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温室气体排放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农业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之一，准确合理的估算农业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不仅对制定合理的农业减排措施和适应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合理评价国家农业方面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和责任提供依据[1]。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清单报告了CO2、N2O和CH4三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和吸收汇，其中农业活动排放了92%的N2O和50%的CH4，农业CO2的排放量很低没有报告[2]。农业是非CO2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因此准确合理地估算农业温室气体的排放，尤其是非CO2温室气体的排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1四川省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估算的方法
1.1核算方法[3～5]（表1）
2四川省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估算结果（表2）
3目前四川省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表3）
4结论
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就宣布了到2020年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单位GDP的CO2排放降低40%～45%。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将需要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进行分解，如单位GDP能耗、碳排放强度以及森林碳汇建设指标等，都可能逐步细化落实到具体的行业和行政区域，有些可能还要作为约束性指标来进行实施[6]。
本文从定量的角度入手，制定四川省农林及其他土地利用部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掌握了温室气体排放结构，并采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方法核算四川省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现状，确定四川省排放水平。在本研究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包括CO2、N2O和CH4的排放；除了主要核算农田、土壤、牲畜、森林和草原温室气体排放，对四川省农业温室气体减排和碳交易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李迎春，林而达，甄晓林.农业温室气体清单方法研究最新进展[J].地球科学进展，2007，22（10）：1076-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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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PCC.Volume4：Agriculture，ForestryandOtherLandUses（AFOLU）.2006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M].IPCC/IGES，Hayama，Japan，2006.
[4]IPCC.Volume2006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M].IPCC/IGES，Hayama，Japan，2006.
关键词：碳足迹；棉纺织企业；现状
1引言
我国棉纺织行业受到国内纺织工业整体较低水平的限制，整个行业并不能够完全摆脱高能耗、高排放及劳动密集型的落后状态。棉纺织行业的碳排放和碳足迹的研究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对政府而言，可以使政府能够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监测高碳排放环节，有助于政府制定棉纺织工业节能减排政策，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节能减排政策实施的效率，为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提供技术支持；其次，对于企业而言，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核算生产阶段碳排放的自检方法；最后，国际上碳足迹认证正成为一种潮流，我国的棉纺织行业要在碳认证上取得主动权，必须要在自身行业碳排放研究工作上迎头赶上。
2碳足迹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2.1碳足迹的定义
碳足迹首先是由英国[1]提出，具体通过测量碳消耗产生过程中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元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来评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碳足迹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产品生命周期或产业周期内直接与间接的碳排放量的一种方法。
其中，以英国碳信托公司（CarbonTrust）所提出的定义较为全面、较为准确。在定义中，对碳足迹的描述不仅包括了CO2，还包括了其他5种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包括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氢氟碳化合物（HFC）、全氟化合物（PFC）和六氟化硫（SF6）的系列气体]，这些温室气体的碳足迹都通过CO2当量来进行计算。整个产品的碳足迹通过全球变暖潜值GWP（GlobalWarmingPotential），即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排放在给定时期内（比如100年），对全球变暖的影响与CO2的相对比值来量化[1]。
2.2碳足迹的计算方法及比较
2.2.1流程分析法
2.2.2输入输出分析法
3棉纺织行业的碳足迹研究
3.1棉纺织行业实施碳足迹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3.2棉纺织行业的碳足迹研究现状
3.2.1棉纺织行业碳足迹调查
近年来国内外逐步开展了对碳足迹的研究。如Sovacool等[5]对全球12个大都市区的碳足迹进行了评价分析，并提出了减少碳足迹的政策建议。碳足迹是在生态足迹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在大部分研究中被用来表征碳排放量[6-8]。在纺织企业里面，旭荣集团和海东青集团已经开始在做碳足迹研究这项工作。在检验机构里面，SGS和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也已经在进行纺织品碳足迹、碳标签认证这一方面的研究。
目前，有关棉纺织行业碳标签的研究报告很少，棉纺织企业对这方面的意识还比较淡薄，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现阶段提出计算棉纺织品碳足迹并给予实践的棉纺织企业则相对更少，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数据，也比较缺乏。目前国家也尚未出台针对棉纺织企业的温室气体减排要求。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很多棉纺织企业开始有意识地实施节能减排，但是就目前来看，棉纺织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仍然不容乐观。棉纺织品生产过程碳足迹计算还缺少实际模型，一些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节能减排空间，节能减排任务依旧艰巨。
3.2.2棉纺织行业碳足迹讨论
在现阶段的纺织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的调查中，分析发现一些需要明确思考的问题。（1）由于碳足迹的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义，导致计算过程中的边界难以确定。例如天然植物性纤维原料在生长过程中的碳足迹涉及到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如植物自身生长代谢等），而且农业阶段碳足迹的可控性效果欠佳，基本处于粗放式经营状态，因此较难确定农业阶段的碳足迹。（2）不同的碳足迹理论对数据的使用与否具有不同的选择。例如我国天然植物性纤维的种植较难以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和降低农业生长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3）特殊数据计算统计的标准及可靠性是目前的难点。例如纺织品的使用频率和方法以及洗涤方式情况较多，现阶段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有效的计算使用阶段及回收阶段碳足迹的方法。（4）从原料种植到工业生产，再到产品使用阶段乃至产品最终废弃阶段的整个周期较长，最终产品碳足迹的计算精确度难以保证。（5）从纺织原材料的生产加工直到成衣制造都有较强的生产能力，产品的质量评价指标的基准点不确定，易让碳足迹的评价建立在不健康的竞争基础之上。
4结语
碳足迹对减少碳排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政府、企业而言，确定碳足迹是减少碳排放的第一步，有助于企业真正了解产品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了解自己在产品生命周期中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过程，由此采取可行的措施减少供应链中的碳排放，以利于制定有效的减少碳排放的方案。在方案制定过程中，根据碳足迹的分析结果，还可以预测采用的减排措施对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影响，从而实现对不同减排措施的择优与改进。企业还可以通过碳足迹的计算宣传自己的碳减排行动。企业通过碳足迹分析向消费者提品碳足迹信息，让消费者对产品生产的环境影响有一个量化认识，继而引导其消费决策。
在遏制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以及低碳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下，开展棉纺织企业的产品碳足迹以及碳标签的研究势在必行。碳足迹作为衡量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的工具，可以有效地为棉纺织企业提供节能减排的方向。中国作为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大国，必须要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开展碳足迹、碳标签的研究，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碳壁垒，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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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ovacoolBK,BrownMA.TwelveMetropolitanCarbonFootprints:APreliminaryComparativeGlobalAssessment[J].EnergyPolicy(2009),doi:10.1016/j.enpol.2009.10.001.
[6]WeidmanT,MinxJ.ADefinitionofCarbonFootprint[EB/OL].2007.Http://.uk/docs/ISA2UKReport07-01carbonfootprint.PDF.
[7]BP.WhatisaCarbonFootprint[EB/OL].Http://Bp.com/liveassets/bpinternet/globalbp/STAGING/globalassets/downloads/A/ABPADVwhatonearthisacarbonfootprint.PDF.
（一）碳交易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参与并通过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从2005年—2012年，发达国家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降低5.2%。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一种商品，以此形成的交易称为碳交易。正是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帮助限制了温室气体的排放。2009年，国际碳排放交易量总值达到1440亿美元，而根据世界银行预计到2012年全球碳排放交易量将达到1500亿美元，到2020年甚至会达到3.5万亿美元。
（二）CDM项目下我国碳排放权的实质碳交易主要有两种形式：配额型交易和项目型交易。配额型交易是指在控制总量的情况下，对所产生的减排量进行交易，如“欧盟排放配额”（EUAs）交易。项目型交易是指将特定减排项目产生的减排量进行交易。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是《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约定的三种减排机制之一，也是唯一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机制，其核心是发达国家（附件Ⅰ缔约国）向发展中国家（非附件Ⅰ缔约国）提供资金和先进的减排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减排项目，由此项目获得的核证减排量（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s，CERs）可用于发达国家完成减排承诺。很显然，CDM下核证减排量的交易就是一种典型的项目型交易。对于CDM项目而言，碳排放权的实质就是核证的减排量，因为《议定书》仅对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作出限制，并没有规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减排义务。
CDM项目流程主要由5个步骤组成：设计、合格性审定/注册、监测、核实/核证和颁发，如图1。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一）文献综述申金荣、赵亦江（2011）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24条规定温室气体减排量资源归中国政府所有，认为碳排放权不符合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要求，因此不能确认为资产。同时许多学者认为CERs是企业参与CDM项目并经过核准的碳排放权，是由企业过去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且大多数CDM项目预先会跟买家签署合同，有一定的财政担保，符合预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要求，应将其确认为资产。但对于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何种资产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有3种观点，分别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存货和金融资产。
（二）综合评述由于企业获得CERs是一个复杂的程序，需要经过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注册后才有权交易，这个过程无疑存在很大风险。尽管有资料显示我国在联合国注册的CDM项目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也有很多项目的注册遭到执行理事会的拒绝，因此当CDM项目没有通过注册之前，其产生的减排量不符合资产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特征，不予确认。当项目通过执行理事会注册并获得CERs，根据《管理办法》规定由具体CDM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归开发单位所有，因此笔者认为企业对于CDM项目产生的碳排放权拥有控制权，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符合资产定义，因此应将其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
从表面看，碳排放权的确具有无形资产的几个特征，即不具有实物形态、具有可辨认性以及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取得无形资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技术优势和排他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无形资产的价值将转化为其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中，而企业通过CDM项目产生的CERs就是为了出售以获取利益，因此碳排放权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
关键词：碳足迹；自驾低碳旅游；减排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以碳足迹角度浅析自驾游交通出行低碳化
收录日期：2012年6月29日
一、自驾游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及环境的重要影响
二、低碳、碳足迹与旅游业碳足迹的界定
“低碳”，英文为LowCarbon，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排放。“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碳是指造成当前全球气候问题的CO2气体，特别是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CO2。广义上的碳包括《京都议定书》上提出的六种温室气体。所谓“低”则是针对当前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生产消费体系所导致的“高”的碳强度及其相应“低”的碳生产率，最终要使碳强度降低到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能够有效配置和利用的目标。
碳足迹，也被称为碳指纹，是衡量的标准。维基百科的解释是：一个人，或一个产品或装置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所释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这个概念以“足迹”为喻，说明我们每个人在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所留下的痕迹。碳足迹是用来衡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排放CO2的一种方式。无论是乘车、乘船还是乘飞机旅游，都将间接消耗石油、煤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目前大气层中98%的CO2都是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总的来说，“碳足迹”就是指一个人的能源意识和行为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
三、自驾游交通出行碳足迹定量方法
要精确计算出旅游业碳足迹，必须要有《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自驾旅游统计年鉴》综合数据，如旅游业能源消耗量的单独统计，由于分行业能源统计中并不单独统计旅游业，故无法算出旅游业能源消耗量的碳足迹。本文主要以私家汽车为出游工具，到景区旅游统一乘坐旅游交通大巴的方式，计算交通出行减排潜力测算。
交通运输减排是低碳旅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重视、积极开展交通运输工具的节能减排工作对发展低碳旅游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工作组（IPCCWGIII）的研究结果（2007）表明：2006年，世界各国交通运输部门能源消耗产生的CO2排放量约占能源消费产生的CO2排放总量的23%。至2020年，世界各国交通运输CO2排放量年均增长率约为2%。2007年，我国交通运输部门能耗占全社会能耗的7.77%，能源消费总量为20，643.37万吨标准煤，CO2排放占全社会排放量的7.5%。2000～2007年，我国交通运输部门能耗年增长率为10.8%，交通运输部门能耗年均增长率比全社会总能耗年均增长率高出1.06%。
景区交通碳足迹是指景区内的交通设施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景区内的交通设施主要是来自景区的游客车辆和旅游车辆等。碳足迹的计算公式为：
C1=油耗公升数×0.785
式中，C1为交通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0.785为油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由于游客的流动性以及获取特定交通工具能耗总量的不同，景区交通二氧化碳的排放可用以下公式计算：
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最早可追溯到马尔萨斯悲观的人口理论，而且，长期以来，人口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与人口问题相伴而生的是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由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强烈刺激了人们对人口、资源及环境担忧的神经。而近20多年，随着全球升温速度的加快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出现，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推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学术研究。1988年成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展开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评估，分别于1990年、1996年、2001年和2007年了四次评估报告，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达成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主要工业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提出了量化减排标准；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尽管没能达成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会议还是在国际社会及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重是气候变化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而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共物品特殊属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艰难的国际谈判则为气候变化经济学注入了能量强大的推进剂。气候变化经济学目前尚无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作为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而存在，研究领域集中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气候变化治理的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本文从以下方面展开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进展的综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含义，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二、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分析
潘家华[2]在归纳发展的广义内涵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的权”与“发展的限”的概念。潘家华将发展归纳为个人、社区、国家和全人类的生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水平的提高。这是在人文发展的框架下做出的归纳。所谓发展权，潘家华认为主要表现在人文发展具有方向性和人文发展潜力的可实现性，实现较高水平的人文发展是个人、社区和国家的基本权益。所谓发展限，潘家华认为包括两层含义：生物学意义上的限和物理学意义上的限。生物学意义上的发展限存在下限和上限两方面。下限是指人的生存的最低物质保障，如营养、住房、医疗的最低限值；上限是指，在给定的技术经济水平下，人的营养需求、寿命等方面存在绝对量的边界，不能无限扩张。物理学意义上的发展限是指人文发展需要物质基础，即人文发展的物质约束。潘家华所说的物理意义上的限就是自然资源约束，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
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不断增加，人类发展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自然资源约束。在人类发展的自然资源约束中，煤炭、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能源的约束最为突出，温室气体也主要由燃烧化石能源所引发，因而人类发展的自然资源约束集中反映在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上。①这一约束就是潘家华所说的人文发展的物理意义上的限。
人类发展面临温室气体浓度的共同约束，但具体到不同历史阶段，以及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这一约束的强度却是不同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由低水平阶段上升，碳排放强度(每美元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公斤数)呈上升之势，到人均收入约8000美元，碳排放强度开始下降。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工业化的历史时期，尚未面临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在这期间，温室气体随工业化的进程而大量排放。现如今，发达经济体已走过了碳排放增加阶段，进入下降阶段；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排放的增加。但温室气体积累所导致的全球变暖效应使得温室气体排放约束非常强烈，这一约束同样施加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压制作用。这使得新兴市场经济体承受着发展的不公平。
三、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含义
毫无疑问，排放温室气体具有负的外部性特征。但正如斯特恩(Stern)[3]指出，温室气体的外部性特征有四个方面的独特之处：一是它具有全球性属性；二是它影响长远，并由流量-存量进程所支配；三是它的许多方面尚不能进行科学的判定，还存在不确定性；四是它的潜在影响非常大。
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本质属性。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解释，所谓公共物品是指既不具有排他性也不具有竞用性的物品[4]385。某个国家或地区为减排温室气体付出了成本，而全球的人们享用减排的收益。
四、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
温室气体减排的手段有两大类：命令-控制手段和经济手段。经济手段也有两大类，即基于总量控制的市场交易手段和基于价格控制的税收手段。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孰优孰劣的讨论十分热烈。
斯特恩(Stern)[3]认为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各有优势，市场交易手段的优势是排放量的确定性以及国际合作的有效性，而税收手段的优势是价格的确定性及实施的便利性。张中祥和巴兰兹尼[9]认为市场交易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优劣取决于很多因素，难以辨明，关键看具体的执行环境。斯特恩同样认为，由于不同经济体风险的不同以及市场完善程度的不同，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在不同经济体中执行的效果也会不同。
诺德豪斯[12]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诺德豪斯认为以《京都议定书》为代表的市场交易手段是个新鲜事物，并没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税收是个历史悠久的、成熟的政策手段。诺德豪斯对美国二氧化硫交易市场和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指出由于碳排放配额的供给和需求缺乏弹性，往往会造成碳排放市场中碳价剧烈波动，而价格剧烈波动会使得依靠价格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无法实现。Hepburn[11]反对税收手段的理由之一是碳税的国际协调难度大，而诺德豪斯则认为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谈判中加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因而市场手段的国际协调难度更大。与市场交易手段相比，碳税更透明、更直接，因而更能得到各国的支持。
五、气候变化治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
气候变暖是影响全人类的公共事件，因而对这一事件的治理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但是，温室气体减排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国际社会共同治理气候变暖的复杂性。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带来了搭便车的后果，使得私人部门对提供公共物品缺乏动力，只能由这一社会的政府提供它。在国际社会，各国是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部门，但国际社会没有政府部门，增加温室气体减排这一公共物品的供给就成了难题。
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进展十分艰难，其矛盾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从现实的横截面角度看，各国的产业结构、减排技术水平以及承载气候变化的程度存在差异，因而对减排的目标量以及减排的急迫性也就不同；第二，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累计排放的温室气量不同，而且，由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已经揭示了温室气体减排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第三，正是由于温室气体减排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它成了个别国家压制他国的工具。
以《京都议定书》为标志，庄贵阳[13]将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认识及谈判内涵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其特征。1997年达成“议定书”之前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对气候变化科学认识的辩论；1997年至2005年“议定书”生效为第二阶段，其特征是辩论减排的经济影响及技术的可行性；2005年以后为第三阶段，其特征是大国及国家集团之间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展开政治经济博弈。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是矛盾的主线，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中国”是三股相互制衡的力量。
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之所以能够接连召开，就在于国际合作的基础还存在。但各国、各利益集团为获取各自的最大利益在谈判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国际合作的进展并不顺利。因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谈判是各国间的政治经济博弈。
六、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国，气候变化更增加了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程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迫切的任务。一些学者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樊纲等人[16]对中国减排的制度安排、能源战略、技术政策以及经济手段及其经济影响进行了综合研究。温宗国[17]等学者侧重研究了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还有学者对低碳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细化研究，如潘家华等人[14]研究了低碳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情景分析是重要的实证方法，也是制定气候变化治理政策的重要依据。由戴彦德领衔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课题组[18]对低碳发展前提下中国2050年能源需求暨碳排放进行了情景分析。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和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主持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19]研究了2050年中国低碳发展情景。
七、结语
气候变化经济学可以界定为关于气候变化及其治理手段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其渊源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公平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同样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集中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等领域。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方面，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减缓全球变暖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紧迫工作。在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方面，学界对市场手段和税收手段孰优孰劣展开了分析和争论。在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方面，更多的学者应用博弈分析方法进行论述。有关中国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成果丰硕。潘家华、樊纲等学者提出的国际减排方案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更多学者深入研究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响；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也成为研究前沿。
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是治理气候变化的前提。发展既有现实性又有历史性，治理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其含义是：第一，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免遭或减轻因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该有所削减；第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又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其排放的温室气体都比发展中国家要多，对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负有更大责任，因此应率先并大幅减排；第三，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历史和现实责任都较小，又面临着发展国民经济的重任，因此应该有一定的排放增长空间；第四，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也不是无限的，它们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降低排放增长的速度。
【关键词】碳排放权；CDM项目；会计核算
一、引言
自从2005年6月26日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成为我国首个注册成功的CDM项目以来，我国CDM项目的数量迅速增加。截至2013年5月7日，我国已有3563个CDM项目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在快速发展。由国家发改委委托气候组织和中央财经大学撰写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融资策略》报告预测，“中国七省市的碳交易试点在2014年将位列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覆盖7亿吨碳排放”。在这样的形势下，积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碳会计核算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试图以上海三爱富CDM项目为例，来探讨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核算。
二、三爱富CDM项目介绍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爱富公司）地处上海市西南郊的华谊（集团）公司吴泾化工区，是国内规模较大、品种最全、历史悠久的集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的有机氟化工企业。2005年12月19日，三爱富持股70%的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联合国所属世界银行签订了《核准的减排购买协议》，确定由世界银行在2007年至2013年，以每吨6欧元价格购买中昊化工减排总量每年约二氧化碳当量7159.8万吨的温室气体。2006年8月8日，该项目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成功，成为了当时在联合国成功注册的最大的CDM项目。按照收益65%归国家可持续发展基金所有的规定，三爱富由此总共能够获得10多亿元的CDM项目收入。
CDM项目给三爱富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其中2007年和2008年公司从CDM项目中获得的净利润分别是7973.49万元和11999.01万元；2009年获得CDM净利润17259.01万元；2010年无CDM收入；2011年获得CDM收入26190万元，CDM利润21459万元；2012年获得CDM收入27541万元，CDM利润为22721万元。
三爱富CDM项目的成功实施充分体现了清洁发展机制的优越性。在实施CDM项目的过程中，一方面三爱富公司减少了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为国家贡献了将近20多亿元的可持续发展基金，为节能减排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三爱富公司自身也通过CDM项目的实施学习到了大量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获得了可观的碳排放权出售收益，促进了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壮大。可以说，三爱富CDM项目的成功实施达到了一个多方共赢的圆满结果。
三、三爱富CDM项目会计核算分析
（一）碳排放权的确认
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将一项资源确认为资产的两个必备条件是：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三爱富CDM项目中出售的碳排放权首先是由三爱富公司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如通过技术改进进行节能减排），也是由三爱富公司拥有或者控制的，通过出售碳排放权也会使经济利益流入企业，这就满足了资产的定义；其次三爱富公司的CDM项目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成功也标志着与碳排放权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最后三爱富公司与世界银行签订的协议中规定了世界银行购买碳排放权的价格是每吨温室气体6欧元，这也就满足了资产的第二个确认条件。因此将三爱富公司的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资产是比较准确的，但目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于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何种资产。
有学者认为对一个CDM项目而言，碳减排量是其核心所在，存在于企业的日常活动之中，并且对于目前中国的CDM项目来说，碳减排量就是为了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它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出售。所以，碳减排量应当作为存货在会计上进行确认（张鹏，2010）。但笔者认为存货往往是有形资产，而碳排放权却是无形的；存货是流动资产，而碳排放权往往要跨越多个会计年度，这些都不符合存货的定义。还有学者认为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金融资产（李晨晨，2010）。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而且三爱富公司与世界银行间进行的碳排放权交易是在联合国CDM执行委员会监督下完成的，因此不应将其确认为一项金融资产。
（二）碳排放权的计量
1.计量属性的选择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碳排放权应该采用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相结合的多重计量属性来进行计量。笔者认为，就三爱富CDM项目中的碳排放权而言，可用历史成本对其进行初始计量，在后续计量中则可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历史成本是指取得或制造某项财产、物资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其他等价物，是目前财务会计中最常见的计量属性。由于三爱富CDM项目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成功前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对这一部分碳排放权价值的形成采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能够比较直观地反映出公司取得碳排放权时的真实价值，而在对三爱富公司的后续计量中由于市场环境、全球减排政策等因素会发生变化，如果还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的话则不能十分准确地反映碳排放权的价值。比如按照三爱富公司与世界银行签订的合同规定，2012年碳排放权的每吨转让价格是6欧元，而同期巨化股份CDM项目中每吨碳排放权转让价格则为9欧元，由此可见，在对三爱富公司CDM项目进行后续计量时，适时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有其必要性的。
2.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
由于三爱富CDM项目中的碳排放权的获得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因此笔者认为在对其进行初始计量过程中应作为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处理。
（1）研究阶段的会计处理
无形资产的研究阶段是指为获取新的技术和知识等进行的有计划的调查。就三爱富CDM项目来看，研发阶段主要包括实施CDM前的项目识别、项目设计书的编写、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联合国指定经营实体（DOE）的第三方审定等步骤。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研究阶段的有关支出发生时，应当予以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因此对于三爱富CDM项目研究阶段发生的有关支出，应该借记“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在期末将上述费用化支出结转到“管理费用”账户。
（2）开发阶段的会计处理
无形资产的开发阶段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三爱富CDM中项目的实施、投产和监测，DOE的复核，直到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签发“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等都属于开发阶段。我国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费用支出应该予以资本化。因此对于三爱富CDM项目开发阶段发生的支出，应该借记“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在获得联合国CDM执行委员会签发的CERs后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3.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
如前文所述，由于碳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在后续计量中需要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且并不需要对其价值在每年年末进行摊销处理，因此对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主要是针对公允价值变动部分来进行的。根据联合国CDM交易规则，三爱富公司每笔CERs签发后，都要向联合国气候变化适应基金捐赠2%的CERs，笔者认为这部分捐赠支出应作为公益性捐赠来处理，发生时借记“营业外支出”，贷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对于资产负债表日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的部分，如果公允价值升高，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如果公允价值下降，则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4.碳排放权的处置
就三爱富CDM项目而言，碳排放权的处置就是指其出售碳排放权时，对碳排放权资产进行转销和终止确认。
（1）碳排放权出售收入的会计处理
国家发改委于2011年8月3日颁布实施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修订）》中规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国家和项目实施机构所有。具体分配比例如下：1）氢氟碳化物（HFC）类项目，国家收取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65%；2）己二酸生产中的氧化亚氮（N2O）类项目，国家收取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30%；3）硝酸等生产中的氧化亚氮（N2O）项目，国家收取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10%；4）全氟碳化物（PFC）类项目，国家收取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5%；5）其他类型项目，国家收取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2%。就三爱富公司的CDM项目而言，由于其转让的温室气体主要为氢氟碳化物（HFC）类项目，因此其出售碳排放权65%的收入应该上缴给国家，剩下的35%的收入则作为三爱富公司的收入。笔者认为，三爱富公司在对碳排放权出售收入进行会计处理时，应将上缴国家的部分作为“其他应付款”来处理，企业取得的35%的出售收入作为“营业外收入”来进行会计处理，同时要结转“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三爱富公司CDM项目企业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3月23日的《关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对企业实施的将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65%上缴给国家的HFC类项目，其实施该类CDM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减排量转让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就三爱富公司的CDM项目而言，其2007年至2009年这三年通过CDM项目取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2010年至2012年这三年的CDM收入按照12.5%的税率来征收企业所得税，2013年的CDM收入则要全额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就三爱富公司的会计处理而言，计提企业所得税时借方记“所得税费用”，贷方记“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
四、三爱富CDM项目的账务处理
以上笔者详细分析了三爱富CDM项目各个业务流程的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现将三爱富公司CDM项目应做的账务处理总结如下：
（一）项目研发阶段的会计处理
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资本化支出
贷：银行存款、应付职工薪酬等
（二）获得联合国CDM执行委员会签发的CERs时
借：无形资产——碳排放权（成本）
管理费用
贷：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费用化支出
（三）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变动的会计处理
1.若公允价值升高
借：无形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若公允价值下降则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四）出售碳排放权时的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贷：无形资产——碳排放权（成本）
——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
其他应付款
营业外收入
（五）计提和缴纳企业所得税费用的会计处理
借：所得税费用
贷：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
贷：银行存款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鹏.CDM下我国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和计量[J].财会研究，2010（1）：39-41.
[2]李晨晨.不同市场成熟度下碳排放的会计确认与计量[J].财会月刊，2010（12）：60-62.
[3]吕.试析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核算[J].财会月刊，2012（12）：61-63.
1沼气池适用对象分类
2农村户用沼气池经济效益分析
2．1沼气项目的直接经济收益来自以下三部分
(2)沼液与沼渣效益(Pf):沼液与沼渣可以用来替代化肥农药并应用于养殖等，由于价格变动很大，预期可以节约农户450元的支出［4］。
(3)节约工时效益(PL):农户平均每年至少燃用2吨秸秆，包括收割、晾晒、运回码放至少需要5个工日;如果收集薪柴，全年至少需要7个工日。目前的零工价格在35～100元之间，以40元计，则节约劳动力价值分别为200和280元。当农户原本燃煤时，这部分收益为零。
2．2沼气项目的成本来自以下三部分
(1)建设成本(Cc):Cc=N×(1+R)n/n式中:N为工程投资，农村沼气工程的投资一般每户在3000～3500元，其中国家补助资金一般在1000～1200元［7〗。按每户自筹2000元，国家补贴1000元计;R为资金收益率，目前中国政府10年期的公债收益率为5．531%［4］;n为项目使用年限，按建成后使用15年计。可以得到:沼气池每年建设成本为448．5元，其中农户每年付出建设成本为299元。
(2)劳力成本(CL):新型沼气池自动进出料，每年有54m3的沼渣排出［10］。不建沼气池时粪便通常积攒于猪圈中，集中清运并堆肥，通常需要10个工日。由于农村没有固定地点处理沼渣，为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需要及时清运到农田中并堆肥。折算至少需要18个工日，因此多支出8个工日的价值320元。
(3)肥料价值(Cf):不采用沼气池时，猪粪作为肥料价值200元。由此可得:沼气池年均直接收益R为:R=Pb+Pf+PL－Cc－CL－Cfa．当农户原本燃煤时，沼气池的收益为:R=41．5元;b．当农户原本燃用秸秆时，沼气池的收益为:R=－318．5元;c．当农户原本燃用薪柴时，沼气池的收益为:R=－238．5元同理，在国家每年补贴149．5元的前提下，农户的年均直接沼气收益R为:当农户原本燃煤时，191元;原本燃用秸秆时，－169元;原本燃用薪柴时，－89元。上述计算过程中大多数值采用的虽是估计值，但却代表了目前发展的平均水平。在目前情况下，沼气池建设具有很大环境社会效益，在经济上使用沼气的直接效益不高，对原本燃用秸秆或薪柴的农户而言是负收益。除了农村生活用能源缺乏的地区，沼气建设发展的动力更多依靠政府的推动和沼气池的间接效益，如改良土壤，增加产量［10］以及清洁卫生等环境社会效益。
3CDM下沼气池经济收益分析
3．1沼气池减排潜力分析
减排量是由基准线排放减去项目排放，并考虑泄露的任何调整。定义ERemission为工程项目产生的减排量:ERbaseline为项目基准线排放;ERproject代表项目自身的排放;ERleakage代表项目产生的泄漏，则有［4］:ERemission=ERbaseline－ERproject－ERleakage在农村沼气池项目中，基准线排放的是基于不存在沼气工程的情景下与沼气工程对应的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沼气工程项目的基准线排放分为2部分:1)替代燃烧化石燃料和生物质原料所产生的CO2的排放;2)畜禽粪便引起温室气体排放。未实施沼气工程时，畜禽粪便引发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为甲烷。IPCC推荐了计算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气候各种畜禽的甲烷排放因子，其中在亚洲的温暖地区(年平均气温高于15℃且低于25℃的区域)，每头猪的甲烷排放因子为4kg/a。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属于温暖地区，每户沼气用户平均养4头猪，因为粪便和污水等导致的甲烷排放的量约为16kg/a，相当于336kgCO2当量［2］，人排泄粪便所产生甲烷因缺乏相应资料而未作考虑。
3．2CDM下沼气池减排效益分析
4改善沼气池直接经济效益的措施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碳金融；现状
一、碳金融的产生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不断升高，全球气候日渐变暖，这一变化的直接后果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2003年，英国政府了《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一个低碳经济体》白皮书，其中首次提到低碳经济这一观点。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绿色清洁能源、追求绿色的GDP。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最关键的是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我们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多种方法最大程度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促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共存。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CDM是1997年《京都议定书》用来确定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一种灵活机制。它的运用规则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温室气体的项目，把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少的排放量抵扣一部分该国承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旨在达到双赢的效果：发达国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履行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成本优势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CDM机制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启拥有巨大前景的碳交易市场。对我国而言，碳金融业务主要是指依托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而派生出来的金融活动。
二、国际碳金融业务发展现状
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来，全球碳交易市场发展已经日渐成熟，交易规模持续扩大，金融机构参与度不断提高，碳金融业务逐步渗透到交易的各个环节，国际碳金融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一)全球碳交易量以及交易额迅速增长
2005年以来，全球碳交易市场呈现出巨大的跳跃式增长。从上图可以看出，2008年碳交易总额从2007年的630亿美元跃升到1260亿美元，升幅近100％，与2005年相比更是上升了约11倍。即便在2008年全球经济发生了严重衰退，碳交易市场仍然保持着非常强劲的增长，交易量增长较上一年上升了60％。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年至2012年间，市场规模甚至可达每年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而跃居世界第一大商品市场。
(二)金融机构纷纷参与碳交易市场
随着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市场越来越频繁，业务范围也渗透到各个交易环节。目前，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以下几种：一是碳交易业务，欧洲一些活跃的银行建立了碳交易柜台，提供买卖经纪、风险管理和交易操作等服务。二是基于碳排放权的金融衍生产品，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额度抵押贷款等，能够为客户提供避险工具及融资服务。三是碳排放额度保管服务。一些银行为客户提供了碳排放额度保管、账户登记和交易清算服务。四是碳基金，是专门为碳减排项目提供融资，包括从现有减排项目中购买排放额或直接投资于新的减排项目。
(三)市场机制建设相对完善
很多实例说明，国际上碳金融业务的市场机制是非常完善的。例如，欧盟立法委员会于2003年6月通过的“排放交易计划(EmissionTradingScheme，EST)”指令规定，自2005年1月计划正式启动后，许多公司需要特别许可才能排放二氧化碳，部分行业的12000处设施受到管制。该计划涵盖了29个国家。该交易体系采用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管理、交易模式，具体指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设置一个排放量的上限，受该体系管辖的每个企业将从政府那里分配到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额度——欧洲排放单位，而所有企业的排放总量不可超过该上限。若企业能使它的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额度，则可将剩余的额度放到排放市场上出售，以获得利润；反之，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否则将会受到重罚。
三、我国碳金融业务发展现状
(一)我国参与全球碳交易市场概况
[关键词]低碳经济；集体行动；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共服务
一、低碳经济渊源及其模糊认识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低碳经济是低化石燃料经济，是最小温室气体排放到生物圈的经济，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经济、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
2003年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一创建低碳经济》(Ourenergyfuture-cre-atingalowcarbon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1999)的《生态经济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经济的五大步骤》书中蕴藏着低碳经济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明确提出：“减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温。低碳经济的系统观点与行动，可追溯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京都协议书》(1997)。联合国第35个(2008)环境日主题：“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号召全球联合一致行动，改变高碳排放经济，意味着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共识。
(二)远离环境公共服务约束的混乱低碳经济观
导航，变革传统的资本更新循环周期。此外，从生活方式来说，低碳经济也可以低技术兼容，白皮书要求房子绝缘、通风(insulated，draughty)等技术，不是高技术，又比如植树造林(reforestation)、与采伐森林战斗(flight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经济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术。(3)低碳经济测度及其标准。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里以“低”作为低碳经济的标准，有问题。原因与上述错误的技术因果倒置相似。实际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经济的标准。统计证实，截止2009年，美国、日本等国单位GDP能耗不及20世纪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显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消费出现了净减少和相对减少(表1)。
从能源(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难推知，低碳经济是“碳获得、碳排放”的双约束经济。现有的无自然资源约束高碳排放经济及其造成的气候、环境问题，是私人产品挤占公共环境服务而引起不可持续发展。逻辑是：生物圈非约束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及其累积――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阿伦尼乌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会引起温度上升理论――温度上升造成气候问题引起环境公共服务不足，人类不可持续发展。新西兰气候变化部长戴维帕克说：“作为新西兰推动环境可持续性的一部分，我们做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
二、低碳经济确定主体与实施路径
低碳经济的对象有两个，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竞争性、有市场的资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竞争性、难市场的整体性的环境公共服务。高碳经济，从竞争性、可分割有市场的资源看，就是资源过度、非约束开采耗用；从公共性、不可分割、难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看，就是向环境塞进了过度的碳，环境公共服务功能丧失，经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一)实施低碳经济的主体。低碳经济涉及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产品问题，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才能提供该公共产品。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奥尔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Hjalte等。因此，白皮书认为：低碳经济是“政府的责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仅仅是市场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来实现。
(二)“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与“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获得路径。市场手段不等于低碳经济形成。朱迪丽丝(JudishRees)认为：“很明显，对全球有限的环境资源容量进行价格竞争时，发达的富国总能比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出更高的价格”。戴利对环境无约束市场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没”为比喻，他说：“即使一条船的负载是最佳分配的，随着绝对负载量增加，它的水位线最终也会达负载线。超出负荷的最佳装载的船也会沉没――尽管它将以最佳的方式沉没!环境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设计出类似负载线标志的经济标志――以防止经济的绝对规模，即经济负载，沉没我们的生态方舟”。
斯密“看不见的手”经典地描述了传统经济主体间接提供非市场、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产品)。但是，他的公共产品，说到底还是私人产品，也因此，市场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共产品难题，而且他的公共产品供给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强调主体，完全是经济人在追求私利时“不自觉”的副产品。斯密说：“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实际上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经常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利益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更好”。罗默称其为：“成员无意识的集体打算来推进社会福利”。
低碳经济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维持良好的环境公共服务，迄今为止，“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没有完全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我们需要“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奥尔森说：“集团物品和非集团物品一样，取得越多，总成本越高”，并且“个人通过经济组织试图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活动而得到的同样的东西”。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要求有确定主体及其明确行动：确定主体有真实的成本增加，或约束行为以获得公共产品。因此，就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关系，奥尔森理论从私人产品(约束，即人类对资源，主要是能源的约束)的角度阐述公共产品供给，即公共产品必须由确定企业以真实成本、实际行动来提供。受搭便车，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实施成本等约束，将公共产品分割并以市场方式解决，即使可行也不经济。因此，公共产品不能从理性、自利的个人那里得到任何资助。如何获得公共产品呢他提出三条件：(1)就边际成本增加而言，取决于公共产品收益该物品成本之比，与集团收益个人收益之比的关系；(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3)不同于集团利益的税收、制度等外在约束。
我们仅分析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供给中的(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即低碳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京都议定书》为实践例证，即碳减排，或者环境公共服务的获得需要付出现实成本，而且必须有确定主体，或者联合主体的一定份额为基础。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规定：2012年前，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经计算，这需要占199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核准之后才能生效。此前，虽有126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该议定书，但它们的排放总量离议定书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国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17.4％的俄罗斯对议定书能否生效起着关键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后，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议定书》生效。
《京都议定书》一方面证明了奥尔森直接公共产品理论的正确；另一方面，就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而言，必须是集体的一致行动，且要求集体成员单独的份额占到一定比重，这需要透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