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子，虽说属于大上海的一角，但离市中心有几十里的路程，离小镇也有三四里路。村里人忙忙碌碌，不要说到市里逛街，去小镇也得忙里偷闲。有一年，在队长的努力下，村里开设了一家小商店。虽然只有二十多平方米的一间平房，却是难得的一家“百货公司”，日常的油盐酱醋和生活必需品，都能买到。每天来杂货店的人络绎不绝。
村里的几个年轻小伙子，更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来这里，其实并不是要买什么东西，而是要看看店里的营业员芳芳，有事无事同她拉扯几句。
芳芳是店里唯一的营业员，时年二十岁，皮肤白皙，眼睛水灵，长得十分秀气。当时的姑娘时兴留小辫子，辫子的末梢扎上蝴蝶结，走动时蝴蝶结随小辫子摆动，在后背和前胸晃来晃去，小伙子的眼睛也跟着晃动。
芳芳姑娘没有读过多少书，虽说是初中毕业，实际没有识多少字。当了营业员以后，不再在农田干活，本来就白皙的皮肤，更加水嫩，不说倾国倾城，也算得上是村花了。
遇到休息日，我也会到店里去买些东西。每次去，都能看到柜台外坐着几个小伙子，有的吸烟、有的喝茶，有的与姑娘说着俏皮话。尽管姑娘不怎么搭理，但玩笑说得过分了，白嫩的脸上会出现红晕，遇到这种情况，小伙们会哈哈大笑。
我的发小荣荣也是这里的常客。那时他三十多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长得人高马大，十分帅气。他活泼好动，特别喜欢与女人打情骂俏。芳芳不喜欢他来，他说的俏皮话比较粗俗，听了不是个味，又不能发火，只能忍着。我曾警告过他，不要老是往小店里跑，没有事多干一点活，小心嫂子吃醋。他尴尬一笑，我行我素。
小店白天营业，晚上关门。由于离居民区有一小段距离，天黑以后，这里出奇的静。那天早上芳芳到店里，发现情况异常，有一处墙壁被挖了一个洞，里面的烟酒少了很多。她惊得哭起来，马上报告队长。那时农村没有什么侦查手段，派出所也不会因这样的小事花费警力，只能不了了之。为了确保小店的安全，队长决定小店里必须二十四小时有人，营业员晚上要睡在店里，不得离开。芳芳是姑娘，显然不合适再做这份工作，应当换人。芳芳好不容易有这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哪里肯放手。她恳求队长，说愿意晚上睡在店里。队长看她可怜的样子，松了口，说就这样吧，你好好干下去，不过晚上要锁好门，别随便让人进来。
小店继续营业，芳芳继续留守。芳芳的父亲不太放心，常常深更半夜在小店周围巡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回家睡觉。有时代替女儿值夜班，让芳芳安心在家睡觉，倒也相安无事。
有一年秋天，本来是芳芳守夜的，因为有事，临时由父亲代替。三更时分，听到有凿墙壁的声音。他一骨碌起床，贴紧墙壁谛听。不一会传出一个女人的尖叫：“你这个杀千刀的，深更半夜想偷腥啊？我与你拼了！”原来凿壁的是荣荣。芳芳父亲推门出去，举起一根棍子，对准蜷缩在墙角的荣荣打下去。荣荣的妻子一下扑倒在荣荣的身上。还好棍子只是轻轻地落在荣荣妻子的背上。她扯起丈夫落荒而逃。前前后后，没有听到荣荣说一句话，只传来荣荣妻子的哭声和骂声。因为荣荣的邪念没有得逞，队长只是上门撂下几句狠话，说下次再犯，打断你的腿，送你去坐牢。
因为村子不大，小店的经营不温不火，一直保持原有的规模。几年后，芳芳与队长的儿子结了婚。芳芳守店，队长父子负责进货。原来属于集体的'小店，变成了队长一家的。自芳芳成为队长的儿媳后，那些小伙子很少到小店里闲聊。见了面，也不敢放肆地开玩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到一个基层联系工作。单位离我的老家不远，就顺路去看看。那个小店还在，我进去买包烟。见芳芳依然站在柜台内，笑嘻嘻地与我打招呼。芳芳胖了，小辫子已改成了短发，腰围也不像姑娘时苗条，活脱脱一个少妇的形象。小店里没有其他人，货架上的东西也不多。我问她生意怎么样，她说没有原来好。我有点奇怪，村里人口多了，生活水平高了，怎么会今不如昔呢？
原来村里的年轻人多数到市里打工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直接从市里带回来，不用再到小店里买。还有那个荣荣，自从被老婆提着耳朵回家后，老实了许多，没有再到过店里。后来，他自己在镇里开了一爿店，规模比芳芳的小店大两倍。这小子头子活络，善于交际。村上人有什么需求，他可以一家一家送货上门，价格还比小店里买的便宜。当年对芳芳谗言欲滴的荣荣，如今成了竞争对手。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的土地被国家征用。农民都住到了镇上的工房里，芳芳在企业的食堂里做服务员，小店自然消亡。
荣荣没有去当工人，自谋出路。他拿到一笔征地款以后，扩大了店的规模，还取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荣荣百货店”，成了镇上屈指可数的商店。我虽然不在小镇居住，但老家人有什么婚丧喜事，还会邀请我参加。碰到荣荣时，我常常跟他开玩笑：“你现在是大老板，阔起来啦！”他总是摆摆手说：“哪里，哪里！我怎么能与你比啊，你是大领导、大知识分子，我赤脚也追不上你！”互相吹捧一番，一笑了之。
分开的时候，我点了他一个穴：“兄弟，老板做大了，不要再偷腥啊，小心再被嫂子揪耳朵”
“滚开！”说出这两个字以后，他像一个含羞的姑娘，腼腆地低下头，脸红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