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农资市场；农业资本化；隐性路径；农政问题；农业小商品；生产者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农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迫使各农资企业不断寻求新的方式占领市场，其对农业生产环节的渗透和控制也日益加强。通过流转土地来保证农资销售，是农资企业的策略之一，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农业产业化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鼓励，农资企业带动了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伴随着农业现代化对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农业经营结构的改变，以土地一定程度的集中为标志的规模经营，成为中国农业转型的一个表征。然而，从世界不同地区的农业变迁来看，农业的规模化采取了与工业的集约化、规模化转型完全不同的路径，以土地集中为外在表现的规模化经营并不是农业转型的唯一路径；相反，在不同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小生产者依然大量存在。在中国，除了直接流转土地外，无论是农业的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出各种策略，以获取资本积累。本研究试图以农资市场变迁的逻辑为聚焦点，考察农业化工资本对农业生产环节的渗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农业转型的一条隐性路径。
在新一轮的争论中，有两个问题尤为突出。一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农业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是否仍为全球资本积累作贡献；二是如何理解全球范围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存在的小商品生产者。以上两个问题彼此勾连。无论以抵抗的姿态出现，还是以被动的形态卷入全球化体系中，这些数量庞大的小商品生产者将走向何方，是否仍如上世纪一样，面临被剥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威胁，还是存在新的发展空间，皆关乎今天农业在全球资本积累中的位置。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2013年以来，笔者先后在湖南、陕西、河北、安徽、广东、广西、山东等省区的历次调研中对县、乡、村各级农资经销商的访谈。笔者所调研的地区既有主粮作物种植区，也有经济作物种植区。他们的农资经销体系尽管在形式上有所差异，但遵循着相似的内在逻辑。
二、集体化时期的农资生产与流通：国家主导的计划生产与分配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流通经历了集体化时期的国家调控和市场化阶段的变革，其市场化过程或多或少地被烙印上集体化时代的印记。这使化肥、农药和高产种子在中国的应用和推广与以“绿色革命”为特征的印度等国家具有十分不同的特征，这一时期形成的农资生产、流通体系也对此后的农资市场化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理解集体化时期中国农资的生产和流通结构，对理解其后的农资商品化过程以及农资价格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集体化时期农资流通体系的建立也影响着市场化阶段的农资企业经营策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整个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推行种养结合、种植绿肥作物等方式，以及生态系统的循环，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有机肥。随着集体化时代的终结，在劳动力外流、大型养殖企业逐渐兴起的影响下，普通农户的养殖与种植逐渐分离，也使集体化时代结束后，农业生产对农业化工产品的需求激增。
三、农资市场化与资本对农业生产过程的渗透
（一）“占取主义”与资本从农业中的积累
本节以“占取主义”为理论资源，在中国情境下理解农业化工资本如何在市场化过程中渗透进农村和农业的生产过程。从中国农资市场的变迁来看，农业化工工业并不必然导致工业活动对农业的“占取”。在整个集体化时代，农资的生产和流通在国家的高度调控下，并不以获取利润为目标，其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直接挂钩，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服务于农业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农业化工工业尽管对农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却并未“占取”农业的剩余。只是从市场化阶段开始，农资的价格越来越与农业活动相脱离，走向市场化和以利润为导向。农业化工资本对农业生产过程的占取，在一个以小生产者占大多数的农业经营主体结构下，必然高度依靠流通网络。因此，本节首先从农资市场化的政策梳理开始；接下来通过讨论农资经销商对接小生产者的销售策略，论述农业化工资本如何通过流通体系渗入到农村内部，并进一步剖析农业化工资本如何通过对价格的控制来争取农资销售网络，最终实现对农业生产环节利润的占取。
（二）农资生产、流通的政策变迁：国家的逐渐退出
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农资市场逐渐开放，国家垄断的农资生产和流通体系逐渐让位于私人资本的经营。在此过程中，国家角色的逐步退出，对农资的市场化有深远影响。农资的市场化一方面带来了农资生产的勃兴和农资品类的丰富，另一方面，也使农资的生产和销售转变为以利润为导向，其商品属性逐渐鲜明。
第一，价格“双轨制”开始，价格形成机制发生改变，但流通方面仍受到国家限制，实行农资专营。从改革开放一直到1985年以前，农资的生产和流通都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集体化时代的政策大体延续了下来。到1985年年初，《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改革出台情况及稳定物价措施报告的通知》（国发〔1985〕75号）出台，标志着我国包括农资在内的一些工农业产品价格“双轨制”的开始，计划内价格由国家统一定价，计划外价格由市场调节。由于这一时期国内农资供不应求，1988年《国务院关于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的决定》（国发〔1988〕68号）强调，国家委托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和各级供销合作社对农资实行专营，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经营。同时说明，县以下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单位结合有偿技术服务所用的少量农资，由县专营批发部门按计划供应，允许有偿转让给农户，但不准进行商业经营。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政策外，在农资短缺的80年代，国家为了鼓励粮食生产，也由中央对一部分农资（主要是化肥和柴油）进行了调配。1986年，《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的通知》（国发〔1986〕96号）指出，为了完善粮食合同订购制度，“一九八七年中央专项安排一些化肥、柴油与粮食合同定购挂钩，每百斤贸易粮拨付优质标准化肥六斤、柴油三斤（上调中央的合同定购粮食，每百斤贸易粮仍拨给优质标准化肥十斤）”。1987年和1988年中央分别发布了《关于粮食合同定购与供应化肥、柴油挂钩实施办法》和《关于完善粮食合同定购“三挂钩”政策的通知》，进一步强调实行粮食合同定购同供应平价化肥、柴油及发放预购定金挂钩的“三挂钩”政策。在整个80年代，尽管农资的生产和流通在逐步放开，但国家的主导和干预仍十分突出。
第二，农资经营渠道逐渐放开，“农资专营”打开缺口。1989年，《国务院关于完善化肥、农药、农膜专营办法的通知》（国发〔1989〕87号）尽管进一步强调了各级供销社是农资专营的主渠道，但对基层的农资经营却有所松动。该通知规定，县和县以下的农业“三站”（植保站、土肥站、农技推广［中心］站）进行有偿技术服务所需配套的农资，允许以批发价从专营部门或生产厂家订货，以零售价有偿转让给当地农民。这意味着，在农资专营之外，国家也开始允许县及县以下农业“三站”涉及部分农资经营。这一缺口的打开，也为后来中国农资流通网络与农业部门和供销社部门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埋下了伏笔。199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化肥、农药、农膜经营管理的通知》（国发〔1992〕60号）更是明确将农资公司和农业“三站”统称为“农资经营单位”。
从政策的转型来看，农资的市场化伴随着国家角色在农资生产、流通管理中的退出，农资经营中私人资本逐步进入，价格机制逐步从计划主导走向市场主导。然而，国家力量的退出并非在短时期内迅速完成，而历经了十多年的转型，因此也留下了“制度遗产”，至今仍对农资流通体系和部分农资产品的定价机制产生着影响。
（三）市场化下农资流通领域的竞争：对接农业生产者的策略
国家在农资生产和流通领域的逐步退出，使流通体系不断膨胀，进入到农资经销领域的从业人员逐渐增加，农资流通渠道也日益多样化。农资流通体系的膨胀，主要表现为批发商和零售商数量的增加。以湖南一个产粮大县的一个乡镇为例，该乡镇从“分田到户”到1992年以前，做农资生意的只有乡镇供销社一家；1992年以后农技站也开始经营农资，变成两家；1998年农资市场全面放开后，变成十多家。该乡镇现任农技站站长表示，“我们一个乡镇3万亩地，本来只能养活2家（做农资生意的）人，现在是养活20家人”。
作为连接农资生产企业与消费者的中介，农资流通体系的膨胀，在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农资经销商之间的竞争。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尽管农业生产者开始逐渐出现分化，但小生产者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量存在，农资生产企业如何通过流通体系顺利对接数量如此庞大的小生产者，是农资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在集体化时期由国家控制的农资专营体制下，农资生产企业与农业生产者的对接渠道极为有限，基本不涉及农业生产者的消费选择，农资是以“计划分配”的方式传递给农业生产者。农资市场化以后，农户对农资的消费选择成为农资企业的竞争焦点。在不同品牌的农资产品差异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农资销售方面的竞争主要是农资经销商社会关系网的竞争。
在农资销售中，无论是新建社会关系，还是维系和利用已有的社会关系网，农资经销商的策略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对村庄社会内部关系的动员。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动员村干部、村内小商店老板、粮食收购中间商等与村民广泛打交道的人代销农资。这些处于村庄社会关系网结点处的人物，往往在村内有一定的社会声望，与村民之间也有在长期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如果能动员这类人作为乡镇农资零售店的代销员，会大大提升农资的销量。在山东一个产粮大县，一位农资零售商提到，他所在的乡镇一共有45个村，在开拓销售业务的阶段，他在其中20多个村都发掘了代销员，这些代销员主要以村干部为主，利用村干部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帮他把化肥销售下去。每销售1吨化肥，代销员可获得100元—150元的报酬，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这些代销员也有动力利用自己的熟人网络去推销化肥。这使这位农资零售商成为全乡化肥销售量最大的一位。
可见，在农资流通领域从业人员日益增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农资经销商会通过各种策略来促进农资的销售。这些策略的共同特点是，农资销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资经销商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及其社会关系网的广泛程度。这些策略的实践结果是帮助农资企业对接数量庞大的农业小生产者，实现其资本积累。这一过程也是农业资本不断渗入农业生产，使生产者不断深入地卷进市场体系中。这一销售机制可以看作是“关系式销售”。从而，在农资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有能力最大限度地“组织”/对接小生产者的农资经销商毫无意外的是各农资企业竞相以重利网罗的对象。
（四）农资“排斥性价格”的形成和维系：农资企业对销售网络的竞争
从农资生产的角度来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和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体系，农资生产原材料的价格，也深深影响着农资价格。在集体化时代，由于国家对农资生产的干预，进口的原料价格对农资生产成本的影响经过了国家力量的缓冲，并未直接传导给农业生产者。但市场化以后，进口的农资生产原料价格波动，则直接反映在农资产品的价格上。以尿素的生产为例，石油和煤是生产尿素的主要原料，其全球价格的波动，高度影响着尿素价格的波动，加上进出口政策的影响，尿素的价格近年来颇不稳定。这些价格变动，最终都会传导给农业生产者，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生产者也已经被卷入全球化体系中。
之所以称之为“排斥性价格”，是因为农资销售的“独家代理”模式。中国的农资从供应不足到产能过剩，与农资市场的放开同步，此过程是不同农资品牌逐渐创立的过程。新品牌农资——包括种子、农药和化肥——的销售从一开始就是以多级独家代理的模式进行。这种销售模式的特点是，同一品牌的农资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仅设一个代理商，从农资生产企业到作为农资消费者的农户之间，通常有地区级代理、县级代理、乡镇零售店等层级，每一层级仅一人代理该农资产品的销售。也就是说，同一品牌的农资产品在县级仅设一个批发商，在乡镇一级仅供一家零售店销售，一个乡镇的十多家农资零售店，各自代理的品牌皆不相同，从而排斥同一品牌农资产品的价格竞争，因此农资在每个乡镇形成的都是“排斥性价格”。与集体化时期的农资价格同粮食价格挂钩不同，市场化以后，农资价格完全由农资生产、流通资本决定，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农户不再能预计农资价格，只能被动接受价格的浮动。
在这种农资流通结构下，农资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对农资销售网络的竞争。各农资企业通过各种手段维系销售网络，除了以技术手段严防“窜货”外，大企业在打入一个地方市场时，往往寻找当地销售量最大的经销商作代理。广西一位农资批发商明确表示，大型农资生产企业更愿意把钱花在人员推广上，而不愿意降低农资价格，因为一旦没有利润，很可能没有经销商愿意推销，所以大企业不会打价格战。广西一位乡镇农资零售商不无自豪地提到，他代理销售的化肥品牌厂家，每年都请业务量高的优秀经销商和家人免费出国旅游一周，他们家已经连续两年受到邀请，去年去了泰国，今年去了南非，来回机票、吃住等费用由农资生产厂家全包。免费出国旅游，对农资经销商的吸引力还是不小的，是农资厂家越来越常用的策略之一。除了为经销商提供免费旅游的机会作为奖励外，农资企业对经销网络的控制和考核也同样严格。一旦签下代理合同，农资生产企业往往会核定一定的销售量，在确保代理商利润的情况下，要求代理商达到一定的销售量，否则就考虑重新寻找代理商。县级代理在寻找乡镇零售代理时也是遵循同一逻辑。
从农资经销商的角度，在有诸多品牌的农资可供选择的情况下，他们自然更愿意代理利润更高的农资产品。在这种销售模式下，农资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就越需要确保流通体系中每一级中间商的利润，从这个意义来看，大型农资企业之所以如此严防“窜货”，正是因为“窜货”影响的是经销商的利润和积极性。无论是对经销商的奖励还是施压，都与防“窜货”的逻辑一致：为了更有力地控制流通网络。
因此，在农资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农资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关键在于对流通网络的竞争。农资生产企业往往有极强的动力来确保各级经销商的利润，以动员其积极推广其所代理的产品。在这样的情形下，能抢占和维系流通渠道的大企业可以不断扩大再生产，而无法负担起营销成本的小企业则直接被排挤出去，其产品甚至无法进入市场流通，从而根本无法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因此，农资生产领域的产能过剩并不能传导到农资价格上，反而是产能越过剩，就越会推动各生产企业努力维系其流通网络，使农资价格居高不下。在这个意义上，农资价格的持续攀升是农业化工领域大资本与小资本竞争的结果。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私人资本逐渐进入农资生产、流通领域，在农业小生产者大量存在的生产结构下，面向小生产者的农资流通体系是促进农资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正是在这样的农资市场结构下，小生产者的存在并不构成资本从农业中提取积累的阻碍，因此在中国当下的农业转型中，“家庭农业”可能会长期持续存在。不过，由于农资的高度商品化和市场化，农业生产者已经几乎不可能在市场之外进行生产，他们深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农资企业花在农资营销上的成本最终转化为农资价格并转嫁给农业生产者，使之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市场体系中，使其农业剩余不断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成本——农资成本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的继续上涨，农业小商品生产者的剩余可能进一步下降，最终，其作为农业生产者的收益降到仅与其所投入劳动力的报酬相当，“家庭农业”也就徒留其表，彻底成为资本体系的附属。
四、农业资本化显性路径与隐性路径的交织
如本文第一部分对中国农业资本化研究的综述，对今天农业资本化的研究大多围绕着土地流转而展开，因为近年来土地流转已经广泛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也的确正在对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本文将以土地流转为表征的农业转型称为农业资本化的显性路径。在土地流转之外，农业化工资本也通过影响农资的生产和流通，在不控制土地的情况下从农业中提取积累，使农业生产被深度卷入农业资本积累的体系中，本文将由农资的市场化推动的农业转型称为农业资本化的隐性路径。土地流转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正在改造和重塑基层农资流通结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以利润最大化和扩大再生产为目标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尤其是种植大户，在一定程度上与农资经销商的资本积累目标相冲突，农资流通资本与大户资本之间的竞争开始显化。在广西一个主产柑橘类水果的县，近几年来的土地流转已经使县内出现了一大批成规模的柑橘种植户。除了少数种植规模在1000亩以上的大户外，有1%的种植户种植面积达到100亩—300亩，4%—5%的种植户种植规模为50亩—100亩，20%—25%的种植户种植规模为20亩—50亩，30%—40%的种植户种植规模为10亩—20亩，柑橘种植面积在10亩以下或种植其他作物的种植户大约占30%。一位县级农资批发商提到，他的客户中，面积最大的一户种植砂糖橘和其他水果的面积超过1000亩。但是，他明确表示不愿意与这类大户合作，因为大户往往要谈判并压低农资价格。由于大户对农资的需求量大，在市场上有议价权，而从农资经销商的角度，即便能让出部分利润给购买农资的大客户，却在让出多少的问题上难以与种植大户达成一致。在这个意义上，农资经销商和种植大户的资本积累目标发生冲突，二者在农资价格上的竞争是资本之间的竞争。
第二，农资销售策略从“关系式销售”转向“服务式销售”。如果说在面向小生产者为主体的生产结构中，农资经销商主要依靠自身社会关系网或动员村庄内部社会关系进行销售，那么在面向不断增加的规模经营主体时，农资经销商的策略就不得不发生转型。在广西的这个案例中，该农资批发商的理想客户是规模在50亩—300亩的种植户，因为“种植面积达到50亩以上的（在当地）就是投资型农业，而不是家庭副业，他们会考虑‘经营’，更注重农资品质”。这些具有一定规模，有一定议价能力，却不足以与农资经销商抗衡的种植户，农资经销商可以通过一定的让利维系与他们的稳定关系。这类种植户中相当一部分过去并无农业种植经验，他们是在城市资本过剩的背景下从其他领域转向农业投资。对于这类经营主体，农资经销商往往通过提供技术服务（包括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等），将技术与农资进行捆绑销售，或帮助其联系农业机械服务，以协助其田间管理。这种“服务式销售”是农资经销商在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新策略。
第三，规模经营主体的出现，冲击了部分农资经销商的利润，迫使后者转而通过流转土地来确保一定的农资销售额。随着土地流转在各地的发展，在一些规模经营主体较多的地区农资厂商与规模经营主体之间的对接，导致乡镇和村级农资零售店数量大幅度减少。在湖南一个产粮大县，一些乡镇农资零售商在生意不断下滑的情况下，选择了通过土地流转来确保其农资销售额。每个乡镇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销量领先的零售店外，其余的零售店每年所售农资的覆盖面积不足1000亩土地，在资本下乡的冲击下，这些小零售商更是举步维艰，一些零售商选择退出农资经销领域，也有部分零售商通过流转500亩左右的土地，在这部分土地上使用自己代理的农资产品，以保证一定的销量。不仅农资经销商采取土地流转的策略，一些小型农资生产企业也同样通过土地流转来确保其农资在所流转土地范围内的使用。从这个意义来看，农业资本化的隐性路径走向了显性路径，而这一转向的内在一致性皆在于小生产者的被剥夺和被边缘化。
农业化工资本和农资流通资本下乡流转土地，是近年来农资领域大资本与小资本竞争日益激烈的结果。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农资领域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经营资本与农业化工资本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农业化工资本进入土地流转，都体现了农业资本化的显性路径与隐性路径的交织，这种交织使农业生产更深入地卷入到资本积累的体系中，小生产者在两个进程中都被边缘化。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梳理了集体化时期农资生产和流通的特点，在国家主导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供销社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共同保证了农资的低成本供给。在整个集体化时期，农资的定位是农业生产的投入品，其价格与粮食价格挂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因此国家强力介入，使之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农业生产。集体化时代遗留下来的农资生产、流通体系，以及农资的定价机制，都在市场化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市场化时期，由于国家对农资经营的开放是一个相对循序渐进的过程，集体化时期形成的农资流通网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形塑着农资流通体系，成为连接农业化工资本与数量庞大的小生产者的关键纽带。逐步进入农资流通领域的私人资本，也往往通过拓展个人社会关系网或动员村庄社会关系，来对接小生产者。在农资产能严重过剩的时期，农资生产领域大资本与小资本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农资销售网络的竞争。农业化工资本以独家代理的模式，建立并维系农资的“排斥性价格”，确保各层级销售网络的利润，以保证农资的销量。小资本可能因无法动员销售网络而导致生产的积压，其产品无法到达消费端，即便有生产能力，也无法影响市场价格。因此，农业化工领域大资本与小资本的竞争，最终并未演变为价格竞争；相反，农资生产领域的竞争越激烈，农业化工资本越需要笼络有销售能力的经销商，通过确保流通环节的利润以确保农资销量，从而推高农资产品的价格。
借助农资流通网络，农业化工资本能够通过农资销售实现资本积累，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业小生产者的存在并不构成资本在农业中积累的障碍，因此这一时期资本对农业的渗透是隐性的。只是在今天国内资本过剩的背景下，资本下乡流转土地，才使得农业领域的变迁直观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同时，随着农资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小资本为了确保一定的市场份额，也开始以土地流转为策略来保证农资的销量，农业资本化的隐性路径与显性路径开始交织，农业生产被更深度地卷入全球资本积累体系中，农业小生产者不断被边缘化，从属于全球资本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农政问题中的资本问题也许已经不存在，但农业中的资本积累问题仍然存在。农资商品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它除了不断推高农业生产成本，使生产者的收益下降外，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生物多样性的减少问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今天资本在农业中积累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大资本与小资本的竞争，还是资本与农业小生产者之间的矛盾，仍是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从生产者的角度，农业小生产者尽管被不断边缘化，他们的自救行动也在日渐增加，通过建立合作社以提高议价能力，通过转向生态农业的实践以减少对农业化工产品的依赖，并恢复土壤活力和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力，在各地皆有实践。如何理解这些实践，并解释其与整个资本积累体系的关系，也是有待探究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