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秦国与古罗马都是典型的以农立国的国家，有着深远的农学传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传世农学成果。《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撰的一部总结先秦诸子思想学说的“新道家”专著，其中《上农》等四篇保存了大量的农学思想。《农业志》为古罗马农学家加图所作，是研究古罗马时代农学思想的重要资料。两书的农本思想都很突出，都认识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倡导珍惜农时从事农业活动，农业科学技术则分别构成了各自农学理论的主要内容，但也存在着一些差异。
【收稿日期】2012-02-20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1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立项项目、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原始道教与汉晋社会经济研究”（CXLXll_0860）
【作者简介】张结（1984—），男，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专门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秦汉史、农业史研究。
【关键词】《吕氏春秋》；《农业志》；农学；思想
农业是古代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马克思曾指出农业是人们“生存与一切生产一般最先决的条件”[1]，“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农业享有极大的荣誉”。[2]《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撰的一部总结先秦诸子思想学说的“新道家”专著。[3]此书并不是专门的农学著作，但《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却构成了系统、完整的农学思想体系，是先秦时代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长期发展的总结，[4]是一部珍贵的记录中国古代传统农学的文献。
马尔库斯·波尔齐乌斯·加图（MarcusPorciusCato，公元前234-前149年）不仅是古罗马一位以保守派著称的硬朗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极富辩才、谈吐幽默的演说家，博学多闻的历史学家，拉丁文学的奠基人，同时作为古罗马农学的鼻祖，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农学思想。他的农学思想充分反映在公元前160年所著《农业志》一书之中。在该书中，加图不仅总结了自己多年来从事农业经营和管理的经验，而且对前人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概括。这使《农业志》成为研究古罗马时代农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吕氏春秋》与《农业志》是世界农学思想史上较早和较系统的理论著作，二书的农学思想中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对日后中、西方农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与《农业志》农学思想的比较，学术界已有一些探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夏纬瑛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农业出版社，1956年）、[古罗马]M．P．加图著，马香雪、王阁森译的《农业志》（商务印书馆，1986年）、郭文韬的《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年）、董恺忱、范楚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陈正奇的《吕不韦与〈吕氏春秋〉及其农业科学价值》（《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吴天钧的《（吕氏春秋）的农学思想及启示》（《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张齐政的《从古代农书看公元前一世纪西汉与罗马的农业生产水平》（《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王阁森的《加图的农业思想和加图式庄园的经济特征》（《齐鲁学刊》1985年第6期）等。但以往研究大多没有充分展开，本文则将《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与《农业志》农学思想进行系统比较，谨请方家指正。
一、农业为本观念
作为农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农学“是研究作物生长发育规律、产量形成规律、品质形成规律及其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并采取恰当的农业技术措施，实现作物的高产、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应用学科”。[5]《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与《农业志》的农本思想都很突出，分别构成了二者农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农业是立国之本”是贯穿《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的主旨思想。《上农》篇中的“上农”就是“尚农”、重农之意，该篇从政治、经济、教化等方面分别阐明重农思想。
《上农》篇开宗明义写道：“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假托的古先圣王重农不仅是为土地生产之利，还有其更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农民之志。农民之志的可贵之处在于“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6]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就朴实，朴实便于管理，好管理边境就安宁，君主的地位就会巩固尊崇。百姓从事农业家产就会繁多，家产繁多就会害怕迁徙，害怕迁徙就会安土重迁，心无旁骛。如果“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甲3-4）从事农业，百姓民风淳朴，很少私下议论国事，国家的法制容易确立。而百姓一旦放弃农业，就会喜好玩弄智谋，喜好玩弄智谋行为就会诡诈多端，投机取巧，失去是非观念。《上农》篇道破了重农的要旨，即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
《上农》篇一再强调农业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分析和论证农业与民生、富国强兵、礼仪法度等各方面的关系，说明搞好农事既可以保证人民丰衣足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又是统治者富国强兵、控制百性、安定社会的重要手段和资本。
加图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问题，认为农业是最纯洁、最可靠的职业。他在《农业志》中力图证明从事农业可以给人带来荣誉感——“称赞好人时这样称赞：‘好农民’，‘好庄稼人’。受到了这样称赞的。就被认为受到了最大的称赞。”农业是有着较高社会地位和收益稳妥的经济部门。“最坚强的人和最骁勇的战士，都出生于农民之中。[农民的]利益来得最清廉、最稳妥，最不为人所疾视，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绝不心怀恶念。”（乙2）
构成古罗马农业城邦经济的基础是个体小农经济，因此传统的经济思想历来以农为本，重农轻商。“但加图式地产主要是中等规模的奴隶制庄园。这是一种利用奴隶劳动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的经济形式，它与个体小农经济迥然不同。因此，加图的重农思想已非同昔比。”[10]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由于农产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人类生存最基本、最必需的生活资料。《吕氏春秋》与《农业志》都能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农业关系国计民生，作为基础产业的重要地位。《吕氏春秋》重农的理由大致如下：（1）粮食问题为人民生活所需，重农可以足食；（2）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工商人数增加，力农者就要相对减少，以致危及农业生产，所以要重农；（3）从伦理观点来看，认为崇本抑末，可使民性淳朴；（4）重农可以使人民容易驱使、驯服。[11]加图则在承认农业为本的基础上认为，从事商业追逐利润，如果风险可控，那是可以的；放贷获利，如果贷款利率公允，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超出合理范围的高利贷则是极不光彩的职业。“盗贼处罚两倍，贷款取利者四倍，我们的先人们持这种观点，并这样写在法律中。从而可以断定，他们认为贷款取利者是比盗贼坏得多的公民。”（乙1）因此，《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与《农业志》的重农思想还是有区别的。
二、农业用地问题
土地是农业之母，是人类世代生息劳作的载体，要想增强农业生产的自觉必须了解、熟知土地的类型、性能和适宜种植何种农作物。《吕氏春秋》与《农业志》都有专门篇幅论述农业土地利用问题，涉及土地整理、土壤改良、耕作保墒与中耕除草等系列问题，倡导因地制宜进行多种经营的“大农业”思想。
《任地》篇论述的重点是土地利用，而土地利用的中心环节又是农田的畎亩结构。[13]畎亩制是农田沟恤系统的产物。土壤改良方面，《任地》篇提出：“上田弃畝，下田弃甽。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对于高旱的田，要把庄稼种在凹下之处，而不要种在高出的歆上；下淫的田，要把庄稼种在高出的地方，而不要种在凹下的甽里。在种植之时，要耕五次，既种之后，要耨五次，而且耕、耨都一定要精细、详尽。此外，还提及耕种的深度以见到湿土为宜，如此这般耕地就不宜生杂草，也鲜有害虫，预期收成就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甲37）通过深耕精耕改变土壤环境，消灭杂草和防止虫害，以达到增产的目的。
土壤是植物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重要自然资源。加图强调，要做一个成功的农民，懂得如何经营农业，首先必须知道各种土壤的特性，什么类型的土壤适合种植什么样的庄稼和树木。“要有好气候，不易遭冰雹，要土地肥美，天然生长力强。如果有可能，要地处山脚下，南向，环境有益卫生。”（乙2）
农业由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组成。加图重视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他生活的意大利半岛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中央，半岛三面环海，形状窄而长，亚平宁山像一条脊椎贯穿全境。山脊两侧有许多横向的山梁把半岛割成很多丘陵和峡谷。较大的几个河的流域如阿诺河、第伯河、伏尔图诺河和利端斯河等形成了埃特鲁利亚、拉丁姆、坎佩尼亚等较大的平原。古罗马地形和气候很适合于农牧业的发展：古代丘陵和河谷到处覆盖着茂密的植物，有森林，灌木林和草坡。河流水量丰富，气候比现在湿润。加以阳光充足，土壤肥沃，特别是半岛西部几个较大的平原，农牧业从很早就得到发展。山坡丘陵地带则是良好的牧场。
加图认识到土地的位置和肥力存在差别，要根据不同的土地经营不同的作物，并采用不同的耕作方法：“田地肥美、膏腴、没有树木的地方，应作麦田，如该田云雾笼罩，应当种油菜、萝卜、玉黍，特别是黍稷。”（乙8）在河岸或潮湿的地方，“要在那里插杨柳枝，种芦苇丛”（乙9）。“红土地、黑土地、硬地、多石地、多砂地以及缺水的地，种羽扇豆为好。白垩地、潮湿地、红土地和多水的土地，最好种斯佩尔特小麦。干燥无草、无阴影的开阔土地，要在那里种优质小麦。”“要在有地力、不爱闹灾的地方种蚕豆。要尽可能少地在多草的地方种野豌豆和葫芦巴。”冬小麦与优质小麦应种在开阔的高地上，那里日光充沛，有利于作物利用阳光提供的能量进行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质，为麦类作物的生长发育提供物质基础。根据扁豆植株耐高温，根系发达强大、耐旱力强，对土壤适应性广的特点，适宜种在多石、红土质和草不多的地方。大麦可以种在新开辟的土地，或者可以连年种植的土地。“萝卜、大头菜以及小萝卜，要种在施好肥或肥沃的土地上。”（乙25-26）
同一种作物又因土壤特质而应选种不同的品种——“在肥沃温暖的土地上，要种植制果饯用的橄榄，次种长橄榄，撒伦提尼橄榄，奥尔齐斯橄榄，波西亚橄榄，谢尔吉乌斯橄榄，考尔米尼乌姆橄榄和蜡白橄榄，特别要种人们说是当地最好的那种橄榄。”（乙8）关于种植葡萄，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在人们说是最适于种植葡萄和朝阳的地方，要种小阿米尼亚种葡萄和双瓣花良种葡萄，小淡黄色葡萄。肥沃和雾气比较弥漫的地方，要种大阿米尼亚种葡萄，穆根廷种葡萄，阿皮齐乌斯种葡萄，卢卡努斯种葡萄。其它种葡萄，特别是杂种的，适于种植在不管什么地方。”（乙9）“要在白垩地和空旷地种劣种无花果。亚非利加种，赫尔克里士种，撒贡特种，越冬种，长梗而色黑的泰拉种无花果，要种在比较膏腴和施过粪肥的地方，如果你有灌溉的牧场而不干燥的话，要任刍草生长，勿令缺乏。”（乙10）
农作物具有自己的生长规律，秦国与古罗马都是地形、土壤性质复杂的国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吕氏春秋》与《农业志》都提出了要善于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只不过《吕氏春秋》侧重种植业，而《农业志》则强调农林牧副渔各业并举。
三、关于农时理论与系统
农业是典型的受自然规律制约和依赖气候条件的产业。作物是有生命的生物有机体，在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长期进化中，作物生长发育过程形成了显著的季节性、有序性和周期性。《吕氏春秋》与《农业志》都强调掌握农时的重要性，介绍了按照物候确定播种和收获时期的经验，以及对前人的农业生产经验加以总结和理论概括，形成了各自较系统的农时观。
《吕氏春秋》的《任地篇》指出：“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甲53）要求人们顺应天然之时而为土地生产之利。倡导勿违农时，“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所谓今之耕也，营而无获者：其早者先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乃多蓄实”（甲67），关键在于把握作物适宜的播种期与收获期。并从正反方面论证遵守农时的好处和延误农时的坏处，“是以得时之禾”（甲90），种植庄稼要适当其时。“斩木不时，不折（时）必（而）穗（种）；稼就而不获，必遇天灾”（甲87）。提出伐木与种庄稼不按适宜的时候，庄稼熟了又不及时收获，都是有害的。“不知事者，时未至而逆之，时既往而慕之，当时而薄之，使其民而却之，民既却，乃以良时慕，此从事之下也。操事则苦，不知高下，民乃逾处。种稑禾不为稑，种重禾不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甲56-58）告诫人们安排农事必须根据时令，遵循四时变化和万物生长的规律，不能盲目行事。
《吕氏春秋》对物候规律已有一定的认识，能够从野生植物的生长现象判断相应的农时。《任地》篇提及“五时，见生而树生，见死而获死”（甲52）。凡是草都有其发生和死匿的时节，在一年之中，可以视草的发生或死匿而定种稼和收获之时。“草諯大月。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甲45-46）草到冬至时分就衰败了，其宿根到来年始发。菖草是浅水中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冬至后五十七日开始生长，可以视为开始耕地之时。“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这三种十字花科的植物，至夏历四月之末即会枯死，而大麦于此时成熟。“日至，苦菜死而资生，而树麻与菽，此告民地宝尽死（矣）。”（甲47）夏至，看到苦菜秀了，蒺藜生了，还是可以种麻和大豆的时节。“[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麦无叶，而从事于蓄藏；此告民究也。”（甲50）夏至之时，豨首生出，麦子已经黄熟了，这时要收麦子，还要赶紧播种其它晚庄稼，否则就来不及了。农时转瞬即逝，必须珍惜，及时进行农业生产与收获。
农时短暂宝贵，劳动力因素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也不容忽视。《吕氏春秋》奉劝统治者不夺农时，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知贫富利器；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甲54-55）耕作有术而又适时，才能有好的收成。对于不夺农时的措施，《上农》诸篇列举了一些原则：
首先，君主在农忙时节要停止土木工程，终止军事行动，“故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农时不允许普通百姓行冠礼、娶妻、嫁女、享祀等事，杜绝酒醴宴会，“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众”（甲11），以免妨碍农事。其次，禁止养庸代耕的行为，“农不上闻不敢私籍于庸；为害于时也”（甲13-14），以保证必要的劳动力进行农事。再次，在农忙季节，通过发布严厉的法律、政令，禁止农民从事诸如商业等非农业经营活动，“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于时也”（甲17）。上述措施均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人力资源的投入，争取农时。
加图在《农业志》中也十分重视农时、节气对农作物的影响，并对春、夏、秋、冬各季的农事安排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他在谈到春季如何掌握播种与育秧时机时说：“一奉献过并吃过祭品，就要开始春耕。要先耕最干燥的地方；最后再耕最肥沃、最潮湿的土地，只要它们还不曾变得坚硬起来。”（乙33）“如果有人问什么时候是栽植橄榄树的时期，我的回答是，干燥的田地在播种期，肥沃的田地在春季。”（乙37）
育秧方面需要注意“要分开来栽种每种树秧。种柏树籽的地方，要翻地至两锹深。要当春初播种。要做成宽五足的畦垄，施细肥于其中。要除草，要将土块打碎，做成平坦的梢带凹形的畦垄。梨树和苹果树籽也以同样方法插种和遮盖。松子如不象大蒜那样种植，也以上述方式种植。”（乙32）
秋天是秋播、种植饲料、积肥、酿酒、收获橄榄和葡萄的季节。“要在休耕地上为橄榄，榆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挖坑”，在冬至时节栽植上述树种。如果地干，就在播种时期[14]栽植橄榄树，“而以前种的，这时要修剪幼枝，并锄松周围的土壤。”（乙22）
冬天则适宜从事运肥、伐树、锄耘谷地、除草等农事活动。“冬天夜晚要做这些活计：把你日前放在屋里的方柱圆柱，干后加以劈削，捆成小火把；运出肥料。”（乙26）“要为谷物锄地除草两次，清除野燕麦。”（乙27）加图还论述了如何利用阴、晴、雨、雪天气，组织好奴隶进行室内外劳动，以适应自然气候的变化，从而获得最大的收益。
作物生产是依赖于大自然的生产周期较长的社会产业。而一年四季的光、热、水等自然资源的状况是不同的，所以作物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季节的强烈影响。由于作物的季节性很强，生产上误了农时，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15]因此，《吕氏春秋》与《农业志》都强调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和农业生产规律，珍惜农时和及时做好耕种收藏等农业活动，使作物的高效生长期与最佳环境条件同步。
四、农业科学技术问题
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农业技术的推广是农业发展的保障。《吕氏春秋》与《农业志》中均包含丰富的农业科学技术管理思想。
中国早在西周时代即已形成良种概念，《吕氏春秋》对良种选育的标准亦已出现。“使藁数节而茎坚”，“使穗大而坚均”，“使粟圆而薄糠”，“使米多沃而食之强”（甲32-33）。即通过综合的农业措施使作物茎秆健壮，穗大饱满，籽粒出米率高，品质优良。这反映了“对作物优良品种的性状要求。这种要求已兼顾到作物的产量、质量等几个方面了。”[16]在覆土要求上，《辩土》篇指出“于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甲73）要求覆土厚薄适度，既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因为，“厚土则孽不通，薄土则蕃轓而不发。”（甲83）覆土太厚，芽孽生不出来。
关于播种技术的发展，《吕氏春秋》提出要消灭“三盗”，即地窃、苗窃与草窃。《辨土》篇在谈及“地窃”时说，“夫四序参发，大酬小歆为青鱼胠，苗若直獵，地窃之也。”（甲64）沟大垄小，田畦如同鱼失水浅着在沙滩上的样子，生长的庄稼像兽颈上的鬃毛，皆因治畦畴不善所致，造成“地窃”。“既种而无行，耕而不长，则苗相窃也。”所种庄稼密密麻麻地没有行列，苗虽生出却不能好好生长，是因为耕植过密所致，是谓“苗窃”。“弗除则无，除之则虚，则草窃之也。”（甲65）种地无行，苗太疏了，杂草过盛，不清除则荒芜，清除会弄活苗根，即为“草窃”。“故去此三盗者，而后粟可多也”（甲66）。其次实行控制播种密度。《辩土》指出“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居（俱），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为族，乃多粟。”（甲78）这一段话，不仅指出了合理密植的标准，同时也将合理密植的作用充分地说明了。”[17]在株行距上，要求“衡（横）行必得，纵行必术”，达到“正其行，通其风”（甲76）。行列得宜，不但有利于苗的成长，还可通轻和之风，改善农作物的通风透光条件，使农作物生长发育良好，获得高产丰收。这表明当时已有等距全苗的观念。[18]
播种是按计划密度将种子播人一定深度的土壤中，并加以覆土镇压。[19]“现在回来谈谈播种问题。凡最寒最潮湿的地方，要首先播种。在最温暖的地方，应最后播种。切忌耕种仅地皮湿而实干旱的土地。”（乙25）因为播种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苗全、苗齐、苗匀、苗壮。是作物正常生长和产量形成的基础环节。整个播种技术包括种子的选择、种子处理、播种方式、播种期、播种量的确定等。
根据现代科学统计：在作物收获前，由病、虫、草害造成的作物产量损失平均为15％-20％，水果、蔬菜和油料作物则往往达25％。[20]想必病、虫、草害对公元前2世纪古罗马的农业也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加图在《农业志》中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不要让麦虫和老鼠啮食小麦。要将油渣做成浆状，加少许谷壳，彻底浸软，彻底搅碎，以此粘稠浆状物涂抹整个谷仓。然后在全部涂泥的地方撒上橄榄油渣。油渣一千透，就将变凉了的小麦装入其中，麦虫即不会为害。”（乙47）“不要让葡萄园中有葡萄虫，要贮藏橄榄油渣，弄得干干净净后，倒入铜锅内两康吉乌斯。用微火煮熬，用筷子不断搅和，直至象蜂蜜那样浓稠。……象粘胶那样浓稠了，就要使之冷却。将它涂在葡萄藤周围和大枝下面，葡萄树就不生虫了。”（乙48）
总之，《吕氏春秋》四篇与《农业志》分别总结了中、西方许多有价值的农业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就充分发挥农作物的生产优势，解决各类作物争地、争光、争水、争肥、争季节与劳动力的矛盾；复种与轮连作的合理安排；充分发挥作物的生产潜力，提高生产效益；恢复、保持和提高地力，维持农田生态平衡，促进作物生产向持续高产、优质和高效发展；促进林、牧、渔、副业及其他生产部门的协调发展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21]
五、结语
作为中、西方现存较早的农史文献，《吕氏春秋》四篇与《农业志》集中记载和反映了传统农业的科技知识和生产经验，分别探讨了各自国度传统农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农业生产的主要对象是生物有机体，植物与动物的生长发育状态伴随着天象与气象在不同月份的更替而发生规律性的变化。农谚说：“天变于上，物应于下。”因此把握农时至关重要。《吕氏春秋》四篇认识到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是农作物“生、长、收、藏”的根据，制定出人们根据季节的更替，物候的表征“季节节律”来合理安排农事活动的措施，做到不违农时。《农业志》提出在春季，要播种、耕田，栽培植物；夏季适宜接枝果树、嫁接葡萄、修剪橄榄、栽植橄榄树苗；秋季是秋播、种植饲料、积肥、酿酒、收获橄榄和葡萄的季节；冬季则适宜从事运肥、伐树、锄耘谷地、除草等农事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还观察到生物与天象、气象之间的整体联系，掌握野草等生物随着季节与气候的变化而发生生态学演替的规律，从而给人们提供了根据物候表征来掌握天时变化和从事各种农事活动的可能，这是中国古代农业天文学发达的佐证。
第二，《吕氏春秋》与《农业志》对于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也给以高度的重视。保护土地资源是保护农业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土地的使用价值，使之能够为人类永续利用，是人类保护土地资源的根本出发点。两书均提出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根据土壤的不同性质以及地势高低、土地距水源远近等差异，分别种植不同的农作物。此外，还倡导用地与养地要相结合，从土壤肥力的角度上看，用地是基础，养地是手段，用地和养地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从农业增产的角度上看，用地和养地都是增产的重要手段。形成用地和养地的良性循环，可以持续保持土壤肥力，以便永续利用。[22]
第三，农业科学技术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作物轮作制度的国家。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已开始了作物轮作。《吕氏春秋》已经初现作物循环、耕作循环和用养循环理论。《任地》篇中所说的：“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甲37），就是谷子和麦子的轮作，这属于作物循环。《任地》还提出了“上田弃歆，下田弃酬”的耕作原则。即在实行垄作的条件下，采用高田旱地，放弃垄台不种而种垄沟；低田湿地，放弃垄沟不种而种垄台的办法，来“平地势以免旱涝”。因为，在垄作的条件下，高田旱地，只有采用降低播种部位，“种垄沟”的办法，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壤的深层贮水，保墒防旱。低田湿地，只有采用台高播种部位，“种垄台”的方法，才能防止水渍。[23]“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耜）必以泽，使苗坚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甲43）则强调通过生物的、物理的措施，加强养地，实现用地和养地的循环。
虽然《吕氏春秋》与《农业志》的农学思想有明显的历史和地域局限性，在颇大程度上限于农业实践指南的范围，对于农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农业的范围和分类，农业与畜牧业的关系等，没有给予回答，因而体系化和理论化不是很严密。尽管如此，二者的农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奠定各自时代的农学基础，指导后世的农事，为人类农业文明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也使得《吕氏春秋》与《农业志》分别在中、西方农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l956年，第829页。
[2]马克思：《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页。
[3]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4]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5]杨文钰：《农学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第2页。
[6]夏纬瑛校释：《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农业出版社，1956年，第1、2页。以下凡引该书，简称甲，仅夹注页码。
[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38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9页。
[9][古罗马]M.P.加图著，马香雪、王阁森译：《农业志·序》，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页。以下凡引该书，简称乙，仅夹注页码。
[10]王阁森：《加图的农业思想和加图式庄园的经济特征》，《齐鲁学刊》1985年第6期。
[11]唐任伍：《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
[12]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79页。
[13]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84页。
[15]杨文钰：《农学概论》，第3页。
[16]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30页。
[17]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127页。
[18]陈正奇：《吕不韦与〈吕氏春秋〉及其农业科学价值》，《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19]杨文钰：《农学概论》，第181页。
[20]杨文钰：《农学概论》，第7页。
[21]杨文钰：《农学概论》，第110页。
[22]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23]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第173页。
[24]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第475页。
[25]瓦罗：《论农业》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7页。
[26]张齐政：《从古代农书看公元前—世纪西汉与罗马的农业生产水平》，《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StudyonAgriculturalScienceThoughtofLvShiChunQiuandRecordofAgricultural
ZHANGZhe（CollegeofSocialDevelopment,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210097）
Keywords:LvShiChunQiu;RecordofAgricultural;agriculturalscience;thought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