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草剂是全球农药第一大单品，用于杂草防除，除草剂对杂草具有杀灭和抑制作用，种类多样
草害引起粮食减产，除草剂的使用已成为杂草防除的重要手段。草害、病虫害和自然灾害是农业生产的三大危害，杂草能够抢占农作物生长发育的空间，从而抑制作物生长，且能够为病虫、害虫提供适宜环境，不利于作物的生产。
与此同时，农田杂草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适应性极强，难以根除。因此杂草会增加大田用工，提高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农作物产量。
全球有农田杂草8,000种，其中引起作物产量损失的杂草逾1,800种，草害导致的每年全球农业产值损失高达13.2%，每年粮食产量损失相当于约10亿人一年的口粮，因此除草剂对于提高粮食作物产量、减少经济损失至关重要。
化学除草剂以上世纪40年代初的2,4-滴为起点，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杂草防除的核心和主要手段，能够有效减轻杂草危害，提高农作物产量。
除草剂对杂草具有杀灭和抑制作用，按作用方式可以分为非选择性除草剂和选择性除草剂两种，其作用机理不同。
非选择性除草剂对绿色植物的伤害无选择性，主要品种有草甘膦、草铵膦、百草枯、敌草快等。
非选择性除草剂又被称为灭生性除草剂，其对所有植物都有明显的生物活性，在使用的一定范围内能够同时杀死杂草和作物。
非选择性除草剂的作用机理是经喷施后，能够迅速被杂草茎叶吸收并积累于植物体的分生组织区，抑制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合成代谢，使植物细胞的生长分裂不能正常进行，最后导致植物死亡。
非选择性除草剂的种类仅占全部除草剂单剂种类的10%以下，但其产量和销量却较大。选择性除草剂能够实现定向除草，主要品种有麦草畏、氟乐灵、敌稗、2,4-D等。
选择性除草剂的作用机理是生化作用，即进入植物体后，能够与原生质结合牢固，在破坏了植物的组织和器官活力的同时，除草剂本身也被固定在该处而不能向其它部位传导。
除草剂市场规模稳步回升，其中草甘膦稳居第一
在全球三大类农药中，除草剂的市场份额最大。农药的品类繁多，成分复杂，按照防治对象和作用的不同，农药可以分为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
全球农药市场规模稳中有增，根据PhillipsMcDougall报告，2020年全球农药市场规模达到698.86亿美元，其中作物用农药销售额增至620.36亿美元，同比增长2.7%。
除草剂是全球第一大农药产品类型。根据PhillipsMcDougall数据，从历史上来看，2014-2016年期间由于以草甘膦为代表的除草剂产品价格较为低迷，致使2014-2016年期间全球作物用除草剂销售额有所下滑。
但是自2017年开始，全球作物用除草剂销售额开始逐步回暖，2020年全球作物用除草剂销售额约为274.07亿美元，在全球作物用农药市场中的份额约为44.2%。
2017至2020年期间全球作物用除草剂销售额CAGR约为5.7%。2020年，我国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量分别约占农药总使用量的30%/15%/10%/5%。
草甘膦是除草剂中市场规模占比最高的品种。从除草剂的细分品种来看，2020年草甘膦的全球销售额达到58.55亿美元，在全球除草剂销售额中的占比高达21.4%。
草甘膦的销售额相较于第二名草铵膦高出379.9%，在除草剂行业内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草甘膦：高效低毒广谱的灭生性除草剂
具备高效低毒的特性，主要用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生产
草甘膦是一种内吸传导型的广谱灭生性除草剂，具有良好的内吸传导性，除草效果优异，持效期较长，且一旦与土壤接触就能够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迅速降解，具有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特性。
草甘膦的施用为农业生产、种植增产稳收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草甘膦的工作原理是抑制烯醇丙酮基莽草素磷酸合成酶（EPSPS）的活性，使蛋白质合成受到干扰，从而导致植株死亡，因此其在除草效果上不具有选择性，可以同时杀死作物和杂草，需要加以改进。
目前草甘膦主要应用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生产中，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的出现使得草甘膦的扩大使用得到了保证。
甘氨酸法和IDA法是草甘膦主要生产工艺
以甘氨酸为原料的甘氨酸法和以亚氨基二乙酸（IDA）为起始原料的IDA法是工业化生产草甘膦的主要合成路线。
甘氨酸路线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研究和开发的以甘氨酸、亚磷酸二甲酯为起始原料的草甘膦生产路线，曾是我国生产草甘膦的主要生产方法。
但是，甘氨酸法的反应副产物较多，产品杂质含量较高，需要两次重结晶纯度才能达到95%以上，氯化物含量高达0.06%~0.5%，一定程度限制了其在部分高端出口市场的应用。
甘氨酸法对环境污染大，例如生产50万t/a草甘膦，我国氯乙酸-甘氨酸法排放的SO2高达1.2~1.5万t/a。随着近两年随着我国环保安全生产标准的持续提高，甘氨酸法环保处理成本较高。
IDA法具有技术先进、产品质量高、三废少、技术指标更适合大规模运行的特点。IDA法生产的草甘膦含量98%，产品收率高，具有一定的质量优势。
草甘膦生产过程中原材料成本占比较大，目前甘氨酸法生产成本更低。草甘膦生产过程中，甘氨酸法采用的主要原材料包括甘氨酸、烧碱、黄磷、液氯和甲醇；
IDA路线采用的主要原材料包括IDAN（亚氨基二乙腈）、烧碱、黄磷、液氯和甲醛。
根据百川盈孚，截至2023年1月8日，草甘膦的价格为4.83万元/吨，甘氨酸法和IDA法生产成本分别为2.84/4.33万元/吨，显然甘氨酸法成本较低；甘氨酸法和IDA法原材料成本分别占总成本的91.2%/89.6%。
农药行业处于景气周期，转基因作物持续推广和百草枯退出打开草甘膦需求空间
农药行业处于景气周期，带动草甘膦景气上行
全球粮食供给体系不稳定性加剧，世界各国愈发重视保障粮食自给。目前由于新冠疫情、全球通胀、俄乌地缘政治冲突等原因，全球粮食供给体系不稳定性加剧，推升了“粮食安全”重要性。
自新冠疫情出现以来，疫情及相应的防控措施从多方面影响了粮食供应体系；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小麦、玉米等农产品贸易大国。
但近期两国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直接导致了两国粮食种植、生产、出口的限制，粮食生产出现明显的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愈发重视保障粮食自给，也愈发着力于提升对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
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报告再度强调：“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在全球粮食供应链不稳定的背景下，2020年以来全球粮食价格全面走高，高粮价背景下农化产品需求提升。
根据Wind数据，自2020年开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玉米、小麦等粮食产品价格明显上涨。
2021年CBOT小麦、玉米、大豆期货产品结算均价分别同比上涨28%、56%、43%，相较于2019年结算均价分别上涨42%、47%、52%。
进入22Q3后，粮食价格开始逐步反弹。2022年CBOT小麦、玉米、大豆期货产品结算价同比分别上涨29.9%、19.3%和11.5%。
我们认为，在粮食安全备受重视以及因全球粮食供应收缩所导致的粮价上涨的背景下，农品种植意愿将有望加强，农产品种植面积将会有所回升，对于化肥、农药等农化产品的需求也将同步增长，进而拉升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的行业景气。
另一方面，上游化工品原料价格大幅提升，进而推动我国农药价格上升。俄乌冲突等因素造成全球上游化学原料供应明显收缩，致使原油、天然气等关键上游原料价格大幅上涨，进一步加剧了自2021年开始因流动性宽松所导致的全球性通胀。
对于农药行业而言，由于化工品原料价格的快速上涨，农药生产成本也同步提升，使得国内农药领域PPI增速同样出现了大幅提升。
2021年11月至2022年7月，国内农药领域PPI月度同比增速均超过16%，为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值。虽然2022年10月国内农药行业PPI同比增速回落至6.4%，但在高基数下农药原料成本仍处于高位水平。
农药行业景气上行，带动草甘膦等的农药价格处于历史较高位置。当前农药价格仍处历史相对高位。
从实际价格指数来看，在经历了2021年9月至2022年5月期间的价格波动后，当前各类农药原药价格指数仍显著高于2021年9月前的价格水平。
因此，在上游原料价格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农药产品价格也得到了较为强力的成本支撑，从而使得农药产品价格能够维持在较高水平。
抗草甘膦作物的出现大幅提振草甘膦需求
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提升，有望持续增加草甘膦需求
全球转基因作物产业不断扩大，市场空间广阔。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广阔，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以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累计种植面积已超过400亿亩。
根据Wind数据，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上升到2019年的1.904亿公顷，CAGR约为22.8%。
全球现有29个国家或地区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包括24个发展中国家和5个发达国家，其中发达国家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比约为44%，发展中国家占比为56%。
已批准商业种植的主要国家的转基因作物种植比例已接近饱和。全球共有42个国家或地区批准进口转基因农产品。
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市场的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在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印度，2019年这些国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共1.73亿公顷，占全球总转基因种植面积的91%。
受全球持续的粮食不足影响，开发改良性状的转基因作物将成为大势所趋。大豆和玉米是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也是草甘膦最大的下游应用作物。
目前转基因作物种类多元，包括大豆、玉米、棉花、油菜、马铃薯、苹果、苜蓿等32种植物，大豆、玉米、棉花、油菜为全球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
2019年四者的种植面积分别为0.919/0.609/0.257/0.101亿公顷，共占全球总转基因种植面积的99.1%。
美国作为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2018年其转基因大豆占大豆总种植面积的94%，转基因玉米占玉米总种植面积的92%（其中大多数为抗虫或抗除草剂玉米）。
这些比例已达稳定水平。大豆和玉米是草甘膦施用占比较高的两种农作物，2019年全球26.5%的草甘膦被施用于大豆种植，13.3%的草甘膦被施用于玉米种植。
与此同时，全球大豆和玉米的种植面积稳中有增，分别从2000年的71.66、139.17百万公顷增长至2021年的122.93、193.6百万公顷，分别增长了71.55%、39.11%。
随着大豆和玉米种植面积的增加，叠加各国转基因作物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全球草甘膦的需求将有所提升。
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是全球转基因作物中的主力军，其种植面积的增加能够提振草甘膦的需求。
转基因作物中的大多数是耐除草剂品种，2011年全球耐除草剂品种约占转基因作物的81%，且耐除草剂作物中大多数是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
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带动草甘膦用量的上行。以美国为例，从1996年美国政府批准进行转基因大豆的商业化种植开始，美国耐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与其占大豆总种植面积的比例不断扩大。
美国耐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从1996年的192万公顷增加到2004年2587万公顷，占比从7%增长到93%，后续耐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的占比均维持在高位。
与此同时，美国全部除草剂用量仅从1996年的2.75万吨增加到2004年的3.21万吨，1996-2004年的CAGR为1.95%，但草甘膦用量从0.39万吨增加到了2.66万吨，1996-2004年的CAGR为27.12%，草甘膦占除草剂用量的比例大幅提升至2004年的82.9%。
全球农化巨头还在不断推进抗草甘膦转基因种子的研发和推广，并通过采取在转基因种子增加多个抗性基因、草甘膦与其他产品复配等方法减缓草甘膦的抗性问题，有望进一步提升草甘膦的用量。
国内加速推广转基因作物，打开草甘膦需求空间
国内政策驱动转基因作物加速推广，行业发展空间广阔。1980年以来，我国的“863”“973”计划先后部署了棉花、水稻、大豆等转基因研发工作。
2008年，国家启动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这是当时农业领域唯一的科技重大专项，农业转基因研发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转基因产业化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但是，由于我国转基因作物的开发起步较晚，当前产业化程度仍较低，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审定标准落地，转基因商业化有望尽快实现。转基因产品上市前首先需要经过食用的毒性、致敏性，以及对基因漂移、遗传稳定性、生存竞争能力、生物多样性等环境生态影响的安全性评价。
转基因产品在获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后，还需要进行品种的审定，并在最后取得生产经营许可才能够上市销售。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严格规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监管制度，已有部分转基因产品获得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例如有3个耐除草剂大豆和4个抗虫耐除草剂玉米产品已取得证书，完成了转基因商业化的第一阶段。制定了转基因大豆、玉米品种的审定标准。
从政策层面再度推进了我国转基因商业化的进程，叠加地缘政治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我国转基因商业化指日可待，转基因品种有望尽快在我国上市销售。
我国农作物种植市场广阔，但转基因作物渗透率还较低，未来转基因作物的持续推广将为我国草甘膦带来需求增量。
我国农作物种植面积近年来维持稳定，2019年我国农作物种植面积135.68百万公顷，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只有3.2百万公顷，仅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2.36%，转基因作物渗透率非常低，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转基因技术能够提升我国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的产量和生产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市场接受程度会因此逐渐提升，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有望进一步扩大。
大豆和玉米是现今草甘膦最大的下游需求端，但目前我国大豆和玉米的单产与国外单产差距较大，且大豆主要依赖进口。
2020年我国大豆单产为132公斤/亩，仅为世界平均单产的71.4%，大豆的进口依存度约为84%；玉米单产为421公斤/亩，仅为美国的60%，具有较大的单产提升空间。
截至2022年4月，我国已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耐除草剂大豆和玉米品种分别有3个和4个，其中耐除草剂大豆品种可降低除草成本30元/亩以上，较主栽品种增产10%以上，亩均增效100元，且能够实现合理轮作；
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品种相较对照玉米可提高7%-17%的产量，减少60%的农药用量。未来随着转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商品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除草剂草甘膦的使用范围以及使用量将不断提高，我国草甘膦需求有望不断提升。
百草枯退出市场，草甘膦打开增量空间
百草枯是继有机磷农药之后中毒发病率第二高的农药品种，且无特效解毒剂。百草枯于2011年3月被列入鹿特丹公约的出口限制清单，列入该清单的产品将会逐渐被禁止或严格限制生产，目前已被20多个国家禁止或者严格限制使用。
百草枯逐渐退出我国市场，释放替代空间，草甘膦需求有所增长。2012年4月24日，我国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印发公告第1745号，停止批准新增百草枯母药和水剂产品的登记和生产许可。
自此我国逐渐收紧百草枯的生产与销售，到2020年9月26日，我国已禁止百草枯可溶胶剂在我国境内销售和使用。百草枯的禁限用为草甘膦提供了较大的增量空间。
全球百草枯的产能主要集中在中国，近年来，我国百草枯产能和产量均呈逐步下降的态势，2017年我国共有17.4万吨百草枯产能，产量为10.5万吨。
截至2022年10月，我国共有13.5万吨百草枯产能，较2017年减少22.41%，2022年1-10月百草枯产量共7.59万吨，同比增长12.41%，主要由下游需求高增所致。
未来现有的这部分百草枯产能仍有望继续退出市场，继续带动以草甘膦为主的除草剂替代需求的增加。
由于草甘膦每亩有效用量约为50~100g，百草枯约为40~60g，假设有70%的百草枯被草甘膦所替代，计算可得若现有百草枯的产能退出市场，有望新增14.2万吨/年的草甘膦需求量。
草甘膦产能集中，未来暂无新增产能
草甘膦产能集中度高，产量稳步增长
随着草甘膦行业监管趋严，落后产能淘汰叠加新增产能受限，近年来我国草甘膦行业竞争格局逐步改善。
草甘膦的生产过程中污染较大，2013年国家质检总局颁布《农药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将草甘膦原药生产装置列入限制新建类别，不再审批新增产能。
同年5月环保部发布《关于开展草甘膦(双甘膦)生产企业环保核查工作的通知》，草甘膦行业经历了历时三年的环保核查，自此草甘膦行业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进入产能出清阶段。
叠加2016年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和2019年的“三磷”整治，我国不达标准的中小生产企业逐渐退出市场，大企业不断并购重组扩大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草甘膦的落后产能被逐渐淘汰，产能持续缩减。
与此同时，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自2020年1月开始，草甘膦被发改委列入限制性投资项目。全国草甘膦产能从2014年的约100万吨，逐步淘汰至2017年的72.5万吨，后续产能仅小幅提升。
2022年以来，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绿色低碳发展以及环境资源保护，在此背景下，我国草甘膦行业有望加速实现落后产能的置换和出清，供给侧有望持续调整。
我国草甘膦产量总体呈稳定增长态势。近年来我国草甘膦的开工率和产量总体稳定增长。
根据百川盈孚数据，我国草甘膦行业的平均开工率由2017年的72.11%增至2022年1-10月的75.73%，增长了3.62个pct，产量从由2017年的50.58万吨增至2021年的62.05万吨，CAGR达5.24%，产量达近十年最高点。
2022年以来，受到部分草甘膦生产企业装置检修的影响，产量同比有所下降，2022年1-10月我国草甘膦的产量共48.53万吨，同比减少5.58%。
草甘膦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中长期供需紧平衡
2019年我国开始进行“三磷”整治，叠加供给侧改革，草甘膦行业新增产能极少，加上部分落后产能退出，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
2020年由于四川乐山洪水的影响，部分草甘膦企业停产，致使2020年国内草甘膦库存快速下滑。市场供应量的收缩使得自2020年下半年国内草甘膦价格开始第一轮上涨。
到了2021年下半年，由于能耗双控政策影响，原材料黄磷、甘氨酸等产品价格大幅上升，由此使得草甘膦价格进入第二轮上涨。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草甘膦原材料成本的大幅提升并没有对草甘膦的毛利润造成压制，反而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草甘膦价格目前仍处于历史较高位置。进入2022年以后，国内草甘膦价格出现小幅回调，较年初价格高位有所下降，但是后续有所回升，目前草甘膦价格及毛利润仍然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据百川盈孚统计，截至2022年11月11日，国内草甘膦均价约为5.09万元/吨，相较于2021年和2020年均价分别上涨0.7%和127.3%，其中甘氨酸法和IDA法的毛利润分别为2.39和1.37万元/吨。
草甘膦中长期将处于供需紧平衡的状态。从供给端来看，草甘膦是发改委限制投资项目，审批政策严格，未来草甘膦现有产能可能持续收缩，新增产能释放有限。
从需求端来看，当前农药处于景气周期，带动草甘膦行业景气上行，后续随着全球转基因作物渗透率的提高，百草枯禁用释放替代空间，叠加农业种植结构、耕作栽培方法。
经营模式的不断变化以及农民劳动力减少导致的对以草甘膦为主的除草剂等农药需求的增加，全球草甘膦需求量有望进一步提升。草甘膦中长期内有望维持供需偏紧的格局。
重点企业分析
2021年“两化”合并完成中国中化成立，在强大的母公司集团的助力下，公司有望获得更多资源支持，为后续产品研发、产能建设、市场拓展奠定良好的基石。
受益于农药行业高景气，公司主营产品价量齐升。公司2021年实现营收118.41亿元，同比增长20.45%，实现归母净利润12.22亿元，同比增加1.02%。
受益于优嘉三、四期部分项目产能的逐渐爬坡，产销顺畅，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业绩表现优异。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131.02亿元，同比增长41.77%；实现归母净利润16.38亿元，同比增长61.33%。
内生与外延并举，持续拓宽产能布局夯实自身实力。公司最初以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起家，后续通过自发设立子公司和外延收购持续拓宽自身产业链布局，现已拥有杀虫剂、除草剂、杀菌剂等大类下多种原药、助剂产品。
公司持续提升农药产能，优嘉四期第二阶段已建设完成，一二阶段全线落成后，公司将新增8510吨/年杀虫剂、6000吨/年除草剂、6000吨/年杀菌剂、500吨/年增效剂、4500吨内部配套中间体及副产品产能，盈利空间将进一步拓宽。
优异的经营性现金流可以满足公司大额且快速提升的资本开支需求，为大规模产能建设提供了坚实后盾。
公司采取硅与草甘膦并重的战略布局，其协同效应能显著提升公司的竞争力：有机硅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稀盐酸是草甘膦的生产原料，而草甘膦的副产物氯甲烷是有机硅单体生产的原料之一，公司的综合生产成本更加低廉。
伴随着农药行业景气度的提升，叠加公司低成本竞争优势，公司的盈利能力大幅提升，长期来看业绩确定性强。公司2021年实现营收189.77亿元，同比增长51.45%，实现归母净利润26.54亿元，同比增加354.56%；
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181.29亿元，同比增长36.14%；实现归母净利润28.67亿元，同比增长79.08%，业绩表现优异。
以草甘膦为主导的农药产品体系完善，充分受益于草甘膦行业的高景气。公司现有草甘膦产能8万吨/年，叠加每年外购草甘膦原药生产制剂，年销售量折合草甘膦原药近10万吨。
随着农产品高景气，下游农户种植积极性高，与此同时全球多国禁用百草枯，草甘膦作为其替代品将扩大市场份额，叠加转基因作物的推广，草甘膦需求高增，行业供需偏紧趋势愈发明显，草甘膦价格短期或将保持上行趋势，公司有望充分受益。
与此同时，公司依托新安、星宇、颖泰的产品与渠道资源，不断打造以草甘膦为主导，草铵膦、敌草隆为补充的除草剂，以毒死蜱为代表的杀虫杀菌剂，以信息素、性诱导剂为代表的生物防控产品等多系列协同发展的产品群。
公司已成功构建起覆盖全球的销售网络，农药产品登记涉及90个国家和2000余个登记项目，拥有450件全球注册商标。
硅基全产业链布局受益良多，上游金属硅基本实现自供，下游中高端产品布局取得积极进展。上游端，公司基于“氯、硅、磷”元素循环利用的产业基础，不断强链、补链，稳定上游战略性资源。
公司现有工业硅产能10万吨/年，协鑫乐山年产20万吨/年工业硅粉加工项目将于2023年上半年建成投产，云南盐津10万吨/年工业硅项目有序推进，预计到23年底工业硅的产能规模达到30万吨以上。
公司现有有机硅单体产能49万吨/年（折合硅氧烷产能约25万吨），其中约80%用于自用生产下游生胶、107胶等聚合物和混炼胶、液体胶、密封胶等终端产品。与此同时，公司进一步向下游深化硅基材料业务布局。
2022年5月，公司发布定增预案，拟向包括控股股东传化集团全资子公司传化化学在内的特定投资者定向增发募集不超过18亿元资金。
主要用于浙江开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搬迁入园提升项目和35600吨/年高纯聚硅氧烷项目，有望提高公司功能性硅烷、特种有机硅、高纯聚硅氧烷等高附加值硅基材料的供货能力。
公司前身为南通农药厂，于2001年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已有60多年的农药生产历史，现已形成农药原药、农药制剂和化工新材料以及氯碱和热电产业的“3+1”产业发展定位。
目前公司主营的农药业务稳定增长，热电、氯碱、化工也已稳定贡献利润。受益于农药行业高景气，公司主营产品价量齐升。
2021年公司业绩大幅增长，实现营收64.84亿元，同比增长26.6%，实现归母净利润8.16亿元，同比增加143.76%；
2022前三季度公司业绩延续高增态势，实现营收71.0亿元，同比增长48.12%，实现归母净利润16.9亿元，同比增长221.86%。
我国四大草甘膦生产企业之一，农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除草剂方面，公司是国内首批通过环保核查的4家草甘膦生产企业之一，现有草甘膦原药产能7万吨/年，其中甘氨酸路线产能3万吨/年，IDAN路线产能4万吨/年。
公司酰胺类除草剂生产工艺引进全套国外甲叉法先进技术。创制农药方面，公司于2022年6月与枝江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加快推进灭生性除草剂JS-T205的产业化落地。
杀虫剂方面，公司敌敌畏、敌百虫产品使用的清洁生产工艺路线国内领先，且公司研制的高效、低毒、低残留、绿色环保型杀虫剂氯噻啉、烯啶虫胺是国家农药创制及产业化示范项目，杀虫效果优于同类产品。
与此同时，公司不断加大绿色高效植保、新材料、智改数转等项目投入，优化产业结构。公司年产7600吨绿色高效植保技改、制剂提升及包装仓储智能化项目已相继投产，为公司带来业绩增量。
公司设立子公司江能公用为公司所处园区提供公用工程配套服务，叠加公司与瓮福集团合作拟投资220亿建设的磷化工循环一体化产业链项目，公司有望打造多条新成长曲线，未来可期。
阻燃剂业务持续发力，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我国阻燃剂已发展成为仅次于增塑剂的第二大高分子材料改性添加剂，其中有机磷系阻燃剂兼顾阻燃效率和环保性，是目前市场增长最快的阻燃剂，发展潜力巨大。
与主流厂家相比，公司有多年处理含磷废水的经验，拥有成熟的湿式氧化技术，有盐酸资源利用的途径，可充分发挥公司环保治理的优势，开发和生产一系列有机磷系阻燃剂。
目前公司开发的有机磷系阻燃剂产品主要有TCPP和BDP，可以广泛应用于聚氨酯和工程塑料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公司现有3万吨/年TCPP装置、1万吨/年BDP装置已于2022年建成投产。2022年10月25日，公司公告拟实施“阻燃剂二期项目”,预计于2023年9月底建成。
项目总投资为5791万元，项目投产后有望实现年均销售收入6.08亿元，年均利润总额1.47亿元，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1.56年（含项目建设期）。
二期投产后，公司阻燃剂TCPP产能将达到8万吨/年、BDP产能1.5万吨/年，可以充分发挥公司磷化工产品产业链优势，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能够凭借其产品质量好、成本低的优势提高销量、扩大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