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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08上海
核心观点
题目|我国古代版本官方保护制度中的著作权资源考
作者|包丽平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Doi|10.19619/j.issn.1007-1938.2024.00.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功能的拓展与规范研究”（编号20BFX134）；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义务教育国家统编教材中权利行使问题研究”（编号19XJC880005）。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包丽平.我国古代版本官方保护制度中的著作权资源考[J].出版与印刷，2024(1):101-109.
关键词|刻本保护；版本；版本官方保护；著作权
一、我国古代版本的官方保护实践
1.古代版本官方保护的主体
历代版本管理与保护的施行，得益于其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发挥。我国古代版本官方保护的主体，并非仅限于以著作局、秘书监为代表的官府著述机构，还涵盖国子监一类的国家教育机构。
其一，官府著述机构是重要的版本保护主体。历朝历代著述机构所设名称不同，其中著作局、秘书监之称得以固定发展下来。著作局发轫于东汉时期的著作郎，著作郎于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始置，根据《后汉书》记载“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可知，著作郎主要负责国史修纂与史料收集工作。为协助著作郎工作，曹魏时期增设佐著作郎，刘宋以降改名著作佐郎。据《初学记》记载，“著作佐郎，魏置，掌贰著作，佐郎修国史，（与著作郎）初俱隶中书，谓之中书著作佐郎”。“秘书”意为掌管机密典藏。秘书监于晋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除典掌图书文籍外，还从事著作之务。[5]明代的秘书机构为翰林院，由其负责图书管理与典籍编校等工作。清代在清军入关前，由内三院负责编辑修书工作；入关后，官修图书的工作由翰林院和武英殿负责。如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由翰林院下的四库全书馆负责书目采集、整理、草拟意见工作，由武英殿下的四库全书馆承担誊录和缮写任务。[6]24-30
其二，国子监作为版本保护主体的作用不可忽视。国子监作为古代最高学府，是与教育有关的封建国家机构，常被视作与“太学”同义，因而往往将其排除在著述机构之外。实则不然。一则国子监在官刻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子监刻书是官刻的重要典范。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校定“九经”，[7]开创了国子监刻书的先例。二则对私人著述的行政保护公告，有时也通过国子监作出。譬如，宋人罗璧《识遗》载有：“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8]这表明，宋代通过国子监来对书籍的刻印进行约束，未经过国子监的许可，不得擅自翻印。
2.官刻本保护方式：禁镌、校雠、辨伪
3.民刻本保护方式：榜文、牒文、公据
民刻本与官刻本对相应，其或出于坊刻，或出于家刻。民刻本的作品种类尽管更加丰富，涵盖小说、戏剧、词曲等，但仍以科举应试类书籍为主。如宋代于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颁布诏令：“自今民间书坊刊行书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4]4957这表明官府对民间书坊书籍刊行种类，亦有所选择。宋代以降，随着印刷术的发展，经由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盗印现象尤为猖獗，禁止盗印成为官府和民众共同关心的问题。时人因畏惧牢狱之灾而对官修本的盗印有所忌惮。民刻本因缺少政府背书，人们往往对其任意删减、翻刻，无所顾虑。这使得民间著述者开始寻求其版本的官方强制力保护。
古代官府对民刻本的保护主要通过发布公告的方式得以实现。这主要表现为榜文、牒文、公据三种形式。其一，张贴榜文。榜文是古代官府张贴的文告。宋代学者祝穆为防止其所著书籍《方舆胜览》《四六宝苑》《事文类聚》被盗印，曾向两浙转运司申请榜文保护。[12]3-4其二，出示公据。公据是官府颁发的一种权利凭证。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杭州国子监受会昌县段维清之请，发布了保护其已故叔父段昌武撰述《丛桂毛诗集解》的文告：“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版，则必常易首尾，增损音义，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12]90其三，发布牒文。牒文亦为古代官府文书的一种。上文所述祝穆书籍《方舆胜览》也曾获得福建转运司牒文保护。[12]3
由上，相较于官刻本，古代官府对民刻本的管理与保护较弱。一则保护程序相对复杂。官刻本保护更为主动、高效，一经发现有盗印活动，官府即主动发布“禁镌令”，而民刻本的“公据”等权利凭证尚需要申请、准允。二则保护手段相对单一。对于民刻本，尽管有榜文、牒文、公据多种版本保护形式，但三者均可归入行政公告之列，重在公告晓谕，缺少针对盗印的具体惩戒措施。
经由对古代版本保护主体、保护方式的考据，不难发现，古代版本官方保护制度呈现出以下特点：保护种类上，虽以经史子集类作品为主，但未专营其出版发行；保护方式上，偏重行政保护，司法、书业行会的保护功能不彰。具体而言，尽管我国古代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严禁翻印经史子集类书籍，但总体而言，官府对翻印该类书籍大体持鼓励态度。以清代为例，据学者考证，不论是乾隆、嘉庆或是同光时期，科举应试书籍是民间刻坊扫叶山房刊印和发售的主要图书。[13]145据记载，康熙年间的崇德书院主要有两个作用：其一，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其二，为同业的生活提供一些保障。[12]147从中可知，中国古代封建官府并未赋予书业行会查封盗版、出版审查之权。
二、我国古代版本官方保护制度的著作权规则雏形
1.法人作品规则的历史雏形
前文已述，古代著述机构具有多重功能，既承担图书校雠、辨伪等管理工作，又掌管图书编纂事务。前者与现代图书管理学的联系更为紧密，后者则涵盖现代著作权法的重要元素——法人作品。图书的编写涉及著作者的权利，而编史往往工程巨大，并非个人所能及，从中可以找寻“法人作品”的最初形式。具言之，中国古代官修书的编纂，由著述机构主持，代表封建国家意志，最终作品归属于中央而非个人。这与法人作品的内涵有多重相似性。以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为例，在程序安排上，《四库全书》编纂历经辑佚（征集各地图书）、整理图书、抄写底本、校雠等一系列复杂过程。[14]其间，创作的提出、人员机构的安排、每一流程的把握与物质条件的提供，均由官府主持；在内容确定上，《四库全书》的纂修并非简单地汇编、整理，地方官府呈上的书籍是否被采纳、每一篇章是否被采用，并不取决于作品的原作者，也不取决于永瑢、纪昀等主编人员，而是受制于君主意志与中央官府禁书政策。编修人员发挥主观意志的空间有限，官府的指示对创作行为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因而，对于《四库全书》的纂修，当属于中央官府的“创作行为”，编修人员所属政府机构应为拟制作者。
当然，官修书与法人作品的差异也显而易见。譬如，古代官修书存在内容严重失实性问题。四库全书馆对征集到的图书随意删改、挖补，为了维护封建纲常，将“改嫁”的史实一律改为“从一而终”。[12]213这使得其作为历史资料的真伪存疑，可信度降低。
2.著作权人身权与财产权分离的观念雏形
关于古代版本保护主要是保护人格权益还是财产权益，存在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我国古代版本的官方保护主要属于精神范畴，而鲜少涉及对著述者财产权利的保护。[15]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古代著述者重视自身的学术声誉，耻于言利，同时担忧著作不实会误导后人，如《古今韵会举要》中记载：“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纤毫争差，致误学者。”[12]12二是传统的义务本位使得著作者的权利观念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16]也有观点认为，古代版本的官方保护主要着眼于著作者个人权益，特别是经济权益。[17]古之翻印者被冠以“射利之徒”，禁止翻印的理由也多是“所费浩瀚”“枉费钱本”之类。
3.著作权价值生成的市场雏形
三、我国古代版本官方保护制度的局限与价值
1.古代版本官方保护制度的历史局限
2.古代版本官方保护制度的近代检视
清末民初，作坊式刻书为新型出版机构、企业所替代，这预示着刻本官方管理与保护体制的终结。然而，古代刻本官方保护的主体、方式，仍然影响着我国近代著作权立法内容与执法实践。
第二，我国近代《著作权法》性质模糊化。《著作权法》的私法性质在当下不言自明，然而在近代中国却并非如此。古代版本的官方保护往往以“给示”（一种行政公告的方式）呈现，具有较强的行政保护特色。在近代中国，相比于其他民事单行法，此种行政保护对著作权制度的影响尤为明显。譬如，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第五十二条对其出台之前地方政府“给示”的保护效力予以承认。[30]39同时，《大清著作权律》虽严格秉持出版法与著作权法分离原则，全文未见出版审查之规定，却不乏行政管理规范的介入：一是将著作权呈请注册呈式（行政程序法）作为内容一齐发布；二是没有将著作权注册另行规定，而是统统置于律文中。至中华民国时期，广有将《著作权法》视为行政法令之实例。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朱采真所著《现代行政法各论》将著作权有关内容规定在“内务行政”章节，列举数项侵害著作权的行为。[32]又见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由中华民国法学会主纂的《袖珍六法新编》既未将《著作权法》编入民法编，也未将其归入行政法令，而是列为附编五“其他法令”之中。[33]从中可见当时法学会对《著作权法》性质之踌躇。
3.古代版本官方保护制度的当代价值
四、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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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BAOLiping
AuthorAffiliation:IntellectualPropertyResearchCenter,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
Abstract:InordertoeliminatethenarrowprejudiceagainstChina'sancientcopyrightcultureathomeandabroadandexplainChineseculture,thispaperexploresthelocalcopyrightresourcesfromtheperspectiveoftheofficialprotectionsystemofancienteditionsinChina.Sortingoutthesubjectsandprotectionmethodsoftheofficialprotectionofancienteditions,itisfoundthatitobjectivelygavebirthtothehistoricalprototypeoftherulesoflegalpersons'works,spawnedtheprototypeoftheconceptofseparatingthepersonalrightsofcopyrightfrompropertyrights,andcreatedthemarketprototypeofcopyrightvaluegeneration.ItisproposedthattheofficialprotectionsystemofancienteditionsinChinashouldbevieweddialecticallysoastoprovideimportanthistoricalreferenceforthedistributionrulesoftheexclusivepublishingrightsofunifiedtextbooksandstandardworksinChina.
Keywords:engravingprotection;edition;officialprotectionofeditions;copyright
编辑：许彤彤
审核：靳琼熊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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