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技术途径。早在2002年，于贵瑞就设计创建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ChinaFLUX），致力于评估和认证中国区域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功能格局及增汇潜力。
1959年，于贵瑞生于辽宁省大连市新金县。1982年，他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农学系，1993年获沈阳农业大学土壤学（土壤物理与改良）博士学位，1997年获日本千叶大学环境学（环境物理学）博士学位。
作为生态学家，于贵瑞早期的研究领域为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植物生理生态学、土壤物理与改良学、农业气象与环境物理学。近二十年来，他致力于我国生态系统观测研究野外台站网络建设、联网观测实验及综合科学研究事业；着力推动生态学、自然地理学与全球变化科学的交叉融合，开拓生态系统生态学、全球变化生态学及生态地理学等新兴学科。
1999年以来，他以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生态系统碳氮水通量及其耦合循环过程为研究主题，先后主持实施了9项国家重大科学研究任务。研究成果“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创建及其观测研究和试验示范”获201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主持完成的“中国陆地碳收支评估的生态系统碳通量联网观测与模型模拟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变化观测的关键技术及其系统应用”研究成果分别获得2010和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做科研的同时，38年来，于贵瑞不曾离开过三尺讲台。1984年起，他分别在沈阳农业大学、日本千叶大学承担教学任务。2000年回国后，于贵瑞应邀成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全球变化研究进展》前沿讲座授课团中的一员，在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大学主持开设了《生态系统研究的基本原理与实验方法》、《生态系统生态学》及《大尺度宏观生态系统科学》三门核心课程，出版专著或教材15部。
2014年，于贵瑞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生态系统生态学教研室主任。他注重结合多学科背景，采用知识发展脉络进行授课，让学生形成系统化的科学认知体系。
2020年，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大学最高级别教师荣誉奖“李佩教师奉献奖—优秀教师奖”，以表彰他在“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中做出的突出贡献。
对于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于老师”给出中肯的建议，他直言年轻人骨子里要有奋进、不服输的精神，也期待他们要保持好奇心、有获取新知识的欲望，要有博学而追求真理的观念、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贵瑞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读初中时，一位下乡的知青教师点燃了他的科学梦，也给他留下了“大学生水平高”的印象。几年后，他自己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希望学以致用，为国家发展做出些贡献。
于贵瑞说，在大学里，他收获了基础知识和可贵的理念。“其中的‘用地养地相结合’和‘维持生态平衡’等科学理念影响了我一辈子，奠定了我研究生态系统及区域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基础。”
最初念书的动机是因为好玩
新京报：你青少年时的学习环境是什么样的？
于贵瑞：1959年，我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新金县的一个山村，就是现在的大连市普兰店区四平街道雨林社区冯屯。我的三位姐姐都没有读书机会，我是家里第一个上学的孩子。
最初，我在四平人民公社雨林大队的北岭小学读书。这所小学离我家很近，教孩子的老师都是村里略有文化的人，所以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并没有接受正规系统教育的感觉。五年级时，我转到了雨林大队的中心小学，这所小学人比较多，我们年级有正式的三个班级。在我记忆中，这才是我正儿八经上学的起点。
那会儿的山村没有电灯，我常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灯油快耗干了就赶紧睡觉。这不是我不想熬夜，怕吃苦，而是怕家里没有钱买灯油。我的爷爷就叨咕过，说都成大小子了，还不下地干活，给家里挣工分，上学有啥用。但我妈妈特别支持我读书，她虽然是没有文化，但是经常给我讲些典故和谚语，表达她期盼后代有文化的心愿，她坚信人没文化不行，说只要我愿意读，她就会一直供下去。
新京报：你好学的动力是什么？
于贵瑞：说实话，我最初念书的动机就是好玩，而不是经常听到的儿时就有什么远大理想。当时的感觉就是学习好、考高分心里高兴。期中和期末考试时，我经常提前交卷，老师马上就批卷子，别的同学还没答完题，我已经知道分数了，还经常是100分，我就高兴的不得了，有时丢几分就会很遗憾。
我初中时所学的数学知识很快派上了用场。当时的农村家家户户要给生产队上交农家肥，叔叔大爷们最早是以装了多少车来计量，后来又将肥料装进筐里，一筐一筐地计量农户上交肥料的数量。我对他们说这样又累又麻烦，还出了一个主意，把肥料堆简单地修整成台体或者椎体，通过量其长宽高算出体积，以立方米计量。他们采用了我说的方法，还夸奖说老于家这小孩儿懂得真多。学以致用，这让我很得意，也意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
我上高中时，家里离学校大约有8里地，开始很多小伙伴还和我一道上学，后来他们都没有坚持下来。傍晚放学回家，一人走在空无一人的大岭上，又困又累，经常半睡半醒地闭着眼睛走路，发现走错了就再折返回来，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读书。
因科学启蒙老师对大学生产生好感
新京报：在正式高考之前，你对大学有怎样的印象和期待？
于贵瑞：我们初中有一位老师叫周福海，是大连海运学院毕业的下乡知识青年。大家都说他是大学生，我那会儿对大学及大学生也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他给我们上课感觉就是水平高，跟其他老师不一样。他的教育和影响让我受益匪浅，并对大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他还从班里挑了几个乖巧好学的孩子，组成了类似现在的课外兴趣小组，带大家做一些物理学小实验，比如做万花筒、静电实验等，这也许成为了我的科学启蒙课，也让我对光学产生了兴趣，以至于后来参加高考时，我第一个志愿报的就是光学专业。
新京报：你还记得参加高考前后的经历吗？
于贵瑞：虽然听说可能要恢复高考，但我们毕业时的形势不明朗，我也没有刻意等待，就回乡参加集体劳动。当时生产队搞建设需要石材，我上山打钎放炮炸石头、劈石材，经常揣着几本书在劳动的空当阅读。后来我听说很多高中同学都在报考大学，暗自心想，这其中如果有人能考上大学，那么我也应该能考上，所以也决定报考一试。
当时我的化学学得不好，因为化学老师虽然教学水平高，但他镇不住课堂，经常因学生调皮捣蛋愤而离去。正式报考后，我很担心化学的考试，在家里还猛补习了一番。
当年的高考不像现在这样受到重视，没有备考的辅导、考前添加营养，也没有家长护送，我当天一人背着书包，早晨起来步行8里地就去考试了。考场也很熟悉，就在我就读的高中，中午人民公社还为考生们提供了午饭，下午考完走回家，第二天再来。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的语文作文题目是谈理想的选题，恰巧我在高中做板报时，写过一篇学习雷锋思想的作文，我稍加改动，很顺利就完成了写作。
新京报：你是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的？
除了基础知识，在大学也收获了理念
新京报：你的大学生活是如何度过的？
于贵瑞：前往沈阳上大学之前，我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我背上父亲临时制作的大木箱，独自坐上火车到大学报到。当时沈阳农学院的操场还是苞米地，学校的大多校舍和教学楼还被工厂占着。
我来到宿舍，一进门看到一个比我大很多的人，上去就叫人家老师，询问哪张床是我的，结果这是我的同学。我们这一届是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积攒了十余年的青年报考大学，所以我们班大部分同学比我大三四岁，最年长的比我大12岁，有些人当过中小学老师、大队干部，我觉得他们懂得很多。还有一件事让我吃惊：他们会说英语。而我从来没学过外语，高考时也没有外语科目，这让我心里有了落差，感觉心理负担很大，只好勤奋追赶。宿舍到点必须关灯，我和一些同学就在走廊灯下学习。
在学习上，我的习惯是不去死记硬背知识点，而是梳理和理解一门课程的各章节逻辑关系、重要知识点的内在联系。我经常通过画图的办法把知识脉络串联起来，比如学习有机化学时，我就绘制了一张图，把所有的化合物质联系起来，注明某物质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什么变化，怎样转变为另一种物质。
还记得第一学期考数学的前一天晚上，我很紧张，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晚上把课本中的各类公式在脑子里推导了好几遍。当时心理负担很重，以至于刚看到数学考卷时我就蒙住了，大脑处于空白状态，前半个多小时静坐在那里，连笔都没有动，后来才缓过劲儿来，开始答题。结果那次考试我竟然考了满分，提振了自信心。从那时候起，我不再怕比我年长的同学们了。后来由于我成绩一直很好，每年都能被评上三好学生。
新京报：大学给你带来哪些收获？
于贵瑞：我觉得，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学生，都是“文革”十年中留下的精英。不想学习、不爱学习的人，已经在十年间都“出局”了。大家都觉得，这是国家给我们的机会，我们都有对知识的渴望，对科学家的崇敬，大家如饥似渴地想多学知识，都想为祖国干些实事儿。在这种奋发的氛围下，我也自然而然地努力学习。
我们的农学系当时有八大讲师，他们的课讲得都非常精彩。除了基础知识，我收获更多的是科学理念。硕士阶段，我学的是耕作学，其中的“用地养地”“生态平衡”及“系统工程”等科学理念影响了我一辈子，奠定了我现在研究生态系统及区域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基础。自己第一篇学术论文性的习作主题就是试论用地与养地相结合。
新京报：对于高考考生，你有哪些建议？
于贵瑞：我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需求，年轻人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在面临升学、求职等重大抉择时，要融入社会发展大潮，顺应时代的变化，不必去苛求自己。最为重要的是自己的勤奋、坚韧，骨子里要有奋进、负责任和不服输的精神。
年轻人要保持对自然的好奇心，有了解新知识的欲望，有广听博学的习惯，更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做到勤俭奋进、求真务实、学以致用。
人物简介
于贵瑞，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教研室主任。201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21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