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五大洲的朋友做生意：对外交往要懂的经济学
国际贸易
我们生活在地球村——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包括生产、流通和消费等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以前那些由于民族、国家、地域等因素所造成的阻碍日益减少，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生产全球化。举例而言，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波音客机，所需的450万个零部件，来自6个国家的1500家大企业和1.5万家中小企业。波音公司所完成的不过是科技的设计、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和产品的最终组装而已。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40%的产品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的。
贸易全球化。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国市场逐渐融为一体，并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展，世界市场容量越来越大，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也日益增大。
金融全球化。各国金融命脉更加紧密地与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迅速扩展的跨国银行，遍布全球的电脑网络，使全世界巨额资本和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投资全球化。国际投资中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大。1995年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总额达到了2.66万亿美元，是1945年的130多倍。资本流向从单向发展为双向，过去只有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对外输出资本，包括向发达国家输出。
区域性经济合作日益加强。区域经济组织遍及全世界，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许多区域集团内部，都实现了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流通，使得区域内能够合理配置资源，优化资源组合，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益。
一方面，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有利于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有利于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它也不可避免地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因素和风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不仅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和技术优势的巨大压力，而且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也受到严重挑战。正因为如此，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全球化具有的两重性比喻为“一柄双刃剑”。
1.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2.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主要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命脉有可能被跨国公司与国际经济组织所控制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根据联合国《97年投资报告》的最新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44000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与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我国部分国内市场已经被跨国公司控制，轻工行业如洗涤用品、饮料等，外商投资企业在产量、销量上占了35%～50%；移动通讯设备仅美国摩托罗拉天津独资企业一家已占国内市场的90%，国内企业彻底退出竞争，外商一统天下。德国西门子在华39个合资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北京国际交换系统有限公司的产品今年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达到23%，全国程控交换机外商占70%的市场。
3.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会日益尖锐
经济全球化已经并正在导致一种崭新的全球分工格局的出现：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广大发展中国家除了继续作为原材料、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外，还成为越来越多的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基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高新技术相对落后，不得不以消耗稀缺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参与国际竞争，争取“后发效应”。在全球化背景下，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主要体现在资源的争夺上，这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将会进一步强化西方发达国家在高新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东亚共同体”难道仅仅是一个梦想——区域一体化
一体化的含义是把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在经济学领域里，一体化首先出现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研究中。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一体化被广泛应用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研究中，用来形容多个国家独立的经济活动融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的经济活动。按照涉及的国家范围来划分，经济一体化可以分为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性的经济一体化。就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区域性的。
经济一体化定义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在1954年提出的。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丁伯根还把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的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是积极的一体化。
欧洲一体化是在“二战”后起步的，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向西德总理阿登纳提议将两国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超国家的高级机构管理之下，并将该机构向其他国家开放，这项建议得到了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响应。1951年4月18日，6国在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正式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3月25日，6国在罗马签订《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罗马条约》，决定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于1958年1月1日正式生效。1967年7月1日，6国正式将“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部长理事会及委员会等主要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
1991年12月9日，欧共体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召开特别首脑会议，签订了《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及《欧洲政治联盟条约》，通称为《马约》，1993年11月1日，该条约在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批准后正式生效，欧共体正式更名为欧盟。
欧盟在其历史上共进行了5次扩大：1973年1月1日吸纳英国、丹麦和爱尔兰；1981年1月1日接纳希腊；1986年1月1日吸收西班牙和葡萄牙；1995年1月1日，欧盟进行了第4次扩大，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入欧盟；2002年12月，欧盟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结束入盟谈判，确定上述10国将于2004年5月1日正式加入欧盟，2003年4月16日，10个中东欧候选国在希腊雅典与欧盟签署入盟条约，从法律上确保了10国按期入盟。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今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实现区域一体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日本在1615～1854年这两百多年间，被德川幕府彻底封闭。外国人不能进去，日本人不许出来。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闭关”政策给国家带来了稳定的经济结构，并一度带来繁荣，然而从长远看，自我封闭阻碍了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切断了与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联系，使得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而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自我封闭在根本上是一种错误、愚蠢的决定。
经济一体化是指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两个以上的国家协商建立的经济联盟。在这个多国区域内清除了任何贸易壁垒，并由经济联盟建立的统一机构来监督政策及措施的运行。
在东亚建立一个贸易共同体的想法已有悠久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开始，日本便产生在东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然而这种想法并不成功，因为它主要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日本想凭借其庞大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建立日元圈和日本势力范围。在其随后的历史进程中，亚洲的一体化明显落后于欧洲，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首先，欧洲各国整体经济水平差别不大，地区一体化后不会对经济造成巨大波动。而在亚洲，仅仅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存在相当差距。其次，中国无论经济和政治体制都与日本、韩国不同。再次，东亚国家彼此间存在着历史及领土问题的纠纷。最后，一些国家内部还存在不同的声音。在欧盟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议会曾阻止本国政府加入欧盟的一些条约，如爱尔兰议会就阻止了本国加入《里斯本条约》。而在东亚，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认为，日本应该与价值观相近的美国形成共同体，应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非东亚共同体。更有一些人认为，日本加入共同体后，将会被强势发展的中国经济圈所蚕食。由此可见，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依然障碍重重。
不过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随着科技和经济的不断进步，“地球村”的概念越来越明显，这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融合和发展，地区经济政治一体化也更加突出。在欧洲，欧盟还在扩展和深化，设置统一的欧盟总统的构想在讨论中。在北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一体化合作已经形成。在南亚，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共同体也呼之欲出。此外，拉美、非洲等有自己的地区合作组织。因此，东亚建立一个以中日主导的共同体是大势所趋。
东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往历史悠久，起源于中国的儒教文化深深影响着东亚各国。长期以来，中、日、韩共同组成了鲜明的东方文化。汉字文化圈或筷子经济圈一直为人所乐道。
东亚共同体虽然目前还只是一个概念，但是，东亚各国的合作早已经开始。东盟10国已经形成机制，而中、日、韩也参加了东盟的10+3会议。最近，中、日、韩三国也建立了自己的领导人会议制度，这些都可以说是东亚共同体的初级阶段。
经济领域的世界大战——国际贸易
传说在古代，有一个国家的皇帝下了一道奇怪的圣旨，本国的大臣都得穿丝绸衣服，而老百姓却不能养蚕，只能种粮食。结果丝绸价格一涨再涨，仍然供不应求。见到这一情况，邻国几乎举国的老百姓都去养蚕制丝，再转而卖到这个国家，许多人发了大财。几年过后，这个国家的皇帝又下了第二道命令，本国大臣只能穿土布衣服，于是邻国的丝绸一下子卖不动了，不仅如此，由于举国造丝，无人种粮，他们只得向这个国家高价购买。然而紧接着，皇帝下了第三道命令：本国的粮食一粒都不能卖到外国去。结果可想而知，不动干戈，一个没有种粮食的国家便就此灭亡了。
以经济学的眼光看，这就是利用国际贸易毁灭了一个国家。这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国际贸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而又伴随着风险的。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Trade）是指不同国家（和/或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是商品和劳务的国际转移。国际贸易也叫世界贸易。国际贸易由进口贸易（ImportTrade）和出口贸易（ExportTrade）两部分组成，故有时也称为进出口贸易。从根本上说，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并无不同，但是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进行，容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双边关系等局势变化的影响，因此更为复杂。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国际贸易都同时有着正面和负面影响。
国际贸易可以有效利用世界的资源，从而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使其变得更加富裕。比如泰国生产稻米的成本较低，而日本生产电子产品的成本较低，那么泰国和日本可以进行稻米与电子产品的贸易（当然过程会很复杂），这样就有效避免了资源浪费。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国际分工协调与合作，每个国家都有希望得到更多的机会。
但是，国际贸易毕竟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市场竞争，它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由于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常会出现发达国家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不考虑全局利益，自私地进行经济侵略，有可能让发展中国家受到更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就更像是一场经济领域的世界大战了。
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2009年对中国产品发起了更加有恃无恐的贸易保护措施。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一年，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发起10余起“贸易救济调查”。
从2009年9月美国对中国轮胎加征35%的惩罚性关税开始，贸易大战没有停息过。仅在当年的11月份，美国就对中国发起了多起的贸易保护行为。
不过，在这一场贸易大战中，中国并没有示弱。在2009年9月份，中国轮胎被加征35%的惩罚性关税后几天，中国商务部宣布对美国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和肉鸡产品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审查；紧接着，美国商务部初步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反倾销税，中国商务部立即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0升及2.0升以上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美国也不示弱，又宣布对中国生产的铜板纸等实施反倾销与反补贴的合并“双反”调查。在这期间，欧盟对中国生产的不锈钢管征收反倾销税、澳大利亚对中国生产的铝合金型材征收16%反倾销税等也不时出现，中国正面临一场空前的国际贸易大战。
国际贸易纠纷一旦爆发，势必异常激烈，因为它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某个行业的整体利益，进而牵连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维护自由贸易、反对成员国采取单方面的贸易限制措施的世界贸易组织便应运而生，并对解决国际贸易纠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中国有关的诸多贸易争端便可以依据世贸组织的多边机制予以应对，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取得更快的经济发展。
中国生产瓷器与美国生产葡萄酒——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TheoryofComparativeAdvantage）可以表述为：在两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是相等。对于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优势较大的商品，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劣势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互相交换，彼此都节省了劳动，都得到了益处。
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两利取重，两害取轻”。试以中国生产的瓷器和美国生产的葡萄酒为例来说明。
在国际分工前，中国生产1单位瓷器需要100个劳动日，1单位葡萄酒需要120个劳动日；美国生产1单位瓷器需要90个劳动日，1单位葡萄酒需要80个劳动日。按绝对成本论，两国不可能发生贸易。因为在美国，这两种产品的生产成本都比中国低，美国不需要从中国进口，中国也没什么便宜货可以卖。但通过成本比较，就可以找到各自的比较优势：美国对中国的比较成本：瓷器是90/100（=0.9），葡萄酒是80/120（=0.6666），美国的比较优势在葡萄酒；中国对美国的比较成本：瓷器是100/90（=1.1），葡萄酒是120/80（=1.5），中国的比较优势在瓷器。
这一原则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的经济力量是强是弱，都能根据比较优势原则，确定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安排生产，进行贸易，使贸易双方都可以利用同样的劳动耗费，交换到比分工前所能得到的更多的产品。由这一原则，我们得出了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和经济的对外开放，由价格机制向国内生产者显示该国要素和商品的供求及相对稀缺性，并通过这些相对价格的引导，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部门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一般而言，中国现阶段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应该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或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但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者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可能成千上万，每个地方的资源不可能把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所有产品都生产出来，这就必须作出选择。
具体的选择应该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选择当地有传统的产业。举几个例子：扬州有个杭集镇，是全国的牙刷之都，如果杭集镇牙刷厂不开工，全世界的牙刷都要配给。这个镇从清朝道光年间开始生产牙刷，有历史传统。南昌有一个文港镇，是全国的钢笔之都，从宋朝就开始生产笔了，很有历史传统，现在国内生产的70%的钢笔都出自这个地方。
二是当地有国有企业。20世纪50年代，国有企业在很多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当时我国一穷二白。改革开放26年，我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9.4%，经济规模提高了10.3倍，现在，资本拥有量、技术拥有量和20世纪50年代已经改善非常多，许多原来不具备比较优势、需要政府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下来的企业，现在其实可以焕发活力了。以重庆为例，重庆原来是老工业基地，现在则是全世界的摩托车生产之都，全国摩托车每年生产一千多万辆，重庆要生产400多万辆。这是因为，过去的重工业基地，为此打下了许多装备业的基础，当地有国有企业形成的产业群聚，现在已经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
三是当地要有独特的资源。宁夏的枸杞子，新疆哈密的葡萄干，都是当地的独特资源。
四是当地已有产业可以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义乌，原是农区，基本上没有工业，但现在义乌有很多工业，如织袜业、文具业等，因为义乌有市场，从销售可以延伸到生产，生产的产品用于劳动力密集、技术相对比较传统型的产品，符合比较优势，又同市场经验相结合。
什么让各国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国际分工
有这样两个相邻的国家，一个大国，一个小国。大国是平原地区，适合于谷物生长；小国是山区，适应于种桑和生产丝绸，而不太适应种植谷物。长期以来，两国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每每有争端之际，小国万众一心的防备让大国感到难以下手！
而大国不种桑以后，粮食种的也不错，尽管粮食价格下跌，但产量也提高了，粮库多得装不下，多余的部分也能卖到小国去，日子过得虽不如小国富有，但也还不错。
古代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大家都生活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小国和大国因为经济上的联系加强，军事上的争端减少了，日子也富裕了。
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家经济分工很重要，没有分工就没有效率，但在注重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同时，还必须重视经济结构的安全。
事实上，参与国际分工并没有错。国际分工指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是各国生产者通过世界市场形成的劳动联系，是国际贸易和各国（地区）经济联系的基础。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工从一国国内向国际延伸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口具有自己比较优势的产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亚当·斯密曾经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在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的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在开始的时候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干的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他们比以前生活得更好。
从历史来看，国际分工主要经历过3个阶段。
（1）18世纪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由于机器的发明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生产力空前提高，分工空前加深。这次科技革命首先在英、法等国进行，它们发展为工业国，而其他广大国家则处于农业国、原料国的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形成阶段。
（2）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特别是发电机、电动机、内燃机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生产力更加提高，分工更加精细。这次科技革命是在英、美、德等国进行的，其他国家在引进技术与机器设备的推动下，某些基础设施与某些轻工业和采矿业有一定发展，但仍不同程度处于初级产品供应国的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发展阶段。
（3）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它导致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宇航工业等。对国际加工的型号深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国际加工的形式和趋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国际加工的形式从过去的部门间专业分工向部门内专业化分工方向迅速发展。
主要表现在：不同型号规格的产品专业化；零配件和部件的专业化；工艺过程的专业化。任何一个专业发达技术进步的国家也不可能生产出自己所需的全部工业产品。当今世界，少数经济发达国家成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国，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它们各自内部以及相互之间又形成更细致的分工。
比如波音公司能够24小时工作，光纤电缆、网络将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和工程师连接起来。波音747喷气式客机的450万个零部件是由世界上6个国家的1500家大型企业和1.5万家个小型企业参与协作生产出来的，人们已经无法判断波音的飞机是哪个国家的产品。在比较优势和分工交换的指引下，跨国公司不断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并且让分工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
国际分工主要分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两种形式。我们经常见到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形式是垂直型分工，即部分国家供给初级原料，而另一部分国家供给制成品，比如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当然在国际经济中，分工并不是如此简单，往往某个产品从原料到制成品，必须经过多次加工。经济越发达，分工越细密，产品越复杂，工业化程度越高，产品加工的次序就越多。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发达国家的相互贸易主要是建立在水平型分工的基础上的。水平分工可分为产业内与产业间水平分工。产业内分工是指同一产业内不同厂商生产的产品虽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程度，但其外观设计、内在质量、规格、品种、商标、牌号或价格有所差异，从而产生的分工和相互交换，它反映了寡头企业的竞争和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工业部门内部专业化生产程度也越来越高，部门内部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各种加工工艺间的分工越来越细。
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有先有后，侧重的工业部门有所不同，各国技术水平和发展状况存在差别，因此，各类工业部门生产方面的分工日趋重要。各国以其重点工业部门的产品去换取非重点工业部门的产品。工业制成生产之间的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由此形成水平型分工。
对于中国来说，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同时重视经济结构安全，让国际贸易使我们生活的更加美好！
出口与进口的关系——顺差与逆差
从前有两座岛屿，名字分别叫作“勤俭岛”、“挥霍岛”。勤俭岛的居民人如岛名，很是勤劳、节俭，每天努力工作以产出更多的食物。食物除了满足本岛居民的需要外，还能出口到挥霍岛。居民们节衣缩食，把储蓄下来的钱用于扩大再生产。与勤俭岛不同，挥霍岛上有些居民没有工作，却很喜欢消费。他们用本岛发行的债券作交换，从勤俭岛进口食物。债券、食物均以“挥霍岛币”计价。
随着手中债券的大量增加，勤俭岛居民开始少收债券，转为直接收取“挥霍岛币”，再大量购买挥霍岛土地。最终，他们似乎有望买下整个挥霍岛。然而，失业者不见得就比别人笨，挥霍岛人不甘心成为地主家的佃农，大量涌入印钞厂，开足马力地发行挥霍岛币。俗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货币发行量过大之后，挥霍岛币及其化身——债券都变得不值钱了，数量保持不变的土地因而变得很值钱。这给勤俭岛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多年积蓄下来的挥霍岛币、债券一天天地贬值，本来想在挥霍岛买套别墅，现在却连一个车位也买不起了。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挥霍岛人的情况也不太妙。货币贬值之后，有些勤俭岛人拒收挥霍岛币、债券。从勤俭岛进口食物变得不太容易，轮到挥霍岛人节衣缩食了。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勤俭岛上的食物销售困难，生产停滞，大量香喷喷、白生生的牛奶不得不被倒入河中。两败俱伤之后，二岛居民都开始反思了。勤俭岛人发觉，刺激消费、启动内需太重要了，既然食物生产过多，每个人就都得多吃一些，也别减肥、储蓄了。挥霍岛人也认识到，没什么不能没工作，有什么也不能有过多的债务。如此过了几年，勤俭岛人挥霍，挥霍岛人勤俭。然后角色互换，再来一次轮回……
故事中，勤俭岛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明显的顺差地位。而与之相反，挥霍岛则处于逆差地位。贸易顺差是指在特定年度一国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总额，又称“出超”，表示该国当年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贸易逆差是指一国在特定年度内进口贸易总值大于出口总值，俗称“入超”，反映该国当年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而贸易平衡是指一国在特定年度内外贸进、出口总额基本上趋于平衡。
“勤俭岛和挥霍岛”是美国投资大师巴菲特讲过的一则寓言故事，他以挥霍岛的贸易逆差来比喻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并指出它会给国家带来巨大危害——导致美国的净资产以惊人的速度向海外转移。那么，究竟是顺差好还是逆差好呢？这需要我们理性地加以分析。
国际收支逆差会导致本国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减少，需求增加，从而使得外汇的汇率上涨，本币的汇率下跌。如果该国政府采取措施干预，即抛售外币，买进本币，政府手中必须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而这又会进一步导致本币的贬值。政府的干预将直接引起本国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而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又将引起国内利率水平的上升导致经济下滑，失业增加。
从引起国际收支逆差的原因来看，如果国际收支逆差是由经常项目的逆差所引起的，那么必然导致与出口有关的部门就业机会的减少，导致经济下滑。如果国际收支的逆差是由资本项目逆差所引起的，那么意味着大量资本外流，国内资金供应紧张，推动利率水平的上升，导致失业增加，经济下滑。
国际收支顺差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了外汇储备，增强综合国力；也有利于维护国际信誉，提高对外融资能力和引进外资能力；有利于经济总量平衡，加强一国抗击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能力，有助于国家经济安全；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实施较为宽松的宏观调控政策。
但是国际收支顺差也有弊端。
1.国际收支顺差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增加。
国际收支顺差使得国内外汇市场上的外币供给大于外币需求，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国际收支顺差产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国际收支顺差越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国际收支顺差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我国贸易顺差增加，就意味着与我国进行贸易的国家有逆差，逆差国就会利用WTO的规则，限制我国产品进口，保护本国产业。在加入WTO后，由于中国与美国贸易逆差比较大，使用反倾销最多的是美国，我国是被反倾销最多的，居WTO成员国第一位，并且我国被反倾销案例的数量在逐年增长。
2.国际收支顺差弱化了货币政策效应，降低了社会资源利用效率。
外汇流入随着国际收支顺差的增加而增多，在固定汇率和外汇结售汇制度下，中央银行要以人民币购买外汇，货币的投放随着外汇流入的增多而递增。随着大量的人民币被动地投入到流通领域，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账户更加受制于外汇的流入，不但削弱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应，还导致物价水平上升。
国际收支顺差与国内居民储蓄相结合，导致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大量外汇储备高达4000多亿美元，同时，国内居民储蓄高达11万亿人民币，两者相加约有14多万亿人民币。这14多万亿人民币没有形成有效投资，是经济社会中的闲置资金，与这些闲置资金相对应的是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源的闲置，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因而，我国出现了经济增长和失业增加并存的现象。
3.国际收支顺差提高了外汇储备成本，增加了资金流出。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外汇操作总是有风险的，最明显的是汇率风险。我国实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每当美元贬值和美国国内出现通货膨胀，我国外汇储备都随之贬值，造成外汇储备的损失。国际收支顺差越大，需要到国际金融市场上运营的外汇越多，国家外汇储备的成本越高。
国际收支顺差增加了资金流出。在结售汇制度下，由于流入的外国资金都要转换成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主要是储备美元、欧元的债券。国际收支顺差越多，外汇储备越多，外国债券越多，资金流出也越多。这两方面形成了内在的矛盾：国际收支顺差引导外资流入，出口越多和外国直接投资越多，资金流入越多；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储备越多，资金流出越多。
4.国际收支顺差导致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民族经济发展空间狭窄，出口结构难以调整。
出口和引进外资都是有代价的：一是出口使国内资源被国外利用，而且出口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强，出口的数量和结构随国际市场需求而变化；二是外资不论是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都是有代价的。间接融资，如外国贷款到期要用外汇来还，需要国内有更多的出口产品换取外汇。直接融资，如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设立生产和销售企业，那更是直接地利用我国的各种资源，不但其利润要汇回母公司所在地，而且，其产品占领了我国的市场。三是国内经济受制于国际市场，一旦出口受挫，本国经济萧条，外国资本会乘虚而入，控制我国市场和关乎经济命脉的产业，经济发展受制于外国资本，导致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
5.国际收支顺差影响了国内金融业利率市场化进程。
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国际收支顺差意味着国内货币供给增加，在市场对货币的需求增长幅度小于货币供给增长幅度时，货币市场供给大于需求，金融市场的利率下降。目前，国际市场利率比较低，如果我国金融市场利率下降，那么，国内利率与国际市场利率的利差会缩小，这种利差的缩小会减缓国际资本的流入，有利于减少国际收支顺差。然而，利率下降会导致人民币贬值，产生通货膨胀。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正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防范通货膨胀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中央银行不得不维持现行的存款管制利率和贷款浮动利率，从而推迟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所以对于顺差和逆差应该理性认识，不是只要顺差就好。
经济转型
美国记者为什么离不开中国产品——中国制造
一位美国记者萨拉曾经突发奇想：如果没有中国制造，世界将会怎样？于是她决定从2005年1月1日开始带领全家不买中国产品，看看这一年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萨拉把这一年的很多生活经历与有趣的故事记录了下来，这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畅销书的《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
在这一年中，萨拉一家的生活中接连遇到了很多有趣而充满挫折的真实经历——萨拉不得不给4岁的儿子购买标价为68美金的意大利鞋。老鼠横行，一家人还得为使用“人道”的中国捕鼠器还是“非人道”的美国捕鼠器而犯难。最后，为了不让老公造反、不让儿子失望，在2006年元旦，萨拉只能向中国制造“投降”，萨拉在《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的结尾写道：“我们最终决定，还是跟中国进口产品共存的好。发誓一辈子不用中国产品，似乎不太现实。不靠中国产品过日子太难了，至少不懈地坚持下去太难了。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再来一次，从某些方面来说，我情愿不去设想，未来10年不靠中国产品过活，日子会有多难。”
提起“中国制造”，人们不禁感到颇为自豪——中国制造可以说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的纪录，也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重新认识了中国的制造能力。从新中国成立时连最简单的火柴和铁钉都被称为“洋火”“洋钉”的一穷二白，到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飞机、卫星、导弹、轮船、火车、汽车、计算机、通讯电子等都建立了自己的品牌，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我们来看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据商务部2008年最新统计，目前世界500强除了极少数公司没有在中国投资投产外，95%以上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生产基地，通过合资或OEM代工的方式进行“中国制造、全球消费”的运营。现在我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2006年已经达到8%，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制造大国，有172类产品总量居世界第一，同时我国还参与了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已经形成了。这是我们制造业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制造”取得如此世界瞩目的成就，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就目前来看，“中国制造”之所以遍布世界，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价廉物美。“中国制造”的主体贸易有一半以上是加工贸易，其产品完全按照外国提供的要求和标准生产，产品的附加值很少。因此，即使有了这样辉煌的出口成绩，中国还不能称作真正的世界工厂，最多只能称作一个世界加工厂。
与日韩制造相比，客观而论，“中国制造”也有一些产品具有高端、高质、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特性，但就整个出口产业来说，“中国制造”还普遍缺乏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些数字：据统计，近年来我国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被进口产品占领；中国每年要花费6000亿元从国外进口重大设备；劳动生产率大概只是美国的1/23……世界知名品牌少、核心技术创新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少、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和价格占领市场，要摆脱这些问题，“中国制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了自身具有的短板之外，“中国制造”还面临着诸多挑战。第一，随着中国国家经济水平逐步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低工资、低待遇的中国劳动力初期开发阶段已经成为历史，以往的核心竞争力是拥有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但目前这种优势正在衰退，而且这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第二，各种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成本优势更加面临丧失殆尽的危险。此外，全民环保意识的提升，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更加对原有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提出了挑战。
另外，在“中国制造”大规模经济的背后，是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现在的中国每日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这些问题都已经对中国的长期发展产生严重影响。种种情况表明，“中国制造”必须走转型之路，摆脱“世界加工厂”的帽子，开拓一条新型工业化之路。只有在政府、企业、机构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才能真正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
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加工厂——加工贸易
曾有这样一个故事：美国从中国进口“芭比娃娃”玩具，进口价为2美元，在美国的零售价为9.99美元。在付给中国的这2美元中，1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用，65美分用于进口原材料，中国只获得35美分的劳务费。故事是10多年前的老故事，价格也是10多年前的旧价格，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的情形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拿的依然是低利润，扮演的仍旧是“世界加工厂”的角色。
20多年前，珠海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加工贸易项目，此后，我国的加工贸易一发而不可收。1981年，全国加工贸易出口11亿美元，占出口额的5%。到1990年，加工贸易出口254.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1%。截至2003年，加工贸易带来的累计贸易顺差达3942亿美元。2006年前7个月，来料加工装配、进料加工、出料加工3种贸易方式出口总额2682.2亿美元，占同期出口总额（5089.02亿美元）的52.7%。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始终占据着约50%的份额，是我国外贸出口的主导力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
加工贸易能够迅速占领半壁江山，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企业管理水平还不高，企业技术设备能力也不强，导致许多企业设备闲置。加工贸易的出现和发展恰逢其时，这对于我国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外市场、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加工贸易走到今天，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实施加工贸易最早的珠三角地区，有很多加工型贸易企业实际上只是算作跨国企业的一个加工车间，还称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企业，因此无法与跨国企业讨价还价。加工贸易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收益分配问题——我方所得份额太少。我国加工贸易产业整体竞争优势仍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成熟技术的工序上，加工制造档次依然处于低端，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所获得的利润也相当低，加上近年来国内国际竞争加剧，加工企业纷纷低价竞争，使得利润越摊越薄。
另外，加工贸易已经成为被不法分子利用走私“飞料”的一个渠道。我国的加工贸易政策规定，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实行“保税”监管政策，即用于加工贸易出口的料件进口时，免征关税与增值税，出口时不退增值税。以加工贸易名义进口的料件，若用于生产内销产品，要补交关税与增值税。这样防止某些不法分子以加工贸易进口原材料之名行走私之实。
“世界加工厂”的产业模式对资源有较大的消耗。从人均资源占有量上看，我国是资源紧缺国。多年对资源的消耗浪费，使我国的资源紧缺问题也日益严重。加工贸易带来的利润已经不足以弥补对环境的破坏。
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产品集中在机电、服装、纺织以及鞋类等一些轻工产品方面，这些产品大多与我国的一般贸易出口产品冲突，加工贸易出口的增长势必影响我国一般贸易的出口。
按照国际原产地的统计原则，虽然我国企业只是赚到了“加工费”，但是却要按照出口产品的全额来计算贸易额。也就是说，国外一些原材料在我国经过加工之后再出口，带给我国的只是微薄的利润，却在名义上造成了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而这“过路财神”带来的名义上的巨额顺差却成为发达国家不断给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的借口。
最后，对加工贸易的政策庇护也不复存在了。从2007年7月1日起，中国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被取消，服装等2268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也被调低。而在此之前的4月份，有990种产品被列入《2007年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考验下，我国的加工贸易究竟何去何从，是向内地转移，还是积极转型？近年来，一些国外的跨国公司开始将内部服务业和研发中心向外转移，我国可以以加工贸易的形式积极介入国际高新技术产业的某些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领域进行加工贸易。除了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加工贸易的结构也要升级。加工贸易应由加工制造为主向采购、加工制造、分销服务、售后服务以及研发和信息资讯为一体的方向转型，适应成本和市场混合驱动型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在升级之后，加工贸易将具有新的活力。
此外，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有7亿之多，不仅市场潜力巨大，而且在劳动力素质上与东部、沿海地区也相差不大。通过放开对投资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许可的限制，加工贸易企业从沿海地区迁移到中部地区，可以节约更多成本。还可以考虑两条腿走路——内销与外销并举。可以变换外销的方式。有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准备采取转移定价的方式，在境外设立公司，通过关联方低价出售产品的方式，将国内的利润转移到国外去，以减少国内上缴的税负。内销也可以变通，如在海外给自己的产品注册品牌，然后再销售回中国市场，利用目前国人普遍比较迷信于国外品牌的心理，尽管这些品牌实际上就是中国制造。
利用合法途径争取自己的权益——反倾销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国际市场需求快速萎缩，各国企业都面临着争夺国际、国内市场的双重压力。许多国家为扶持和保护本国产业，防范国际市场萎缩导致的贸易转移，纷纷出台各种贸易保护措施。目前全球35%的反倾销调查和71%的反补贴调查都针对中国出口产品。截至2008年，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经济体，连续3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经济体。仅自2008年11月以来，我国就遭受超过100项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占同期世界各国各地区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三分之一强，名列世界第一。
有关专家分析，我国之所以饱受反倾销之苦，其主要的外部原因是中国作为新兴贸易大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交往规模日益扩大，在市场竞争愈益激烈情况下，发生贸易摩擦和纠纷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其次，经济衰退期间各国更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是规律性的表现。此外，还有的世贸组织成员滥用贸易规则，即指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定》。
令我国产品在海外屡屡受挫的“反倾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反倾销是针对倾销而言的。所谓倾销，1994年关贸总协定《反倾销协议》第2条第1款规定：“如果一项产品在正常贸易过程中，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出口国用于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进入另一国商业，则该产品将被认定为倾销。”
反倾销（AntiDumping），是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对倾销的外国商品除征收一般进口税外，再增收附加税，使其不能廉价出售，此种附加税称为“反倾销税”。如美国政府规定：外国商品刚到岸价低于出厂价格时被认为商品倾销，应立即采取反倾销措施。作为贸易救济的手段之一，反倾销则是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表现为征收反倾销税。反倾销本不是贬义词，但许多国家在贸易战中的滥用，使其染上了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从商品角度来看，各国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比较集中的商品有钢材、纺织品、汽车零件、轻工产品等。
反倾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呢？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议》规定，一成员要实施反倾销措施，必须遵守三个条件：
第一，确定存在倾销的事实；
第三，确定倾销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虽然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也对反倾销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各国各行其是，仍把反倾销作为贸易战的主要手段之一。
对倾销的认定是反倾销的关键环节。按照倾销的定义，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就会被认为存在倾销。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的差额被称为倾销幅度。所以，确定倾销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确定出口价格；确定正常价格；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进行比较。
据国家商务部统计，2009年1～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占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7起，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对于我国来说，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是一场持久战。面对如此密集甚至会更加汹涌的反倾销浪潮，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采取什么策略应对呢？
首先，升级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是严峻的挑战，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的弊端，同时也是一次机遇。我国应借此机会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并扩大内需，减少我国经济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降低世界经济形势波动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其次，优化出口结构。就商品结构而言，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为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及机电、电子等低附加值的产品。从倾销的概念来看，与高附加值产品相比，劳动密集型等低附加值产品自然更容易受到反倾销的指控。我国应该努力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中低端的不利格局，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自主创新等方法来获取上游地位。企业应努力进行技术升级，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就出口市场结构而言，我国出口仍然以欧盟、美国和香港为主要目标市场，而经香港转口的出口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到达欧美市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导致出口产品在进口国更易成为反倾销的对象，也降低了产品抵御反倾销风险的能力。我国企业应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新市场，改变我国出口贸易主要集中于欧盟、美国、日本的局面，加大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逐步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最后，政府强化保障，企业积极应诉。结构的调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在如今频遭反倾销袭击的现实下，我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充分运用世贸规则和进口国规定来维护自身利益。
对政府来讲，应该努力争取国际经济秩序的话语权，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建立健全应对反倾销的保障体系，包括预警机制和协调机构。设立专门机构，全面调研所在国的反倾销法律法规，随时预警、跟踪我国出口商品被进口国反倾销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况；加大对外贸企业宏观调控的力度，进一步整顿贸易秩序，严格禁止出口企业相互倾轧、恶性竞争的做法；培养我国从事反倾销应诉的专业法律人才，培训出口企业反倾销知识；指导和组织企业应诉，在必要时通过与对方政府的交涉，解决反倾销问题。
对企业来讲，则要做到积极应诉，而非消极等待。我国企业应积极参与反倾销应诉，否则只能被动等待反倾销的裁决，不仅给自己造成巨大损失，客观上也刺激了某些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更多的反倾销调查，恶化了中国外贸企业面临的出口环境。以前我国企业应诉热情不高，部分企业甚至被征收反倾销税了还不知道原告是谁。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反倾销应诉的队伍中来，应诉成功率也在逐渐提高。欧洲法院日前裁定欧盟委员会2007年4月对中国熨衣板反倾销案终裁中，拒绝给予中国广东一家企业市场经济待遇，并征收18.1%的反倾销税的做法属于违法，该企业将被免征反倾销税，即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案例。
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出口替代
出口替代又称出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或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是指一国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出口，发展出口工业，逐步用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用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出口，以带动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的政策。
出口替代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根据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原则，通过扩大其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以改善本国资源的配置，从中获得贸易利益和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
这种以出口鼓励作为经济动力的发展模式，将本国产品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其优点是比较显著的。以这种方式发展的国家，大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近20年来，几乎所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出口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亚洲“四小龙”、东盟等。这是因为出口替代战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造“空客”还是做“衬衫”？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之路。选择做“衬衫”，是一种被动分工，也是一种主动扬“长”。对相当多的国内企业来说，扮演“蓝领”角色，是其迈上更高台阶的必经之途。然而，许多中国货的低廉，隐含着扭曲的成本，给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竞争者说“不”的堂皇理由，这才是最需要担心和解决的问题。西班牙烧鞋，俄罗斯退货，美国对中国产品的抵制等等，无一不暴露出那些在产业链中位处低端、附加值不高、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这是不是一个“世界工厂”“生产车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到底是选择劳动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的发展之路呢？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孰优孰劣？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步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或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化，或者在新的物质技术上形成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有利于应用与推广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生产高精尖产品，有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迅速发展。在我国，电子计算机工业，飞机和宇宙航天工业，原子能工业，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精密机床、数控机床、防止污染设施制造等高级组装工业，高级医疗器械，电子乐器等高级工业均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
可以这样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会不断地被技术密集型所替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密集型技术在现阶段就会被资本密集型技术完全替代。这是因为：
首先，在当前技术进步状态下，一部分劳动仍然无法被资本取代，或即使取代，但取代的成本过高，因而无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
其次，为了满足市场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或者对精湛手工艺品的追求，因而必须保留或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比如个性化服装和用品的生产，艺术陶瓷、石雕、手工刺绣等。
最后，在当前技术状态下，尽管存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它可以取代劳动密集型技术，但由于我国目前资本短缺而劳动成本相对低廉。当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成本高于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的时候，一般仍然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
在现阶段，完全抛弃劳动密集型而采取技术密集型或者与之相反，都不是明智之举。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同时，由于加入WTO后，市场范围不断拓宽，市场的多层次（国际、国内、区域性）特点决定市场需求的多层次特性。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和市场需求多层次性都要求不同层次的发展模式与之相适应，因此必须按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的资本积累、劳动力状况，科技发展现状，根据市场需求选择不同的发展类型。
总之，中国既要加快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又要注重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更要鼓励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型相结合的复合型产业的发展。
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的战略意义在于：
第二，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70%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考虑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向产业链高增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第三，无论从中国为全球制造产品，还是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对外投资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
第五，在跨国公司利用自己实力，重组中国优势的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应利用跨国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以自己的比较优势重组他国产业和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以获得市场份额和技术开发能力。在这过程中，壮大自己，培育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跨国公司。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初期主要集中在进出口贸易、简单加工和餐饮等行业，近年来已拓展到设计研发、生产制造、资源开发、航运物流和农业合作等众多领域。目前，跨国并购已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2003～2008年间，跨国并购金额超过500亿美元，约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40%。“走出去”已成为国内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绕不开的话题，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更是背负着保护各自行业国际竞争力的重任，面对国外大型企业的激烈竞争，尽管跨出国门的步伐必须谨慎，国际化仍然成为必然选择。然而“走出去”并非单纯地复制分支机构那么简单，而对企业的整体运作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内企业的国际化情结由来已久，而海外并购作为企业国际化快速、有效的途径，自然被诸多国内企业争相采用。纵观国内企业的海外并购历程，尽管在广度上参与其中的企业越来越多，在规模上大手笔也是屡见不鲜，然而真正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在海外并购上，国内企业仍然在交着昂贵的学费。
一直以来，海尔都被视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企业，然而在GE、惠而浦这些顶尖高手的包抄堵截下，海尔在美国市场鲜有作为，在并购上也是屡屡失意，并购美泰克却被惠而浦半路劫杀，并购韩国大宇电子又遭遇有汤姆逊撑腰的印度家电巨头Videocon。
相比之下，联想可谓一鸣惊人，为了国际化可谓不惜血本，出手就是IBM的PC部门这样的大手笔，尽管经历波折后勉强并购成功，却在经营上困难重重，三年过后，PC业老三的位置已是风雨飘摇。在国内呼风唤雨的中移动，却遭遇了海外并购的曲折坎坷，在接连并购努力泡汤后，只好拿Millicom旗下的Paktel试手，最终收购价还不到3亿美元。TCL在海外并购中曾经风光无限，接连与国际巨头汤姆逊、阿尔卡特成立合资公司，结果前者持续亏损，后者在合资仅一年后就以失败告终。此外，华为竞购英国马可尼、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均由于竞争对手的抬价或百般阻挠而最终放弃。
这一桩桩看似辉煌实则蕴藏巨大风险的海外并购案，折射出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走出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从整体结构、管理、企业战略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变革。
“走出去”需要新型政企关系。“走出去”涉及的政企关系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将企业盈利的微观目标与国家宏观目标协同起来。二是如何通过有效的管理和政策手段，鼓励和支持企业更好更安全地“走出去”。在全球化的今天，“走出去”对政企关系要求更高，仅仅做到“政企分开”还不足以适应全球竞争的需要。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以及与企业的联合和协调行动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但政府如何支持企业，就要处理好政府用什么手段支持，在哪些领域支持，什么时候支持和支持什么等问题。加快政府职能的转换，明确哪些必须“分开”，哪些必须“不分”，建立新的政企关系和新的管理机制。
要创造公平的国内竞争环境和企业并购条件，使优秀企业能够迅速成长起来；对有可能“走出去”的企业，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使之尽快培育起竞争能力，能够勇敢地“走出去”；对“走出去”的企业，要创造宽松的条件，降低“走出去”的成本，使之尽快积聚国际竞争的经验和实力。要用当年“引进来”的决心、魄力和宽容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才能迅速培育出我国自己的跨国企业，才能使大批的企业能够“走出去”。
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是“引进来”，那么，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从单向的“引进来”到双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这样的战略转变，必然要伴随着相应的政策和体制调整。在国内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调整无疑有相当的难度。而且涉及这样多的领域和范围，进行系统的制度和政策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但从“走出去”的目标和全球化的惯例，把握“走出去”的政策取向以及管理思路和机制却是可能的。从多双边谈判中的重点是国内市场开放和吸引外资，转向继续坚持吸引外国投资的同时，大力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普遍经验。
自主创新才能有发展——中国创造
2009年，有一个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引发了社会热议。“钱学森之问”其实就是科学界泰斗钱学森提出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与钱老发出的这一问相似，同样的问题亦困扰着中国企业，即为什么我们如此庞大的企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却如此之弱，自主创新成果又如此之少（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这就是我国企业的“钱学森之问”。
一位长期从事国有大企业审计工作的官员曾感慨地说：一个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企业如同建在流沙上的高楼，规模再大，即使进了500强，也有可能在合作方撤出技术和品牌后数个月内就烟消云散。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年来“中国制造”在取得辉煌成就背后的一丝阴影和一份尴尬。
“中国制造”正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这一现象体现了中国国力的提高和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然而，如果细加透析，我们就可以发现，不少标以“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却依然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品为主。一味依靠质量低劣、价格低廉的加工产品，想要跻身于国际市场，是不可能取得赢家“席位”的。21世纪的世界经济是创造力经济，只有具备创造精神的企业，才最有可能成为国际竞争的赢家，企业也最有可能得到永续发展。
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曾经进行过的一次调查中，全球有近千位企业高管都表示，在他们所处的行业中，通过创新来增加收入，已经成为企业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据称，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是，那时的企业注重宏观层面的创新，但今天，企业更注重微观层面的创新，尤其是一些著名企业。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说的是许多人按常规习惯用拖把拖地板，然而，宝洁公司开发的电除尘拖把，却打破了人们惯常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光这一项“原创”产品，价值就超过了数亿美元。创新使宝洁公司从一个停滞不前的企业转变成为了一家高效创新的企业，从而超越了它的竞争对手。
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灵魂。不仅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一个国家国力的提升也依赖于创新。我国早在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期间，就对工业创新体系问题做过专门研究，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成为国家创新体系趋向完整化的软肋。目前，按照国际上对49个主要国家的综合评价，我国的创新能力还处于中下水平，我国的创新体系还是以高校研究所作为技术创新主体，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大量创新活动游离于企业之外。正因为如此，我国政府才确定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突破口。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应当有好的氛围、环境、体制和政策来支持企业的创新，如果缺少这些方面的支撑，企业永远以经济利益为重，没办法承受失败，那么就很难长远地投入研发。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是企业化解竞争压力的需要，是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如果企业最终不能走“中国创造”这条路，它在国际市场上是不可能有存身之地的。
在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非常重视在科技创新、在推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遭受日本的挑战，一度有被超过的危险，美国很多专家认真调研、仔细研究比较了“美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的不同，后来发现其差距就在创新能力上，而创新的关键又在企业，究竟该如何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呢？美国政府进行了很重要的税制改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所得税。当时美国国内对这一税改政策存在诸多异议，认为它影响了国家税收，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美国制造业又恢复了强劲的势头，美国制造再次在全球保持着领先地位。
目前我国只有少数做得好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大多数企业还没有这个能力，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还比较低，尤其是产品的研发设计能力。近些年来，通过大量引进先进设备，企业的制造能力有所提高，但也只能做到“中国制造”，还做不到“中国创造”。而做不到“中国创造”，就很难说中国的工业创新能力强，也很难说中国是创新型国家。企业在“中国创造”中应做些哪些工作呢？
第一，要形成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共识。企业不仅需要专业技术人才，也需要管理、法律、经济等多层次人才，需要技能型人才。可以说，人才是决定“中国创造”的关键。
第二，企业应建立适合自己的商品研发机构。商品是否创新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原始创新，即别人没有的商品，你首先研发出来。二是学习创新，在别人已有的产品上增加功能，或将数个产品合并成一个产品。三是民族创新，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许多东西可以介绍到国外，或者适当改变后介绍到国外。
今天，随着“中国制造”的崛起，具有民族创新精神的“中国创造”也一定能令人瞩目地登上国际市场的大舞台。
金融危机
美国老太太与中国老太太的故事新解——次贷危机
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危机怎么来得如此急促？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伴随着经济下滑、工作岗位减少、收入降低等一系列的连环事件，人们切实感受到一场新的危机已经来到身边。要了解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次贷危机”。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说有一个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中国老太太攒了一辈子的钱，到了临死前才攒够了买新房的钱，才住上了新房。而美国老太太则先贷款，住进了新房，到死贷款也还完了，她也因此住了一辈子的新房。这个经济故事的寓意很明显，称赞美国老太太的提前消费、透支消费行为，在同样的环境下，只不过是稍稍改变了消费模式，美国老太太就能提前住了一辈子的新房，而中国老太太却是固执己见，在临死前才圆了自己的住房梦。
但是问题是，并不是每个美国人都能有资格申请贷款买房。这时候，美国人利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创新出了“次级债”。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次级”（subprime）及“优惠级”（Prime）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条件作为划分界限的。根据信用的高低，放贷机构对借款人区别对待，从而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市场。信用低的人申请不到优惠级，只能在次级市场寻求贷款。两个层次市场的服务对象均为贷款购房者，但次级市场的贷款利率通常比优惠级贷款高2%～3%。次级抵押贷款由于给那些受到歧视或者不符合抵押贷款市场标准的借款者提供贷款，所以在少数族裔高度集中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很受欢迎。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出发点是好的，在最初的10年里，这种金融产品的适度发放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94～2006年，美国的房屋拥有率从64%上升69%，超过900万的家庭在这期间拥有了自己的房屋，这很大部分应归功于次级房贷。
1980年，美国国会为鼓励房贷机构向低收入家庭发放抵押贷款，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该法取消了抵押贷款利率的传统上限，允许房贷机构以高利率、高费率向低收入者放贷，以补偿房贷机构的放贷风险。在利用次级房贷获得房屋的人群里，有一半以上是少数族裔，其中大部分是低收入者，信用记录也较差。因此，次级抵押贷款具有高风险性。相比普通抵押贷款6%～8%的利率，次级房贷的利率有可能高达10%～12%，这样一来，钱少、信用差的贷款者承担高利率，高利率的放贷者承担高风险，前者有房住，后者赚大钱。
那么，“次贷危机”是如何引发的呢？通俗点来说，“次贷”就是为那些本来没有资格申请住房贷款的人创造一个市场，使这些信用不足的人或者贷款记录不良的人也可以来贷款。这些次级贷款是需要通过中介机构来申请，中介机构本来应该把住第一关。但是，中介机构为争取更多的业务，他们开始违规、造假，提供假的数据和假的收入证明。银行看到过去的信用记录很好，于是就向这些申请人贷款，然后银行又把这些贷款转化成债券，卖给房地美和房利美，房地美和房利美再把这些债券分割成面值更小的债券，卖给普通投资者。
就这样，连收入证明都拿不出来的人也可以贷款，通过中介机构的包装欺骗银行，银行再把债券卖给房地美和房利美，房地美和房利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分割成面值更小的债券卖给全世界，包括AIG等公司。终于有一天，这些次级债的借款人开始还不起利息了，银行拿不到利息，就不能向房地美和房利美兑现，房地美和房利美拿不到钱就无法给社会大众，于是引发了一连串的经济崩溃。
次贷危机形成示意图
正是如此，一场原本只涉及单一地区、单一金融产品的危机已经通过蝴蝶效应演变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
只能转移的投资风险——次级债券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主要的经济增长引擎，美国怎么会因一场次贷危机遭受这样重大的冲击呢？其实，次级抵押贷款总额占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比例是比较小的，相对于全美8万亿美元的住房贷款总额，在危机爆发时，次级抵押贷款总额为1.89万亿美元，所占比重并不大。
虽然美国次级债务的违约规模并不算很大，但是，美国的金融家们却将次级贷款转化为许多与之关联的金融衍生产品，其规模高达几十万亿到上百万亿美金，构成了一个庞大无比而又错综复杂的金融网络。这样，一旦上游次贷出现问题，便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美国金融系统因为连锁反应会全部牵扯进去。
在次级抵押贷款的转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便是次级债。在美国，次级债特指基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而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
美国的债券同样按照信用进行评级，基本分为三类：优级、次优级和次级。优级债券指由高信用的政府或者公司发行的债券，像国债就属于此类。次优级债券的风险比优级相对要高，但收益同时也会相对高出一些。次级债券是指信用等级和评级相对较差的债券。在美国，次级信用往往意味着违约，但是同时，它也是高收益的代名词。
在美国这样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美国的金融家将抵押贷款证券化，曾被认为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它的一个显著好处就是“风险转移”。次级贷款市场具有高风险性，次贷机构、投资银行对此当然洞若观火。如果出现大批违约事件，放贷机构将不可避免地承担巨大风险。因此，金融家们便充分发扬创新精神，发明了一种新的金融产品，即次贷“证券化”。在这个过程中，购房者的贷款被集中到一起，打包整理成一种次级贷款支持证券，再投放市场。购买这些证券的人们，将取得借款人偿还的本金和利息。
证券投资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低风险低回报的行业，这早已经成为共识。然而，当投资者们面对“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这一新产品时，却发现了极具诱惑力的一幕：这种证券由于评级高，从而属于低风险，然而，其回报却比同属高评级的国债以及优质公司的债券都要高。顿时，全世界的投资者都被吸引过来。在投资者、银行、保险公司、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企业等各类经济主体的参与下，次级债市场迅猛火爆起来。
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这一金融发明的本意是使银行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下，将巨额贷款打包成次级债券，卖给众多的投资者。在次级债繁荣时期，次级贷款被打包为证券的比例，曾经从31.6%一路增到2006年的80.5%。
在20世纪90年代时，美联储实行低利率，个人贷款对于投资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由于其评级低于投资级，始终得不到投资者的广泛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为了转移风险，开拓市场，便以次级贷款为主，创造出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充分满足不同偏好的投资者需求。
MBS、CDO、CDS均是以住房抵押贷款或商业住房抵押贷款为支持的证券化产品。在众多金融衍生品中，CDO的作用非同小可。CDO市场的暴跌直接加速了次级债危机的连锁反应。
金融衍生产品的传递
次级抵押贷款要求借款人每月都要按照一定的利率返还资金。在房市大热的时候，借款人的房子不断增值，从而确保了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唯有这样，次级债券才能保证其价值，就会有人购买，就会把次贷市场的风险转移分散给各个投资于次级债的人。这就是次级债能够获得收益的根本所在——房市必须不倒。
作为同属于金融产品的“次级贷”与“次级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与之对应的则是从次级贷危机到次级债危机的传导，这体现了金融系统在资金、信用及风险上均沿着链条传导的特点。既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将次级债卖给了国际投资者，当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发生危机时，其影响就会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全世界。
新世纪第一场全球经济大动荡——金融危机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金融市场中混迹的人多会对自己的财富如此感叹。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使得曾经令人瞩目的“华尔街模式”一夜坍塌，令无数财富荡然无存。普通百姓也已经切身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因此对我们来说，十分有必要了解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演变历程。
最初进入这个市场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获得暴利，因此吸引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介入衍生产品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多，金融产品种类的开发越来越多，包括次贷、商业性抵押债券、信用违约掉期等，业务规模也就越来越庞大，直到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业务深入渗透。业务的相互渗透意味着高风险的相互渗透，造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这是金融危机影响深远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突然之间，拥有85年历史的华尔街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贱价出售给摩根大通；拥有94年历史的美林被综合银行美国银行收购；历史最悠久的投行——158年历史的雷曼宣布破产；139年的高盛和73年的摩根士丹利同时改旗易帜转为银行控股公司。拥有悠久历史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就这样轰然倒下，从此便成了历史。华尔街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就是导致此次“百年一遇”的金融灾难的罪魁祸首。
托·约·邓宁格曾有一句名言：“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当欲望变成魔鬼时，贪婪必然铸成危机。
我们可以简单地演示一下金融危机是如何爆发的。
1.杠杆
许多投资银行为赚取暴利，采用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杠杆是一柄双刃剑，在牛市中，利用杠杆借款可以获得暴利；相反，熊市来临，地产行业出现危机并导致市场转折的时候，杠杆就变成自杀工具。
2.CDS
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A对B约定，B帮A的贷款做违约保险，A每年付B保险费5000万元，连续10年，总共5亿元，假如A银行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就直接归B。假如违约，B要为A赔偿，为A承担风险。对于A来说，如果不违约，就可以赚45亿元，这里面拿出5亿元用来做保险，还能净赚40亿元。如果有违约，反正有B来赔。所以对A而言既规避了风险，还能赚到钱。B经过认真的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100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元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元，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元。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双方成交并皆大欢喜。
3.CDS市场
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并且赚到钱后，C也想分一杯羹，就跑到B处说，只要B将100个CDS卖给他，C可以将每个合同2亿元成交，总共200亿元。对于B来说，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元，而且没有风险。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当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元，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每个CDS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认为自己还是有赚头，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亿元。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地炒，以至于CDS的市场总值炒到了何种程度已经没人知道。
4.次贷
A、B、C、D、E、F……所有的人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享受次级贷款的这些人经济实力本来不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次贷为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房地产市场中，房价持续上涨，尽管次级贷款的利息一般比较高，但是享受次级贷款的人们在此时并不担心贷款利息的问题，只要房子处于升值的过程中，穷人还是赚钱的。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5.次贷危机
有涨必定有跌，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当房价往下跌的时候，原先享受次贷的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投无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并不感到担心，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哪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元买下了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不到1%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元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元。加上300亿元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一个大的金融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濒临倒闭。
6.金融危机
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这样，从A到G的所有人都会从这连锁危机中损失惨重。
金融危机形成示意图
现实中的金融危机远比上述模型要复杂得多，不过，我们也能从模型当中看出金融危机的产生及发展历程。
如果次级债没有受到投资者疯狂的追捧，恐怕也不会有金融危机的局面。美国依靠资本市场的泡沫来维持消费者的透支行为，市场被无节制地放大了。这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华尔街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推出各种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不断扩张市场，造成泡沫越来越大。当泡沫破灭的那一刻，危机便爆发了。
贪婪与恐惧是人类天生的本性，市场总是在人们的贪婪中走向过度繁荣，而在人们的恐惧中出现灾难。任何一种过度扩张的结果总是以过度繁荣为危机来临的起点，而以灾难作为终结。
金融创新其实并没有错，金融创新的危险在过度衍生与膨胀，华尔街的转型是一个新的开始，它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政府对金融业务的监管并不在于抑制创新，而在于抑制过度扩张所导致的泡沫。
金融危机下的国家级灾难——国家破产
2008年10月6日，冰岛总理哈尔德通过电视讲话，对全体国民发出警报：“同胞们，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危险。在最糟的情况下，冰岛的国民经济将和银行一同卷进旋涡，结果会是国家的破产。”此时，他面对的冰岛不再是这个世界最美丽干净、金融高度发达的天堂，而是一个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的黑色乌托邦，昔日在全世界过得最幸福的冰岛人生活在国家破产、朝不保夕的恐惧中。
冰岛人口只有32万，过去仅靠渔业支撑，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进入一个连续10余年高速增长的黄金年代。冰岛的银行体系此时迅速萌芽并以疯狂的速度扩张。它们在全球各地成立分行，发放了大量的贷款，银行因此成为冰岛经济的最强支柱。截止到2008年6月30日，冰岛三大银行的资产规模总计达到14.4万亿克朗，约合1280亿美元。与之相比，2007年冰岛的国内生产总值（CDP）仅为1.3万亿克朗。
银行资产的大量累积，让冰岛人尝到了甜头，这个小国人均GDP占到世界第四，美丽洁净的环境、优厚的福利政策让这里成为一方世人向往的“幸福乐土”。但是当金融危机袭来时，这个国家才发现他们原来正是巴菲特所说的“裸泳者”。总理哈尔德承认，由于冰岛银行产业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金融业震荡波中，冰岛面临“国家破产”。
破产，如同一场噩梦，与企业如影随形，那些资不抵债者最终会在《破产法》的框架内或者拍卖变现或者资产重组以获新生，而旧有商号如一块随风飘摇的破布很快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会破产。但这种现象现在却真实地出现了，冰岛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严重地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边缘。
理论上濒临“国家破产”的冰岛会不会破产呢？答案是肯定不会。理由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国家有别于企业的最显著特点是“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在结束了帝国殖民时代之后，这一原则日益成为国际共识，成为大小贫富悬殊国家之间交往的原则。所以，对于那些贫困国家，尽管外债缠身，理论上足够“破产”几百次，但是并没有被拍卖掉，这些穷国家也没有随之在国际政治版图上消失，沦落为其他债权国家的“新殖民地”。反过来说，倘若国际间有“国家破产”的“市场空间”，那么，美国仅举华尔街上的一个个富可敌国的金融大佬之力，就可以用经济手段，兵不血刃地将一个个破产小国收入囊中，如此一来，世界就依然是“强权政治”的天下。显然，让“国家破产”成为可能，就意味着对弱肉强食的霸权政治放行，最终破坏基于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渊源而形成的民族国家之间的脆弱国际平衡。
当然，国家破产的概念不是特别严格，从理论上说，一个经济单位，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如果资不抵债就是陷入了破产的境地。但是国家和其他单位不同，国家手上第一有苛税权，第二有发钞票的权力，第三有举债权，有这三权在就使得他不可能实际地破产。
有经济学家认为，所谓的国家破产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一种描述。首先，就是出现大量的财政赤字、对外贸易赤字；其次，就是出现大量外债；最后，该国家没有偿还外债的能力，同时也没有改善国内经济状况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这个国家要破产了。
因此，“国家破产”更像是一个形容词，以体现一国经济形势之危急；而不是一个动词，并不预示着一个国家马上就会吹灯拔蜡、改换门庭。就拿冰岛来说，纵然外债远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但是依然可以在现有的国际秩序框架内找到克服时艰的途径，比如向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借债，还可以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
早在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第一执行总裁克鲁格尔女士曾提出过一个解决机制，将IMF的地位放在了国家破产解决程序的核心地位，但是很明显，这一方案遭到了所有国家的反对。两年后，IMF再次提出一个改进后的方案，该条款从法律上允许债权人中的一个“绝大多数集体”（占债权人总量的60%～70%）可以进行债务重组，同时该重组须将其余的债权人包括在内，而IFM只起到监督和最后仲裁的作用。
为了应对当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阿根廷当年的债务危机与现在所说的“国家破产”几乎相同，美国政府也提出过相应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有经济学专家认为，要挽救国家破产的危局，就必须从国内、国际多方面寻求解决的办法和渠道：第一，是国际求助，比如这次冰岛向俄罗斯寻求贷款，从国外获得帮助来缓解自己的压力；第二，就是通过谈判解决债务问题，比如上一次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进行国际谈判，对那些无法偿还的债务进行免除、延期等措施，这也是一种缓解危机的办法；第三，就是要发动国内民众共渡难关。只有国际、国内多方面共同地努力和配合，才能真正起到挽救的效果。
刺激经济复苏需重拳出击——4万亿元投资
在日趋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我国政府采取了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终于确定总额度为4万亿元的两年经济振兴计划。
这项经济振兴计划主要包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大致包含内容如下：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
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
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这就是“4万亿一揽子计划”，要完成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年底至少需要投资4万亿元。这项规模空前的财政刺激方案吸引了广大民众和国际上的眼光。根据该方案，中国在2009～2010年内将在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方面支出约4万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2007年中国GDP的1/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财政总收入的4/5，来防止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
中央政府一举推出十大政策刺激内需、雷厉风行的应对举措，无疑将会大大激起人们对经济形势的信心。实质上，围绕刺激内需的目标，“一揽子计划”已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与以往的政策出台相比，对老百姓而言，此次“一揽子计划”透露出一些非常积极的信号。
在所公布的十大举措里，每一项都是重大利好，每一项都释放了积极信号，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从宏观层面来说，这些措施是应对金融危机，化解和削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通过扩大内需来提高我国抗击金融危机的能力。从微观层面来说，这些措施的主旨是让利于民，是以民生为重，通过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等措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作为这一揽子方案的推出，提振民间信心是这项政策的主要目的。如果只有政府单打独干，民众对经济的发展失去了信心，可以预见这十大措施的效果也不会太好。目前中国的企业和居民户缺的是信心，在信心缺失的情况下，投资和需求弄不好也会持续下滑。
当然，百姓对巨额资金如何筹措也十分关心。根据发改委安排，到2010年年底，中央投资安排将达到1.18万亿元。自1998年以来，中央的财政收入一直处于同比快速增长的态势，2008年财政收入更是突破6万亿元。受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效益下降等多重因素影响，2009年的财政收入压力将增大，财政赤字率将上升很快，2009年的预算财政赤字将达到创纪录的9500亿元。因此，发行国债是必然的选择。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但发行国债，货币资金将被回收，市场流通的货币量下降，对私人部门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
我们都知道，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出口，与出口拉动和启动消费比起来，政府投资拉动无疑是对经济改善见效最快的手段。但我们也应该看到，4万亿元投资仅仅是推动了投资这一项，这势必导致三者关系的失衡。投资会增加未来的产能，而如果外需短期内不能恢复，内需又持续不足的话，势必会出现产能过剩。
与此同时，4万亿元计划也会延缓我国的经济结构改革。近几年来，政府通过各类手段，促使产业结构升级，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缓解环境保护的压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市场优胜劣汰中，一些本来因自身原因应该进行改革的行业和该被淘汰出局的企业，现在有了政府埋单，又可以在新的相对优越的投资环境中延迟改革和升级，显然，这不是好事。
刺激措施更像是强心针，而不是治本之药，但4万亿元必须出手，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要维持经济的平稳与快速发展。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享受更多的利益。
谁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粮食危机
200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0570亿斤，是40年来第一次实现粮食总产连续5年增加。连续5年增产，似乎使国人有理由对应对全球粮食危机，有个乐观而明朗的态度。但是，应该看到，危机的引发因素都还存在，潜在的粮食生产危机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危机。吃饭是人的第一需要，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境下，更应该注意粮食安全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体制的好处是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弱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差。农民所拥有的生产规模通常非常小，我们通常说的“一亩三分田”，其实随着人口的增长，很多地方的人均耕地已经不足一亩。在资本面前，农民根本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发言的机会。相比城市和工业，农村同样没有发言权。在缺乏保护、组织的情况下，农民们面临着比制造业和服务业更大的市场风险，而且他们还承担着二、三产业部门极少具有的自然风险。因此，在双重风险袭击下的农业，就变成了一个弱质部门。因此，存在隐性的粮食生产危机。
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主要商品价格都出现了下跌趋势，农产品价格更是首当其冲。这样，农民种粮的收益势必会进一步降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继续遭到打击，职业农民不断流失，土地撂荒严重。在多数农产品处于供求平衡状态下，外部不确定因素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作用大，市场波动使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明显增加。部分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可能更加突出。
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保障粮食安全，主要的思路是不断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因此，国家出台了免征农业税、最低收购价政策、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建立粮食储备体系、加强粮食市场监管等一系列保护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的政策措施，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每年要消耗粮食10600亿斤，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是世界消费总量的1/4，目前世界粮食总贸易量不到我国消费量的2/5。有人说，只要中国经济发展好了，可以从国外买粮食。但是世界上能有哪个国家能提供如此多的粮食？如果中国的粮食出现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拯救中国。
因此，必须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18亿亩耕地的红线绝对不能触碰，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从规划、标准、市场配置、评价考核等方面全面建立和落实节约用地制度。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是我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政治智慧，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国，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基础并不稳固。每年的粮食产需依然存在一定缺口，每年都要挖几百亿斤库存。随着人们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的不断转变，对粮食质量和品种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粮食消费趋势也会不断变化，因此，需要认真分析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适应粮食消费趋势的措施，及时应对，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
贸易保护
为什么中国被看成是“非市场经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
2004年4月14日，在对外贸易领域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新西兰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而使中国在获得梦寐以求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首次取得突破；二是美国商务部对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彩电做出终裁，裁定中国企业存在倾销行为。两件事都是有关反倾销中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但结果却迥然不同。为什么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并加入WTO的情况下，仍被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称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呢？
这是因为，中国不断发展的对外贸易让许多国家暗怀戒心。当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攻城略地”时，美国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从而采用对中国不利的反倾销规则。该规则规定，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只要用来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是合适与合理的”，就可用某一市场经济国家相似产品的价格作为标准来确定是否是倾销以及倾销的幅度，并施以对应的高征税措施。这样一来，中国很多出口产品没有倾销而被判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从而受到严重打击。
实际上，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制造业免受国外竞争压力而对进口产品设定极高关税、限定进口配额或其他减少进口额的经济政策。它与自由贸易模式正好相反，后者使进口产品免除关税，让外国的产品可以与国内市场接轨，而不使它们负担国内制造厂商背负的重税。
贸易保护主义经常被人们与重商主义和进口替代联系起来。重商主义认为保持一个可观的贸易顺差对一个国家是很有利的。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在限制进口方面，主要是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措施。前者主要是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阻止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后者则包括采取进口许可证制、进口配额制等一系列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自由进口。这些措施也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对发达国家来说则是调整国际收支、纠正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工具。
为什么我们在理论上证明了贸易保护不能为国家带来好处，但实际上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要搞贸易保护呢？这是因为我们在理论证明时暗含了一个假设，就是假设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都是以本国家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但实际上政府在一些势力的影响下也可能偏离这个目标。贸易保护对生产者有利，生产者虽然人数较少，但贸易保护分摊给每个生产者的平均收益较大，因而该利益集团要求政府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热情高，对政府的影响就大；贸易保护对消费者不利，消费者虽然人数众多，但不实施贸易保护分摊给每个消费者的平均收益较小，所以该利益集团反对政府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热情低，对政府的影响就小。这样一来，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便得以盛行。
举个例子来说，美国番茄质量次价格高，墨西哥番茄质量高价格低。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让墨西哥番茄进入都是有利的。但是1996年克林顿政府却限制墨西哥番茄出口到美国，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番茄进口受益的是消费者，而每个消费者收益并不大。受损的却主要是佛罗里达州的种植者，他们虽然人数少，但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损失却不小。
但不管怎么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任何国家都不是好事，我们应该冲开贸易保护的种种壁垒，开创自由贸易的新时代。
阻碍国际贸易的限制性措施——贸易壁垒
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制造”更是遍布世界各地，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不断传来对“中国制造”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世界空前的贸易壁垒正在袭击“中国制造”。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对我国实施反倾销的国家不仅有欧美、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土耳其、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案件涉及钢铁、鞋、玩具、轮胎、铝制品、日用品、机电、矿产、养殖品等中国在出口方面具有优势的行业。
美欧的各项措施，对我国出口行业带来了重大冲击。一个个贸易保护措施，将我国的产品拒之门外。虽然气愤不已，但这样的现象在全世界非常普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是频频上演。这些现象足以说明中国出口遭遇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壁垒。那么什么是贸易壁垒呢？
贸易壁垒又称贸易障碍，是指对国与国间商品劳务交换所设置的人为限制，主要是指一国对外国商品劳务进口所实行的各种限制措施。贸易壁垒一般分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类。
所谓关税壁垒，是指进出口商品经过一国关境时，由政府所设置海关向进出口商征收关税所形成的一种贸易障碍。按征收关税的目的来划分，关税有两种：一是财政关税，其主要目的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二是保护关税，其主要目的是为保护本国经济发展而对外国商品的进口征收高额关税。保护关税愈高，保护的作用就愈大，甚至实际上等于禁止进口。
非关税壁垒，是指除关税以外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所形成的贸易障碍，又可分为直接限制和间接限制两类。直接限制是指进口国采取某些措施直接限制进口商品的数量或金额，如进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制、外汇管制、进口最低限价等。间接限制是通过对进口商品制订严格的条例、法规等间接地限制商品进口，如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政策、苛刻的技术标准、卫生安全法规、检查和包装、标签规定以及其他各种强制性的技术法规。
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贸易壁垒的存在为自由贸易添加了不和谐的因素。国际间竞争的加剧，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纷纷采取了各种贸易壁垒。但发达国家技术先进，这使得他们能够更有效地突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冲击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相反，发展中国家产品往往要受到发达国家的严苛管制。基于此，各国之间也产生了贸易争论。
有资料显示，1990年以来，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占世界总量的1/7～1/6，而在中国加入WTO后，更成为各国反倾销的“众矢之的”。
另有资料表明，中国有3/5以上的出口企业和2/5以上的出口产品面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且根据中国国家质检总局2008年12月30日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表明，仅2007年一年，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让中国出口企业损失上百亿美元。全年出口贸易直接损失494.59亿美元，占同期出口额的4%以上，企业新增成本264.31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72.76亿美元。
诸多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处于不利地位。在各国先后树立起来的贸易壁垒背后，中国很“受伤”。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就是技术性贸易壁垒，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出口的产品多是低技术含量产品，市场被发达国家的众多指标卡在国门之外。
实际上，贸易壁垒形成对自由贸易经济的一种障碍。虽然贸易壁垒的形成有保护国内产业发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及保住短期工作机会等好处，但从长期来说，会阻碍经济发展。在一来一往进出口贸易壁垒下，会使国际贸易形成恶性循环，使各国都不能真正获益。现代企业已经走向全球化分工，国家之间贸易的频繁往来，事实上就是执行专业化分工的结果，如果我们为了排除国际竞争的压力而建立了贸易壁垒，必定会阻断国际间的贸易往来，等于放弃了专业分工的机会而导致整体生产力下降。可见，实施贸易壁垒保护，对长期的经济发展反而不利。
因此，必须从国家层面、地方政府以及出口企业层面上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国家应该从国际合作层面在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大力呼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督促有关国家采取实际行动履行承诺。同时积极推动新一轮世贸谈判，与有关国家加强双边谈判，争取使更多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作为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主体，应尽快努力提高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同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兼并收购当地企业等方式，将跨境出口转化为企业的内部贸易，有效避免贸易摩擦。
消除关税的经济成本——零关税
从2010年1月1日起，中国和东盟6个老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之间，将有超过9成的产品实现零关税。中国对东盟平均关税将从之前的9.8%降到0.1%。东盟6个老成员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2.8%降到0.6%。中国与东盟4个新成员国（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也将在2015年实现90%产品零关税的目标。
所谓的零关税，是指进出口商品在经过一国关境时，由政府设置的海关不向进出口国征收关税。如中国内地将自2009年7月1日起，分别对CEPA（粤港两地紧密经贸关系）项下原产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部分商品实施零关税。
众所周知，一国海关依法会对其进出境的货物或者物品征税，这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征收的一个税种，即关税。征收关税是一国政府增加其财政收入的方式之一，也是通过收税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其市场竞争力，减少在市场上对本国产品的不良影响的重要途径。关税有着保护本国生产业的作用。既然关税的作用如此重要，又为何要实施零关税政策呢？实施零关税又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呢？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直致力于逐步降低平均关税水平，实现自己的入世承诺。目前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虽仍高于发达国家3.8%的平均关税率，但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已处于较低的水平。不仅如此，中国与某些贸易伙伴签署的零关税协议又进一步降低了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帮助中国在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获取更多的优势与利益。
2004年1月1日，中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议（CEPA）》开始实施，该协议的第一阶段规定，374项原产香港的货物获得零关税优惠，同时内地对香港服务提供者开放18个行业的市场。2004年10月、2005年10月，中国内地又分别与香港签署了CEPA补充协议，即第二、第三阶段的协议。其中，第二阶段协议规定对原产香港的713类进口货物给予零关税优惠，并继续扩大11个服务行业的开放措施，新增加8个开放的服务领域。自2006年1月开始实施的第三阶段协议安排，几乎所有符合原产地规则的香港进口货物都可获得零关税优惠，在服务贸易方面又增加了23项开放措施。此外，中国内地还与澳门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规定对原产澳门的产品实行零关税。
实践证明，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零关税协议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香港和澳门而言，CEPA对两地区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是十分显著的。以香港为例，CEPA第一阶段的顺利实施，有力地帮助香港经济摆脱了多年的困境，并走上蓬勃发展之路。2004年，香港经济增长率达8.1%，是四年来最高，并明显高于过去20年4.8%的平均增长率。香港多项经济指标出现双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贸易全年实质增长达15.3%，服务输出增长达14.9%。
以上案例说明，实施零关税可以降低进出口交易的成本，产生贸易创造效应。零关税的实施还可能扩大协议成员国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规模和贸易规模，使其国内生产资源由非优势产业向优势产业转移，从而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并带来优势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与此同时，零关税的实施有利于增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加之“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将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有效，不仅有助于国内外投资的增长，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组合，从而提高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现阶段我国零关税机制的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虽产生了一定的贸易推动作用，但并未充分发挥零关税机制的贸易创造效应。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不断发展，零关税机制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2002年12月，在世贸组织召开的市场准入谈判小组会议上，美国正式提交了“非农产品零关税”方案，建议所有成员在2015年前取消所有工业品和消费品的关税。对我国而言，不应消极拒绝“零关税”，因为这将使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面临被“孤立”和“边缘化”的危险。我国必须积极做好准备，以更主动、更策略和更有效的方式来发展和应对零关税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美国农民比中国农民更逍遥——贸易补贴
2008年8月28日，世界贸易组织的网站公开了美国政府的一封来信。在信中，美国就中国农产品（如猪肉、小麦）关税、补贴和出口规则问题，向WTO提出一系列质疑。美国政府在信中的主要攻击点是中国的生猪饲养政策。
信中称，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5%，但中国生猪饲养等肉类企业似乎不必交纳此等所得税。美方要求中方解释猪肉生产和加工商是否属于“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企业”，并要求中方公布猪肉生产商和加工商2007和2008年的总收入。
2007年中国生猪存栏数因疾病等问题大幅下滑，导致市场猪肉价格飙升。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和促进生猪饲养和肉类加工。美国政府在致WTO的信中指责，中国对饲养的每头母猪补贴100元人民币，是过去补贴的两倍，而此前中国对生猪饲养补贴已高达8.86亿美元，美方要求中方提供新补贴方案细节和补贴总额。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补贴最多的国家之一，竟然指责中国的农产品补贴，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贸易补贴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或公共机构，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本国出口企业提供现金补贴，或者提供财政上的优惠。此举有利于提高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贸易补贴又会使外国同类企业受到不利影响，容易导致不公平竞争。因为这个原因，关于贸易补贴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贸易补贴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贸易补贴简单来说就是负税，其后果与税收正相反。间接贸易补贴则一般采取放宽信贷、廉价使用能源或免费使用基础设施等方式。补贴量可以与贸易量保持某一固定比例关系，称为从量补贴；也可以与贸易值保持某一固定比例关系，称为从价补贴。
比如在贸易补贴中的出口补贴，又称出口津贴，是一国政府为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加强其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出口某种商品时给予出口厂商的现金补贴或财政上的优惠待遇。其方式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补贴，出口某种商品时，直接付给出口厂商的现金补贴。间接补贴，政府对某些出口商品给予财政上的优惠。
美国是世界上贸易补贴最多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农业补贴最多。对于美国的农民而言，无论在地里种什么，他们都不用担心将来卖不出去，因为在他们背后，有美国的农业补贴。美国农业补贴的形式繁多，种类各异，几乎覆盖了所有大宗农产品，每年平均每个农户能从政府那里得到1万多美元的补贴。巨额的补贴使得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占据“半壁江山”，美国的小麦、大豆和玉米占有率分别高达45%、34%和21%以上。
高额的农业补贴使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的价格优势。比如在2000年，美国对小麦的直接补贴为每吨45美元，对玉米的直接补贴为27美元。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农民可以将每吨小麦降价45美元，每吨玉米降价27美元，降价后再与其他国的生产者竞争。这样，对于那些无力提供补贴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极为不公，因为他们的农民无法与美国进行价格战。相比较其他国家的农民而言，美国农民的日子过得更加舒适。
贸易补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利用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长期以来，各国政府为了国内经济发展或其他政策的需要，或者为了促进出口，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行业或产品实行补贴，这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一国政府有权采取它认为适当的任何政策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一国的主权所在，也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一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实行何种具体方法，对哪些行业予以补贴，这都是一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本来是无权干涉的。
然而，一国对国内工业的补贴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对外贸易，而一旦这些国内措施影响了给予补贴国与他国的经济交往，则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在国际贸易中，补贴与反补贴措施问题一直是一个复杂棘手、争议颇多的问题。一国政府采取补贴措施，受到补贴措施影响的国家采取反补贴措施，而受到反补贴措施影响的国家又采用其他方法对付，这种补贴与反补贴的斗争成了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也遭遇到国外的反补贴调查。2004年4月至10月，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先后对原产于或出口自中国的烧烤架、碳钢和不锈钢紧固件以及复合地板发起了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这三起案件标志着我国出口产品出现了新的挑战，国外对华贸易摩擦的新热点开始产生。随着加拿大CBSA于2004年12月9日作出最终裁决，裁定对原产于或出口自中国的碳钢和不锈钢紧固件100%地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补贴。随着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CITT）于2005年1月7日对涉案产品作出了存在损害的肯定性裁决。自此，正式翻开了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的序幕。
当前补贴与反补贴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突出问题，我国也应该切实重视起贸易补贴引起的纠纷问题，并开展补贴与反补贴的立法与实践。
西班牙人为什么要烧温州鞋——商品倾销
位于西班牙东部的埃尔切市是个以制鞋业闻名的小城。从2004年9月14日开始，一向平静的埃尔切街头出现了一些匿名传单，在鞋店比较密集的商业区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内容都差不多，让人触目惊心——“不用再为我们的鞋店担忧了，起来做点实事吧。让我们把那些进入我们城市的亚洲鞋倒出来烧掉吧！”另外，传单还鼓动当地鞋商于16日晚7时在卡鲁斯商业区进行示威游行。
尽管街头的大部分标语被一些善意的市民撕去，但到16日下午，卡鲁斯商业区还是聚集了四五百名当地鞋厂主、鞋商和工人。他们高举着“把亚洲鞋倒出来烧掉”的标语，喊着口号，向位于该区的几家中国鞋店涌来。
这时一辆载有一集装箱鞋子的货车正好停在华商陈九松的仓库门口准备卸货，这些游行的人见状立即包抄过来。他们一边向货车投掷石块，一边恶意谩骂。继而，人群中的一些过激分子拿来汽油将货车点燃。熊熊大火不仅吞没了整辆货车，还将旁边的仓库点燃。当地消防员和防暴警察接到消息后赶来驱散了闹事者，并花了几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然而，那辆货车上的一集装箱温州鞋子以及仓库已被付之一炬，直接经济损失达80万欧元。
倾销是指某国的制造商或出口商将某种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到另一国的贸易行为。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规定，如果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在其本国内消费的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其正常的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渠道，则该产品将被认为是倾销。
由此可以看出，倾销通常具有以下若干特征：
第一，倾销是一种人为的低价销售措施。它是由出口商根据不同的市场，以低于有关商品在出口国的市场价格对同一商品进行差价销售。
第二，倾销的动机和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了销售过剩产品，有的是为了争夺国外市场，扩大出口，但只要对进口国某一工业的建立和发展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威胁或实质性阻碍，就会招致反倾销措施的惩罚。
第三，倾销是一种不公平竞争行为。在政府奖励出口的政策下，生产者为获得政府出口补贴，往往以低廉价格销售产品，同时，生产者将产品以倾销的价格在国外市场销售，从而获得在另一国市场的竞争优势并进而消灭竞争对手，再提高价格以获取垄断高额利润。
第四，倾销的结果往往给进口方的经济或生产者的利益造成损害，特别是掠夺性倾销扰乱了进口方的市场经济秩序，给进口方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
从倾销的特征来看，温州鞋出口欧洲并不能构成倾销行为。温州鞋之所以价格如此低廉，在于中国产品具有成本优势。制鞋业是比较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廉价的劳动力使得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产业工人的时薪费用大约为1美元/小时。与此相对应，最高的前联邦德国地区达到28.28美元/小时，最低的斯里兰卡为0.5美元/小时，就此而言，中国的劳动成本确实很具有优势。
但是，国际贸易中的倾销行为会破坏公平的市场竞争原则，进而破坏国际贸易秩序，所以各国都非常重视反倾销。反倾销是指进口国主管当局根据受到损害的国内工业的申诉，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对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在进口国进行销售的，并对进口国生产相似产品的产业造成法定损害的外国产品，进行立案、调查和处理的过程和措施。
为了制止倾销而采取反倾销措施应该说是合理的，但如果反倾销措施的实施超过了其合理范围或合理程度，反倾销措施也会成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从而对国际贸易的扩展造成阻碍性影响。
随着中国外贸的不断扩大，中国正遭遇越来越多的反倾销案。对于中国出口企业而言，当务之急是在应对反倾销时，做好充分的准备，合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议》等条例，通过调节争端的机制维护自己的利益。
扼住外国商品销售的数量“魔咒”——进口限额
2004年起，印度政府要求所有进口的硼酸都必须与杀虫剂有关，不论产品是否用作杀虫剂或只是作为生产原料使用（例如，可以用于生产玻璃或陶瓷）。硼酸的大多数用途都是作为非杀虫剂使用。硼酸的销售商无法进口硼酸用于再销售，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政府部门颁发的“无异议证书”。无异议证书需要在申请进口许可之前向印度农业部的“中央杀虫剂与登记委员”会申请。无异议证书的要求从2006年7月开始延长3年。硼酸的最终用户在获得向中央杀虫剂与登记委员会颁发的进口许可后可以进口硼酸。但是，进口许可也包括吨数限制，超过限制数额的不得进口。同时，印度本国的提炼厂可以生产并销售非杀虫剂用途的硼酸，只要有记录表明他们没有将其销售给杀虫剂最终用户即可。
印度政府限制印度的硼酸进口，实际上是一种进口限额政策。进口限额是指一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些商品进口的数量和金额，事先作出规定，在限额内可以进口，超过限额的不准进口，或征收较高的关税或罚款的制度，又称“进口配额制”。进口配额主要有绝对配额和关税配额两种。绝对配额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些商品的进口数量或金额规定一个最高数额，达到这个数额后，便不准进口。
实行进口限额的主要方式有：
（2）关税限额。这是指在一定进口额度内给以减、免关税待遇，超过额度即恢复征收正常关税或更高的关税。
（3）季节性限额和混合限额。季节性限额通常用于农产品，当国内丰收或正值收获季节，便限额进口；当国内歉收或正值生产淡季，便放宽或取消进口限额。在这种情况下的进口称为有条件进口。混合限额实际上是混合使用国产原料的规定。例如，规定面粉工业、制糖工业中必须使用一定数量的本国小麦和甜菜，然后根据年产量的比例确定允许进口外国原料的限额。
进口限额通常由输入国单方或通过与输出国事先磋商后宣布，限定某类或某些品种的商品在规定期限内允许进口的最高数量或金额。
一国政府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来干预本国的进出口，从而影响本国的经济活动。征收关税和实行进口限额是影响进口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它们都可以起到限制本国的进口，保护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调节国际贸易收支状况的作用，但它们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又是有所不同的。
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后，本国经济可能受到下述影响：（1）该种商品的国内价格提高，不利于进口商品的销售，使进口数量受到限制。对进口数量的影响大小，取决于关税率的大小及该商品国内市场的需求弹性大小。税率越高，进口越受限制，弹性越大，进口也越受限制。（2）由于国内价格提高，将促进本国同类产品的生产厂商产量增加，导致成本下降，价格也随之下降，从而促进本国同类产品的生产与销售。（3）政府得到关税收入，可以用这种收入来从事与增加公共福利有关的事业，补偿消费者的损失。当然，关税要做到既有效地保护本国的产业又不使国际贸易状况恶化，就必须有一定限度。过高的关税会使外国商品不再进口，同时引起贸易伙伴国报复，引起出口的缩减，国内经济状况恶化。
实行进口限额与关税不同的是：只要支付了进口税，进口商仍可以自己决定进口的数量。而实行了进口限额，则政府严格限制了进口商品的数量或者价值。因此，它排除了外国厂商的价格竞争对国内价格的任何影响。比如，如果外国厂商为对付关税而压低价格，那么关税对进口的影响不会很明显，而进口限额则仍可以完全控制商品的进口。另外，进口限额也更有利于本国厂商免受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只要进口的数量达到限额，外国厂商甚至不能在本国市场上免费赠送产品，当然，这也不利于本国厂商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便于政府加强对国际贸易状况的宏观控制。
与关税壁垒政策相比，进口限额同样是限制进口量而采取的贸易政策，提高了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并增加本国产量及减少进口量，达到保护国内市场及劳动力的目的。在国内市场对某种商品进口需求增长从而引起国内价格相对于国际市场价格剧涨时，高关税有时不能完全制止进口增加，而限额能够做到。进口限额使垄断集团得以把被限制商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提高到国际市场水平以上，而不用担心进口增加带来竞争。
因此，配额限制的政策有时也用来作为贸易制裁的手段，当过多的进口商品扰乱了国内市场的供需时，政府可以借此作为自卫的机制，防止国内产业继续受到伤害。采取进口限额与进口关税的目的都是有意要扶植国内的新兴产业，以摆脱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会以发展国内产业经济为优先，而对进口货物实施贸易限制。
国际金融
各种货币之间的关系——汇率
故事发生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小镇上。有一个单身汉在墨西哥一边的小镇上，他付了1比索买了一杯啤酒，啤酒的价格是0.1比索，找回0.9比索。转而他来到美国一边的小镇上，发现美元和比索的汇率是1:0.9。他用剩下的0.9比索换了1美元，用0.1美元买了一杯啤酒，找回0.9美元。回到墨西哥的小镇上，他发现比索和美元的汇率是1:0.9。于是，他把0.9美元换为1比索，又买啤酒喝。这样在两个小镇上喝来喝去，总还是有1美元或1比索。换言之，他一直在喝免费啤酒，这可真是个快乐的单身汉。
这个快乐的单身汉为什么能喝到免费的啤酒呢？这跟汇率有关系，在美国，美元与比索的汇率是1:0.9，但在墨西哥，美元和比索的汇率约为1:1.1。那么什么才是汇率呢？
汇率是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由于世界各国货币的名称不同，币值不一，所以一国货币对其他国家的货币要规定一个兑换率，即汇率。
各国货币之所以可以进行对比，能够形成相互之间的比价关系，原因在于它们都代表着一定的价值量，这是汇率的决定基础。在金本位制度下，黄金为本位货币。两个实行金本位制度的国家的货币单位可以根据它们各自的含金量多少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比价，即汇率。如在实行金币本位制度时，比如英国规定1英镑的重量为123.27447格令，成色为22开金，即含金量113.0016格令纯金；美国规定1美元的重量为25.8格令，成色为千分之九百，即含金量23.22格令纯金。根据两种货币的含金量对比，1英镑=4.8665美元，汇率就以此为基础上下波动。
在纸币制度下，各国发行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代表，并且参照过去的做法，以法令规定纸币的含金量，称为金平价，金平价的对比是两国汇率的决定基础。但是纸币不能兑换成黄金，因此，纸币的法定含金量往往形同虚设。所以在实行官方汇率的国家，由国家货币当局规定汇率，一切外汇交易都必须按照这一汇率进行。在实行市场汇率的国家，汇率随外汇市场上货币的供求关系变化而变化。
汇率是两种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因此汇率多少，必须先要确定用哪个国家的货币作为标准。由于确定的标准不同，于是便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外汇汇率标价方法。
1.直接标价法
直接标价法，又叫应付标价法，是以一定单位（1、100、1000、10000）的外国货币为标准来计算应付出多少单位本国货币。就相当于计算购买一定单位外币所应付多少本币，所以就叫应付标价法。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目前都采用直接标价法。如日元兑美元汇率为119.05即1美元兑119.05日元。
在直接标价法下，若一定单位的外币折合的本币数额多于前期，则说明外币币值上升或本币币值下跌，叫作外汇汇率上升。反之，如果要用比原来较少的本币即能兑换到同一数额的外币，这说明外币币值下跌或本币币值上升，叫作外汇汇率下跌，即外币的价值与汇率的涨跌成正比。
2.间接标价法
间接标价法又称应收标价法。它是以一定单位（如1个单位）的本国货币为标准，来计算应收若干单位的外汇货币。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欧元、英镑、澳元等均为间接标价法。如欧元兑美元汇率为0.9705即1欧元兑0.9705美元。在间接标价法中，本国货币的数额保持不变，外国货币的数额随着本国货币币值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一定数额的本币能兑换的外币数额比前期少，这表明外币币值上升，本币币值下降，即外汇汇率下跌。反之，如果一定数额的本币能兑换的外币数额比前期多，则说明外币币值下降、本币币值上升，即外汇汇率上升，即外汇的价值和汇率的升跌成反比。因此，间接标价法与直接标价法相反。
由于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所表示的汇率涨跌的含义正好相反，所以在引用某种货币的汇率和说明其汇率高低涨跌时，必须明确采用哪种标价方法，以免混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紧密，而汇率作为各国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发挥着重要作用。
（1）汇率与进出口。一般来说，本币汇率下降，即本币对外的币值贬低，能起到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作用。若本币汇率上升，即本币对外的比值上升，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
（2）汇率与物价。从进口消费品和原材料来看，汇率的下降要引起进口商品在国内的价格上涨。至于它对物价总指数影响的程度则取决于进口商品和原材料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反之，本币升值，其他条件不变，进口品的价格有可能降低，从而可以起抑制物价总水平的作用。
（3）汇率与资本流动。短期资本流动常常受到汇率的较大影响。当存在本币对外贬值的趋势下，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就不愿意持有以本币计值的各种金融资产，并会将其转兑成外汇，发生资本外流现象。同时，由于纷纷转兑外汇，加剧外汇供求紧张，会促使本币汇率进一步下跌。反之，当存在本币对外升值的趋势下，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就力求持有以本币计值的各种金融资产，并引发资本内流。同时，由于外汇纷纷转兑本币，外汇供过于求，会促使本币汇率进一步上升。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汇率都是一把“双刃剑”。汇率变动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好处与坏处，要视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
中国早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购买力平价
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中旬发布一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购买力平价为1美元等于3.45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汇率8.19的42%。也就是说，中国购买力平价水平要远远低于汇率，国内价格水平要低于国际价格水平。按世界银行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推算，2005年中国实际GDP总量为53332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占世界总量的9.7%。而按汇率法测算，中国GDP总量为22438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排在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之后，占世界总量的5.1%。
中国的社会财富怎么会有这么多？是不是搞错了？其实不是，我们在了解了购买力平价理论后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在经济学上，购买力平价是一种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使我们能够对各国的物价水平进行合理比较，这种理论汇率与实际汇率可能有很大的差距。该理论指出，在对外贸易平衡的情况下，两国之间的汇率将会趋向于靠拢购买力平价。一般来讲，这个指标要根据相对于经济的重要性考察许多货物才能得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形势动荡不安，各国通行不兑现纸币，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加速。卡瑟尔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确立各国新的官方汇率，从而消除因物价变动而造成的贸易困难，恢复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这就是本国与外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应等于本国与外国价格水平之间的比率。
例如，如果有代表性的一组货物在美国值2美元，在法国值10法郎，汇率就应该是1美元等于5法郎。因此，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一个平衡的汇率是使所比较的两种通货在各自国内购买力相等的汇率，偏离于使国内购买力相等的汇率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如果一件货物在美国所值的美元价格相当于法国所值的法郎价格的1/5，而汇率却是1美元等于1法郎，那么，每个持有法郎的人就会把法郎换成同数的美元，而能够在美国购买5倍的货物。但市场上对美元的需求会使汇率上涨，一直达到1美元等于5法郎为止，也就是达到它的货币购买力的比率与各国货币所表示价格水平的比率相等为止。
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人们对外国货币的需求是由于用它可以购买外国的商品和劳务，外国人需要其本国货币也是因为用它可以购买其国内的商品和劳务。因此，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交换，就等于本国与外国购买力的交换。所以，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国货币的价格也就是汇率，决定于两种货币的购买力比率。由于购买力实际上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倒数，因此两国之间的货币汇率可由两国物价水平之比表示。这就是购买力平价说。
购买力平价决定了汇率的长期趋势。不考虑短期内影响汇率波动的各种短期因素，从长期来看，汇率的走势与购买力平价的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购买力平价为长期汇率走势的预测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方法。
购买力平价的大前提为两种货币的汇率会自然调整至一水平，使一篮子货物在该两种货币的售价相同（一价定律）。在巨无霸指数，该一“篮子”货品就是一个在麦当劳连锁快餐店里售卖的巨无霸汉堡包。选择巨无霸的原因是，巨无霸在多个国家均有供应，而它在各地的制作规格相同，由当地麦当劳的经销商负责为材料议价。这些因素使该指数能有意义地比较各国货币。
两国的巨无霸的购买力平价汇率的计算法，是以一个国家的巨无霸以当地货币的价格，除以另一个国家的巨无霸以当地货币的价格。该商数用来跟实际的汇率比较，要是商数比汇率为低，就表示第一国货币的汇价被低估了（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相反，要是商数比汇率为高，则第一国货币的汇价被高估了。
巨无霸指数是一个非正式的经济指数，用以测量两种货币的汇率理论上是否合理。假设一个巨无霸在美国的价格是4美元，而在英国是3英镑，那么经济学家认为美元与英镑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就是3英镑-4美元。而如果在美国一个麦当劳巨无霸的价格是2.54美元，在英国是1.99英镑、在欧元区是2.54欧元，而在中国只要9.9元的话，那么经济学家由此推断，人民币是世界上币值被低估最多的货币。因为根据一价定律，相同的商品在全世界都应当有相同的价格。如果巨无霸指数大于1，则说明在这个国家麦当劳的价格较美国低，反之则比美国高。从汇率的角度说，就是这个国家货币的汇率被低估，或者美元汇率被高估。
同样的产品在世界各地的货币标价却相差巨大，而且与官方的汇率换算完全不符，因此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眼中，麦当劳的巨无霸已经成为评估一种货币真实价值的指数。
因此，购买力平价理论用于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现行的货币汇率对于比较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会产生误导。例如，如果墨西哥比索相对于美元贬值一半，那么以美元为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将减半。可是，这并不表明墨西哥人变穷了。如果以比索为单位的收入和价格水平保持不变，而且进口货物在对墨西哥人的生活水平并不重要（因为这样进口货物的价格将会翻倍），那么货币贬值并不会带来墨西哥人的生活质量的恶化。如果采用购买力平价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而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持批评意见的经济学者认为，假定所有国家的价格商品价的相等是错误的。不同国家的人对于同一种商品的估价是不同的。例如一种在甲国是奢侈品的商品，在另一个国家可能只是一般日用品。而购买力平价理论却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汇率表示你的本国货币在另一个国家的购买力，而购买力平价汇率跟你能在另一国买到多少东西无关。并且，购买力平价在统计学上具有欺骗性——例如可以通过精心的选择所用的商品获得对某国有利或者不利的结果。
不得不说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些整天争吵不休的人看似聒噪，其实却都大有来头。他们很多都是当时《纽约时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上经常采访的对象，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美联储的主席艾考斯、参议员托比、经济学家怀特等人。
说这一座小小的华盛顿山度假宾馆此时大腕云集一点也不为过。但是，这些人里最大的腕却是一位英国人。当时，人们绝不会想到，此人的肖像不仅将出现在那些最著名的杂志封面上，他的名字还将出现在此后的60年中的任何一版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教科书上。他就是对现代政府经济政策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可能也是有史以来对现实经济影响力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此时，凯恩斯已经身患重病，但他依然“冷酷无情地驱使自己和别人工作”，而他当时的主要对手——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哈里·怀特也紧张戒备，每天只睡5个小时。
这一次聚集了世界大腕，足足开了20天的会议，终于争吵出一个结果，那就是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的金融货币体制协议，就是在此时诞生的。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相当程度上摧毁了世界贸易。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得金本位制度彻底破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因为每一经济集团都想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解决自身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呈现出一种无政府无组织的状态。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这就使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可能。
1944年，盟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已成定局，它们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以促进战后的世界贸易和经济繁荣。22个盟国代表签署了一份盟约——《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是构成这一货币体系的两大支柱。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暂时结束了战前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混乱局面，维持了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固定汇率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柱之一，但它不同于金本位下汇率的相对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扩大了世界贸易。美国通过赠与、信贷、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世界散发了大量美元，客观上起到扩大世界购买力的作用。同时，固定汇率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由于汇率波动而引起的动荡，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美国被确立为储备货币国。这与美国经济实力的雄厚是分不开的，但也正因如此，给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埋下了倒塌的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增长，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根本基础其实是美国的经济基础。假若美国国际收支持续性逆差，美元对外价值长期不稳，美元则会丧失其中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要履行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义务，必须拥有充足的黄金储备。如果美国黄金储备流失过多，储备不足，就难以履行兑换义务，并且无力进行市场操作和平抑金价，美元比价下降，国际货币制度的基础随之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还规定了汇率浮动幅度需保持在l%以内，导致汇率缺乏弹性，限制了汇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弊端逐渐暴露。1971年7月第七次美元危机爆发，尼克松政府于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这意味着美元与黄金脱钩，支撑国际货币制度的两大支柱有一根已倒塌。1973年3月，西欧又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马克的风潮。3月16日，欧洲共同市场9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家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彼此之间实行固定汇率。
至此，战后支撑国际货币制度的另一支柱，即固定汇率制度也完全垮台。这宣告了布雷顿森林制度的最终解体。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过去美元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国际货币体系将向各国汇率自由浮动、国际储备多元化、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趋势发展。单一的货币制度越来越难以满足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倒塌的根本原因。
人民币更加值钱了——货币升值
货币升值是指某国货币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价值增加或上升了。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屡创新高，升值幅度逐渐加快。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56%，2006年升值3.35%，2007年升值6.9%。到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经突破7.0的关口，再创汇改以来新高。
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中国国力昌盛、强大的表现，它是人民币走向世界的前奏曲。有人则认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欠发达的人口大国来讲，人民币升值是一种虚假繁荣，是一种泡沫。
人民币升值后，中国老百姓不无惊喜地发现，对比美元，自己手中的人民币愈发“经花”了。这样的对比，确实“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对此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因为，人民币升值涉及方方面面，利益与损失交错。
持续几年的人民币升值，对我们到底有哪些益处？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第一，扩大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使他们得到更多实惠。人民币升值给国内消费者带来的最明显变化，就是手中的人民币“更值钱”了，当然这是相对于购买国外的产品或服务而言的。你如果出国留学或旅游，将会花比以前更少的钱。或者说，花同样的钱，将能够办比以前更多的事。如果买进口车或其他进口产品，你会发现，它们的价格变得“便宜”了，从而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中国人在世界很多地方花钱比以前更加划算了。
第二，减轻进口能源和原料的成本负担。我国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大量能源和原料需要进口。在国际能源和原料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势必承受越来越重的成本负担。目前我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用于国内建设和发展，如果人民币升值到合理的程度，便可大大减轻我国进口能源和原料的负担，从而使国内企业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
第三，有利于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部分无技术含量、无品牌附加值的低级加工贸易，必将遭到淘汰。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扩张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使出口结构长期得不到优化，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因此一直扮演“世界打工仔”的角色。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利于推动出口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改进产品档次，从而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第四，有助于缓和我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鉴于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迅猛势头和日益增多的贸易顺差，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对此，简单地说“不”，对贸易双方都没有好处。因为这会不断恶化我国和它们的关系，给我国对外经贸发展设置障碍。人民币适当升值，可有效减少经贸纠纷。
不过，不能笼统地说，人民币升值了对我们有好处，其实人民币升值对我们也有负面影响。要不然，人民币早就大幅升值了。当人民币升值以后，由于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我们可以更便宜地买到外国的商品，但我们将本国商品卖给外国就难了，很多出口企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无法生存下去，由此带来失业率的上升。
此外，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也产生缩水的威胁。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2万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有力保证。然而，人民币升值使得巨额外汇储备便面临缩水的威胁。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等主要可兑换货币升值10%，则我国的美元外汇储备便缩水10%。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当然，人民币升值还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人民币如果升值，大量境外短期投机资金就会趁机进入，大肆炒作人民币汇率。在中国金融市场发育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很容易引发金融货币危机。
其实，人民币升值以后，最大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劳动力就业出现问题。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远低于别国同类产品价格。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二是由于激烈的国内竞争，使得出口企业不惜血本，竞相采用低价销售的策略。人民币一旦升值，为维持同样的人民币价格底线，用外币表示的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将有所提高，这会削弱其价格竞争力。而要使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不变，则势必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这不能不对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冲击。而我国出口产品的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阻必然会加大就业压力。
人民币升值有利有弊，但人民币究竟升值还是贬值，以及升值或贬值的幅度有多大，都需要政府依据各方情势仔细权衡。
需要指出的是，普通老百姓对人民币升值的理解，表面上看是“更值钱”“更划算”，但是，普通老百姓很容易陷入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货币幻觉”。具体说来，就是如果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也意味着个人的人民币资产相对美元更值钱。但价格只存在于交易当中，如果个人不打算与外币进行兑换或交易，不打算购买美国商品，不打算出国旅游，不打算投资美国资本市场，你就享受不到这部分相对于外币而言增值的人民币，带来购买力增加的好处。
“山寨”货币为什么会得到承认——货币贬值
讪滴戌村位于泰国北部阳光明媚的平原上，10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该村村民便开始自行印制货币了。当时，由于大量热钱涌向国外，泰国货币——“铢”急剧贬值。当地村民无奈之下，便通过自行印制货币以求自保，这种山寨货币上的图案是当地儿童绘制的水牛和寺院。在村子里的集市上，许多村民都用当地货币购买日用品，如新鲜蔬菜、猪肉、水果。而这种货币的流通范围还在不断扩大，甚至连附近的碾米厂也开始收这种钱。
其实，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泰国的法定货币“泰铢”不断贬值，而导致当地村民不愿意使用本国货币。那么，什么是货币贬值呢？
货币贬值是货币升值的对称，是指单位货币所含有的价值或所代表的价值的下降，即单位货币价格下降。
从国内角度看，货币贬值在金属货币制度下是指减少本国货币的法定含金属量，降低其对金属的比价，以降低本国货币价值的措施。货币贬值在现代纸币制度下是指流通中的纸币数量超过所需要的货币需求量即货币膨胀时，纸币价值下降。从国际角度看，货币价值表示为与外国货币的兑换能力，它具体反映在汇率的变动上，这时货币贬值就是指一单位本国货币兑换外国货币能力的降低，即本国货币对外汇价的下降。例如，如果100美元去年兑换300元人民币，今年兑换400元人民币，则人民币贬值了。货币贬值在国内引起物价上涨现象。但由于货币贬值在一定条件下能刺激生产，并且降低本国商品在国外的价格，有利于扩大出口和减少进口，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把它作为反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
实际上，当一种货币大幅度贬值是不是真的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贬值是否能促进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好转？恐怕答案未必是肯定的。
有效贬值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两个国家、两种货币，即只有本国与外国、本币与外币，本币贬值即是外币升值。现实情况却是，目前全球有200多个经济体，出于主权的考虑，几乎每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的货币，因此，一种货币面对的不是一种外币而是多种外币，外国也是一个集合概念、一个国家的外国，同时也是它国的外国，每个国家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而不是分割的国际市场，况且出口市场也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进口国还会设置很多进口限制措施。国家之间不仅存在贸易伙伴关系，还存在出口竞争。
为简便起见，假设某一商品的国际市场只有a、b两个供应国即出口国为出口竞争关系，其他国家均为需求国即进口国，a、b各占市场份额50%，首先，a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为改善其逆差状况，采用货币贬值政策，a国的货币贬值有效，增加了出口，而扩大的份额正是b国丧失的份额。b国不甘心份额的减少，也采取贬值措施，争回失去的份额，由此开始产生一轮又一轮恶性贬值竞争，形成贬值陷阱。
首先，从单个国家来看，a、b两国的每一轮货币贬值都是有效的，第一轮贬值中，a国货币贬值10%，市场份额由50%增加到75%，出口需求弹性2.5（2.5=25%/10%），b国的贬值同样也是有效的，b国货币贬值10%后市场份额由剩下的25%恢复到50%，弹性也是2.5，第二轮贬值同样具有弹性，且同样有效，如此可以循环往复。
其次，从总体而言，贬值却是无效的，因为，经过两轮甚至多轮贬值，市场份额又回到初始状态，仍然是50%对50%。再深入的结论是，这种贬值对改善一国的国际收支无效，它实际上会恶化一国的国际收支，并通过联动效应、恶化所有参与恶性贬值竞争国的国际收支。经过两轮贬值后，两种货币的汇率比初始期均贬值19%（19%=100%-90%×90%），而市场份额却保持不变，即出口量保持不变，意味着两个国家的出口收入均下降19%，这种从单独一次来看贬值有效，而从总体来看贬值无效的现象，可称之为“贬值陷阱”。
贬值陷阱是一个怪圈，因为从每一轮贬值来看，好似效果都很明显，刺激了各国运用货币贬值政策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的偏好，而将效果不明显归咎于贬值力度不够，从而更加大幅度贬值。然而，这种货币贬值的结果却使国际收支状况更加恶化，是无效的，而且连带其他国家同陷国际收支失衡泥潭。
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某个国家的货币贬值还有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货币连锁贬值。果真如此的话，这会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轮番恶化，不仅无法刺激本国出口，实际反而将国内资源补贴给了国外消费者。贬值即便可以产生短期效应，但对于长期效应而言，无疑是泼瓢冷水。此外，货币贬值会刺激资金外流，一旦外资形成货币贬值预期，将会大规模流出，从而导致资本市场更加动荡，不利于经济稳定。
凶猛的金融鳄鱼——热钱
这种投机性短期资本，即热钱。热钱，又称游资，或叫投机性短期资本，指为追求最高报酬及最低风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短期、套利和投机。国际间短期资金的投机性移动是为了逃避政治风险，追求汇率变动、重要商品价格变动或国际有价证券价格变动的利益。
热钱在市场活动中无处不在：石油、股市、楼市、粮市……任何大宗商品价格的涨跌都与热钱脱不了干系。热钱是市场中一只看不见的手，而这只手的力量是巨大的，2008年油价的大起大落，全球股市的巨大动荡都与这只市场中的“黑手”有着密切的关系。
2009年以来，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股票出现大幅上涨。俄罗斯莫斯科时报指数自年初以来累计涨幅已经高达135%，在彭博社跟踪监测的全球89个股票市场中涨幅第一。从3月到10月，200多亿美元外资涌入巴西股市，将圣保罗股市的博维斯帕指数推高至67239点，比年初上升了79%。而印度和中国股市目前累计涨幅也均超过了75%。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覆盖20多个发达市场的MSCI世界指数自年初以来仅涨了约25%，美股涨幅不到14%。
热钱的流入将造成一国资本项目顺差、外汇储备激增、本币大幅升值、流动性过剩以及资产市场行情火爆，而热钱流出则造成一国资本外逃（资本项目逆差）、外汇储备骤降、本币大幅贬值、流动性紧缩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等大难题。最令人不安的是热钱流动方向的突然逆转，通常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2009年11月18日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我国外汇占款达18.766万亿元，月度新增2286亿元，增量较9月下降超过四成。不过，这一增量仍属较高水平。此外，10月份我国FDI增量达71亿美元，贸易顺差达240亿美元，超过9月份近一倍。
美元贬值和中国经济复苏带来的逐利冲动，正催促国际热钱潮涌中国。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贸易便利化的外汇政策下，押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热钱不断翻新资本流入方式，加剧境内流动性过剩，推高资产价格。
自从2005年7月21日中央银行宣布1美元兑8.27元人民币汇率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那一刻起，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便不可阻挡。因为大量的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它们以各种形式涌向中国，将外币换成人民币。当然，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赚钱，他们赚钱的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等人民币汇率升到一定程度，比如15%，就将换来的人民币换回美元，手上就比当初多了15%的美元，这就是套汇。第二，换成人民币后存进中国的银行里吃利息，只要中国提高利率，就能赚钱，这是套利。第三，购买人民币资产。热钱不是用来建厂，而是用来买股票、买房子，他们要搭上中国经济成长的快车。
自2005年以来，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及升值预期，过多热钱进入中国会加大市场的流动性，造成流动性过剩，而货币供给越多，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就越大。此外，热钱还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而投机资金进入股市、楼市后，容易制造泡沫。而热钱还会给股市造成严重伤害。
总的来说，预防热钱危机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强外汇监测体系，及早察觉外汇在本国的异常流动。
（2）注意政策、制度的可逆性设计，一旦热钱大量外流时，政策制度可以进行相应的应对和补救。
（3）保持理性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的平衡增长而不是追求过度的繁荣，始终是稳定国家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根本。
以越南为例，在经历热钱危机后，在金融开放进程上不再过于求大求快，而是通过制度化对资金进行约束，引导它为优化经济结构服务。央行不仅缩减了货币供应量，还对贷款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措施。此外，越南还计划对外国资本占有股份上限加以规定，据悉，目前越南的上市公司外国资本只允许最多占有49%。在2008年5月，东南亚国家联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3国计划出资至少800亿美元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以帮助参与国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维护地区金融稳定，这无疑是构筑了一道强大的堤坝，以遏制“热钱”再度兴风作浪。
2002年，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兹教授出版专著《全球化及其不满》，详尽剖析了投机热钱对国家金融稳定的巨大危害。他的结论是：“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对‘热钱’实现监管和征税。国际金融组织不仅不应该反对和阻挠对热钱的监管和征税，相反，它们应该行动起来，更好地监管投机‘热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