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农场严格执行“六不用”原则：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农膜、不用添加剂、不用除草剂、不用转基因。让乡亲们颇为不解：“这不明摆着是要绝产吗？”
这场实验背后是中国日益严峻的农村环境形势和食品安全问题。
在蒋高明通过社交媒体广为流传的《调查：千疮百孔的中国农村》一文中，他像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写的，用深情的笔触描写了家乡数十年来的环境巨变：
“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的东面有一条小河，叫金线河。村里人对这条小河有着很多的回忆：河里有很多的鱼，夏天发洪水时可以在浅滩上抓到几十斤重的大鲤鱼，鱼是从上游水库里跑出来的，水流平缓时也能看到一些鱼儿在浅浅的水底下静静地呆着。有一种鱼，我们叫它“沙里趴”（学名沙鳢，鳢科鱼类），用手就能抓住，至于深水里的螃蟹、虾米、青蛙、泥鳅等就更多了。孩子们用笊篱就能捞虾，手巧的还会织渔网，并织成簸箕的形状，绑在长杆上，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鱼。”
“今天，这条小河已经严重变臭，不能游泳，更不能喝了，水里的鱼虾没有了，沿河的芦苇荡没有了。村民们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医院里查出的癌症。农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为各种疾病，其中以癌症为主。最近10年来，除了写明服毒、上吊死亡、事故外，该村农民死因多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
蒋家庄只是中国农村污染的一个缩影。于是蒋高明投身其中，探索改变农业生产的“恶性循环”。在这个恶性循环中，由于观念滞后和认识偏差，包括政府官员和农民在内，每个人参与其中而不自觉。“化肥越来越便宜，当地政府有补贴。但这反而带来负面影响，污染了环境，没有被庄稼吸收掉。”
蒋高明“对农业的西化现象有不同意见”，“唯洋是瞻，美国怎么干我们怎么干”，他认为“农业不能不计成本地提高产量，必须得改革了”，必须“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不要把这么多人都吸到城市里来，如果农村的生命力恢复，农民能就业，生活有尊严，能挣钱，其实农村是很养人的”。
而他认为主要途径则是“唤醒城市消费者，因为他们压根不知道他们的食物是哪儿来的，就算造假了都不知道谁给你生产的，吃出问题都找不到人，把钱都交给医院了”。
蒋高明的实验刚开了个头，要实现中国农村环境和食品安全形势的改变，绝非一人之力可以做到。
2015年9月中旬，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赴蒋高明家乡，在田间地头对话这位51岁的科学家。
“当地政府补贴化肥，反而做了坏事，污染了环境”
澎湃新闻：弘毅农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
蒋高明：实际上在当选泰山学者之后我就开始（筹办）了，2006年动工。
澎湃新闻：当时就已经提出了“六不用”？
蒋高明：当时的概念还没有这么完整。当时是开始养牛，因为我之前是做草原生态恢复的，只要管好了牲口，春季以后草原生态恢复得非常好，现在恢复得最好的草原还是我们做的。你（恢复生态）就要给牲口找吃的，我们当时在内蒙古种玉米给牛吃。因为我是山东人，当时还来回跑山东，在我们山东玉米秸秆就全被烧掉了。都是牲口饲料，为什么这边烧那边开垦？国家为治理沙尘暴一年要花掉一百多个亿，这头秸秆烧掉又污染，也不让烧，我就想有没有一举两得的方法，既治理沙尘暴，又把秸秆焚烧问题解畜决，同时带动牧业。
后来我们就提出了方案“畜南下，禽北上”：内蒙的牛羊吃内地的秸秆，把秸秆变废为宝，给牲口当饲料，产生的有机肥再回到田里，还能提高产量；把笼养鸡放到草原上去，因为这里有空间，死鸡问题会比较少，解决牧民收入问题，还有利于生态恢复。从那时候开始，整个“六不用”的概念是一步步完善的。
澎湃新闻：2005年的时候提出“生态农业”概念的农场多吗？
蒋高明：不多。其实生态农业这个词在八十年代就产生了，但是一直是理论没有实践，没人具体去做过。到底生态农业的产量会不会低，病虫害能不能防？大家都很关心。我们这里算是一个比较严苛的、极端的实验，“六不用”还要增产，搞农业的人都不相信，以为我们吹牛呢。但自然界的威力确实很大，人类不可想象。我们在草原上也造林，但反而是自然恢复的草，长得前所未有的好。自然力恢复起来，回报是相当大的，现在就做了好多错误，来干涉自然界的事儿。
澎湃新闻：在山东的实践中发现了什么问题？
蒋高明：比如化肥、农药使用量过多。我在2006年做的时候化肥全国使用量是四千万吨左右，现在已经到五千多万吨了。配方施肥想控制这个量，反而越施越多。这个结果是因为施肥的思路是错误的。按这个比例来看，接近四千万吨根本没有被庄稼吸收的，是污染了环境的。农药也是一样。
澎湃新闻：平邑也是如此？
蒋高明：一样的。因为化肥越来越便宜，当地政府有补贴。但这反而做了坏事了，污染了环境，没有被庄稼吸收掉。农药用量也相当大，我估计有90%都不是杀虫，而是被环境吸收了。在生产链条上，已经有了污染。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粮价太便宜了。你这么做的话谁都不去干了，因为难吃，卖不上价位，谁也不卖，就是恶性循环。我们经常看到白菜、桃烂在地里的新闻，因为土地肥力下降了，口味不好。再加上大量进口，这也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再加上转基因的问题。所以农业的事儿是很复杂的，不一定单指产量，也不能再不计成本地提高产量，所以我们觉得必须得改革了。
生态农业可以一揽子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澎湃新闻：据你所知，现在农场周边的居民接受你的观点吗？
蒋高明：影响很大，他们要采纳是取决于我们，要是我们的营业额大发展，产品不够销，我们肯定要带动他们了。农民也知道我们的办法好，他也承认物理方法比化学方法好，也承认产量高，也承认口感好，他自己也想吃，但就是贵，他舍不得吃，有的可能买了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像鸡蛋、苹果……
所以如果把生态农业做成功，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不管是政府还是农民、城市消费者，就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因为这个可以一揽子解决，零污染，零农残，好的口感，而且和健康有直接关系。
澎湃新闻：您的农场怎么从普遍污染的大环境中做到独立？
蒋高明：好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像臭气是有影响的，毕竟会熏。但像农药这一块儿，以前就有人担心，别人打我不打，别人的虫子会不会跑我家里来。但根据我们的实验，是不会的。因为别人在用有害的方式控制的同时，我们也在用无害的方式控制，都在控制，所以不用担心，这个我们是有严格的数据的。
但是像除草剂肯定有扩散，他用了多少会对我这里有伤害，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都搞生态的，因为除草剂是会飘很远的。农药的话就是对用药的人体伤害比较大，不太扩散，打药的农民都是近距离接触。在美国就是飞机喷洒。距离近的话会对人身体健康影响很大，在我们的调查报告里也提出来了。现在得癌症的很多，近距离接触有毒农药，尤其草甘膦等除草剂，是很要命的。
澎湃新闻：现在生态农场很多，弘毅的特殊之处是什么？
蒋高明：不太一样。我是在真正的农村，我是一竿子打到底，是在带着农民做。我们更偏重科研，是用严格的事实在说话。另外我们不是提前收消费者的钱，我也不去宣传，就是放在朋友圈里，然后越扩越多。别的都市型的农业也是一种新方式。
澎湃新闻：我可以理解为，都市型的农业模式主要是为了创业盈利？
蒋高明：弘毅也可以盈利啊，都能，农民不能赚钱吗？从现在的实验结果来看，我一亩地的效益，至少顶农民五亩地的效益了，那四亩地的效益哪儿来的，就是（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这是很明显的，我们的东西是有人愿意买单的，污染东西你也不愿意吃，一样的。尤其给孩子吃的时候，很多妈妈就很着急找放心的食物给孩子吃。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放心的，首先是有技术能做出来，其次也能测出来，一测出来你造假了，连有机的也造假，那当然做不成功。
“我对农业的西化现象有不同意见”
澎湃新闻：弘毅的模式是对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都是有影响的？
蒋高明：对，一个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另外不要把这么多人都吸到城市里来，如果你农村的生命力恢复，农民能就业，生活有尊严，能挣钱，其实农村是很养人的。
澎湃新闻：这么多年推广生态农业模式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阻碍来自哪里？
蒋高明：最大的困难还是一些不理解。目前还是我们课题经费、科研组在苦撑着，并没有得到国家大的补助，甚至同行们还在有意地边缘化你。我们也写了一些报告、内参，但往往石沉大海。农业部认为主流应该是美国式的大农业，我们是正相反的。这是一个压力。但我比较有信心，我觉得慢慢还能说服很多人，我觉得主要是要唤醒城市消费者，因为他们压根不知道他们的食物是哪儿来的，就算造假了都不知道谁给你生产的，吃出问题都找不到人，把钱都交给医院了。要说困难也有困难，但我都熬过来了，有时候资金紧张，养鸡一天就要两三百块钱的料，好多钱都是我自己掏腰包在做，挺难的，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循环链能不能接上，现在看来是接上了，尤其是和城市消费者这一块儿。
破容易，立难，污染了有味儿都知道，但要立的话，用十年都不一定立得起来。不过也值，在这十年中我培养了很多研究生，发表了五十多篇学术论文。最近欧盟的人看到我们的成果了，他们也在介绍，一万九千个决策者看我们的成果，他们自己替我们写稿子，发达国家都注意到了。咱们基本还是唯洋是瞻，美国怎么干我们怎么干，没必要，我现在对农业的西化现象是有不同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