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几代共产党人的夙愿，也是9亿农民的福祉所在。早在1974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明确提出在2000年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期。改革开发30多年的发展，农村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有了一定改善。但就整个中国农村社会而言，经济社会发展还相当落后，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难点都在农村。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曾指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业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最大困难是什么就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衔接的问题。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分散经营、使用落后工具、利用落后技术、组织化程度低、比较效益低，排斥资本、技术、知识和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向农业生产领域转移，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成为现代农业发展最大的障碍。
农业是人类最古老、最传统的行业，从原始社会渔猎采集到奴隶社会刀耕火种，到封建社会的传统农业，农业发展经历了种种变迁。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农业生产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世界各国、各地区普遍存在着的是“低投入——低产出”的维生型小农经济。这既是古老的历史现象，也是普遍的国际现象。对这种维生型的小农经济，马克思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种小农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即人口的最大多数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的耕作条件”。“所以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是排斥社会劳动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的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的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的分离。人力发生巨大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讲，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工业迅速发展，并逐渐占领了城市各个工业部门，资本开始向农业生产领域渗透和扩张，从而使“农业合理化第一次有可能按社会化方式经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形式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恩格斯晚年曾谈到，“1680年，小农生产还是一种常见的生产方式，而大地产只是个别的，尽管不断增加的，但总还是个别的。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而且还成了唯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式。”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考察英、法、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过程中，发现在工业革命早期，农村劳动力和农业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工业部门，势必伴随着小块土地所有者被剥夺，小农户被驱逐的暴力史和大批农民走向贫困破产状态的血泪史。但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平均利润率的降低和由它调节的生产价格在城市商业和工业化范围内形成，促使资本流入农村，这样就造成了资本对工业劳动的新的需求，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报酬。那时，资本就可以说遍布全国，并在农业中找到用途，于是原来在很大程度上靠农村积累起来的城市资本又部分地回到了农村。”这就意味着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同等水平的社会平均利润的形成，农业的资本化、企业化经营的条件已经成熟。资本在利润平均化的规律作用下，使农业利润和工业利润接近起来，使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的工资逐渐接近起来，最终使工商业同农业利润接近起来，最终使工商业同农业相互配合，携手并进而形成一种工业反哺农业形成的良性循环。
马克思又论述到，“在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各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的偏离会抵消。但它始终只是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不断波动中得出的，永远也不能确立的平均情况发生作用。”这就是说，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型和利润平均化的一般规律，是建立在“假定”农业像加工业中那样，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相比是在减少,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因而从长期发展的趋势来看，“资本会普遍实现一个一般利润”，即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利润具有平均化的倾向。
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一般会低于工业资本的有机构成，而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如自然生命季节性强、农产品流通和国际贸易竞争、生产组织的特性、农产品消费的刚性约束),制约其效率改进的速度，使农业成为先天性的弱质产业。追逐私人利润是资本所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入农业或者是商业的唯一动机，而“工业的收益总是比农业多，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这样就使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寄生或多余的阶级。因此，进入近代社会之后，随着工业化在城市和工业部门的率先展开，出现了农业落后于工业、农村落后于城市的新趋势。这个历史现象就好比是工业(真正的资产阶级生产部门)比农业部门发展得快。著名的斯密猜想说，“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但比不上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在工业生产率提高到10倍的地方，农业生产率或许提高到2倍。”斯密认为，农业劳动力的增进，总也赶不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分工的制度。
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很明显，农民阶段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同是一个：资本。单个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农民;资产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时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无产阶级的一种借口。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的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消灭城乡差别。在资本主义经济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中间阶段，工农业的关系，要经历结合—分离—结合这样三个阶段，同样的城乡关系也要经历结合—分离、对立—融合或城乡一体化这样三个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农业合作制是较为理想的农民自由联合体的主要形式，而实行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最终消灭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19世纪伟大的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缩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方面的应当而且完全能够比资产阶级做得更好。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善于变通地为农民做很多事情。”“农业第一个条件，就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庄、省和中央政府的事情”。
恩格斯晚年也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农业工人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农业资本家的利益。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绝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的经济观点看起来好像是白花钱，然而这都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会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了9/10。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慷慨地对待农民。”
综合分析近百年世界农业发展史，一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份额越来越少，这是普遍规律。二是农业也在享受资本的平均利润，但要促进农业快速发展，必须建立强大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民大国、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基本问题。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毛泽东对中国的农民问题，看得最深，看得最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尤其是在农业农村。
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此前，中国封建制度已经延续了近3000年。落后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中国农业生产力非常低下。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摧毁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后，农民平均分到一小块份地。农民以极大的热情经营着这一小块份地。1949—1953年，我国粮食生产大幅度增加，但到1953年间就徘徊不前了。这主要是因为，解放前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忽视，使土地质量非常之差;二是长达一百年连绵的战乱，摧毁了基本的农业基础设施;三是贫困农民缺乏先进的工具，许多贫下中农家庭连最基本的生产工具都没有。
但自1978年后，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出现了逆转。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使任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组织起来都非常困难，连维修都成问题，更谈不上兴修新的水利工程。1984年后，先前所有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都停止了。过去，公社与大队用其公积金进行土地改良工程，但是在乡政府和村委会取代了原来的公社和大队成为新的行政单位后，功能改变了。
人民公社期间努力保护与改良土地，但改革开始之后情况也发生了逆转。自1979年农业改革开始以来有大量农地流失，而且由于工业开发、观光业、住宅与商业建筑、沙漠化以及其它开发计划(比如建高速公路)还在继续流失。近年来许多农民也抛下了他们的土地，因为农业投入品价格持续上涨而农产品的价格却停滞或下跌，农民越来越难靠着耕种一小块土地来维生。再者，自然灾害(包括水灾与旱灾)与环境污染夺去了许多土地，使得农业生产的问题更加恶化。
改革以来没有关于土地流失的确切数据的报告。下面的数字是从不同的评估中汇整出来的近似值。1981到1985年，每年流失的可耕地面积约为500-700万亩，即33万5千至46万9千公顷。到了1987年，土地的流失增加到约800万亩，即53万千公顷。1990年代的土地流失情况没有报告可查，但其趋势肯定是上升的，因为200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近年来土地流失的面积平均约为每年1000万亩。1000万亩相当于67万公顷。著名“三农”学者陆学艺指出，从1980年以来的灌溉面积以每年800万亩到1000万亩的幅度增加。但1980年后再也没有修建新的灌溉工程，灌溉系统也因为缺乏维护而失去作用，灌溉面积持续缩减。他还进一步指出，流失的不仅是农业可耕地，连自然森林的损失也超过了1亿亩，畜牧的草地损失10亿亩，而且土地也日益荒漠化。
2、新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改进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并没有确切的识字率数据，不过估计大约为20%-40%，而且绝大多数识字人口住在城市。1949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识字运动。1958年，有8600万儿童进入了小学，占该学龄儿童的67%，而上中学的则为17%。到了1976乡村地区95%的学龄儿童都上了小学。1980年公布的资料将此比例稍微下修，但仍显示全国93%的学龄儿童即1亿5千万人进了92.4万所小学，而且乡村地区有90%的儿童都上了小学。乡村地区小学入学率扩张的动力是，每个公社平均都建立了15所小学。全国有半数中学学龄儿童即6千万人上了中学，在乡村地区入学率稍低于50%。
3、农村的收入增长比城市快，1950-1970年代末乡村居民生活的其它方面(尤其是医疗与教育)的改善，意味着农业部门在经过发展初期之后，其剩余已经不再被持续抽取。不仅农业税占国家总税收的比例下降，国家对农业的开支在总开支中的比例也增加了。再者，在此时期中农业部门享有较优惠的交易条件，意味着人民公社有能力从工业部门购买更多的农业投入品，并且由于有较高的收入与较有利的交易条件，乡村居民也有能力购买更多的消费品。这显示农业部门的负担逐渐减轻，公社开始有可能将更多剩余投资于农业生产以及乡村的工业化。它也显示乡村人口可以逐渐提升其生活水平。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时期，这一切成果都是通过工农联盟的发展战略完成的。
（四）、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乡村工业化，是农业生产现代化的一部分。人民公社时期，创办了大量的社办企业。这些企业当时被称为五小工业，即小钢铁、小煤窑、小机械、小水电、小化肥。这些企业，虽然存在成本高、技术水平低等问题，但对解决中国农业化肥、农机等问题，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问题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这些企业，只有在集体经济存在的情况下，集中集体的力量才能组建起来。这些社办企业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乡镇企业的前身，为我国改革开放、农村致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乡村工业从五小工业开始，并逐渐发展到食品加工和其他农产品加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乡村工业化，克服了对外国技术的依赖，缩小了城乡差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艾克斯坦说：“工业交通以及其他部门的快速推广扩张基本上解决了城市失业，而乡村的基本建设的则吸引了乡村地区就业不足的人口。”艾克斯坦认为，大跃进是第一个有系统、有意思、全力以赴地利用劳动来创造资本的运动。尽管大跃进失败了，但实际作为一种发展战略，非常适合劳动力充裕而资源稀缺的中国。
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喊口号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发时期。改革开放是从中国农村开始的。1978年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成为农村改革的急先锋。小岗村的分田到户，相对于农村集体化是一种历史倒退，但这种“倒退”适应了当时中国普通和落后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历史倒退”。
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当时普通和落后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20世纪70年代，我国普通农村和落后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摆脱手工劳动的局面，人力、畜力是最主要的动力类型。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要靠繁重的体力劳动来完成，对统一大规模、集体化的生产没有必然要求。这样的劳动方式监督成本非常大，甚至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致使“出工不出力”成为普遍现象，劳动质量也普遍不高。
经过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农业现代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用不到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上一般采用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农业土地和劳动生产率、农业资源利用率、农产品商品率、农业集约化程度等指标体系，综合衡量一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相比，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现状还有较大差距。
1、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来看。2006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1.9%，美国只有1.3%，日本为1.7%，韩国为3.2%，巴西为5.1%，印度为17.5%，全世界平均只有3.4%。另一方面，美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足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3%，日本不到6%，韩国也只有不足5%，印度为39%，但中国却高达46%以上。
2、从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看。2005年中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耕地面积为0.3公顷(约为4.5亩)，印度为0.6公顷，韩国0.9公顷，日本2.1公顷，以色列5公顷。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耕地面积为63.7公顷，是中国的200多倍。另一方面，从农业土地生产率来看，以主要粮食作物为例，除小麦外，中国的水稻、玉米、大豆等单位面积产量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按播种面积计算，2006年中国的水稻亩均产量为418公斤，只达到美国的81%，低于日本、韩国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这些发达国家并没有推广杂交水稻技术;2006年中国的米玉亩产为358公斤，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达到了624公斤，是中国的1.7倍，以色列更高达1015公斤，是中国的2.8倍;2006年中国的大豆亩产为114公斤，美国是202公斤，发达国家平均为194公斤。
3、从农业资源利用率看。2005年中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化肥施用量为341吨，墨西哥只有69吨，印度129吨，巴西137吨，日本270吨，美国110吨，澳大利亚仅44.8吨。在水资源利用方面，2006年中国平均每亩农用地消耗水量37.17吨，澳大利亚为12.13吨，以色列16.73吨，法国19.55吨，日本26.94吨，美国27.92吨，印度31.08吨，韩国35.34吨。
4、从农产品商品率来看。2006年发达国家农产品商品率平均水平达到85%以上，美国、日本、法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农产品商品率都超过了90%以上。巴西达到80%以上，但中国只有不到60%，比印度、越南等国还要低。
5、从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来看。2005年中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为7.1台，印度为15.9台，以色列为72.5台，韩国为128.5台，日本为461台，美国为27台(主要为大型联合拖拉机)。众所周知，日本的农业自然条件并不比我国优越，由于土地分散，日本农业中大量使用小型拖拉机。日本的大型拖拉机拥有量只相当于法国的70%、英国的80%，而小型拖拉机却相当于法国的35倍、英国的80倍。日本每千公顷耕地收割机使用量为237台，但中国只有2.6台，日本是中国的91倍。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确定正确发展的道路，必须准确认识中国国情。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均土地资源、水资源非常匮乏，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笔者认为，准确理解中国国情有这样几点需要把握。
（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吃饭问题始终是农业发展的头等大事，必须把维护粮食安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最突出的战略位置。中国13亿人口，每年起码要消费5100公斤粮食，而全世界每年粮食贸易总量只有2400公斤左右。中国每年进口1%的粮食，就占全年世界粮食贸易总量的2%。中国只要稍微多进口一些粮食，就会引起世界粮价攀升。如果中国粮食安全出现严重问题，世界就会产生严重政治、经济危机，就会引起国际局势动荡。中国必须立足国内解决粮食问题，不可能把粮食安全问题寄托于外国。13亿人口，这是中国最大最基本的国情，决定了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牢牢抓住农业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不得稍有放松，必须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
（二）、中国是世界上人均能源、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之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将是长期的战略任务。我国仅占世界可耕地的7%，要为世界22%的人口生产粮食与其它农产品，人均耕地面积仅稍高于1亩(即0.0827公顷)，约为世界平均水平1/3。而且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耕地每年以1400万亩的速度在锐减。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节约用地制度，确保18亿亩耕地，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逾越的红线。我国水资源也严重匮乏，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加拿大的1/48。
（三）、农村劳动力数量基数巨大，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空间非常有限，必须坚持走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紧密结合的农业发展道路。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4.94%，农村人口7.28亿，农村就业人数3.14亿，约占全国就业人口的41%。如果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将农村就业人口降到全国就业人口的5%,需要从农村转移2.7亿劳动力到城镇就业。据统计，全世界所有的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是2.7亿个。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已经占据了世界1.5亿制造业岗位，成为“世界工厂”。这说明，即便世界所有国家都不发展制造业，就中国一个国家发展，中国还有1.5亿农民工无法在城镇就业。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据此认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世界尚无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必须深刻反思西方发展模式，为人类走出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四）、我国农业环境非常复杂、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必须坚持走农业技术先进性、适用性紧密结合的发展道路。从全国的情况看，各地农业自然条件相差甚大，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土地荒漠化非常严重;农田基本建设投入短缺，土地细碎化情况严重，缺乏国土整治，农用机械适用程度非常低，农业抗灾抗旱能力不强。据估计，我国目前至少有40%的土地不能使用机械化操作。另外，由于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尚没有达到初中毕业水平，掌握农业科学技术能力较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难度较大。
（六）、城乡差距很大而且逐年扩大的趋势尚未逆转，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缓解城乡矛盾、缩小城乡差别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走建设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明显，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是典型的二元结构。现代工业与大量落后的农业并存;经济发达地区与广大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并存。1978年我国城乡差距为2.57：1，2007年扩大到3.33：1。这仅仅只是比较收入。如果算上城镇居民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实惠，城乡差别更大。建设现代农业，是提高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七）、由于中国未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低下，商品经济发展不足，封建思想和小农经济容易死灰复燃。文化和生产关系的严重滞后，必将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中国发展现代农业，不仅是伟大的实践课题，更是伟大的理论课题。人类已有的成功模式，皆不足为中国所法。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辽阔而复杂的区域。关于现代农业的发展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和探索。著名学者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所赋予的契机之中。持续上升的大规模非农就业、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持续转型的食物消费和农业结构，将会导致长时期以来务农人数的第一次显著下降，而这样的下降正好与农业向相对高价值和高劳动需求产品转型同步，结果将是农业劳动人员人均劳动以及收入的提高。黄宗智多年来一直强调中国农业在人口压力下的“过密化”和“内卷化”困境;面对三大变迁交汇，黄宗智呼吁要明确认识当前的历史性契机，适当抓住当前的机遇，在今后10到25年中完全可以改善长期以来的农业劳动力过剩和低收入的问题，使农业本身能够为务农人员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和小康的生活水平，并因此稳定农村，缓解“三农”问题。
黄宗智主要观点是：1、中国未来10到25年经济持续发展，会带来食品消费结构从以粮为主到粮、肉—鱼、菜—果兼重的转型，农民响应这种转型，就会带来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2、农业转型和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将扩大农业的就业容量，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减少;3、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伴生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如果将农村土地流转到继续务农的农民手中，则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进一步减少，农村劳动力可能在一个时点达到充分就业状态;4、以小规模农场为主体的中国农业，可能在未来10年至25年，达到充分的农业就业，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5、为了适应农业的转型和达到农业的充分就业，国家应该制定鼓励土地流转的政策，以建立劳动密集基础的小规模农场。用黄宗智的话说：“在今后10到25年中完全可以彻底解决长期以来的农业劳动力剩余和低收入的问题，使农业本身能够为务农人员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和小康的生活水平，并因此稳定农村，缓解甚或解决三农问题。
黄宗智又在《中国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专业合作组织》一文中说：中国农业的未来不在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而在于资本—劳动双密集化的小规模的畜—禽—鱼饲养和菜果种植家庭小农场。中国的食品消费正从原来的8：1：1型(即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向4：3：3型(即四成粮食：三成肉食：三成蔬菜)转化，它促进了农业结构的相应转型。小规模家庭农场其实比大农场更适合中国的新时代农业，包括绿色农业，因为它需要的是频繁的、多种小量的手工劳动，不允许简单的规模经济效益，更多依赖的是范围经济效益。同时，它也更适合于中国高人口压力的实际。
黄宗智的观点遭到了贺雪峰教授的反对。贺雪峰认为，黄宗智讲的市场化的小规模家庭农场农业出路，从纯农业方面也许不无道理，但从中国“三农”问题作为全局性问题的角度来考虑，则是远远不够的。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都不会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和农村问题。农民的农业就业越充分，农业投资越多，农业的供给能力越强，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就越差，农产品的价格就越是会下滑，农民的处境就越是不好。质言之，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庞大的难以及时从农村转移进入城市生活(而非仅仅是过客)的农民，经济收入难有快速增长的空间，社会文化地位却在快速边缘化，消费主义和市场化所导致的支出压力也在快速增加，从而使农民缺少增加福利的空间。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在20年前就已经解决了，中国农民当前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可能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中国农民的相对收入降低了，主体性地位没有了，人生意义的生产被打碎了，而且生活的风险极大地增加了。因此，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应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而非发展高效率的农业。
中国，世界人口最多、生产条件千差万别、水资源耕地资源严重匮乏，而且光热水土组合极为不平衡，农业发展怎么样才能走出一条成功道路？
钱学森对中国农业道路进行过深刻思考，提出了第六次产业革命论断，明确为“是以生物技术为核心所引发的大农业革命”，主要以“太阳光为能源，利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以及菌物)和水与大气，通过农、林、草、畜、禽、菌、渔、工、贸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革命。”它的“主战场不是在比较富裕的大城市，而在比较贫困的田野、山林、草原、海疆和沙漠”。第六次产业革命“就是要建立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把所有的科学技术都用在生产上，靠高度的科学技术的生产。”钱学森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时，一开始就意识到其特点是综合性、系统性、复杂性。因此，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的重点是生态农业、海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沙产业。
从以上研究发现，中国要走出一条农业发展成功道路，就必须超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模式，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中国才能走出社会主义成功道路。所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荷兰人口密度大、资源非常匮乏，发展农业的条件并不优越，但通过发展设施农业成为世界农业强国。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国人均耕地资源、水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土水光热资源匹配非常不合理。通过发展设施农业，科学聚集光热水土，是中国发展现代农业重要途径。甘肃河西走廊，水资源严重匮乏，但土地、光热资源非常丰富，当地积极发展设施农业，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中国的大西北、西藏地区有大量的耕地资源。通过发展设施农业，把这些土地充分开发利用起来，必定会给中国农业带来光明的前景。
农业是重要的基础产业，要为13亿人提供健康安全的食品，要为6-7亿人提供优美的生活环境和就业渠道。如果把农业仅仅看成一个产业，仅仅以市场的观点去指导发展，是短视而错误的。农业不仅是伟大的产业，更是伟大的事业。在未来，要更多地用计划的方法去指导农业生产。当今世界最好的农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业。如果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走集体化道路，用计划指导生产，同时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成果，就一定能开创全新而具有普适意义的发展模式，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业。
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农业之路我的回答就是毛泽东体制+大寨精神+工农联盟战略+荷兰模式+生态循环经济。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