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汪德顺，1942年生。1986年12月至2002年8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外汇管理处副处长、上海外汇调剂中心主任、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副总裁等职。
整理：潘晟、徐佳贤
1962年，我从师范大学预科毕业，当时恰逢银行系统缺人，从全上海的师范院校选招一批人。我有幸被选上分到了离家最近的中国人民银行杨浦区办事处下的分理处业务柜台实习。就这样，我进到了做梦也没想到的行业，在金融系统干了一辈子，也与外汇市场结下了半世缘。
双重汇率，带来一场变革
1979年以后，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实行外汇额度留成制度，当时各个外贸行业的外汇留成比例不同，有的企业有多余的外汇，有的企业外汇不足或没有又急需外汇，于是就形成了相应的供需关系。在1980年10月，中国银行获批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大城市开办外汇额度调剂业务。
当时，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1.5元人民币，内部结算价为1美元兑2.8元人民币，而外汇额度调剂价则在2.8元的基础上，可上浮5%至10%。企业通过外汇额度的调剂得到上浮部分的钱可以自行支配，提高了企业创汇的积极性。实践证明，当时国内外贸企业的外汇额度调剂，在推动地方经济建设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它较合理地组合了外汇流向，支持了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了出口创汇，弥补了地方外汇缺口。
1983年9月，中国银行的外汇管理职能归由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总行”）行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市分行”）成立外汇管理处（对外为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外汇调剂业务隶属这个部门。
当时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在各方面的步子比较快。1985年1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首先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有外汇盈余及外汇需求的企业，双方到调剂中心来协商，谈妥价格、数量后签个简单协议就成交。不久，在1986年11月6日，上海也成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调剂中心，为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外汇调剂余缺服务，为企业做“红娘”，外汇调剂价格随行就市，由买卖双方议定。
随着外贸体制改革以及企业对留成外汇需求的增长，外汇需求不平衡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外汇调剂业务信息公开透明度差，出现了部分企业在办理外汇调剂业务后，私下“补差价”的不正常现象。因此，市分行酝酿建立外汇调剂业务公开交易市场来探索新路。
三大要素，奠定外汇交易基础
1988年4月15日，市分行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办理国内单位的外汇额度调剂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现汇调剂。调剂价格自由浮动，买卖双方在市场喊价成交。这是个初级的、公开的、有形的外汇交易市场。
对于这个公开市场的架构，主要有三大要素。
首先，采用会员制的组织形式。会员有两种，一种是经纪商会员（经纪人），凡是经批准可以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都可以作为经纪商会员，允许接受客户委托，但只能代客交易，自身不能参加交易；另一种是自营商会员，就是有实际外汇供求的企业，即创汇或者用汇进出较频繁的企业单位，经批准只可办理本单位的买汇或卖汇。
1988年上海外汇调剂中心成立时，首批会员共73家。其中经纪商会员有14家（包括4家外资侨资银行）；自营商会员有59家（包括外商投资企业23家和11家外贸改革试点公司）。直到1993年底，调整后的经纪商会员为45家，自营商会员为42家。
1988年9月，上海外汇调剂中心交易实况再次，实行统一资金交割结算。企业将当天成交的单据送给调剂中心记账，第二天通过银行划账，第三天双方到账。对双方来说，成交后资金按时到位有保障，不用担心成交后会发生资金拖欠纠纷。另一方面，通过集中清算，买卖双方不直接见面，资金交割没有直接联系，可以阻止双方背后“补差价”的现象，以保证调剂价格真实性。
通过以上三方面市场的运作，使得上海外汇调剂业务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公开市场创造了公平竞价环境，增加了外汇调剂业务的透明度，发挥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分配效应，逐步稳定了调剂价格，促使了外汇在区域间横向流动，改善了外商投资环境。
6.86元，开启外汇调剂业务新时代
1988年9月27日，在北京东路270号，上海外汇调剂中心正式开业。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庄晓天、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管总局”）代表等来宾出席了开业仪式，庄晓天副市长揭开了6.86元的开盘价，这也就是9月28日首场交易的开盘价。
说到交易大厅的现场，经纪商交易员穿的是黄马甲，自营商交易员穿的是绿马甲。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时，有位副总经理到交易现场考察时，发现交易员所穿的马甲没有红色。通过介绍，才了解到当时交易大厅的交易柜台是咖啡色，如果再穿红色的不显眼，而黄色和绿色比较显眼，这是没有用红色的缘故。
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公开市场的建立，为上海的金融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当时社会的反响不小，国内外媒体机构都做了及时的新闻报道。1989年元旦刚过，外管总局的副局长就带了一批人来上海，考察市场运行的情况。在当年4月24日至26日，外管总局又在上海召开了八个沿海省市（上海、北京、天津、海南、深圳、广东、江苏和厦门）外管分局局长、外管处和调剂中心负责同志参加的外汇调剂现场会。通过现场观摩和研讨，大家一致认为，上海举办公开外汇调剂市场是个创举，上海做了“领头羊”，是“敢吃螃蟹”的人。公开交易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为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开辟了新路，上海的许多创新做法，均有借鉴意义，值得推广。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外管总局决定，有条件的沿海省市可以参照上海的模式，根据当地的情况开办公开交易的调剂市场。随后，厦门等沿海省市相继建立了17个公开市场，积极探索办理外汇调剂业务新路。
在这些外汇调剂市场中，上海外汇调剂中心的交易量一直名列前茅。从1988年到1993年，除了1991年排名第二，其他均占全国交易量的排名第一。上海外汇调剂市场每天产生的收盘价对全国各地的外汇调剂市场起到了风向标的导向作用。
在1989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来华访问时，在时任总行副行长邱晴陪同下，特地来上海，现场观摩了交易的实况。他离开时曾在留言簿上写道：“我很高兴参观了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它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产物。我衷心希望中心得到顺利的发展，并对中国未来经济成功做出贡献。”
在这几年中，中央及省市有关领导，中外金融机构及新闻媒体单位，来到外汇调剂中心考察、访问络绎不绝。特别有意思的是俄罗斯中央银行曾派了一批人也来观摩考察，对市场的组织架构、交易方式、资金清算等方面都做了详细了解。他们回国后不久，在莫斯科也设立了俄全国唯一的外汇交易所。
三块地毯，摸着石头搞创新
1992年6月1日，我们还试办了外汇期货交易。当时，根据上海的情况，参考了国外期货交易市场的做法，制定了上海的外汇期货交易试行规则。这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市场运作，合约对冲、合约平仓、履约保证金及手续费的结算等整个操作流程都需要认真仔细地设计，还有计算机交易软件的编程等等，都是一点点地摸索。
我们的交易场所，是办理外汇即期交易。要进行外汇期货交易，场地是个问题。在参观美国芝加哥交易所时，看到不同的交易品种、期限的期货交易，交易员是在不同的交易池中进行或在交易池内不同的台阶上喊价成交，而我们的交易厅又没有交易池。在群策群力的各种方案中，最后选中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即在交易大厅里放了三块不同颜色的地毯，为三个不同期限合约的交易品种。交易商在不同颜色的地毯上喊价，即是在进行不同期限合约的交易。
我们探索试办了一年多的外汇期货交易，到了1993年下半年，国家对外汇即期交易价格进行宏观调控时，外汇期货交易只能随之停止。在此期间，共进行了约2.8万笔外汇期货合约的交易，交易量累计79008万美元，对冲率约50%。
除了试办期货交易外，在1993年3月到年底，我们又试办过货币互换掉期业务。至1993年底，共进行了52笔交易，金额为3075万美元、2.12亿元人民币，平均互换率为6.899。
我们当时为什么还要试办这两种业务？其目的进一步扩大交易品种，增加资金避险工具，扩大外汇和人民币资金流动渠道，为上海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积极地探索新路。
8.7元，外汇市场面临新一轮变革
从1988年到1993年初，我国外汇调剂市场整体运行平稳，但到了1993年五六月份，由于市场外汇需求增大，而且有关要取消外汇额度等外汇体制改革的传闻不断，外汇调剂市场价格受此影响波动剧烈。
当时，外管总局开了会议，下发了相应的文件，希望把外汇价格稳定下来。为落实外管总局下达的有关文件精神，我们积极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对每天进入调剂市场的供需事先进行审单，根据上级下发的《用汇序列》，逐一审单，分批入市，基本保持每场入市的交易供需大致相当，使市场交易的价格调控在一定区间，不至于大起大落。
由于在市场上各种传闻不止，外汇供给单位持外汇观望，需求数量越来越积压，导致供求矛盾一时激化，使外汇调剂市场价格一路飙升。
国家要进行新一轮的外汇体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中。
30选1，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落户外滩15号
1993年年中，总行正在考虑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当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具有建立市场的基础。有消息传出“谁先找好场所，先考虑在哪个地方建立外汇市场”，虽然这句原话现在已无从考证，但外汇市场确实需要有像样的场所，上海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当然要积极争取。
1991年5月17日，时任总行行长李贵鲜来上海视察上海外汇调剂中心，看到热闹而拥挤的交易现场时，就提出要尽快寻找新的场所，以适应市场发展要求。以外滩为中心，我们先后看了30多处房子，加紧物色适合交易的新场所。
找到如今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所在地外滩15号大楼，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外滩15号的房屋使用单位是上海航天局，他们正与一家银行商谈办公大楼转让事宜，最终因为价格原因没有谈拢。我得到这个消息，有一天便来到了这幢外表貌不惊人的办公楼，从一楼到四楼巡视后，特别对二楼有个近200平方米的大房间可作交易大厅感兴趣，觉得这幢楼改做外汇交易场所正合适。
于是我们与上海航天局为这幢楼的使用权转让，进行了多次曲折艰苦的协商，最终以5000万元与航天局签订了房屋转让合约，他们承诺9月底全部撤清搬走。当时，已经是1993年7月下旬了。
三个月，立下装修“军令状”
转让大楼合约是签订了，但装修也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市分行向总行承诺三个月内装修完毕，对此，外界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们也感到困难重重，压力巨大。
在1993年底，总行决定派肖钢来上海主持筹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工作，他也是第一任总裁。外管总局同时也派来两位干部，以及我四人成立了领导班子，筹备外汇交易系统的一切工作。
1994年，外汇交易中心外滩15号大楼1993年12月30日下午约3点钟，在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徐匡迪陪同下，时任总行副行长陈元突然来到外滩15号大楼现场，实地察看全国联网的交易系统主机房运行情况，以及上海与北京两地卫星通信及地面通信数据传输双备份运行情况，还视察了交易大厅和整幢楼的装修工程。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总行领导的赞许，按时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一根电缆，牵动20余家单位
在外滩15号大楼装修工程过程中，还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为保证交易系统供电系统万无一失，电力部门除铺设一根从九江路配电站的备用电源外，还要从虹口区九龙路沪东供电所埋设一根主电缆到外滩15号变电房。其中沿线涉及单位就有二十余家，要召开协调会议碰到的问题难以想象。这根电缆路经苏州河闸桥、北京路广播电台、南京东路和平饭店底楼的电报局沿街地下的各种网线、九江路路口20路电车转弯的终点站等。为了能赶在年底前完成电缆铺设施工任务，要和二十几个单位打交道开协调会，困难重重。
1994年，外滩机房关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冠名，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招牌，但当我们去工商总局注册时，却遭到麻烦。虽然国务院有文件明确要成立中国外汇市场，但“中国外汇市场”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署名是两回事。要冠名“中国”的，必须要有国务院书面文件批准。为了这个事情，再由总行行文到国务院，经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批示后，才同意使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个冠名。这些事情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操作的过程并不轻松。
8.68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新起点
1995年12月4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筹备会议”在上海召开，明确从1996年1月1日起，所有金融机构人民币的同业拆借业务，都必须通过全国统一同业拆借市场网络平台办理。1996年6月起，总行又规定，金融机构可根据市场资金供求状况自行确定拆借利率，实现了同业拆借利率的市场化。1997年1月27日，总行印发《关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业务工作归口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为总行直属京外正局级事业单位。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自成立以来，坚持改革创新，陆续推出新的交易产品和服务。1994年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的是美元/人民币、港币/人民币交易，1995年增设日元/人民币交易。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各项业务不断扩大，银行间本外币市场（外汇市场、同业拆借与债券市场）成交量逐年增加，从1994年的0.34万亿元到2002年的12.6万亿元，翻了近37倍，并达到当年GDP的1.05倍。
如今回过头看，我们建立的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是紧跟了改革开放形势，适应了当时的市场需求，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从个人来讲，我与外汇市场的半世缘，也算是为中国外汇市场建立和发展起了铺路石的作用。
每当我路过外滩15号大楼时，总情不自禁地多看上几眼，当看到大楼墙上由著名书法大师周慧珺书写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八个金光闪烁的大字时，会浮想联翩。是金融改革的浪潮把我推向浪尖，肩负着创业的使命，我和同事们在这里为我们的梦想努力拼搏过。如今，新一代的勇士们，正为中国的金融市场业务的巩固和拓展而继续努力奋斗！
2
上交所的铺路石
口述人：尉文渊，1955年生，山西孝义人。曾任国家审计署处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处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深圳市东方现代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整理：孙琪
2016年6月，我听说管金生首次公开谈及他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中的经验教训。他对公众称：“期货交易的本质是合同买卖，如果当时327国债贴息的决策者们懂得期货交易的本质是合同买卖，他们就一定会意识到贴息就是改变了交易合同的内容。就一定要在决定贴息之后迅速通知上海交易所对正在进行交易的327品种实行立即无条件停牌，这样就可以避免多空双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厮杀。”他将当年的责任完全归咎交易所，这样的说辞会误导很多不知道当年情况的人。
我离开上交所已经很多年，那一段工作经历对媒体介绍过很多次，但有些当年的事情还是可以谈一谈。
主动请缨
1989年，西方七国集团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制裁，外资大量撤走。当时中国的最高层决策者们非常希望采取适当的市场和政府行为来重新获得国际认可，树立改革进程仍在继续推进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1989年12月2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听取了刘鸿儒等专家的建议后拍板决定，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金融中心的风采，其中首要的工作是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组，这三人分别是龚浩成、贺镐成和李祥瑞，李祥瑞为组长。
而此时，我刚回到上海工作没多久。我出身军人家庭，15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去新疆伊犁当兵，恢复高考后，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到正在组建中的国家审计署工作，不久当了副处长。32岁时，又被提拔为审计署人教司处长。我的老师、原上海财大副院长、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对我印象很好，后来把我调到人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当了正处级的副处长。
1990年7月3日，我临危受命到上海证交所筹备组报到，承担起上海证交所在年底前按时开业的任务。
千头万绪的筹备工作
筹备的工作千头万绪，我们需要找房子，搞装修，写章程，写交易规则……
第一件事是先找个交易场所，我在一本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一张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于是就一心想找这样一个房子。于是大热天每天坐着公交车出去找房子，找了一个多月，天天失望而归。绝望之时，听说北外滩的浦江饭店有个大厅。我冒着中午的太阳步行来到浦江饭店，看到这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我眼前一亮：就它了！
那时候我白天在外面奔忙，晚上回到筹备组办公室与吴雅伦等筹备组的人员讨论交易所章程、交易规则、上市规则等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先手写，然后打字，最后油墨印刷。
用电脑交易的想法要追溯到我刚进人民银行，在我主管金管处的工作时，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管理国库券的柜台交易，每个月做月报，统计交易额，由于全部采用手工操作，统计一次非常麻烦，一个月，一共才统计几亿的交易额，人却累得要命。因为这件事，我问“能不能开发一个统计系统，让计算机来做”。正好上海财经大学、我的母校有一个信息系，我就向财大提出，请信息系帮我开发一个统计软件。这时候，谢玮（现在上海证交所副总经理）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到财大信息系做助教，他的妻子是复旦大学计算机毕业，也是这个系的老师。他们就带着一帮子人过来，其中还有一个叫周定真的，是从美国学计算机回来的硕士，按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开发一个很简单的加减乘除的软件。
于是我就把谢玮和周定真招来谈了自己的想法，周定真说：“不可能，不行。”谢玮说：“行吧，试试看。”就这样，谢玮以财大教师的身份参加了上交所的筹备工作。可见有时超前的想法，跟内行的人谈，不一定能干成，但跟半懂行的人谈反而能做成。谢玮他们在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是怎么样的都搞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编写电脑软件和程序。后来在深圳黎明工业公司的支持与配合下完成了计算机交易系统的开发和建设。
于是上交所在证券交易中首先引进网络技术，建立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电子交易撮合系统和行情显示系统。但其实一直到开业前五天，还是两套交易方式备用，因为当时系统还没有完全调试完，但我拍板摒弃国外沿用百年的人工撮合交易，用了电子交易系统，于是开业的第一笔交易就跨入了电子交易时代。可以很负责任地讲，如果不是我坚持，中国证券市场就不可能这么早实现证券交易电子化，也就谈不上股票无纸化。
按照原定的日程，交易所应该在12月14日左右开业。12月3日，朱镕基来视察，他看到大厅里已经布置就绪，他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后来朱镕基又问我说：“你敢不敢大胆管理？”我说：“敢！”
敲响开业锣声
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但怎么举行开业仪式，谁都不知道。一天我在刷牙时考虑这个问题，突然想起电视报道过，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是弄个小钟敲一下。于是就决定借鉴，弄面锣来敲一下。开市铜锣是跑遍上海觅来的。开始找到的铜锣都不行，敲上去声音龇牙咧嘴的，没法听。后来，在城隍庙找到一个锣，它不是一个单片的，中间的部分鼓出来很大一个大铜疙瘩。我一看当场拍板，用600多元钱把它买来，拽着就跑。
12月18日最后的冲刺那天忙乱不堪，凌晨3点，我、孙大淳（时任会员部负责人）和李济生（时任中国《金融时报》上海记者站记者）来到上交所门口眼望黄浦江长舒一口气后就回到凌乱不堪的房间内睡觉。5点左右，我痛苦的叫声惊醒了孙大淳和李济生。他们起来一看，我的脚肿起来像个馒头。他们赶紧想尽各种办法，包括请气功大师来发功都无济于事，天无绝人之路，后来找来针灸大师虞雅琴，虞雅琴一针扎下去，我顿时好转，可以站立起来了。但我起床后发现，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只好向人借了一只大号鞋。穿着一只大一只小的皮鞋，由人背着来到现场，一瘸一拐地在现场做最后的布置，然后倚着墙迎接贵宾。
12月19日上午，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出席了开业典礼，香港行政司邓莲如女士也率领代表团来了。来自上海、山东、江西、安徽、浙江、海南、辽宁等地的25家证券经营机构成为交易所会员，分专业经纪商、专业自营商、监管经纪商和自营商几种。交易所采用现货交易方式，不搞期货交易，开业初期以债券包括国债、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交易为主，同时进行股票交易，以后逐步过渡到债券和股票交易并重。
然后我去参加午宴，没吃几口，送走来宾后，就一头倒在了床上。此时高烧已达40度左右，当晚被送进医院。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
327事件
1992年我到美国去，在芝加哥一个农户家里体验生活三天。女主人大概30岁左右，是个大学生，有三个孩子。丈夫是会计，帮人做账。我就和女主人聊天，聊教义，聊圣经，那些东西就完全是另外一个精神世界。突然她问我，你的目标是什么？她问我这句话，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说，后来憋出一句：让上海证交所超过香港的联交所。女主人诧异道，香港算什么，香港也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一个地区，我不认可这是你合适的目标。
我以前从没想过这个事。但此后上交所的发展才让我突然发觉创新、超前意识的重要性。
在随后三年中，我陆续进行了多项尝试和改革：确立了交易规则；股票无纸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证券报并担任主编；进行市场扩容，上市公司数量从最初的“老八股”扩大到1992年底的近60家；会员从16家扩大到100多家，交易席位由最初的50个扩大到上千个，到1993年更是达到了6000个……打破地域和条块分割，初步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市场格局。
1992年，我们推出一项极其大胆的金融工具创新：国债期货。1990年以前，国库券一直是靠行政分配方式发行的。1992年年底，国库券的转让大幅跌破面值，5年期券标价只有80多元。1992年12月28日，为了促使国债一级市场发行顺利和二级市场交易活跃，首次设计和推出了12个品种的国债期货合约。这种金融工具创新，大大活跃了国债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让政府揪心的国债发行难问题的解决，也是资本市场深化发展的一次勇敢探索。
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1995年2月23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违规交易327合约，最后8分钟内砸出2070万口空单，成交了1044万口，用对倒方式使327合约当天的价格从151.30元瞬间被打压到147.90元。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我当天请示过证监会，证监会让上海交易所自己处理当天的突发事件。夜里11点，我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一笔交易的价格——151.30元。并要求于2月27日开始组织协议平仓。
我和管金生很熟悉，关于最后8分钟交易算与不算，那天晚上我们发生严重争执。如今管金生想把自己当年的冲动形容成一个悲情故事：由于权贵资本中经开（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的内幕交易，遵循市场规律的管金生英雄气短，他本应更加波澜壮阔的人生，被“中国证券市场最黑暗的一天”改写成了8年铁窗。这是有问题的。他当年确实违规了，我至今坚定地认为交易所不能鼓励违规操作。
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画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但我不完全是因为327事件才离开的，因为很早就萌发了离开上交所的念头，只是当时上下挽留让我再干一届。327事件后，领导其实是想让我再回银行系统，但我不愿再回体制内，于是选择了辞职。
时隔20多年后，再回首往事，尽管上交所的成立，更多是基于政治因素的推动，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开放的证券交易所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对我个人来说，当年创建交易所那样的舞台、那种挑战，在现有的体制内是找不到的，是绝无仅有的。
其实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挺好的，都力所能及地参与了这个市场发展的过程，积极地推进工作，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成为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当然，因为各种原因多数人后来经历都很坎坷。
而对于离开上交所，离开体制，我很坦然，市场和历史会客观评价。我是中国早期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是早期建设的铺路石。现在我会坚定地做企业家，做好我的新能源事业，我对我现在的角色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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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成立与发展
口述人：顾文硕，1963年生，上海人。现任上海黄金交易所综合部总经理兼理事会办公室主任。曾就职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整理：梁超业
我是上海黄金交易所成立与发展的亲历者，看着它长成16岁的英俊少年，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现在回顾和总结其发展历程，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取消“统购统配”体制，建立黄金市场
黄金作为名贵金属的一种，在成为一般等价物流通后，被人们赋予其货币的基本属性。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外汇储备紧缺，黄金作为全球性硬通货，国家对此是进行管制的，实行的是一种统购统配的政策。1982年，中国开放了黄金饰品市场，到了1992年，国家开始实行浮动的黄金价格管理。从1949年到2002年黄金市场正式开放的这50多年之间，黄金是不允许自由买卖的，老百姓手中黄金要变现只允许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首饰加工企业制作黄金饰品需要通过人民银行配售才能取得黄金原料制作首饰。这一政策在当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黄金交易政策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市场对黄金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之前，黄金的价格是由人民银行统购统配的，给企业是统购价，给用金单位是统配价，之间有些差额。然而国际金价是瞬息万变的，这一制度对经济上必然会造成损失，而这损失要由国家承担。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使得黄金的货币功能逐渐弱化，而其他商品功能加强，这就需要对其进行时常会的运作和管理，应此加快经济改革、加快黄金交易制度改革就成为当时比较紧迫的问题。那么这个市场如何来建立，怎么来改革，就成了由国务院牵头的这个改革领导小组，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在研究这个市场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方案，当时要争取建立黄金交易所不光是上海这么一个城市，北京、天津还有深圳都在申办黄金交易所，想要建立这个黄金市场。而且各有各的优势，比如北京它是金融机构总部的聚集地；上海正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也有这样的需求；深圳是黄金原料加工的一个集散地。所以大家都在争取这个黄金交易市场。
当时上海提出了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有证券市场、外汇市场，还有其他一些高度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另外当时上海也建立了一个白银市场。在国务院牵头，人民银行会同组织各部委一起研究下，最终决定将黄金市场落户上海。2001年6月11日，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史纪良主持会议，宣布成立上海黄金交易所筹建小组，沈祥荣任筹建组组长，林毓琍、王喆任筹建组副组长。最初的想法是把这个市场放在外汇平台上，将黄金作为一个新品种加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平台中。
对在外汇交易中心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同志来说都不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情。所以当时领导小组提出要求以后，外汇交易中心就成立了一个黄金市场的筹备小组。我们按照外汇市场的规律，借鉴国际上的方式运作。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正式开始接触到黄金交易市场。
“白手”起家集齐“108将”
2001年，人类迈入21世纪的第一年，一切仿佛都犹如新生。那时我正在外汇交易中心工作，刚从朝鲜考察回来，就被领导叫进办公室，说是我们外汇交易中心要成立一个关于建立黄金交易市场的筹备小组，希望我能利用我外汇方面的工作经验和知识去那边打个前站。虽然从事外汇交易工作，但当时的我对黄金市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是一无所知，对黄金的认识也仅停留在，老古董、硬通货、首饰等浅显概念上。作为一个外汇交易中心的员工又是一名共产党员，既然领导安排我去做这项工作，那就必须服从，从内心来说我也觉得这件事挺好挺能锻炼人的。因此我没有多想就去了。
刚开始筹备小组仅有4、5人，非常少，每个人的工作都很多。去了之后，了解到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黄金市场的成立，拟定章程以及制定规则。二话不说我便一头扎入文山字海中开始工作。当我们准备的方案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随着筹备小组对黄金市场研究的深入，渐渐发现黄金市场的建立绝不像一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并不像其他外汇产品那样可以放在外汇市场平台上作为一个产品来做。听取各方汇报的情况后，上级领导决定，黄金交易市场要专门成立一个独立的体系。人民银行当即从其他的部委派了一个领导担任筹备组新组长，外汇交易中心总裁担任副组长，另外从总行又派了一位副组长过来，就成立了一个脱离外汇交易中心管辖体系之外的，与外汇交易中心平级的这样一个特殊部门。
我当时也预感到一个新的机构将要诞生。只是没想到一切来得那么快，更没料其中的过程那么曲折，让我措手不及。
为了解黄金开采的过程，从山东到河南再到福建，我们考察了很多金矿。才了解到之所以说黄金金贵，除了它的产品原料是非常金贵以外，开采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之后，又去了一些首饰加工机构，了解首饰加工机构和整个市场对黄金的需求。
但在建立市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还是要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来建立我们自己的黄金市场。所以我们当时就在市场建立过程中，除了引入黄金的矿业及首饰加工企业以外，我们还把金融机构引入了这个市场。
如果说金融机构不进来的话，这个市场就变成了一个货前交易的市场，矿业生产的黄金到这个市场上去卖，然后就是说那些首饰加工机构再把黄金买回去再生产，生产了以后再卖给老百姓，央行统购统配的职能通过这个市场能够替代了，市场配制资源的这个职能是有的，但是这个市场不是固定的，一年的黄金需求有多少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定要从金融市场来考虑这个黄金市场的建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要把金融机构，就是商业银行纳入这个体系。
人民银行对我们的想法很支持。于是，在黄金交易所组建筹建运行体系会员制架构里面就把金融机构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纳入进去。
2001年我们在烟台召开了第一次的推介会，向我们的黄金生产机构，加工机构，广发英雄帖。告诉他们，由人民银行牵头，报国务院批准要成立一个黄金交易所，有意向的单位就可以申请会员，来加入这个体系，繁荣这个市场。在我们介绍这个黄金市场的时候，发现大家对这个市场不太了解。那些企业矿业就觉得，既然市场放开了，直接买卖就行了为什么还要交易所呢。当时大家对这个市场是不太认同，也不太积极。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尽管我们给每一家企业去讲解建立这个市场的意义，讲它的优势好处，但仍有很多企业无动于衷，另一些则在观望。
当时我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当时去烟台那个时候，这些组织工作都是我在负责。所以我们推介会的那几天我们基本上都没有睡觉，前一天要讲解，然后我们还要把很多收集的意见整理起来，第二天为大家释疑解惑。烟台会议结束后，大多数企业还是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比较着急。因为市场必须有会员介入才有流动性，如果大家不介入这个市场话，那就变成了这个市场建立不起来，从更大范围来讲黄金管理体制改革至少不是特别成功。所以我们一边不停地做推介，一边想办法怎么来吸引大家进入这个市场。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我们一组成员连夜开会讨论下，我们决定采取一种封闭方式，也就是说限定一个入会限额，而且以后的会员只能转让不能发展，要发展必须过会员大会所有的会员投票，半数以上同意才可以发展成为会员，这样一来我们的会员就变成了较稀缺资源。
如果有意识的企业他会很快介入到这个市场当中来。就像我们上海的老凤祥，当时有三个独立的法人，他们就申请了三个会员，到现在他都是三份。现在回过头来看他是有预见性的，因为如今市场上会员转让费都过千万了。而当时入会最低只有30万。
通过这种新的会员制度，最终，我们吸收了108家会员单位．后来我们跟会员们开玩笑说，我们就像《水浒》一样，定个108将吧。我们交易所当时有一个标志，上面是龙，下面是虎。预示黄金交易所在市场上能够龙腾虎跃，加上108个会员单位吸纳进来以后，我们希望在这个市场上各路英豪展现他的英姿活跃这个市场。
万事俱备后，我们就着手准备举行第一次黄金交易所会员大会，选举我们的理事会，通过我们的章程，通过我们的交易规则，为黄金市场开业提供一个良好平台打好基础。
会议召开后。无论是会员还是与会领导，都很认可我们黄金市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也很支持这种运营的模式，在会员大会上大家都特别兴奋，未来中国黄金市场的发展蓝图仿佛已经展现在眼前。
在选举理事会成员时，新的问题来了，理事会成员名额是有限的，最初决定每个地方只选一家企业进入理事会，当时山东推选的是招金集团，而山东一直是我们的产金“大户”，除了招金外还有山东黄金和蓬莱金创，山东黄金和招金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黄金开采机构。选举结果出来后山东黄金董事长就找我们工作小组。他说：“你们不能这么分，比如某些地方不产黄金，作为代表并不具备代表性，山东既然是一个产黄金大省，为什么不能有两家代表。”由于这是大会选举产生的结果，我们并不能同意他们的要求，但他们很执着，一定要纳入这个理事会，当天晚上就找了一些与会领导，表达了自己的建议。大家分析了这个市场特点和原因，征得了其他会员的认可后，最终吸纳了山东黄金进入理事会。一直到今天山东黄金和招金，仍是我们理事会成员。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大家对黄金交易所的未来都是充满希望的。
在这些工作做完后，我都耐心等待着2001年11月28日黄金交易所正式成立后能够大展拳脚。却不曾想人生路上总是有好多难以预料的困难，尽管都会过去，但是在这个当中你也一定会留下很多遗憾。
临时取消的开业典礼
2001年8月29日，上海黄金交易所筹建组领导向央行党组汇报了筹备情况，定于当年11月28日正式开业。
筹建那会儿和正式开业前我们经常是24个小时连轴转，不敢停歇，一心想把这件事做成，当时凭的就是一股劲。我们之前已经把开锣大戏唱得那么响了，序幕也已经拉开，就等开业那天的一声锣响，由于一个硬件的原因，如今说停就停了。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儿。
休息一天过后，精神好了很多，但一到单位，心情又越发沉重了，总经理召大家开会讨论解决方案。软件问题我们请来开发公司对系统进行了修改，问题终于都解决了。大家心中的大石终于可以放下了，万事俱备就等开业。然而，让我万万没想到对我更大的考验却还在后头。
我主要管综合业务，所以开业当天的组织工作和会务安排都是我负责，为了这次的开业典礼，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各级领导、各方代表各大媒体，该请的我们都请了，通知早在一星期前就发出去了。如今说不开就开业了？开玩笑吧？我觉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短短愣了几秒说：“人马上都到了怎么办？”领导马上补充道，现在想了一个办法，既然人都来了，我们就把开业典礼改成试营业。因为现在在税收的问题上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最适合中国黄金市场发展的这样一个条件和政策，如果现在开业对后面的整个市场开放以后整个秩序、程序会有影响。如果现在草草地开了这个市场，后面带来的问题就没法收拾了，也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市场未来的前景和发展。最终与上层领导形成共识先进行试营业等所有政策都完整的时候再开业。
当天我们临时宣布了黄金交易所先进行试营业，对外表示为了对金融市场更加的完整、周密、审慎，我们准备试营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及时改进我们系统，进行更完整的测试，使得在正式的开业以后提供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个服务体系和交易平台，来满足黄金市场的需要。因为这个都是金融交易，都是关系到企业的经济命脉，不能有任何问题。会议最终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人生只有回不去的，没有过不去的。突发情况发生时，不要去惊慌，一定要冷静下来想办法解决。筹建这个黄金市场的过程中，随时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个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从“实战”中锻炼成多面手
2002年10月30日，在位于上海外滩东一路15号那座老建筑里，随着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敲响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开业锣声。
这一刻，在上海外滩百年的黄金发展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结束了新中国建立以来黄金产业长达50多年的计划管制，由黄金系着的买卖双方第一次成为市场上定价的主体。不仅如此，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开业，还丰富了个人投资的渠道，为个人购买黄金提供了方便之门。
历史总有着奇妙的巧合，我还记得，著名电影人赵丹主演的《乌鸦与麻雀》里，老上海人在新中国成立前“轧（换）金子”就是在这座当时属于中央银行的大楼前排队，几十年后，这座大楼又成了新中国黄金自由交易的市场。当时我们是学习了外汇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方式，建立了集中交易平台，不像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当时我们108家会员全坐在我们现场交易，场面非常壮观。当九点敲锣开市后，由山东黄金卖出、上海老凤祥首饰研究所有限公司买入的第一单成了我们中国黄金交易历史上的首笔黄金交易。当天成交量540千克，成交金额达到4508.655万元，活动非常成功，这不但标志中国黄金产业的发展从此完全走向了市场化的道路。也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而就在这时我也碰到了我人生中的又一重要选择。黄金交易所成立之初，我们筹备组一批人员都是从各处抽调来的，我原先在外汇交易中心工作。而黄金交易所是外汇交易中心体制不一样，外汇交易中心是事业单位，而黄金交易所是会员制的是企业。我要从事业编制变成企业编制，这在当时人们的观念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外汇交易中心同样是中国金融业的重要机构，还是事业编制。当时让面对去还是留的时候，很多人都回原单位了，真正愿意留下来的没几个，说实话我也犹豫过，不过最终我没有选择离开。
由于黄金交易所是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要靠市场来养活自己。因此除了现货市场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发行一些衍生产品。
当时我们就借鉴了香港金银贸易市场的现货延期方式，它具有一定的现货功能，又具有投资功能。客户只需先付保证金，就可以先买下所需的产品，客户可以选择交割也可以选择不交割。通过这个产品我们活跃了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多，因为它活跃了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大家都积极地参与其中，到现在我们延期交售业务仍是交易所主流的衍生产品。我们黄金交易所从现货到现货延期上了一个台阶。
从交易所发展到成立再到壮大，这一步步走来，这与我们对人才的挖掘和培养是分不开的。我们总经理曾说过的一句话，让我非常有感触，他说：“先解决有没有，再解决好不好”。
筹备组刚成立那会儿，大家都是两眼一抹黑，对黄金交易所的轮廓概念都还没有，一切都要从头学习，从新建立。逼着大家发挥他最大的作用，那时候我们寻找了大量的资料，通过考察，参加一些专业性的会议，把期货、现货、证券这些方面好的东西都拿来参考研究，我们初期制定的章程、规则制度，就是把期货交易所、证券交易所拿来看，适合我们的就拿来用，不适合我们的再做调整。虽说我一直在综合部工作，主要负责是行政工作，但交易方面的业务，包括清算业务，我都要了解，都要懂。因为写材料和开会的时候都要知道。这么多年下来以后，我们不能说是黄金方面的专家，但称行家肯定是没问题了。
献给自贸区的礼物
2007年至今，上海黄金交易所已经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场内现货交易市场。会员也从当初的108家上升到162家，其中还有4家外资银行类会员。这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黄金管理体制改革也是密不可分的。也跟大家对黄金的需求还有中国庞大的市场有密切关系。
上海黄金交易所发展至今我们也在不断地改革，不断创新，创了很多的第一。比如我们最早建立夜市交易，因为全球黄金价格是一样的，如果晚上不开，价格的涨有跌会直接影响到第二天的金价，不利于那些会员对黄金市场的运作，所以我们开了夜市，这是我们一个创新；第一家引入外资的也是我们，以前的证券交易所也好，期货交易所也好，外资是不能进入的，而现在很多外资商业银行都成了我们交易所的会员，他们可以入市参与交易；然后我们后来把白银业务也纳入进来了，把期权也推上去了，这些业务不断在变化，不断在增加，使得这个市场就更丰富。因为变才会有不断地创新，才会有不断地发展，才会取得更好的成效。
这两年我们交易所的发展非常快，我们新的理事长以前是银联的总裁，到任后在之前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我们交易所未来发展的目标，一个是市场化，一个就是国际化。这是决定我们交易所未来能不能做得更好，能不能走得更远，取得更大成就的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市场化就是我们一定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不能有太多的行政上的干预，那会背离市场；国际化是我们要博采众长，把境外的机构都纳入到我们市场来参与交易。
去年自贸区的开放，让我们又赶上了好时机。自贸区的建立解决了离岸人民币和境内人民币双向流通问题。我们一直在考虑怎么来发展境外市场，自贸区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
在自贸区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献上了自己的一份礼物。就是开通了国际版，将境外机构通过自贸区这个平台，纳入到黄金国际交易中心进行直接交易，交易完以后再原路地把资金汇出去，就是你的人民币怎么进来，也可以从这儿出去，这样的话即使可控的，又是开放的。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是可复制可借鉴的，从现在我们交易量也不断地增加就可以看出。
在国际版开业仪式上，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参加了活动，充分的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李克强总理在视察自贸区的时候，听到了黄金交易所国际版开业，他也表示祝贺。黄金国际版的开业标志着中国对外的改革开放金融的开放是不会改变的，是一定会做下去的。总理也对我们交易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上海黄金交易所形成上海金，建成百姓金，让大家都能来参与这个市场的交易。
向着“上海金”的目标前进
如今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现货市场第一，我们未来的目标就是国际化、全球化，让世界能够认可这个黄金交易所，让大家都知道看黄金的价格，就看上海金。我觉得这不仅仅在于交易量达到多少，那是一个数字上的概念，一个企业的目标，一定是一个高定位、宏观的，有影响力的，又落在一个具体事物上的目标。将来黄金交易，那就得去上海黄金交易所，让全球的人都能知道，所有的机构都知道这一点，要看黄金的价格就看上海金的价格，它跟伦敦金、纽约金、够成为一个档次的品牌的市场价格，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可能那个时候我也已经要退休了，但我相信一定会有这样一天。因为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变，中国的发展不会变，中国未来的憧憬一定会更好。
这两年上海市政府也特别支持我们。刚开业那会儿，我们是借用外汇交易中心大楼办公，就是中山东一路15号，2008年下半年，才迁到现在的办公地点。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办公条件不好，很小，都挤在一起。去年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区政府支持下，我们拍了块地，在黄浦江边上，要建一座真正属于我们黄金交易所自己的大楼，有了扎实的基础，在硬件上我们也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展翅高飞。我们的近期目标就是把这个楼要建好，建好以后把我们的业务发展好，然后最终形成我们上海金的品牌，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市场，了解这个市场，发展这个市场。
现在这个楼的建设任务又交给了我，这又是一个新的东西，从来没接触过，压力是很大。但这是工作，也没想太多。只希望将来，这座大楼能成为一个标志，让上海金在全球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市场发展得更好。
这个时候我可能退休了，再过若干年以后，跟黄金交易所的员工，可能基本上都不再熟悉、不再认识了，但是我心里会很欣慰。因为黄金市场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这么一步一步从开创到发展，到如今形成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局面。可能没有人会记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做的这些细节和付出的汗水，但是我觉得我心里有这些东西就足够了。
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至少我能成为这段历史和黄金交易所的见证人之一，在这一生当中能筹建两个，而且都是顶级的市场，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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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所历经四年风雨终见“彩虹”
口述人：胡政，1963年生，四川南充人。现任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总经理。曾任上海石油交易所总裁助理、上海商品交易所结算中心副总经理、上海商品交易所副总裁、上海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等职。2006年10月至今，先后任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总经理。
整理：陈颖婕
2010年4月16日，黄浦江畔，伴随着响亮的开市锣声，股指期货合约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中金所）上市了。中金所自2006年9月成立，历经四年风雨终于见“彩虹”。10年来，中金所健康成长，功能逐步发挥，成功嵌入资本市场。不仅成为股市的稳定器，还成为财富管理的“保险单”、提升股市核心竞争力的“助推器”、股市投资文化的“催化剂”。
选择石油交易所大厅
从1992年开始，我就参与了期货市场的创建，在期货界的生涯至今已有24个年头。从北京初到上海，我就对这座金融之城充满幻想。
1992年，上海的期货市场正处于逐渐发展和摸索的过程中。全国的期货市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1992年5月28日，上海金属交易所成立，在整个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1992年9月，我正在北京参与筹建两个石油交易所，一个是上海石油交易所，另一个是北京石油交易所。在我看来，上海是最适合创办交易所的地方。我曾经对整个民国时期上海的交易所市场做过深入研究，上海有这种交易所发展的历史。所以只有上海人，在改革开放以后，知道什么是交易所，交易所是干什么的，交易所是什么样子。
1992年12月，我和我的工作伙伴们从北京来到上海，为挑选合适的交易场地，我们选中了位于漕宝路上的华夏宾馆。宾馆的一层大厅有个喷水池；宾馆的二楼是一个回廊。站在回廊上，视觉空间格外开阔，可以看见下面整个大厅。我们都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做交易场所。
选址考察完毕后，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回京不到一个月，上海方面就告诉我，华夏宾馆下面的水池子已经打掉，这个地方就给你们做石油交易所。得知这一消息后，我既激动又兴奋：当时我们还没有签任何的协议，宾馆就替我们把下面的水池打掉了，由此可见上海的办事效率和上海人的市场意识都特别适合干交易所。
很明显，上海的办事效率更高。所以，我一直觉得，当初我能有幸参与上海市场的早期建设，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很多老同志一讲起90年代，1995年到1998年这一段的上海期货市场，都会有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是比较乱的，参与的方方面面的人都比较多。到1998年的时候，国务院又第二次清理整顿期货市场。就把上海的三家期货交易所，也就是上海商品交易所、上海金属交易所、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合并组建了上海期货交易所。
我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工作了8年（1999年到2006年）。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发展过程中间，我们一直想发展中国的金融期货。因为从全世界来看，整个期货市场，金融期货占90%，商品期货占10%。而中国，从1991年开始的整个期货市场，一直都是在做商品期货。所以，实际上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成立以后，从2000年就开始下大力气发展金融期货。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想在上海推出金融期货市场。但是受各个方面的限制，中国金融期货的推出并非易事。
五家合力开办交易所
当时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十分滞后，从新加坡的人民币NDF市场到CME人民币期货的推出，后来新加坡交易所又推出新华富时A50股指期货，均不见中国金融期货的身影，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已经陷入腹背受敌的尴尬境地。国际定价中心一旦确立，将是比较稳固的，甚至是不可逆的，这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上百年来一直掌控全球有色金属定价权至今无法撼动中可见一斑。因此，中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建立，将为抓住金融市场定价话语权奋力一搏，令人们充满期待。
或许，在管理层原有设计框架中，中金所并不存在。但五大交易所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你争我夺，使得中金所的横空出世。管理层确定推出股指期货之后，在哪家交易所上市成为最大悬念。事实上，包括三大期交所和两大证交所在内的五大交易所对股指期货的态度是互不相让，或明或暗地做着积极准备。在2005年12月初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期货大会上，包括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大连、郑州的商品交易所在内的多家机构都蠢蠢欲动，五大交易所高管纷纷表示了对股指期货的浓厚兴趣，当时，诸如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外汇期货等金融产品，谁家都想推。
2005年年底，中国证监会给国务院打了一个报告，由这五家交易所合资成立一家交易所，各占五分之一的股份，谁都不要争，大家合力来推金融期货。所以当时规定每家出资一亿元，注册资本为五亿元，由此组建成立了中金所。交易所为股份有限公司，这也是中国内地首家采用公司制为组织形式的交易所。该方案在2006年的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成立中金所。
允许筹建，但是建在何处呢？除上海之外，竭力争取中金所落户的城市还有北京。2006年1月19日，北京市对外发布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实施细则》。《实施细则》的出台，标志着北京金融产业的发展开始了重大转变，北京将努力促进首都金融产业的发展。有关人士甚至表示，如果证监会决定把中金所放在北京，北京将在金融街免费为该交易所提供办公和交易大楼。
不过，上海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在2006年2月8日召开的上海市金融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常务副市长冯国勤宣布：“经国务院批准，上海金融衍生品期货交易所获准筹建。”最终，上海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吸引了中金所的落户，地址暂定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上海期货大厦内。
于是，由中国证监会出面组建了中金所的筹备小组，组长是当初证监会的常务副主席范福春，副组长是现在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姜洋，然后由五家交易所各派一些人员，包括证监会的一部分工作人员。
2006年9月8日，这个日子被永久地载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史册。
当天下午3：30，时任上海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和时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在上海期货大厦内一起揭开了国内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的“面纱”，这块标有“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CFFEX”的铜牌出现在中国金融市场的面前，沉甸甸地缀满了金色的梦。其也成为继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之后的中国内地的第四家期货交易所，同时也是中国内地成立的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
其实，对于中金所的命名，也着实花费了大功夫。当时一度在业内广为流传着多个版本：包括金融期货交易所、金融衍生品交易所、上海金融衍生品期货交易所等。最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胜出。
办好食堂留住人才
八个月后（即2006年10月），各方面准备工作已基本完善，中金所准备开业。当时我的职务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副总经理，组织上找到我进行谈话：“中金所要开业了，现在的成员都是来自监管部门，还有各个交易所。你是搞业务，管技术的，马上要开业了，你到那去把业务和技术方面的事管一管。”就这样，因为我比较擅长搞业务工作，就从上海期货交易所调到了中金所。
当初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时，我曾带领团队组织开发了一套专门适用于交易金融期货的计算机系统。2006年加入中金所团队后，这一套由我组织研发的系统也从上海期货交易所移植到中金所。自2010年4月一直到现在，计算机系统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它承担了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交易规模冲击。所以，当初我开玩笑地说，“系统是我组织开发的，我就把这套系统带过来，我只是被作为‘陪嫁’，送到中金所的。”
虽然并未亲历中金所的八个月筹建期，2006年10月加入中金所后，在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上，我还自我调侃地说：“现在要开业了，我是来‘摘’桃子的，很不好意思。”
艰苦，难熬，但日子还得过下去。此后，中金所一度靠贷款过日子。当初找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分行贷款了五个亿，到2010年年初，这五亿元贷款金额也已花完。再不开业，就真的揭不开锅了。
但我依然对中金所的未来充满希望。为了留住人才，我们将中金所的食堂打造成金融圈口碑极佳的典范。员工都很年轻，胃口好，我就想能把大家的一天三顿“喂”好了。与此同时，公司还有一个仿真交易系统，员工们每天正常上班，就像现在一样，九点一刻开机，然后就开始做交易，测试各种交易的手段、制定策略等。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公司没有员工流失。直到交易所开业后，倒是有部分员工离开交易所，他们走的时候和我讲：“在交易所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是不愿意走的，觉得这个团队很有凝聚力，事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即使社会上有很多的机会，但大家还是坚守到开业。”曾经的中金所有一段最为艰难的时刻，公司领导班子就剩下两个人——一个总经理，一个副总经理。总经理朱玉辰（后来是浦发银行行长），副总经理就是我。就这样，我们带着这一百多人熬过了中金所筹建期最为艰苦的四年时光。
在2010年4月16号，经国务院决策，沪深300股指期货首发登场。多年来，股指期货市场运行平稳，交投适度，各类机构有序参与，保值避险、价格发现、促进创新等功能得到逐步发挥，其已成为推动证券现货市场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力量。自正式交易以来，股指期货市场逐步成熟。2014年全年的成交金额是164万亿。占整个中国期货市场的半壁江山。进入2015年以来，中金所占整个中国期货市场每天的市场交易金额都在70%以上。2015年3月20日，2015年4月16日，10年期国债期货以及上证50、中证500股指期货也相继上市。
中金所近期的发展目标，是在股权类、利率类、汇率类的产品中都尽可能多地推出适应市场需要的期货产品。目前来讲，中金所已经有了三个股票指数期货和两个国债期货产品。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出汇率类的期货产品。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中国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对于汇率的风险管理现在是一种非常紧迫、市场非常强烈的需求。中金所的外汇产品事业部于2014年正式成立，对于外汇的期货产品寄予非常大的期望。作为中金所的总经理，胡政的最大愿望就是把股权类、利率类、汇率类的产品都一一补全，使中金所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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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场外清算市场的“铺路人”
口述人：许臻，1957年生，上海人。现任上海清算所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会计处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正司局级副司长，上海清算所筹备组组长等职。
整理：王菲
上海清算所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第二家、亚洲第一家由中央银行直接推动设立的中央对手清算机构，也是我国金融市场第三家发行托管结算机构。作为这家机构的掌门人，我与清算结缘起于2000年，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调到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人民银行支付结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办公室就是支付结算司的前身。清算和结算是两个概念，通俗的说，清算是算账、不挪动资金、不转移债权债务，结算必须有资金转移。清算所的功能就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当然各项业务及其功能的内涵远比前面的概念广泛得多。
做清算如同修路
清算市场分为两大部分，商业支付清算和金融市场交易后的清算，后者绝不是简单的资金支付，而是围绕金融交易展开的、包含着对金融交易整个流程的处理。八十年代末，国内开始重视商业支付的发展，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建成了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商业支付清算系统。与国外先发展场外市场、随后自然形成场内市场的模式不同，我国是随着改革开放后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场内交易所市场逐渐成熟，场外市场发展相对晚些。这虽然与国外的模式有差异，但也是最符合我国国情的一条发展道路了。
结合三十多年金融领域的工作经验，我的体会是，我国广大个人投资者更多了解场内市场、比如股票交易所，而不太了解场外市场、不太了解机构投资者市场。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国际主要金融市场，可以发现国际成熟金融市场体系中，场外市场是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主体，不仅规模远超场内市场，而且从金融创新的角度看，是金融创新的摇篮和基础，是风险管理和承担能力较强的机构投资者根据自身需求，开展个性化产品、业务创新的平台，尤其是一些个性化利率、汇率、信用等金融衍生品可以很好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实际需求，能够很好地转移、管理利率汇率风险等。同时，从宏观管理角度看，场外市场在宏观经济调控、货币政策传导、资金配置、价格形成和系统性风险管理中，也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对场外市场也是非常重视。
改革开放后，我国重点建设了场内交易所市场，因为当时利率汇率市场化程度还不十分高，再加上一些企业参与海外衍生品市场发生了亏损等情况，我国场外市场的发展是以一种比较稳妥的速度在推进。在2009年上海清算所成立前，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还处于发展初期，交易品种不十分丰富、且大多属于基础产品，主要包括利率互换、外汇远期和掉期、远期利率协议、债券远期以及少量资产证券化产品等，同时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规模也比较有限，市场占比最大的利率和汇率衍生品市场规模均不足万亿元。这时，我国场外市场的清算范围比较狭小，场外市场的中央对手清算机制，在实践上还处于空白状态，虽然在理论研究上有了一些探索，但是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也不够充分，市场对于中央对手清算机制几乎可以用“陌生”来形容。当然，这不能说我国的清算制度是落后的，因为我国的商业清算是相当成熟的。这基本是当时国内清算市场的整体格局。
场外清算市场之所以没有成型，归根到底是场外交易市场发展不够充分。我们金融基础设施实际上是市场发展的平台，我们是服务金融市场发展的“铺路人”，如果没有交易，我这个平台也无法开展工作。上海清算所现在做的，就是先是培育金融市场交易，然后做好清算服务。
2005年至2007年，在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的组织领导下，我们推动编译了包括《发达经济体支付结算体系（丛书）》《支付体系发展指南（丛书）》等一套五册的《支付结算体系丛书》，清晰界定了中央对手清算机制等重要概念的理论内涵，在梳理国际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了国际成熟中央对手清算机制和机构建立、发展的规律，为我国建设中央对手清算机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2009年除夕前一天，根据人民银行党委指示，我受命负责筹建我国第一家专业清算机构——上海清算所。筹备工作安排得十分紧迫，人民银行在小年夜召开党委会，要求2009年成立上海清算所。
筹备期间，根据行领导的指示，我首先还是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国际中央对手清算机构的建设与业务发展，同时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阶段和客观需要，逐步形成了有关专业清算机构、中央对手清算机制建设和发展的一整套完备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体系，为上海清算所以及我国金融市场中央对手清算机制的建立明确了理论指引和工作依据。
在做好上海清算所的组织机构筹建的同时，我们也规划了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的工作指引，设计了业务研发原则，就是以我国当时已有的金融产品的中央对手清算业务为切入点，逐步扩展范围，按照“先本币、后外汇，先现货、后衍生品”的顺序，循序渐进地拓展业务，促进场外市场逐步熟悉、习惯和乐于使用中央对手清算机制，而且立即开始债券净额业务研发，同步推进利率、汇率、信用等衍生品研究。同时，落实人民银行对上海清算所关于“朝着跨市场清算的目标迈进”的要求，上海清算所还同步推进航运及大宗商品、跨境外汇和碳金融等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研究。
事实证明，上海清算所目前取得的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的各项成果，就是以公司筹建和创业前几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水到渠成发展而来。目前，每年的年初我们都还会通过工作会议的形式，讨论规划未来几年的业务发展，保障公司每年推出的业务时刻走在市场前沿。
上海清算所从外滩起航
筹备过程中，作为筹备组组长，根据人民银行的要求，我主要思考了三个问题，一是公司治理架构问题，二是业务经营范围问题，三是公司经营导向问题。我理解，这三个问题是上海清算所兴旺发展的关键所在，体现了人民银行对上海清算所工作的高瞻远瞩，无论怎么高度评价都不过分。
第一，在公司治理架构问题上，人民银行最终决策上海清算所采取股份有限公司模式，这有利于最大程度形成各方支持配合公司发展的合力，也有利于最大程度提供公司持续扩充财务资源的资本张力。第二，在业务经营范围问题上，人民银行对上海清算所的业务范围确定为“中央对手清算业务为主、登记托管业务并行”。在清算业务上，要求上海清算所能够尽快成为国际一流的专业化中央对手清算机构，既要做好债券、外汇、金融衍生品的清算业务，而且要自动作为、在我国的金融改革创新中积极探索业务拓展思路、充分发挥平台机构对市场发展的支撑服务作用。同时，人民银行也要求上海清算所从进一步完善登记托管服务的角度，全力支持我国公司信用债券市场的繁荣发展。第三，在公司经营导向问题上，人民银行明确提出“以建设成为一个规范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清算服务机构为目标”的要求，对上海清算所在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切实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探索金融市场基础服务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2009年春节后，我立即开展了八个月的调研，在研究国外清算市场运行情况的同时，了解国内交易所市场发展状况和趋势。当时，和我一起进行筹备工作的就只有一位人民银行支付司的同事，期间人民银行也特别关心筹建进度，不断要求我加快推进，人民银行对上海清算所的重视可见一斑。
如果说有哪些国际金融市场清算业务、清算机构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大致有两点内容，一是股份制资本结构，二是多市场业务经营。对于股份制资本结构，在场外市场尤其重要，有利于协调主要市场参与者和清算机构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清算机构灵活扩充资本、整合发展资源。对于多市场业务经营，是中央对手清算机构市场竞争必然趋势，作为场内市场创新源泉和基础的场外市场，其所涵盖的种类和范围势必多种多样，比如包括利率汇率等传统金融衍生品场外市场，还包括碳排放权、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等新兴金融衍生品场外市场，以及场外现货市场等。
可以说，上海清算所组织架构、运作模式等，符合国际最新潮流的发展方向，充分吸收借鉴了国际市场长期发展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
2009年11月27日上午，上海清算所创立大会在人民银行召开。在刘士余副行长的亲自指挥下，筹备组通过数天通宵达旦地推敲落实成立仪式的每个细节，11月28日，上海清算所正式挂牌开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出席开业仪式，做重要讲话，并共同为上海清算所揭牌。此时，包括我、北京和上海两个小组在内，上海清算所一共只有14个人。
上海清算所最终选择落户外滩，也有一番历史渊源。外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是国际公认的“远东华尔街”，汇聚了几百家金融机构，长期积淀的金融文化是外滩独有的优势，就连一些国际金融巨擘对外滩也有强烈认同感。改革开放后友邦保险、汇丰银行等，想方设法迁回外滩“认祖归宗”，就是有力的例证。在清算服务上，外滩也有着独特的历史底蕴。资金支付领域的清算服务始于票据，我国近代第一个起到票据清算中心作用的银行票据交换场所——上海票据交换场于1933年1月10日成立于外滩香港路59号的上海银行公会大楼内。当时的票据交换大厅内高悬一匾额“金融枢纽”，彰显了清算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后来虽几经辗转迁址，票据交换场直至上世纪末一直落在外滩区域。
上海清算所的功能定位，与外滩金融集聚带高度契合。因为场外金融市场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以机构投资者双边交易为主；二是强调原发创新，金融产品非标准化。这都与交易所市场的个人为主、匿名交易、产品标准化形成鲜明对比。相应地，服务场外市场的清算所，也就需要与市场机构建立面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交流沟通机制。也就是说，金融家们之间需要时常照面、需要一起喝咖啡、品下午茶来进行业务交流，而外滩恰能提供这一切。
特别是，2009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成为国家战略。人民银行领导也多番来上海考察，为以切实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终将上海清算所选择落户有百年金融底蕴的上海外滩，是历史文化和国家战略的一次紧密结合。
清算之路渐渐成型
正如前面说的，当时我国场外中央对手清算机制的理论和实践都是空白，不仅熟悉业务的人员少，甚至知道中央对手方清算概念的人员都不多。当时，我国场外中央对手清算的局面是一无业务、二无先例、三无制度，在这一情况下，基于对自身市场基础设施内涵的精准理解，上海清算所坚持下苦功推进创新，力求每项创新业务制度都成为我国的行业标准，为我国中央对手方清算事业积极贡献自身力量。
随着业务的发展，公司员工队伍也持续壮大，招聘的专业人才，以数学、金融工程、计算机等为主，对英语水平要求也很高，这对于和国际同业的直接交流、英语工作，以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条件。截至2015年5月底，上海清算所共有员工314名，平均年龄约30岁，员工队伍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学历高，硕士及以上员工占比87%；二是国际化水平高，具有海外工作和学习经历的员工占比40.7%，具有英语工作能力的员工占比89%；三是专业能力强，风险管理、产品研发、技术开发等业务和技术人员占比79.1%。
实际上，创业过程中清算所打了很多场“硬仗”，并且还有很多“硬仗”需要一直打下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场。
第二场硬仗是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平台的开发上线。长达4个月的项目攻坚，在公司领导的亲自带领下拉开序幕。所有人都参与了需求方案的撰写、衔接业务的设计与技术实现等。这四个月，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甚至没人请病、事假。2010年的国庆，本是两位员工的结婚纪念日，一位员工买了回家的车票又退掉，一位员工高烧就医后又直接返回工作岗位。2010年11月23日，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登记托管业务顺利上线，成为上海清算所第一项业务，搭建了创新金融产品登记托管、清算结算平台。如今，登记托管结算业务已经成为上海清算所的业务支柱之一，共为14种创新金融产品提供服务。
第三场硬仗是债券现券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的研发推出。上海清算所充分借鉴和应用国际上先进的风控理论和现代化的技术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大胆探索、积极创新，主要是创造性地提出了银行授信、限额风险控制、实时监测等技术方法，有效解决了商业银行流动性支持和商业机构借券等机制的操作难题，从而成功克服了中央对手清算中的违约处置等难点问题。2011年12月19日，上海清算所正式推出债券现券中央对手清算业务，成为我国银行间市场的第一项中央对手清算业务，是我国银行间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机制创新的重要里程碑。
第四场硬仗是人民币远期运费协议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的研发推出。上海清算所以上海航运和金融“两个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为切入点，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深化对航运金融衍生品清算业务的探索，最终聚焦国际上最成熟、运用最广的远期运费协议（FFA），创造性地解决了美元计价清算国内无法交易、中央对手清算如何适用于FFA以及如何满足实体经济千差万别的需求等难题，引入了人民币计价清算、代理清算机制、强行平仓和强制结算制度、经纪公司帮助达成交易模式等创新，将FFA成功引入国内市场。2012年12月10日，上海清算所自主创新、独立研发的人民币远期运费协议（FFA）中央对手清算业务上线。该业务实现了我国在主要的全球化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上人民币计价清算零的突破，有利于提高上海在全球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竞争力，对确立上海全球性人民币产品清算和定价中心地位具有战略意义。
通过这一场场硬仗，目前上海清算所已建立包含本外币、现货和衍生品、场外金融市场多领域的中央对手清算服务体系，涵盖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品、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银行间市场债券和外汇现货产品等三大类、11项中央对手清算业务。而且，这些业务成果也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2011年至今，上海清算所创新金融产品集中托管与清算项目、人民币远期运费协议中央对手清算项目、人民币利率互换集中清算项目和债券现券交易中央对手清算项目分别获得上海金融创新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同时，落实人民银行部署，上海清算所重点聚焦于债券市场发展潜力最大的公司信用债券，提供招标发行、登记托管和清算结算等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力推进我国债券市场的繁荣发展，目前托管品种主要包括三大类14个品种：（一）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包括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和区域集优中小企业集合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项目收益票据等；（二）金融企业发行的非政策性金融债券，包括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三）货币市场工具等创新金融产品，包括同业存单、大额存单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等。
随着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的落户，标志着上海清算所实现了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全券种托管。2014年，上海清算所新增登记托管全部债券和公司信用债券分别为5.55万亿和4.18万亿，分别占全国全部债券和公司信用债券发行总量的47%和77%。可见，上海清算所已经成为全国公司信用债券登记托管结算中心。
走向国际的清算所
上海清算所自建立之初，一直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国际标准开展建设工作。这一思路，与国际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关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定义不谋而合，即“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通常为所有参与者、技术性基础设施以及与其风险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框架制定一套通用的规则和程序”。
首先，上海清算所正在扎实按照国际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2012年4月发布的《金融基础设施原则》（PFMI）开展自我评估，全面满足国际上对合格中央对手方与中央证券存管机构的标准，已经建立了标准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运营管理等制度框架，能够清晰地识别、度量、检测和管理潜在风险，并及时有效地进行违约处理，快速隔离风险传染途径，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随着法律基础的持续健全、风险资源的不断积累、中央对手清算和登记托管结算制度的继续优化等，能够进一步强化机构运营效能和风险管理力度，使上海清算所成为国际组织普遍认可的合格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第三，正如前面所说，上海清算所已经创建和施行多个具有国际水准的行业标准，比如在利率衍生品市场，统一了利率互换市场计算风险敞口和利息的标准，创设了基于风险敞口计量最低保证金的风险控制机制等；在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市场，成功创新了经纪公司达成交易和中央对手清算相结合的市场形态，实现了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功能的有机结合；在债券市场，创新提出的银行授信、限额风险控制、实时监测等风控技术，成功克服了中央对手清算中的违约处置等难点问题；同时在外汇市场通过整合外汇询价与竞价业务，形成了外汇市场统一的中央对手清算平台。
持续服务我国金融市场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上海清算所清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的公允价格是调节市场有序运行的核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率、汇率是最重要的货币资金价格，大宗商品价格是影响整体经济波动的重要实体产业价格因素，推动建立市场化的利率、汇率、大宗商品价格等形成机制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宏观审慎管理、促进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长效发展的重要环节。
下一步，在利率、汇率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市场化发展进程中，上海清算所将扎实立足自身，积极推进产品的创新发展，解决参与机构面临的利率、汇率波动风险管理问题；同时对于市场难以解决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问题，通过积极完善中央对手清算机制建设，健全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更好发挥市场基础设施在管理市场风险、维护市场平稳运行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