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2000年和2010年的中国社会结构测量发现：农民中的一部分通过打工、通过经营，地位上升了。对于这两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可称作从“倒丁字型结构”向“土字型结构”的转变。
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已经类似于纺锤型社会，就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即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而农村社会依然是“倒丁字型结构”，社会底层群体较大。
核心观点
●农民工频繁换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晋升渠道，地位很难提升。如果农民工永远是农民工，永远进入不了技术工人群体的话，社会转型就无法实现。这也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
●我们必须对于在13.7亿人口的社会里,建立福利保障体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困难想得多一些。还应该意识到，我们建设的保障体系，也还会有地区的差异。
●无论是“倒丁字型”还是“土字型”，都是底层比较大。如果底层不断提升，最终变成橄榄型社会，中国现代化转型就完成了。
怎样看待中国的社会分层现象
阶级、阶层、群体利益差异，核心是公平问题。目前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想法：
第一种公平观念反对一切差异，认为社会分层结构本身就不应该有，需要摧毁社会分层本身。
第二种公平观念认为，社会结构本身很难消除它的分层性，我们观察全部的人类社会，包括原始部落，族长和氏族成员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分层社会也可以有公平。比如北欧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是一种分层社会，但它们的基尼系数比较低。其实这些国家市场第一次分配的时候差异性挺大，大老板的收入也挺高。但是通过第二次分配，通过税收、福利、保障等各种调节机制把基尼系数调过来了。这样就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平公正观点：
第二，注重机会公平。改革开放以后大家接受新的公平观念，大体上我们把它叫做机会公平。如果看文件的话，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都使用这样的概念。机会公平的概念实际上是说：起跑线平等，给大家创造机会或条件，机会公平使得一个社会更有发展动力。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理念进步，就是终于意识到了，一个社会极其复杂，人们理念上都希望有一个特别公平公正的体制，但如果简单地把结果拉平，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我国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现状
我们还运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做了ISEI。如果把这两个数据作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农民中的一部分通过打工、通过经营，地位上升了。对于这两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我称作从“倒丁字型结构”向“土字型结构”的转变。
我们分析一下2000年和2010年的ISEI发生的变化，有四个大的群体变化比较突出：
第一个是农民，他们在五普的时候是63.2%，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减少了16.71%。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农村，中国如果想实现现代化，农民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无法实现现代化。六普的时候，原来的农民去哪里了？农民打工去了，而且打工部分数量特别大。比如深圳总共1千多万人，光打工族就占了一半，可见这在中国是大群体。另外，农转非也是农民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是体力劳动者，这部分变化较大。体力劳动群体很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农民，五普比例9.8%，六普比例13.58%，上升了3.78%。前面说农民减少了16.71%，为什么这里又上升3.78%呢？要知道，过去是市民承担了一部分体力劳动，后来由于国企改革及各种转制，城市户口的人基本上脱离了体力劳动，农村来的人就把这块填充了。所以，农民加入城市体力劳动者的数量比3.78%要大，因为城市人口退出他们进入，这部分是替代的关系。
农民工是各行各业中换工作最频繁的群体。另外，中国还有一个“民工潮”，即农民工春节前回家去，春节后又到城市里来打工。农民工频繁换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晋升渠道，地位很难提升。如果农民工永远是农民工，永远进入不了技术工人群体的话，社会转型就无法实现。这也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
第四个群体是经营销售的白领阶层，变化也非常大。这个群体在五普中只占2.9%，六普中居然占到了13.34%，增加了10.44%,是非体力劳动群体中上升最快的。该群体对市场运营贡献非常大。所以，一个城市有了中小经营者才有活力。大资本的垄断如果过度，会断掉很多中小经营者、老百姓的活路。大型企业、大型垄断资本强调高度自动化，真正吸纳劳动力十分有限。因此，大部分人社会地位上升还是依赖于营销。
在中国社会结构测量中发现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处于社会下层的居民仍然数量很大，主要是农民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不计算农村，只计算城市的话，中国城市确实是中产社会了。农村社会结构还大体上是倒丁字型的。目前的问题是，农村的劳动力、有能力的人都流失了，乡村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后劲。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在改革中到底怎么办，到底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巨大差异。中产阶层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城市里。而现在大部分的房产库存严重是集中在三线、四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中产不足，多数居民消费能力较弱。
大城市应该说社会结构已经现代化了，白领、创业者、大学生、各种劳动者、外来打工族之所以愿意在这里，就是因为大家在大城市好找工作。
反过来，小城市留不住人，小城市的衰落和大城市的繁荣形成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在世界各国也不太多见。美国也是巨型人口社会，少数大城市聚集很多的人，比如纽约。但是美国的小城市其职业结构也是现代化的，跟大城市的职业结构没有本质的区别，一个大学生在小城市里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工作。
第三个问题是区域间的巨大差异，最核心的是东西差异。我们的数据把中国分成四块，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东北单占一块，因为情况比较特殊。
我们仅把东部和西部拿来作对比，对比东部和西部的中产阶层分布。我们看到东部2005年收入中产比例是53.3%，到2013年上升成66.65%，也就是说东部总的来看还是一个发展比较正态的社会，东部的收入中产、教育中产、职业中产都在逐步扩大。但是西部就有问题了。
西部在2005年的时候收入中产只有21.23%，到2013年更下降到14.37%，净流出，教育中产和职业中产也是这样，比例越来越小。这样的话，东部中产确实是一个正态的效应，但是西部就呈现恶性循环效应。越恶性循环就越没有中产环境，所以人才就越留不住，大学生去了以后又走了，不会在那个地方待下去。
第四个问题是城市中户籍居民与外来打工族有巨大差异。对中国来说，户籍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地位流动的严重障碍。如大城市压缩外来人口、大学毕业生留城的人数，外来户籍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单位去工作，但是没有大城市户籍，他就必须考虑到将来一旦成家，生孩子了怎么办？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处理不好有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我国当前贫富差距问题与对策
关于财富分布，改革开放以前连一包花生都通过行政副食本进行分配，可以说分配得够均等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差异比较大。改革开放以后，基尼系数1988年0.382，1994年0.434，1997年0.4577，到了新世纪，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不低于0.5的水平。根据经验，一般调查中低收入户所给的信息大体准确，实际上，调查员入户后，根据住房等情况，大体也可以判断家庭的经济情况。而高收入户的情况复杂，很多调查不出来。学者王小鲁研究报告认为，高收入阶层隐性收入很高。
看待财富收入差距的大小问题，无法脱离开具体的国情。北欧的贫富差距小，与之相比较，美国的贫富差距就比较高。下面我们看看，美国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
从数据上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也是一路攀升的。美国的贫富差距近来也变得比较严峻,有一个叫托马斯·皮凯蒂的学者写了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他用数据证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贫富差距持续上升。
事实告诉我们，像美国这种数亿人口的大国，建立广覆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是比较难的。而美国才3亿多人，中国大陆有13.7亿。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未来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难度非常大，千万不要想得太容易了。迄今为止，在建立福利保障体制方面，北欧做得最好，但是，相对来说，其人口规模也都比较小。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发达经济体，人口最多的也就是美国，但也不过3亿多人，贫富差距还比较大、福利保障制度比北欧也差很多。所以，我们必须对于在13.7亿人口的社会里建立福利保障体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困难想得多一些。如前所述，我国的特点是地区差异很大，所以，应该意识到，我们建设的保障体系，也还会有地区的差异。
总之，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我们要防止两种极端：
一种极端是财富被少数人垄断，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收入、财富分布的极大不公会造成经济循环的断裂，造成恶性循环。这是引发社会动乱、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警惕。
阶层固化问题与表征
习近平总书记阐释“中国梦”时说“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李克强总理讲“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实际上都是在讲同一个问题：让每个人都有发展机会,都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理想。公平的体制强调的是起跑线的公平，每一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发展的机会都被某一个阶层垄断了，别的阶层没有机会，那显然是不公正的。这就涉及到代际流动的问题。
代际流动是测量两三代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变化，看看父母一代与子女一代社会地位的变化，如果财富总被某些家庭代代相传，或贫穷的家庭总是代代贫穷，那叫做封闭的体制，或者称作阶层固化。反之则是开放的体制，开放体制强调不同阶层的子女都有发展的机会。社会学常常用代际流动率来测量社会开放度。
对于地位流动也要客观地看，社会流动率高体现社会有活力，但是，过于频繁的流动，也体现出社会的无序。进入新世纪以后，从我国的流动率上来看，代际流动有所下降。
这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准入的门槛越来越高了，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比如，产权和文凭证书的排他性变得比较突出。很多产业的准入条件大大提升，如房地产、金融、高技术产业等，一般社会群体难以进入这些产业。我们用上世纪八十年代跟新世纪比就非常明显，那个时候没有明确的准入条件，门槛比较低，大家都可以竞争。
第二，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如大城市的高房价，意味着有些人一次性把财富占有了，而年轻人、新来的大学生，再打两辈子工也不可能在这里买一套房，导致了下层群体上升流动比例下降。与之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低收入层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高收入层。
第三，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逐渐形成。今天中国明显产生了阶层的生活区域。城市中，因房地产差异造成的阶级区隔正在形成，不少城市有穷人区和富人区之分。
另一方面，阶层生活方式的形成，也使得一个社会从过去的无序走向有序。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一句话，火车、轮船有一等、二等、三等的座位，确实有差异，但只要能让旅客们能够随时上下，这个秩序就会很稳定。火车好比是一个分层的社会，这个社会只要有流动，就有地位变化的机会，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四，阶层内部的认同加强。例如各种高层社会网络的形成，当然，底层文化也有形成和认同的现象。这对于社会秩序是有威胁的。
从以上分析发现，中国阶层还是有固化的趋势。可以说，中国现代社会体制建设还没有完成，未来还要做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如何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
前面测量出的中国结构，无论是“倒丁字型”还是“土字型”，都是底层比较大。如果底层不断提升，最终变成橄榄型社会，中国现代化转型就完成了。但是，毕竟下层、中下层部分太大，农村还有44%比例的人口，那也有6亿多人，再加上进城打工的农民工2.7亿，这样一算起来，后面要推进结构性转型升级的任务还很重。
下面提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七点想法：
第二，城镇化与社会结构转型。中国未来三十年面临一个很大挑战，就是城镇化。我们一般说，中国正在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什么样比例的城镇化才算是完成现代化转型呢？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的现代化十项指标提出，劳动力中非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要占到70%以上才是现代化社会，城市人口比重要超过50%。我们如果将外来打工族也计入城市人口的话，应该是达到这个指标了，但是，我们知道外来打工族、外来农民工还没有真正市民化，真实的城镇化率、户籍市民化率也只有30%，所以，我们后面的任务还很重。
第三，农民工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众所周知，干部、教授等阶层都有晋升的渠道。但是农民工打一辈子的工也不知道怎么晋升。其实我们确实也没有给农民工创造比较顺畅的晋升渠道，这是大家要思考的。
李克强总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工匠精神”。中国社会应该尊重匠人、技术工人、手工艺者。在中国，把所有专业人员加上所有技术人员合计，在整个人口普查中仅占7.1%，这部分人在经济发达体的国家里占比接近50%。所以，推进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
第四，关于收入分配调整，前面讲过，我们的基尼系数还处于高位，所以，还需要一系列的收入分配调整。
第六，教育与中产社会的形成。在任何社会，教育都是社会地位上升最为正规的渠道，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中产阶层的摇篮。现在的问题是，农村来的这部分高校毕业生，能顺利升成中产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高校毕业生都倾向于朝大城市流动，他们在小城市也确实难以找到适合自己所学专业的工作。而到大城市里找工作，大城市又排斥他们，一线城市有明显的排斥政策。
所以，虽然教育是培育中产的机器，但是，中产地位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很多社会机制的建立健全。我们应该为更多人进入中产创造更多的渠道，否则社会永远是一个分化的社会。
第七，市场准入与中产社会。总的来看，中国社会在过去这些年通过市场进入中产这一块是最顺当的，证明市场还是很有效的。通过市场进入中产，目前有一个问题，该群体社会地位不稳定。李克强总理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城市不要一天到晚驱赶那些小商铺打击他们，其实这是一个城市活力的象征。这是符合国情的。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巨型企业其实雇不了多少人，垄断企业包括现代化生产线吸纳就业人数并不多。而就业人数最多的就在小资本雇用、在市场营销这一部分。台湾为什么是中产社会？因为台湾就是中小资本极其普遍，一个社会必须要容纳中小资本，让中小资本成为社会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总是被大资本垄断，就意味着少数人占有的财富太大，大部分人难以从中获益。
中国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实现中产社会，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呢？根据我们预测，大概到2040年的时候，我国白领劳动者将首次超过蓝领劳动者，在全体劳动者中占到52%，到2050年的时候，我国的白领劳动者，也就是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经营销售商业销售人员加起来，大约占全体劳动者的60%。那时候，终于就能实现以中产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本文系作者近期题为《怎样看待我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演讲稿整理而成）
（此文原标题为“经过十几年的流动变迁，我国社会正从‘倒丁字型结构’向‘土字型结构’转变，由此产生了需要加以重视的社会发展问题我国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新特征新趋势”）
阅读延伸
社会结构的三种形式
“倒丁字型社会结构”
李强使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出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即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例，中间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
“土字型社会结构”
李强使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出中国社会是“土字型社会结构”，其总体特征是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向上流动的趋势，中间层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下群体有所扩大。
“橄榄型社会”
橄榄型社会，也叫做纺锤型社会，就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叫做“中等收入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被认为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