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1905年至1910年，西方人开始在市面上向中国人赠送一种名曰肥粉的化学肥料，同时逐渐在福建与广东两省进行销售。1913年之后，随着化学肥料进口数量的不断增多与使用地区的渐次推广，国人围绕化学肥料的争论也甚嚣尘上，主张大力进口并推广使用者有之，反对进口者亦为数不少。卷入争论的不仅有“中央”农矿部、各省建设厅与农矿厅、各级地方政府、各地农校与农业机关，还有洋行、经销商以及直接的消费者农民。他们以《农业周报》《农报》《实业公报》《大公报》等各大报刊为阵地，围绕化学肥料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利弊等问题，展开了持续的争论。这场论战发生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与融汇之时，且值世界各国处于经济恐慌之时代，“莫不竞相提倡改良农业，增加生产，巩固农业经济，以为立国永久之基础。……最关切要者，则为适宜肥料之施用。”（张范村：《管理化学肥料之真谛》，《浙江建设月刊》1933年第7卷第5期）因而，这场围绕化学肥料的争论既体现了时人强烈的经世情怀，亦充分展现出中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中的矛盾与冲突。
这些政治、经济、生态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化学肥料在当时一度被视为鸦片般的毒害物质，不独学者们纷纷撰文声讨化学肥料之诸多弊端，且各地商会、国货维持会、农业改进会等组织亦纷纷“劝告商人勿卖，农民勿买”，“请求国民政府行政院工商部内政部严令禁止入口”，各省建设厅亦在1930年前后出台了一系列化学肥料管理政策，如加强进口管理和市场监管、征取税收、取缔劣质化学肥料等等。
在对化学肥料的一片声讨声中，亦不乏拥趸者，他们从不同侧面对引进与推广化学肥料的合理性进行了阐述。
其一，使用化学肥料实乃时势使然。在“科学昌明，生存猛竞之今日”，中国要摆脱国贫民困，免于危亡必须首先复兴农业，要改良土壤，快速增加生产，“不但旧有之天然肥料须增加用量，改良用法，即化学肥料之应用，亦必有增无减，此为人口增加后自然之趋势”（包伯度：《天然肥料与化学肥料》，《社会月刊》1930年第2卷第4期）；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农业也得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就少不了化学肥料”（张乃凤：《中国化学肥料之前途》，《西南实业通讯》1945年第12卷第5—6期）。
其二，善用化学肥料可以极大促进农业生产。化学肥料较天然肥料有许多优点，如体小而价廉、效速而力大、轻便易用，且氮、磷、钾三要素的含量可任意搭配（阎麟瑞：《化学肥料与中国》，《河南中山大学农科季刊》1929年第1卷第1期），满足作物的不同需要，如果应用得当可以增加生产。1925年曾有学者预言“他日中国农业界而能尽用此肥田粉以肥其田，我知尽中国之田地，皆可增至上述百分之三十或五十之生产力矣”（《人造肥田粉，增进中国之富源》，《化学药业杂志》1925年第1卷第6期）。“中央”农大土壤肥料系据各地实验的结果推算（以民国26年的物价指数），施用适量化学肥料后稻米产量可增加30.9%，小麦产量增加22.7%，棉花产量增加26.3%，油菜产量增加47.6（张乃凤：《中国化学肥料之前途》，《西南实业通讯》1945年第12卷第5—6期）。同时，施用化学肥料既可以保持地力，亦可以变瘠土为沃壤。
其三，进口化学肥料并非是经济之漏卮，而是一种节流的办法。“每购买值一万元的小麦的钱，可以改做购买值五千元的肥料就够了。我们拿这值五千元的肥料施用后，至少可以增加价值一万元的小麦的产量。那么，因为购买小麦而流到国外去的一万元就可以改做五千元了。这不是很简单的么？”（张乃凤：《解释一个关于提倡人造肥料的疑问》，《农林汇刊》193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