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简介一栏，宣称青岛杜邦为国家定点农药生产企业，专业从事农用化学药剂的研发，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年销售收入超27亿元，技术通过多方权威认证等，在这些虚假的光环下——
他们包装了一家“国际知名企业”
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经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月8日，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某蒙、霍某永和王某恩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100万元至300万元不等。三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目前，该案正在二审审理中。
公司在青岛为何从郑州发货
该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公安机关。经前期调查和研判，公安机关发现居住在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的张某蒙、霍某永和王某恩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2019年5月29日，三人被抓获归案。
现场查扣的加工假农药的工具及原材料
宣称公司为
国家定点农药生产企业
张某蒙和霍某永是一对夫妻，生于1990年的张某蒙大学毕业后曾在河南一家农药销售企业工作过，这份工作经历使她熟悉了农药销售的基本流程，并掌握了一些农药的专业知识。
2015年前后，张某蒙和霍某永决定自立门户。他们找人制作了“青岛杜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网站，将这个虚构的企业定位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工业园。在公司简介一栏，宣称青岛杜邦为国家定点农药生产企业，专业从事农用化学药剂的研发，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年销售收入超27亿元，技术通过多方权威认证等。在这些虚假的光环下，青岛杜邦被包装成了一个致力于专业农药生产、研发的国际知名企业。
有了炫目精美的外包装，接下来，张某蒙和霍某永便找到了王某恩。50岁出头的王某恩，是河南郑州郊区的一个普通农民，没有任何农药的生产资质。他在郑州市惠济区某小区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厂房，根据张某蒙夫妇的“订单”制作相应的“农药”。制药的过程很简单：将从农资市场上采购的原料按比例混合，手工灌装到张某蒙夫妇提供的包装袋中，就成了网页中宣传的大牌农药。如果订单量大，王某恩还会临时找人进行灌装。
假农药生产出来后，王某恩会按照张某蒙和霍某永夫妇提供的买家地址、购买农药名称数量等信息，通过快递发货。之后，张某蒙会和王某恩结算物流费用。
经统计，2015年至2019年，张某蒙夫妇将王某恩制作的假农药销往了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全国所有省份200多个城市，销售记录2000笔。
夫妻二人分别扮演六七个角色
今天他们是销售人员“苏蔓”，明天就成了“陈经理”，后天可能是“杜邦会计”。就这样，夫妻二人分别扮演了六七个角色。霍某永甚至还借了自己同学陈某某的身份证，专门到青岛开了四个银行账户，用于销售农药收款使用，让买家对青岛杜邦的存在深信不疑。
案发后，公安机关根据销售记录前往全国各地寻找农药的购买者。购买者普遍反映，虽然这些农药比正规农药价格便宜一点，但效果不好，根本达不到杀虫、除草的目的，用后不得不多次返工，既损害了庄稼又赔上了人工。
办案检察官根据部分买家的证言、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证据，认定张某蒙夫妇的辩解并不可信，张某蒙不但知情，还是主要的犯罪实施者，三人均已达到逮捕条件，遂依法批准逮捕三人。
多年的办案经验和敏锐的职业嗅觉，让办案检察官从这出“妻唱夫随”中认识到必须在客观证据方面做扎实，才能保证将来在法庭上打赢这场“仗”。
细核19本手写账本揭开迷雾
查获的19本手写账簿
这19本销售记录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侦查机关也是将这些销售记录中记载的数额叠加后认定了800余万元的犯罪金额。办案检察官认为，这种计算方式在证明力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除了已经找到的小部分买家通过证言、转账记录等能够证实的之外，如何向法庭证明这19本账簿中记录的其余的每一笔账都是真实销售了呢？根据侦查机关的初步统计，19本账簿中记录的账目有2000笔，涉及买家近千人，散布于全国各个省份，找到全部买家确有困难。二是如何确定王某恩的犯罪数额？
根据法律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金额200万元以上应当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因此，详细计算每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数额，直接影响着他们最后的量刑。
办案检察官决定，将19本手写账簿的所有信息再全部整理一遍。
办案检察官从第一本账簿开始，将销售记录中的重要信息逐字整理在Excel表上，不断改进Excel表的统计项目。最终与侦查机关掌握并提取的“陈某某”名下四个账户自2015年开户至2019年的流水信息核对，有1185条销售记录与银行流水完全相符，共计771.75万余元。
办案检察官对张某蒙夫妇和王某恩的犯罪数额进行了精确的区分和计算，三人均应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但法庭在判处罚金时对三人进行了区分，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