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第二届舆图研究学术研讨会——古旧地图测绘方法和文化内涵”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丁鹏勃出席并致开幕词，国博研究院院长陈煜主持开幕式。在两天的会议期间，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以及海洋出版社等30余所大学、博物馆、科研院所、出版社的近70位专家学者聚焦舆图研究的前沿领域进行发言、讨论。闭幕式上，国博研究院舆图所所长汪前进作学术总结。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小淳教授，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会长辛德勇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晓虹教授，中国测绘学会边海地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地图研究》集刊主编徐永清先生代表与会嘉宾致辞。大家认为，古旧地图测绘方法与文化内涵的范围与内容都极为丰富，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展开更为深入、广泛的研究。希望此次会议的充分交流，能为推动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
研讨会围绕地图技术史、古地图研究新方法、新发现的古地图、古地图考证、历史地图与历史地理、古地图的社会文化内涵六个方面，从技术上和文化上探讨古旧地图研究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地图技术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明清时期中西地图制作技术和实践作了对比和分析，并讨论了民国时期制图实践和中国传统舆图制图研究。古地图研究新方法领域，学者们从近代测绘方法与古代山水画地图的对比、地理信息系统在古代地图研究中的运用等方面展开详细探讨。新发现的古地图专题中，学者们对一些国外和国博馆藏地图作了介绍和初步分析。传统的古地图考证中，学者们对清宫藏舆图、木板地图以及西方绘中国地图进行了探索。古地图的社会文化内涵专题中，学者们从地图制作文化、背景、历史意义等方面对其作了全面探讨。
本届研讨会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国博研究院舆图研究所、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国传统地图绘制方法系统研究”课题组联合承办。
以下是本次研讨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主旨发言
中国古旧地图数据平台建设及其管理
张晓虹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于2015年研发出“中国古旧地图数据平台”，采用IIS进行部署与发布网络服务。目前该平台在本所下设的“历史空间分析实验室”进行内测，虽然因为多种原因数据平台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使用，但其研发及其管理情况，对数字时代的古旧地图使用和信息化有一定的意义。
山何峭兮水何澹澹——古代高山制图之问
姜生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教授、长江学者
本文意在置问并探索：古人何故为高山制图，且愈是某些大山崇岳愈是精准？
吾人固然可以推断种种实用目的论。然而此中观念，经不住历史逻辑之考验。有关军事、行政目的论，皆不得其逻辑支持。
根本原因，乃是上古以来通天信仰之需。绝地天通之前，人皆可攀登“天梯”而上达天庭。绝地天通之后，神巫、帝王通天之需。封禅即其一事。
当然，古人亦有海与天通之观念，盖以肉眼所见海天相接之故。然求之愈远，能力愈是局限，对航海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难以满足。
而山高接天，古来深信不疑。事实上，在古代，山是唯一可以通过人的能力直接向天接近的途径。辨别山体，寻找路径，考验膂力而已。
古代高精地图，乃上古积累之产物。何以累积？为何而如此累积？正是今天需要理解和揭示的文明史之秘。
近代以来日军在华城镇地图测制史考
钟翀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运用近代测绘技术测制的大比例尺城镇地图准确表现了我国传统城镇在近代化转型之际的形态原貌，并为解读城镇发展历程提供丰富、即时的历史信息，在我国面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而众多中小城镇亦已发生剧变之今日，其研究价值尚有待大力发掘。
地方、天下与山水：舆图与山水画在南宋的分野
李溪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研究员
自唐代开始，许多官方制作的舆图都同时带有“丹青”也即青绿山水的特征，于是，舆图本身除了行政功能，也带有了山水画的审美特点。但是，实际上，对于帝王而言，带有鉴戒意义的“地图”和有娱人功能的“山水画”从来都是不能相容的。南宋时期官方舆图有了明显的“去山水画风”的倾向，其地理标识性加强，而审美性质渐趋消失。当时的地图被称为《华夷图》，这个名字显示了强烈的民族情绪，同时，在南宋人所制作的地图上，在不属于南宋管辖的区域内，沿用了一些北宋使用的地名，这也说明偏居一隅的南宋人心中依然存有明确的天下意识，并且这种意识是和疆域联系在一起的。根据现存的一些图像可以猜测，这些的地图有着山水画的特点，并且其中的风格受到了北宋以来的水墨山水的影响。另一方面，南宋的山水画本身也出现了变化。北宋山水中很常见到的地方性的表达逐渐被淡化，“万里江山”的主题更为流行，并且，无地方性的、表达生命宇宙的文人山水也开始占据画坛的主流。这也暗示着，对士大夫而言，“天下”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它身上相对具体的地理意涵逐渐转化为更抽象的哲学意涵。
议题一：古地图的社会文化内涵
杨守敬手批本《水经注图》略述
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
杨守敬之古史舆地研究，人称清代一大绝学。其中一项重要成果，为杨氏率弟子熊会贞编绘的《水经注图》。该图凝聚并直观地体现了他对《水经注》所记各项地理要素空间位置的研究成果，详备空前，允称一代巅峯之作。这部《水经注图》不仅对历史地理研究价值重大，在古代历史地图中也颇具代表性，值得深入研究。
该图编绘于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一年期间，杨氏于光绪三十一年上版雕印，题署的出版者是他自署的斋号“观海堂”，今通行者有2009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此观海堂本《水经注图》系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版刻形式允当，所依据的“今图”底本乃胡林翼在同治二年刊印的《大清一统舆图》。卷首杨氏自序末镌有“汉阳黄明诚刊”注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我偶然收得一部杨守敬手批的《水经注图》，本是光绪三十一年书版初成时供杨氏校对之用的“校样本”，因而书中留有很多杨、熊二氏校核书版的注记。惟书版经过校改正式付印之后，这部校样本一直留在杨守敬的手边，杨氏在书中留下很多对该图内容的校改，而且多属关于具体地点位置所在的实质性内容。这样的校改，一直持续至杨守敬逝世之前不久（杨守敬逝世于1915年初）。因而此本也可以说是《水经注图》的最后改定之本，极具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
明清北京地图中的“非科学”书写
任昳霏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地图逐渐向实测地图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地图蕴含的诸多独具特色的书写方式被摒弃。城市图是传统地图的重要分支，与实测地图不同，传统北京城图放弃追求精确测绘的“科学性”，转而走出一条独特的书写创作之路。传统北京城图的“非科学”书写，传递了绘图者的思想情感，反映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也形成了一套传承久远的绘图原则。重新思考近代地图转型的历史进程，传统地图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书写方式，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系统梳理明清传统北京地图中的“非科学”书写特征，是重新认识传统地图的一种尝试。归纳起来，北京城图“非科学”书写的特点，大致可划分为都城地图专属特征和传统地图共有特征两类。
经过千年传承的传统地图，承载了太多的实用智慧和思想表达。古代中国实用至上且富有感情的技术应用传统，在地图创作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传统北京城图作为传统地图的经典代表，既有传统地图共享的书写特征，还有都城地图独具的专属表达。无论是共享还是专属，北京城图展示的“非科学”书写方式，早已自成体系，形成传统。
郑若曾海图新范式及其影响
刘义杰海洋出版社有限公司编审，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我国之有海防图，始自明嘉靖年间，滥觞于郑开阳之《万里海防图》。按曹婉如考据，郑若曾先后三次绘制过《万里海防图》。今所见郑氏《万里海防图》见于《郑开阳杂著》。郑氏创制之海防图，大异于传统地图，其图式将陆域置于图之下方，而海洋居上，与传统图式之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格式不同，这种海防图无固定之方位。郑若曾为此专门有“图式辩”。在这种绘图范式的指导下，郑氏《万历海防图》详于大陆近岸及沿海岛屿，尤其沿海卫所及水寨、巡司的位置都相对准确，有关海防策略及论说、卫所设置之得失、水寨建设之变迁、港湾进出之时机等等信息则以注记的方式标注在图上，使之成为具有实用价值的海防图。一图在手，既可纵揽天下之大势、历朝海防制度之沿革、沿海镇守之要点；又可可悉知港湾之大小、潮汛风向之方便，对海防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是信息量巨大的军事地图。
收录在《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实际上是郑若曾绘制的另外一幅《万里海防图》的简本，开启了明后期海防图绘制的新时代，他开创的海洋居上、大陆居下的“新图式”成为新的范式，影响到明末绘制的各种航海图。明中后期编制的海防图，无不奉郑若曾制图范式为圭臬，在图上加注大量与海洋风汛及港湾形势的有关文字与海防言论成为此类海防图的一大特点。
国家铜政与地方水利工程：清代滇铜京运与《金沙江全图》初步研究
王志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研究馆员
荆州万城堤图谱系源流考述
尹玲玲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三山五园古旧地图历史文化内涵探析
翁莹芳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白鸿叶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舆盖”
徐斌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地图学视野下的“苗疆走廊”研究
吴倩华贵州大学副教授
明初贵州建省，地理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凸显，贵州成为经略云南，联系湖广、听命中央的内陆省份。这一时期，一条横跨贵州中部，连接湖广与云南的古驿道——"苗疆走廊"日益繁盛起来，它东起湖南沅陵，西至云南昆明,呈东北一西南走向,跨湘、黔、滇三省,漫漫千余公里，是国家西南边陲与中原腹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在明清时期，维护了该区域的稳定发展，对于巩固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促进区域经济与文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贵州境内的“古苗疆走廊”约占其总长度的一半,地理位置上又居于其中，承接湖广与云南两个开发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且域内地形复杂,诸民族杂处其间,是中央王朝稳定统治的重要区域，故贵州境内“古苗疆走廊”可以说是整个区域的重中之重。
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囊括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干道，是多元民族文化相互交错、碰撞，多种文化圈结构不断重新分化和重组的区域。
南北朝隋唐时期地图学的发展
李昊林郑州大学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
因刘裕北伐夺回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的刺激，西晋时代重视地图学的风气在晋宋之际得到了复兴，但由于裴秀主持的大型地理调查事业无法复制，地图学无法在精确性方面进一步发展，只能寻求内容的丰富化作为突破点。在南北朝时期，图文结合成为地图的主流，在地图规范尚未普及的时代，这反而是增强地图可读性的必要途径。唐代地志中开始出现四至八到的表述，标志着绘图参数的文本化与地图可复制性的提升，也是地图学增加延续性的一种选择。
朱正元《御览江浙闽沿海图》再探
何国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1898至1902年间，浙江山阴人朱正元陆续绘成《御览江浙闽沿海图》，总分图共计36幅，图面范围覆盖江苏、浙江、福建三省沿海地区。该图集是基于英版海图（BritishAdmiraltyChart）改绘而成，且译绘水准高于同期的其他汉译海图。吴志顺，汪家君，楼锡淳，朱鉴秋，伍伶飞等学者先后对该图展开过研究，分别从文献学、古旧地图应用、西学东渐等角度进行了讨论。在《御览江浙闽沿海图》尚未公开影印出版的情况下，前人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该图特征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
在分析其图面特征之余，本文对《御览江浙闽沿海图》的传播稍作讨论。查阅档案可知，朱正元绘图时开支取自各地官府，图幅绘毕后呈送清廷，但随后不久市面即出现了公开售卖的石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出版的《象山县志·象山港图》亦是直接源自《御览江浙闽沿海图》中的“日字-浙江沿海分图-象山港”。从官绘本海图进入地方志书出版，仅仅经历了25年，讯息传播速度远超清代前中期。这一方面是因为晚清民国出版印刷行业的繁荣，同时也表明了《御览江浙闽沿海图》本身的高水准。
议题二：新发现的古地图
塔万廷苏尤：十七世纪安第斯人笔下的世界地图
张宇晨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讲师
十七世纪初期，在西班牙殖民地秘鲁总督区，一位署名菲利普·瓜曼·波马·德·阿亚拉(FelipeGuamánPomadeAyala)的印第安人撰写了一本长达千页的巨著《第一部新编年史与善政》(PrimerNuevaCorónicayBuenGobierno)，准备献给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在作品中，瓜曼·波马用简单的线条绘制了近四百幅图画，其中一幅图画就被作者命名为《世界地图》（Mapamundi），这或许是安第斯地区历史上第一幅具有西方意义的“地图”，集合了西方和本土绘制地图的基本准则。
作者对于这幅地图的整体设计，一方面尝试展示安第斯地区的印加社会和欧洲社会之间的相似性，一方面又在强调印第安人相较于欧洲人更为和谐的“世界”理念。
边地夷情：博德利图书馆藏《云南三迤百蛮图》初探
孙景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该图册该图册价值丰富，是研究民族史、民族学以及清代云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地理、艺术等不可多得的图文史料。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部分清代舆图再认识
贾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副研究馆员
在参与中国国家博物馆2021年馆级科研项目“馆藏明清彩绘舆图叙录与专题研究”中，发现馆藏清代舆图中已收录于《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等图录的《清人锦州城市图横批》《云南省城地舆全图》等图著录信息还可作修订补充，尚未公布的《京畿舆地全图》《军工厂土炮城图页等图》《蛇头湾山各炮台图页》《威胜西炮台图页》等图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拟对其情况进行简单介绍。
议题三：古地图研究新方法
画与图：
光绪《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与民国《普陀山全图》的比较研究
韩昭庆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中国古地图研究基本方法刍议
李新贵宁夏大学教授
绘制主题，指绘制主要内容。绘制背景影响绘制主题走向。作为主要内容的绘制主题，始终指导并贯穿地图制作的流程。明确了绘制主题，自然清楚了图性。图性是主题体现，是地图彼此区分的标志。以此为切入点，可以分析、评价地图所起作用、文献价值、现实意义，还可判断相似图形是否具有相同主题、是否可归纳为一个图系，又可为以提取图面要素为路径的历史地理信息分析方法提供反思空间。
清代方志海防图的渊流与嬗变
何沛东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
关于如何利用GIS地理信息技术对古地图历史文化信息的加载和推送的实践体会
费新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关于如何利用GIS地理信息技术对传统地图历史文化信息的加载和推送实践的六点体会
1历史复现问题：技术差异、文化校勘、历史修正；
2图像架构问题：可视图像、分类交叉、任意流线；
3视觉表现问题：图像问题：色彩问题：符号问题；
4时空交互问题：触觉感知、视觉感知、听觉感知；
5平台导航问题：导航速率、导航方向、导航位置；
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的乾隆《内府舆图》绘制精度研究
——以新疆地区为例
那顺达来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乾隆《内府舆图》是继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皇舆全图》之后，用现代测量方法绘制的地图覆盖面积最大的一幅地图。该图北尽北冰洋、南达印度洋、西至地中海，东抵台湾岛，以每五个纬度为一排，共十三排，俗称“乾隆十三排图”。乾隆朝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之后，《内府舆图》的绘制便是当代中国疆域版图奠定、完成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标志性创举。
20世纪末开始，国内学者汪前进、韩昭庆等，运用测绘、数学、地理信息技术等技术方法，对清代实测地图的投影、测量方法、绘制误差等进行研究，为清代地图定量研究开了先河。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乾隆时期收复并测量的新疆地区为例，用地理信息技术对其点要素（35处城镇聚落点）、面要素（10处湖泊面）绘制精度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
18-19世纪东亚古代绘本地图中的印章使用
王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依据制作方式的不同，东西方古地图都可分为刻本地图和绘本地图。其中刻本地图也称为印本地图，部分刻本地图在刷印的黑白线条基础上，进行手工上色或填色，形成彩色地图。这种印本地图上色的形式，可认为是印画结合，当然这是以印本地图为基础、辅助以手工绘画的方式。那么反之，印画结合的形式是否会体现在绘本地图中？绘本地图中会不会隐含有刻印的痕迹？
一般理解上，绘本地图或写本地图都是手工绘制而成，除个别图幅中盖印有名章外，不存在其他刻印的痕迹。
西方学者的现有研究表明在东西方绘本地图中，都曾存在过使用印章的案例。尽管这是一种极为少见的现象，但是考虑到以印章形式辅助绘制地图具有省时省力的优势，古代绘图人或制图师的智慧可能同及于此。因此推测在更大地域范围内、更多语种地图中，可能还曾存在过这种智慧相通的现象。有鉴于此，在梳理查阅众多地图后，笔者在东亚（中国、日本、朝鲜）的古代绘图中，又查找到一些使用印章的地图。本文将逐一介绍各幅地图及印章类型等，为研究这一现象提供更多实例，拓宽该项研究的视野和地域，响应西方学者的呼吁并初步就绘图中的印章使用问题进行东西对比。
晚清珠江三角洲河网水系的重建与利用
——以光绪《广东舆地全图》为中心
刘玉青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珠江三角洲江海交汇、沙田浮生的海陆形势塑造了华南地区最复杂的河网水系，形成了内联外接的中外商贸通道。系统地梳理与重建该区河网水系的组成情况，将对于深入考察区域交通、商贸、人口的流通路径与过程，乃至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议题四：古地图考证
乾隆时期皇家舆图上的两处雍和宫及其背景辨析
徐永清自然资源部测绘发展研究中心高级记者
北京雍和宫，明代是太监宫房，清初为内务府官房。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被康熙皇帝赐予四皇子胤禛修建府邸。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获封和硕雍亲王，府邸改名为“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年）将此府邸改为行宫，赐名“雍和宫”。乾隆皇帝在《雍和宫御制碑文》（1744年）中说：“我皇考世宗宪皇帝，肇封于雍邸，在京师艮维，与太学左右相望，迨绍缵大统，正位宸极，爰命旧第曰雍和宫，设官置守，甍宇垩餙，无増于昔，示弗忘也。”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庙，并成为清政府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
清代满文舆图与中朝关系
庄声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再论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有关问题
雍际春天水师范学院教授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的城镇体系与逐点探源
林宏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胶莱河辩议图说汇辑》考释
杨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清宫旧藏法国制《亚西亚洲图》初探
吴焕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
地图，不仅是空间的再现，更制造着空间与秩序。制图，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知识再确认与观念建构的工具。作为一种特殊语言，地图在漫长的人类文明生产传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早期近代化时期，这种作用更为突出——从地理知识到认知观念，世界如何被表现，即意味着如何被叙述。地图，除实用品之外，还是一种权力的具象化。地图的绘制、刻印，以一种特殊的“通用语言”，成为话语的建构者，而其愈发广泛的流通，则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话语权的统治地位。
范·林斯霍腾“东亚和东南亚地图”上的中国部分研究
马琼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讲师
范·林斯霍腾全名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HuyghenvanLinschoten,1563-1611），是荷兰人。1583年到1588年，他曾在葡萄牙人在果阿的驻地担任主教秘书。后来，范·林斯霍滕回到荷兰开始写作关于亚洲的书。
范·林斯霍腾一共出版过三部关于亚洲的书，其中第三部就是aItinerario,在这部书出版后的两年（1598年），英国人WilliamPhillip(fl.1600)翻译了这部书并由出版商JohnWolfe出版，名为《东西印度航程的发现》（DiscoursofVoyagesintoYeEast&WestIndies）。在这部书中，范·林斯霍腾第一次向欧洲展示了东印度特别是印度的较为详细的航海图。范·林斯霍滕的这部书的出版打破了葡萄牙人在东印度地区的垄断，在这之后，荷兰人也来到了东印度地区，与葡萄牙人在当地展开了利益角逐，英国人后来也加入了这里的角逐。
范·林斯霍腾关于亚洲的著作中附有多幅地图，此外，范·林斯霍腾还绘有其他关于亚洲的地图，其中有一幅名为“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图，这幅地图上绘有中国、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国”显然是这幅图想要绘出的重要国家。
范·林斯霍腾在绘制这幅地图时参考了哪些西文地图？为什么他要在这幅“东亚和东南亚”地图上要绘出一个巨大的“中国”？他又为什么要在这幅图的中国境内绘出四个大湖？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议题五：历史地图与历史地理
安徽区域历史舆图的主要特征
陆发春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左图右史是中国早期史书之特点，历千年衍变为后世方志所取代。和州方志即和州古史时期地方史书，对其方志编绘舆图研究，尚为空白点。本文由清代安徽省级志书编绘的和州舆图作历史梳理，整理、分析其图文信息，进而归纳其呈现的和州自然地理和人文特征。
《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时期“贵州图”勘误四则
罗权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暨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的明时期“贵州”图中，贵定县、镇远卫、织金、火灼堡等地名位置标注有误。明代长期存在的卫中，龙里卫、新添卫画了卫界却未标注卫治，贵州卫、贵州前卫、清平卫、都匀卫、乌撒卫则没有标注。明末新设的卫所中，仍有敷勇卫、修文所、于襄所、濯灵所、威武所、赫声所等没有标注。
对历史博物馆及古地图研究的几点回顾
王均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在1990年代听中国人民大学周继中教授讲起，在“文革”时期在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开展古地图与历史地图的整理工作，并“收留”国家测绘局金应春老师从“干校”回来，从事马王堆地图的研究工作。
2000年前后，开展近代测绘制度与近代地形图研究，收集晚清和民国测绘档案，扫描复制标准分幅地形图，做出“百年来”北京城区郊区地形图的分层分色对比处理。
2010年前后，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为文化部艺术技术研究所开发“中国文化地图-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利用历史时期的绘画和古地图展示历史地理环境，利用历史地图数字化技术，展示三维环境的华夏版图山水景观，也初步实践过古地图位置定位与几何纠正，与现代标准幅面地形图精准匹配的工作。
回眸——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地图室成立和发展概述
张洁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工作部副研究馆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成立至今已有111年的历史，陈列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最重要的服务产品，地图组（历史地图室）也随着展览展示的需要应运而生，经过几代老师们的辛勤耕耘，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国家博物馆特有的展览地图风格，展览地图作为重要的辅助展品，对于促进文化交流、弘扬传统文化、深化展览主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本文依据搜集到的资料简要梳理历史地图室自成立至今的工作及其成果。
议题六：地图技术史
王权与技术的结合：十八世纪中日地图绘制技术之比较
萨日娜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来华传教士中国地图集图例研究
王永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来华传教士所绘中国地图包括单幅中国地图或分区图、中国地图集，所用文字主要为拉丁文本，主要是使用中国舆图资料进行编译，或者记录亲身见闻、实测的中国地理信息，从而将中国地理知识传递到欧洲。来华传教士中国地图中的大量图例，主要包括城市、政区界限、矿产、山河湖海等，是对中西方图例的融合，并逐渐向西方图例过渡。其单幅地图主要收于西方的地图集之中，一般使用所属地图集的通用图例；而罗明坚（MicheleRuggieri）、卜弥格（MichaelBoym）、卫匡国（MartinoMartini）的中国地图集，其图例则充分体现了中西融合，尤其值得深入探讨。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山形水势图”
丁雁南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山形水势图”是中国民间航海者在西式近代海图被引进之前，长期使用的一种兼顾导航功能和地理表现的原型海图。它和更路簿（或针路簿）同为中国古代航海实践的重要工具。就原型的意义而言，“山形水势图”同广为人知的、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于欧洲的波图兰海图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怎样理解这种差异，是阐释中西方古代海图发展历程的一个关键点。本文介绍几种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其后，但不同于波图兰的欧洲海图，它们同“山形水势图”之间在地图表现方式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将“山形水势图”置于宏观的海图发展史的脉络之中，不仅可以打消关于其固有的落后性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有助于深入研究海图绘制技术的不同演进轨道。
从《中华民国新地图》到《中国分省新图》的修订
刘晋国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中华民国新地图》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地图集，其缘起自《申报》创刊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图集编撰之初，曾世英和方俊就在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搜集实测经纬度资料和舆图资料，最终参考实测经纬点一千余点，图幅七千余幅，制成《中华民国新地图》。但是该图集篇幅较大，价值较昂，所以在《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缩制了《中国分省新图》。后来因为《中国分省新图》的销售量远高于《中华民国新地图》，所以后续开始了对《中国分省新图》的修订，至1948年共出版了五版《中国分省新图》。
《中国分省新图》主要通过比例尺缩小、图幅取舍、信息整合以及信息取舍等删减方式缩制而成，是整部图集不断完善化、不断现代化的一个过程。
中国传统舆图的制图研究
刘欣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郭巍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传统舆图中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图示智慧与图示力量，诠释了古人对于空间的感知与创造，其内涵与价值仍有待挖掘。解读传统舆图的制图学内涵有利于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的空间图示体系。以城图、河渠图、山川图、路程图等不同专题的传统舆图为研究对象，从舆图的信息要素提取，工作界面搭建，空间要素的组织三个层面归纳总结出传统舆图的图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