不同步增长，农村并没有产生发展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条件，由此造成三农金融困境，难以被体现工具理性的金融改革化解。同时，农业二产化又对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现在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过工业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贡献率最高的领域。
我的建议是：已经进入农业的企业要注意培育非农领域的3.0业务。如果只在农业领域发展，我们很难以现有的资源条件和现有的价格环境产生收益。农业二产化并不是必然的，像美国、加拿大的农业并不进入二产化，而是直接进入金融化。中国农业二产化是设施化、工厂化，而美国、澳大利亚都是靠天然资源维持农业，没必要搞工厂化。欧盟、日韩则是设施化农业，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设施化农业国家，全球超过70%的农业大棚都在中国。
农业3.0是我们多年来提倡的综合性农协为载体的农业三产化，因为三产收益一般都高于二产。近年来甚至还有人借鉴日本提出的“农业六次产业”。早在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就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提出第三产业跟农业结合;2016年的一号文件则明确了农业要一、二、三产融合的指导思想。
第三产业和小农经济直接结合的可能性本来是有的，但我们二十几年的基层试验表明：因为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金融、保险、流通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都被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控制，如果不采行“东亚模式”，第三产业跟农业的结合就只能是旅游、养生、景观这些资源业态，所产生的综合收益并不高。因此，靠三产化解决“三农”问题，好处并不大。
农业4.0版是我们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提出的。一方面在手段上是要借助“互联网+”，另一方面在理念上是社会化的、城乡合作的互动的、生态化的。当然，如何让农业体现出中央倡导的生态文明战略，这是下一步农业3.0版和农业4.0版要考虑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传统社会、特别是亚洲这种原住民社会，农业从一万年前开始的时候就是多样化的原生农业;当代强调可持续发展，也应该是农业3.0与4.0构成有机结合的社会化生态农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