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农民”不是现在有人才提出的，如一位叫王福重的人，他最近说“只有消灭农民，国家才能真正富强”。王某此言一出，就受到了很多谴责。而早到2013年，那时就已有“消灭农村农民”的说法，住建部一位领导就此专门接受人民网专访——《不要企图“消灭”农民、“消灭”农村》。“消灭农民”不过是旧话重提罢了。
在传统说法上，我国是传统农业国，农业大国，文明是农业文明，因为农民一直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自古以来以农立国，课劝农桑。城镇化是近三四十年才有的。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50%以上。蓝皮书还透露，其中29.7%的农业户籍人口已经居住在城镇，不再务农，只有40%的农业人口完全从事农业劳动。按13亿人口计算，那么完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大概为2.6亿。
中国要步入现代化，农业一直是个难题，现在的农业还基本停留在小农经济上。古代农业，土地是属于地主阶级的，农民是租种。土地革命后，农民成了土地主人，但还是个体的小农经济，虽然有过短暂的集体经济时期，是家庭承包制又让农业回到了小农经济模式上，直到今天。与工业、科学技术比较，小农模式的农业已不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改变小农模式将是不可避免的。不论从农业劳动人口的规模，还是现代社会发展同步要求，“农民的消亡”一定会是必然。
农民不等于农业，虽然在称谓上传统将从事农业的人叫做农民，但农业不必须是农民来从事。传统观念把农民等同于农业，认为取消农民，就没有了农业，就会饿肚子。这种传统的、顽固的观念需要改变，如果不改变，就不能突破现有的小农模式，就不会推动和探索农业发展的现代化路径，只会固守在旧有的低层次的模式上徘徊。
有人说小农模式下的农民是最自然的存在，否定农民和消灭农民是反天道。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的农民是经过了两千年帝制时代的人为塑造延续而来，它并不是什么纯天然的存在，因为它经过塑造后，有着非常显著的中国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极自私，二是极愚昧，三是极落后，无需详细阐述，它已为人们所公认。
我们现在取消了公粮和农业税，农民种什么种多少，完全自由了，不种也没人管，他也不管谁饿不饿肚子，所以土地撂荒已非常普遍。他们很多农户顶多是种够自己吃就行了，不再种多余的。他们不会考虑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至于别人饿不饿肚子，他不会去想也不会想到，因为都与他无关。国家粮食安全与否，那就扯的更远。
国家的土地在他们手里，而国家却不能使土地产出所需要的粮食，国家是被动的。农民工现象，所以有农民连分给他的那一点土地也不种了，撂荒了，靠外出打工挣钱买粮吃，他们成了荒废土地功能、浪费粮食种植的最大群体。这是当今土地问题上国家与农民个体利益的冲突所在。如果放任农民对土地的放任，那么国家粮食安全就是大问题。所以，农民的极自私性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巨大隐患。而解除这个隐患，就必须解除对农民的被动依靠，解除土地与农民的捆绑，把土地从农民手里解放出来，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掌握在国家手里，主动组织和调动力量最大地力地使用土地，耕种粮食。否则，靠分散的、松散的而又极自私的农民个体，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是极其不安全的路子。
最好的出路，是产生一批农业工人。农业不等于农民和农村。农业也不等于小农经济。小农模式只是社会某个阶段的一种存在，不应是永久存在。所以，农业完全可以有非小农模式之外的别种形式来实现。国外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为例，国内有东北农场、集体农村为例。种粮不是小农模式下农民的天然权力。
今天农民人口已经降至百分之二十，如果继续停留在维系一个本不应存在下去的所谓农民阶级的认识上，那么主观上将大大阻碍中国社会质的进步。
要把单一的、分散的小农变成有组织的、成规模的、使用农业现代机械和农业科技的农业工人，的确不是靠一两个命令就能实现。然而，即使再困难重重，步子再难走，这个困和难也必须要走过去。走过去了，前方就是金光大道，不走就永远停留下当下的“三农问题”上苦苦支撑，原地徘徊，而吃苦的继续是农民，威胁最大的是国家粮食安全。
现有农民的出路，一是分散到城市，尤其中小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二是继续留在农村和农业上，其中还会有游离在城市和农村的农民工，但这是阻碍农业现代化的群体，因为他们既要城市打工的自由和收入，又要土地和农业上的稳定收成，这是维护小农经济的习惯势力，他们两头想得利的投机，使农业陷入了低水平徘徊的困境。要消除这个群体的阻碍，一方面要放宽城市市民条件，让更多的农民工真正进入城市，融进城市，而对于实不愿脱离土地的农民工，需另寻政策以改变。
现在农村人口、完全从事农业的人口逐年在减少，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再靠很少有青壮年从事农业的家庭承包制来支撑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将是危险的。我们不可为所谓的“中国人用世界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所陶醉，而看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以及农村无人种田的可怜现状，最后吃亏的将是我们自己。这次长达几个月，现在仍然还看不到结束的新冠病毒疫情，已有多国禁止粮食出口，这是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在敲响警钟。现在正是集中土地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良机，抓住这个机会，中国农业将走出一片崭新的广阔前景。
“消灭农民”，尽管说法会招致有人反对。正确的应是，不是“消灭农民”，而是“农民消亡”。“农民消亡”到“农业工人”，才是未来的必然。农业工人代替农民之时，就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之日。
我国农业在满足基本吃饭需求之后，得不到长足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营规模太小，也就是说单位面积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太多了。尤其是种植业，除东北和海南外，长期属于家庭作业，人均耕作面积有限，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或略有商品化生产的水平。
农业的低生产效率，决定了规模化作业的必要性，要规模化作业必须消灭农民，这里说的消灭，不是肉体上消灭，而是让其转行。消灭peasant，制造farmer。当国家统计数据说我们国家城市人口超过50%时，我们一方面应该高兴的看到这一巨大进步，另一方面，想一下，剩下的那一般人可是6亿多啊，多么庞大的数字。小幅地块加上大量农业人口，必然是积贫积弱积愚积懒。
不过非常奇怪的是就在20年前，非农户口还是香饽饽，农村户口想变成非农村户口吃商品粮还得托关系请客，你上头没人都不好使！但是突然之间，国家把这个口子放开了，不但放开了，还有各种政策鼓励你，逼着你放弃农业户口，想让孩子上个好点的学校，就得转户口，不然你就没有资格读，尤其是现在连宅基地都不能继承了，这意味着什么？
一旦你脱离了农村户口，你的根就被斩断了！
假设说我现在为了孩子有个好的教育环境，把户口从农村迁到了城市，一切稳定安居乐业，等我老了，死了以后我的宅基地国家是要收回的，那我孩子怎么办？对不起，因为他们的户口已经不在农村了，虽然这里还埋着我爷爷、太爷爷、老祖宗，我祖祖辈辈在这个村子里农耕生活，但从我这一代开始，我就不属于这里了，我的孩子以后回老家，如果不说自己爹是谁爷爷是谁的话，都没有人认识他，尽管他的根就在这里，对不对，这个根，从我这一代就断了！
在计划经济之下，我国的集体制度不是建立在村社自治的基础之上的，恰恰是承续了吏民社会的传统。作为集体前身的人民公社这个现象与其说是“宗族集体主义”，不如说是“国家主义”的产物，是由国家一手建立起来的贯彻国家意志的工具，即一种新型的“齐户编民”。
经济学家周其仁曾明确指出这种经济并不是什么“集体经济”，国家控制人民公社的程度并不比控制国营工厂差，区别在于国家控制了工厂，承担控制的后果，要用大锅饭养起国有职工。而人民公社则不同，它是“国家控制，但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国家控制农村，但不承担控制的后果，客观上也养不起全体农民。
农村土地是否允许自由流转，实质就是把农民定位为一种个体职业还是一种集体身份？之所以限制农村土地流转，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在这种集体经济之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还没有被定位为一种纯粹的个人财产权利，而是一种身份资格。这种身份背后是利益、义务、职责、福利的混合体。农民不是作为个体被视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而是作为集体组织中的一分子。因为绑定在集体里，没有选择的自由和退出的自由，在计划经济之下，农民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
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职业是可以选择的，身份是不可以选择。
农村集体、农村土地、农民身份，三位一体牢牢绑定。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固化在集体中，由集体土地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农村土地则是维护集体和农民关系的纽带。这种封闭性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强化了农民职业的身份性，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解放和农民的自由发展。
改革开放，城市化，就是打破计划经济下这个三位一体的桎梏。市场经济的浪潮不可避免的涌向农村，将农村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席卷入统一的大市场体系。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农民的土地权利和农民的身份定位，真正把土地和农民从农村中解放出来。土地的解放，就是允许自由交易，市场化配置；农民的解放，就是允许自由迁徙，市场化择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