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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0河南
20世纪70年代初，北姚大队和全国一样，逐渐兴起了自行车热。作为当时最先进、便捷的骑行工具—自行车，开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购买和骑行自行车，成为了大队社员最迫切的愿望和最时尚的炫耀。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大队（村）已经出现过自家的自行车。
村里最早享有自行车的是我远房的大伯家。他也是和我爷爷他们一样，在灾荒年逃荒到安徽打工顾命时，后因社会动荡履历艰难，老板无力支付其工资，拿自己的一辆日本产自行车抵账得到的自行车。济源解放后，因怕在路上被坏人抢劫，大伯一路上极力避开人行高峰期，起早贪黑、披星戴月骑着自行车，深夜赶回了家中。但大伯饱经风霜的阅历和认知，一怕露富、二怕村里人说三道四嫌弃他使用日货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只好悄悄地把自行车用牛皮纸包裹严实，吊在了街屋稍间（方言：靠边的一间）梁头。直到改革开放后家里人想取下来使用时，早已是锈迹斑斑、面目全非，只能当废铁处理了。
50年代中期，我们村（大队）有高、卫两姓的两位好儿男在济源县邮政局当邮差，包干使用邮政专用车增添了我们村使用自行车的色彩。
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出现在村（大队）里13个骑自行车的，全部是本村当时在县、乡（公社）里工作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
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大队里穿行的自行车，基本上发展到了国营企业、社办厂矿、公办教师行业和一些家境条件比较宽裕的家户。在那个革命化的年代，拥有自行车的家户除了自己和家里骑行方便之外，为左邻右舍提供应急服务，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崭新新风尚。更让人羡慕的是，一些较新的、牌子较好的自行车还曾经一度成为时尚的现代化婚车，的确成为了那个时代靓丽的风景。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购买自行车全部要凭证供应（即使买卖二手车，也需要履行严格的交易手续），且因为生产需求矛盾，全国最流行、叫响的名牌自行车主要是上海产的“永久”“凤凰”，天津产的“飞鸽”；在河南主要有安阳产的“飞鹰”、洛阳产的“东方”、济源产的“剑鱼”等，算得上是二流的自行车。上述人员所骑自行车中三大名牌很少见到，多是二流或其他牌子的自行车。
而到了70年代中后期，自行车涌入百姓家时，供销社仍然见不到名牌、很少看得见二流自行车。想买一辆较好的自行车，依然是一证难求。
媳妇家因内弟1973年高中毕业后，被推荐到思礼社办工厂上班，想方设法才算托人买到了一辆“飞鹰”牌二流自行车。
1975年，内弟应征入伍，媳妇使用自行车相对多了些。但出于弟弟当兵回来还要骑的长远考虑，媳妇也只是在给父母看病、或有了紧要事情时才会动用弟弟的自行车，更多的是步行或借助同事、伙计们交通工具出行。
媳妇姓姚，大我1岁，娘家本村，姊妹8个，7女1男，在姊妹中排行老五。因家庭条件限制，初中毕业在家务农，但思想进步、工作积极，1971年刚满18周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上面4个姐姐早年出嫁，照顾一等残废军人的父亲和身材瘦弱常年多病的母亲，以及帮助父母照料年幼的弟妹就压在了她的肩头。加上入党以后，一直同时担任大队（村）里的团支部副书记、民兵副连长，常年忙于工作，且要响应时代晚婚晚育号召，直到1979年27岁才与我成家。
因为我们两家当时的家庭条件很一般，结婚时也没有置办三大件，当然也没有购买自行车。但因为此前，媳妇在我们村办瓦楞纸厂当化验员，1980年公社新建了一个瓦楞纸厂后，鉴于当时工业系统整合，我们公社共有思礼公社、北姚大队、庆华大队3个瓦楞纸厂，按序改称为思礼公社第一、第二、第三造纸厂，化验人员紧缺，经公社出面协商，让我媳妇到公社纸厂搞化验、同时兼顾北姚大队纸厂的化验工作，恰逢1981年我们的儿子出生，没有辆自行车着实难为了媳妇，给媳妇买辆自行车成了当务之急。
当时，不光是媳妇没有自行车，就连我自1978年复原回来就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连长4年多来，也没有自行车。先给谁买，后给谁买，成了我最大的心结。苦于我们刚刚分家经济紧张状况，最后决定，硬着头皮、勒紧裤腰带过几年紧日子也得先给媳妇买辆自行车。
既然给媳妇买车，还想给媳妇买辆拿的出门的自行车，我们找到了在五三一四分部上班的姑表姐姐，通过关系算是答应帮忙购买一辆他们厂里生产的“剑鱼”牌自行车。
经过几个月的耐心等待，终于如愿以偿给媳妇买回了一辆崭新的“剑鱼”牌自行车。因当时这种车没有女式的，媳妇也只能委曲求全了。
剑鱼牌自行车说明书
1982年，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后，大队出于多方面考虑，把纸厂采购员因工作需要淘汰的旧自行车作价给了我，解决了我无车之急。
从此，我们夫妻双双比翼双飞，两辆自行车伴随我们一直到组织给我配了摩托车，媳妇更新了自行车。
1978年4月，超期服役的我复原回家，恰逢原大队民兵连长高考上大学，村党支部书记即刻找我谈话，要求我担任民兵连长。
同年11月，根据工作需要，公社党委副书记又找我谈话，让我时任党支部副书记的父亲到大队纸厂协助厂长工作，由我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连长。
自我开始担任民兵连长到党支部副书记兼任民兵连长，大队分配给我的工作，主要是协助管委会主任抓好农业，主抓农业机械。
1978年，大队的农业机械是一张空白。现状是各生产小队于1971年购买的济源农造厂生产的小四轮拖拉机已经淘汰，且都处理给了本队社员。社员们购买的开封、洛阳、山西晋城等地产的、用于跑运输的12或15马力单缸小四轮，则有一二十辆。所以当时主抓农业机械，除了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对私有机械粗放性管理、敦促他们搞好年审、加强安全使用以外，就只能是单纯的听从公社管委和社办拖拉机站的安排，来安排本大队使用公社的履带拖拉机，三秋服务大队犁地工作（那时候，公社拖拉机站共有4台洛阳产《东方红》履带拖拉机（其中三台54马力、一台75马力），分别供4个管理区农忙时耕作）。
1979年，公社拖拉机站解体，我们大队抢抓机遇，抢买了公社拖拉机站的1辆洛阳产《东方红》54马力履带拖拉机；又通过关系，在开封购买了1辆江苏清江生产的《江淮牌》35匹轮式拖拉机（因计划经济，在济源当时买不到），临时在大队后面搭起了3间房，四周垛（方言：用土加水和上麦秸堆成的土墙）起了土围墙，作为停放拖拉机的场所。我们给它起名叫车库。至此，我才名副其实的抓起了大队的农业机械耕作工作。
1980年，大队收购了第三生产队先于大队购买的上海—50轮式拖拉机，强化了大队的农业机械。
当时，大队的3辆大型拖拉机，主要是轮流服务4个生产队三夏打场腾穰。三秋犁地旋耕。旋耕过后，有各生产队用牲畜拉着木耙精细耙耘。开车的司机，由大队在各个生产队选拔。我作为大队的主管领导，在部队时也摸索过手扶拖拉机，稍懂机械原理，虽没有明确为正式司机，但作为机动在需要时替补则是名正言顺的事。没想到到了后来，不仅司机转正，而且货真价实地成为了《我为大队（村）里开车忙》。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在逐步推行安徽凤阳县土地承包到户的经验，济源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农业生产联产责任制（即双联）。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出台了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指导中国农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新乡地区（当时济源隶属于新乡地区）在1982年秋天将土地使用权承包到户。当时中央称这种承包方式为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统分结合为特征的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群众们则称其为大包干）。
我是1982年2月17日，在济源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报道的那一天当选为北姚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学习贯彻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推动农村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落实。
这场农村经营体制的变化，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波动，一下子要改变30年来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经营理念，大多数人都理解和接受不了，甚至有些抱怨。加之社会上出现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悲观、负面观念影响，在社员中也引发了不少矛盾，主要表现在：
1、人们习惯、依靠于集体经营的农业生产管理模式，一下子变成了需要自己去经营管理所有，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
2、集体经济解体后，每家每户都要投入相当一部分资金购置农机具、种籽、农药、化肥等，农业成本加大，经济负荷太重，在当时生产队时期每个劳动日工值只有几毛钱的状况下，大多数社员都没有那个支付能力。
3、土地大包干能持多久，政策会不会变，该不该投资，投资后政策变化打了水漂怎么办？人们没有吃上定心丸。
特别是这一年的秋天，老天好像故意考验我是的。10月底刚刚开始秋收，老天就中雨转大雨、大雨转小雨的阴雨连绵半个多月，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就从来没有停过点的一直在下雨，太阳也从没有露过脸，社员们只能是冒雨把成熟的玉米、杂粮，一筐筐、一篮篮、一担担、一袋袋（指编织袋）的从泥泞的庄稼地里弄出来。一捆捆的把秸秆从地里背出来。然当时农村传统的“不种霜后麦、霜后定减产”的观念和经验，笼罩和压抑着全体社员。社员们着急，大队干部着急，公社一次次召开会议，要求各大队要组织社员想方设法与天斗、与地斗，安排、催促抢收抢种。
十月半头，老天突然放晴，一天过来，村北的沙土地就可以立得住脚，两天后履带拖拉机基本上就可以进地犁地了。社员们急切的要求和各级政府的敦促，让我们冒然的就开始了秋耕。
因为当时的秋耕是大队根据4个生产队捻好的顺序、生产队又按照地块捻好顺序安排耕作的，大队想根据土质状况调剂一下犁地顺序，社员们只怕犁不到自己的承包地耽误了播期，全都不同意，所以只能是依序进行。客观上，沙土地还基本能够耕作，而黏土地尽管履带车可以耕作，可翻起来的土垄基本上全部扯起了大明条（方言：即土壤在强行深翻后被犁面压成了一段段的、看上去似乎发明的大坷垃甚至扯成条状）。在当时，我们也明白这样的状况，到时很难做到精细耙磨，且因为我们自以为有2台旋耕机，可能不至于耕作出现问题，故就只管连明彻夜的放手犁地。
但让人根本意想不到的是，10月19日下午4时左右开始，在没有接到任何天气预报信息的情况下，六、七级的西北风一直刮到第二天上午，加上20日又是大晴天、秋老虎（方言：泛指天气炎热的现象，人们把这种状况比做老虎一样可怕）的狂热、大太阳的暴晒，所有犁出来的、约150亩的黏土地都成了皮焦里生，即暴露在上面的明条和大坷垃，全部都干硬得跟石头似的，而下半部潮湿泥泞、低洼处还看得到少量积水，轮胎车开进去就陷在原地无法行走。即使渗水稍好一点的地块，也因明条、土坷垃太大，轮胎车前轮直径小时常被卡在大坷垃中间进退不得，主要的还是因掌握方向盘老是手，曾经折了轮胎车前置的万向角，司机难以操作。社员们对这一从未遇到过的难题也只能唉声叹气、爱莫能助、无能为力，致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这些地块的耕作。
但这样下去，极有可能会给这部分社员带来较大的直接损失。所以这部分社员的焦急，安排上的失误，我们当时愧疚、担当的复杂心理，迫使我们坐下来思考和解决问题。最后决定，在机械能进地时，用履带车挂上缺口耙把大明条、大坷垃耙小，再用旋耕机耙碎。在后来天气好转后，我们停止了其它地块的耕作，我和所有履带车、轮胎车司机一道开始运作，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保证了没有耽误这些家户的农时，适时种上了麦子。
原本改革就碰到的难题，加上老天又给我们出了这么大个难题，特别是社员们依赖大队的思想，更增加了我们推进大包干责任制落实的难度，也就成了我们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
对社员们的思想状况我了如指掌，对他们的言行举止我看得清清楚楚，对多数社员的留恋、期盼，是否在我们大队继续坚持走统分结合的集约化管理的道路、哪怕是暂时度过正处于分光吃净集体资产、高价抢购一家一户急需的农业生产资料的高峰期，等缓过短暂的举步维艰时期，归根结底一句话，北姚村下步到底该怎么办等问题，我感触甚深、急在心头、彻夜难眠。我当时考虑最多的是面对社员们遇到的实际困难，党支部该怎么办？作为党支部书记又该怎么办？
带着这个难题，我反复斟酌了我们大队的经济状况以后妥协了。我当时的态度是不着急、等等看。所以也才有了公社党委书记3次找到我家（当时，出于回避心理，我躲着公社的多次来人，也不去参加会议）进行谈话，说是我们村已经是全县最后一个不愿意落实大包干责任制的大队了，已经拖了全县的后腿，以如果不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已经不是你想不想、愿不愿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问题了，而是你还要不要党性、贯不贯彻、执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与党中央保不保持一致的政治原则的大问题了。并以非常亲昵的姿态拍着我的肩膀，附在我的耳边悄悄地告诉我，说是县里会不惜以此为反面教材抓个典型、做出组织处理、甚至是换人，也必须得落实责任制的严厉措辞，给我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1983年元月，中共中央又下发了一号文件，使农民吃上了定心丸。1983年12月21日，北姚大队依据县、公社有关文件精神，大队改村、小队改村民小组。村、组建制发生了变化，村、组机构的称谓也启用了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名称，村、组负责人的称谓也由大队长改为村长、副大队长改为副村长；生产小队长改为村民小组长，副队长改为副组长（两年后取消副组长，每个村民小组有村民小组长和规定职数的村民代表组成），但村、组班子成员经换届选举原班人马未动。1984年5月31日，按济源县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启用村民委员会印章的通知》，1984年6月15日，北姚村村民委员会印章开始启用，原大队管理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印章同时作废。
因受此前在落实大包干责任制初期的风雨洗礼，和队改村、小队改组以后的责任担当，迫使我们当时不得不先放弃其他，全力以赴的、专心致志来解决好农业生产大包干责任制以后、北姚村老少爷们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的核心是如何做好村民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而做好这些服务，关键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物资基础，牢固的服务机制，坚定的服务理念，雄厚的服务机能。而要做到这些，在当时条件下，我们只能是依附大队时期的农业机械班底，在此基础上做大做强农业服务产业，这就决定了不仅是我，而且是全部的北姚村全体干部，都必须有责任、有担当，都得为村里“开车”忙。
“开车”忙，忙什么？
一忙摸好底统筹规划
1984年元月，中共中央又下发了一号文件，这已经是中共中央连续三年下发一号文件了。有了党赐给我们的尚方宝剑，更坚定了我们搞好统分结合的信念和决心。于是，我们壮足了胆子、放开了手脚、大刀阔斧的干了起来。
从1984年春节开始，我们给所有村、组干部一个任务，就是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到各自的亲戚、朋友、或者是熟人，甚至是在街头巷尾及公共场所那儿去交谈、去听听、去了解他们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时的做法和曾经出现或存在的问题，回来后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吸取他们的不足和教训，结合我们村的情况、召开支部扩大会议研究制定我们村的大包干方案。
在充分听取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以后，我们村摆出来的需要考虑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一、大包干责任制以后，我们村的所有土地，根据土质、土地肥力、水利条件、距离村庄远近、交通条件，只能是按好、中、差三个等级分给村民，也就是每家每户最少要分到三块土地，土地过于零碎。同时一家一户去耕作，都要留足犁沟和通行道路，土地利用率大打折扣，这在当时农民视土地为命根子的年代，是我们必须首先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二、一家一户的耕作，由于地块过于零碎，只能是小机械劳作，即使有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想使用较大型机械，也会苦于无法调头施展不开，不能发挥较好作用，且少数有能耐的人侥幸先于邻家耕作了承包地，不仅影响了相邻两家耕作，而且还有形无形的产生了矛盾，影响了邻里团结，故而增加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和农时投入，加大了劳动成本和负面因素。
三、农业水利设施的使用会出现你争我抢占用共用水渠矛盾。既会影响进度，还会人为的制造矛盾甚至是双方争执不下、互不相让，结果是资源浪费。
在摆出来我们村需要解决的六种主要问题，经召开各村民组全体村民会议讨论通过的基础上，我们紧接着开始了第二忙。
二忙保推进建制立规
问题不摆不知道，一摆吓一跳。除了我们摆出的主要问题以外，还会有很多附带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也必须我们通盘考虑、统筹解决。比如：田间地头原有的树木需要确权、相邻两家因树木歇扇会引发的矛盾纠纷，和砍伐时的比例分成存在异议，高杆作物与套种作物的光合作用会不会受到影响，不同作物种植时相邻两家必须要保留的间距，那个时候套种作物（如麦油“小麦和油菜”、麦棉“小麦和棉花”、玉米和豆类、玉米和红薯）比较多，相邻两家套种的必留间隔，以及犁沟如何种植等问题，都需要在大包干之前有个说法和实施意见，也就是农村人的说法叫做“有言在先、约法三章”。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研究、讨论、制定了5千多字的分地方案，系统的规范了所有分地工作的操作流程，特别是解决好6种主要矛盾的详细条文（略），其主要内容如：
一、规定分地时必须按每个村民组原有的自然地块为基础捻号决定顺序，家家户户之间不留出路，不留犁沟，村里统一安排机耕服务，给每块地起墒（方言：指村民们通常说的合墒）、分墒的家户每米和有地角的家户每平方米标准不同的补助（在下一年收取机耕费抵交机耕费）。在庄稼收获期间，每家每户地头都必须留足4米宽让本地块村民通行。因为是村里统一安排耕作，不存在零星耕作出现的矛盾，也避免了土地资源的浪费。
二、强化村里农机服务体系，捻号统一安排耕作次序，完善管理措施，配备全程耕作套餐，使村民享受到从种到收全程机械服务，杜绝一家一户机械进地耕作，联片划方推进整体进度，保证同品种、同系列作物能够同时种植、收获。
四、开展科学种田专业知识培训教育，请县（县农业局是我们村的包村单位）、乡农技部门专家、或利用夜校教学请乡成人教育部门老师到村里开班教学，普及农业基础知识，以提高农民农业生产技术管理水平，保证村民增产增收。
五、连片划方规划种植，保证农作物间隔距离，对相邻两家种植做出必须留够6寸间距、套种作物一家一户捻号决定有谁顺地块方向种植本地块那一头等硬性规定，使村民耕有所依。
六、制定条文，明确地头树木管理意见。在做好原有树木登记基础上，确定原有树木和新栽树木距离相邻两家远近，按东西畛地树南树北，南北畛地树东树西的、离相邻两家承包地的距离，或1比9、或2比8、或3比7、或4比6、或5比5比例分成，和如果出现树木死亡和丢失以后责任田主按树木自身价值比例赔偿标准。
有了村民认可的约法三章，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变成了拿什么来兑现这些村人皆知、且深切关心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
三忙固基础配套设施
之所以说是固基础配套设施，是因为，北姚村在大包干责任制前就有了大队农耕机械的班底，但由于规模太小，只有3台大型农业机械，1亩多点地方3间平房的所谓“车库”，在当时要想适应、满足大包干责任制后服务村民农业生产的需求，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就在我们马不停蹄地开展社会调查、建制立规的同时，为了保证大包干责任制的尽快开展，兑现经全村社员讨论通过的各项实施意见，村里成立了5个服务组：
一、农业技术指导组
村农业技术指导组有5人组成。组长有村委委员兼村委会计担任，其他4名成员分别有4个村民组原生产队懂农业技术的干部担任。村里为该组划定了工作场地，投资2000余元配备了实验器具。其职责有四:
（一）配合乡农技站或县农业局测量土地肥力。保证每块地都有测试记录，为村里提供调控施肥依据。
（二）负责检查、安排、指导各类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防治、清杀工作。
（三）负责引进优良品种，并搞好实验、种植、管理、选育、保管、销售工作。
（四）负责连片种植的规划、选种、除杂、种子保管、拌种处理、播量把控、追肥时节及用量、病虫害防治、浇水安排、收储销售。仅这一项，北姚村从1984年到1990年连续6年，每年为县种子公司培育优良小麦品种五、六十万斤，每斤以高于市场价0、1元的差价，都悄悄地装进了村民们的腰包。
二、农用物资购销组
农用物资购销组有3人组成。组长有副村长担任，成员有村委委员兼联队会计和一名轮胎车司机担任。在村委办公室办公，村里保证该组随时使用车辆。其职责有五：
（一）负责统计、购买村民按照村里规划种植需要的农作物种子、化肥，拌种微肥、杀菌剂，防治病虫害药剂。平时负责妥善保管，使用时负责指导村民或集体组织起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科学使用。
（二）负责农资购销的业务联系、资金筹备、质量检测、用量把关、运输安全。
（三）负责一家一户需要物资款项的收缴、使用、保管。账目须及时在村政务公开栏公布。
（四）负责为每家每户购置化肥、销售农产品的运输、分发，收缴、运送，保证服务到户。
（五）负责优良品种的购进和销售运输服务，廉价收取运输、装卸、搬运费用，以支付实际用工报酬。
三、病虫害防治组
病虫害防治组有6人组成。组长有副村长担任，副组长有村民兵连长担任（负责防治器具维修和使用安排），其他4名成员有原生产队干部（为了方便指认地块）担任。村里组织各村民组投资近2千元购买了两台汽油弥雾机，有村民组自己确定操作人员，平时分组保管；村里对操作人员进行安全、药物性能、使用方法和用量等基础知识培训。全村统一按方位、品种、病虫害状况、天气情况全方位进行防治，做到不漏地块、不丢死角。
四、统一用水管护组
统一用水管护组有6人组成。组长有副村长担任，副组长有团支部书记担任，成员有4个村民组的机电手（机电手指负责本村民组的机井、电力、机械使用、维修的人员，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本组情况，便于与每家每户联系）担任。村里在各村民组原有水利设施基础上，投资近4万元为每个村民组打深井一眼，配套了一台石家庄产6寸深井泵。其职责有六：
（一）负责与引沁局立城段联系、接洽浇地事宜，负责引沁用水的巡渠（方言：指对使用引沁渠水时对立城段安腰至北姚村的东支、三加支支渠的巡查），防止水渠沿途用于浇地事先预留的出水口漏水或上游偶尔有些不太自觉的人截流偷用渠水。
（二）负责对引沁局水利粮（指按村里能用渠水浇地面积每年缴纳的管护、维修引沁水利设施的粮食。之所以叫做水利粮，是因为当时村民经济收入偏低，经有关部门协调批准，按国家粮食收购价在交公粮、卖余粮时，按村里人均面积有村民必须支付的那部分粮食。该粮食由引沁部门与乡粮所结算）的收缴与结算。
（三）负责安排村里引沁渠水的使用、以及调剂安排与之冲突的井灌渠道使用。
（四）负责统一协调安排4个村民组的井灌。
（五）负责收缴村民灌溉费用。
（六）负责检查、组织、督促村里水利设施的维护或扩建。
五、农业机械服务组
农业机械服务组，当时又叫农机公司。农机公司受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领导，独立核算开展工作。农机公司由经理、会计、保管和4名懂农机农技、有责任心、踏实肯干的土“专家”共7人组成。有我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开始是安排两名原生产队时期兢兢业业、大公无私的小队会计和现金实物保管担任公司会计和保管，在完成车库搬迁以后，因为除了农忙平时基本没有工作量，为了减少开支，会计有村长兼任，只留保管日夜驻守，来保证车库正常运行。
农机公司的主要任务和职责是：
围绕农业生产“五统一”，负责村、组农业机械的管理、维护、使用，做到农机具统一保管，收支明明白白、账目明细公开。具体我们做了以下工作：
（一）完成了车库搬迁。
为了解决比较完整的农机服务设施妥善保管问题，我们在村东头原第一、二生产队的饲养院（方言：指生产队时期专门饲养牲畜的地方）调剂出非耕地3.5亩，筹资4.5万元，建起了9间约280平方米的车库，建起了八个单间面积15平方米的仓库，分别供公司办公、4个村民组以及村里存放农业机械配件、农资使用。同时由4个村民组分别出资8千元，在车库建起了约40平方米的库房，用于存放本村民组的拖拉机、脱粒机、扒沟机、机井配套物资。并用青砖砌起了围墙。
（二）购进机械设备。
在原有基础上，投资3万多元新购置上海50轮胎拖拉机1台；投资7000余元在原五三一四分部廉价购置闲置4吨拖车一辆，与轮胎车配套搞运输；投资4000多元新买一个能储10顿柴油的大油罐；投资1.6万元新买了2台旋耕机；投资1.5万元，购买了2台玉米秸秆还田机，投资1.8万元分别为四个村民组各购买了2台开封产的大型脱粒机，投资近3千元购置了两台当时最先进的较大型播种机，投资近5千元焊制了3辆轮胎车、4辆小拖拉机配套的铁质水泥预制打麦磙，从此结束、淘汰了北姚村用石磙打场的历史。还配齐了必需的农机维修工具。同时兼管了村纸厂汽车。
（三）制定了规章制度
为了保证公司正常运营。我们制定了经理、会计、保管、司机、机电手的职责与义务，机车的保养、加油、使用须知，所有车辆使用资费标准，以及对外关系处理等，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并上墙，明确了各自职责，规范了操作流程，理顺了运行机制。
（四）选配了专职人员
为了做到人尽其职，我们研究确定了履带车司机2名，
轮胎车司机4名，每个村民组各1名小拖拉机司机、1名机电手。农忙时，根据需要，可临时安排轮胎车和小拖拉机司机若干人。
（五）明确了财务职责
负责机耕费、运费、收交结算，支出。
（六）做好农机公司安保工作。
（七）做好三秋备播、耕作、种植的“五统一”。
1、统一秸秆还田。
2、统一履带车深耕。
3、统一旋耕机旋两遍。
4、统一村民组小拖拉机扒格后带木耙顺畦耙2遍，耙细压实。
5、统一按地块种植品种、按播期播量机械播种。
五个村级服务组织的建立、完善，仅仅使村民看到了希望，而要解决好合理安排、稳妥运营的问题，使村民们信服，让村民们放心，还需要：
四忙解难题亲力亲为
凡事开头难。当实际运作起来时，却遇到了一个个难题。使人应顾不暇、难以招架。
二是三秋秸秆还田。或因往外拉玉米棒子的运载工具不同、有的家户把玉米杆碾压倒地的比较多，或是被大风刮倒面积比较大，或是玉米品种早熟又遇到阴雨连绵造成玉米杆干枯后伏地，致使秸秆还田机按同功率粉碎以后，看上去效果有明显差异，时有拦车叫停现象发生。
再就是因为村民分到的地块比较零碎，每块地有多少家都是谁，不要说村里一时难以掌握，就连本地块的家户一时也难以说得清楚，而犁耙地又是连明彻夜的进行，通知家户适时上底肥也成了难题。让村民底肥上早了，或因老天下雨、或因机械故障、或因人为因素耽误进程，曾经出现过村民把肥料撒到地里了，七天不能耕翻现象。犁到跟前再通知，或因有些家户有事不在家、或因家庭其他原因，不能跟上履带车开犁，特别是晚上犁地，也曾出现过不知道该家户上没上过底肥就把地给犁过来了的窘境，少数人很有意见。
针对这些难题，经两委会议研究决定，三夏三秋期间，调整干部分工，村主要干部要亲力亲为第一线，直接参与耕作，现场解决问题，遏制不良倾向和矛头出现，抨击所谓的难缠，和批评教育处理个别无理取闹、为所欲为的所谓'刁民’，保证农忙工作顺利进行。
为了解决村民上底肥难问题，我们除了白天在大喇叭上定时通报犁地进度、提醒村民多往自己地块跑跑适时施肥以外，漫长的三秋期间，我和村长就一人一夜轮流裹着大衣睡在村委办公桌上，根据进度，亲自到地查看情况以后，及时在大喇叭上通知到地块，让该地块的家户进行施肥。夜间，秋风习习，万籁寂静，我们的广播显得格外清晰，曾经引起了方圆七八里地的周边村民的极大反响，并获得了一致好评。
此后，北姚村长期坚持“五统一”服务，在全市产生了良好反响，1990年5月9日，全市村级服务体系建设现场会暨“三夏”工作会议在北姚村召开，市委书记高文焕出席了会议，会议对北姚村“五统一”模式予以充分肯定。
五忙抓管理臻善臻美
在抓好“五统一”为村民服务的同时，我们针对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村民们在土地经营方面出现的一些不健康苗头和做法，比如在每家每户的机动地上种树、盖房、取土卖土；粮棉有统购改为定购后，国家收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致使越来越多的粮棉卖不出去后，农民的种地积极性受到挫伤，当时农民曾经编过这样的顺口溜：“干什么都比种地强，种什么都比种粮食强，卖给谁都比卖给国家强”。加之土地承包以后，用于干部教师工资、办公经费、公积金、公益金的村提留；用于民兵训练、支灾，水利方面的乡筹粮；用于修路、建校、打井的村集体建设资金；必付的农业机械服务费用（尽管村里进行了补贴，收取的费用低于外村的半数，但为了让群众树立村集体观念，知道自己还应有应尽的义务，必须收取该费用）等等，都要按人分摊到户，农民负担加重，贫富差距拉大，导致有些村民无力投入，有些村民不愿投入、放弃管理，致使土地荒芜，减产减收等状况发生，我们开始从源头抓起，从强化土地管理为抓手，开始尝试土地“划等建档”和“有偿承包”工作。
土地划等建档，就是按土地肥力、水保能力、土质结构、耕层厚度、地貌状况、灌溉条件等七个基础条件的好、中、差分出七个档次，依据档次确定粮食产量和承包费标准（当时的说法叫做'以产代地’），村里和承包户签订承包合同后，做到每年至少检查一次，实行奖惩兑现。为了保证该项工作落到实处，村里成立了“土地管理委员会”，各村民组成立了“土地管理领导小组”，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建档，以农户建卡。
一是防止了土地一包了之，联产承包成为空话，土地质量下降，越种越差。
二是确定了承包费的标准和尺度、按照土地的质量、等级，确定粮食的产量和承包费标准，比较合理。
三是承包费从观念上确立了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有利于对土地经营情况的监督和管理。
四是土地发包方和承包方农户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期三十年，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承包方农户按土地等级完成粮棉定购任务、农业税、土地承包费。村里提供机耕、机耙、机播、浇水、农业技术、病虫害防治、矛盾纠纷处理，双方责、权、利清晰。
五是承包费原则上按亩收入的5%收缴，基本上保证了教师、干部工作发放，公积金、公益金、办公经费以及土地奖惩基金，不再收取其他提留，减轻了村民负担。
作者简介
徐占元，思礼镇北姚村人，曾任思礼乡党委秘书，《思礼镇志》《北姚村志》主编，现为济源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