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为什么还屡禁不止？”被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誉为“第一位在联合国推动土壤污染与生态治理的人”的党永富说：“只有从生产领域就着手，让镉大米种不出来（无论是人食用，还是其他用途），才能根治这一顽疾！而不仅仅是在流通和销售领域把控粮食安全。”
作为“中国治土第一人”的党永富，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30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是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通讯院士中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农民科学家”。早在2017年，他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就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拯救被化肥农药污染的耕地》。
镉大米来自被化肥、农药、除草剂污染的土壤
党永富解释，镉容易被水稻吸收并蓄积在水稻籽粒中,通过食物链传输,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人吃了含有镉的食物,会蓄积在人的肾脏、肺、骨骼及肝脏等部位,长期积累会造成中毒,损伤肾脏,导致骨骼病变,引发骨痛病。
镉可以通过废水、废渣、废气进入环境，再通过水源进入土壤和农田，最终进入食物链。
从种植到产销再到食用环节，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针对接连不断出现的镉大米事件，党永富说，这不同于其他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不属于人们的主观恶意作为。其主要原因在于被种植的土壤及水源被镉金属污染。
一是土壤污染防治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不少地方政府对土壤污染治理，认识不够，决心不大，动力不足。虽然我国环保政策比较严厉，国家出台实施了《土壤污染防治法》，但在一些地方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实行，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少有行动。尤其是地方上的一些主要领导对看得见的打井、修路等农业基础设施重视，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土壤污染防治重视不够。
二是资金投入不足。高标准农田建设，每亩地的投入多达数千元，而土壤污染防治的投入，每亩地只有几十元，远远解决不了问题。
三是土壤污染防治信息不对称。土壤污染数据信息，保密不公开，仅仅掌握在一小部分检测部门的专家手中。其中一些专家，还利用手中垄断的信息，虚抬土壤污染治理价格，一亩地本来需要几千元就能治理好，却往往被抬高到2万到6万元。部门利益作祟严重，导致新技术新产品推广使用难。一些没有治理技术却有经济实力的公司参与农田土壤污染防治，使用多是利用固体废物“废矿渣”生产的所谓“土壤调理剂”肥料，却通过设置潜规则，把一些治理有效的新技术排除在外。这样不但增加了农田土壤污染治理成本，而且阻止了农田土壤污染防治新技术的应用。
到底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根治镉大米
“要从根本上解决镉大米等粮食安全问题，必需从源头土壤污染防治着手，”党永富表示，“通过构建‘过程农业’系统工程体系，形成农业全过程管理模式，解决当前碎片化农业，推动化学农业转型升级。”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树立耕地“质量红线”理念，以政策引领科技创新补齐土壤短板。党永富认为，耕地作为一种资源，既有数量的概念，更有质量的要求。要把耕地质量保护作为一项基础性、公益性、长期性的工作，贯穿于耕地保护的全过程，并且纳入各级政府考核目标，划定耕地质量保护的“硬杠杠”，强化耕地质量保护的“硬约束”，做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要从国家层面统筹考虑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大要素统一，实现耕地从单纯保耕地数量向保耕地数量、质量、生态并重的根本性转变。
二是构建支撑耕地质量保护的科技创新体系，为耕地质量保护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把土肥与栽培技术集成化融入于农机作业中，集成推广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倒茬、栽树、轮作等方式，以调结构方式来防治土壤污染，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成熟适用绿色技术、绿色品种的示范、推广和应用，实现生产与生态协调发展，提升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三是强化耕地污染防治管理。要严格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依法治土，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划定耕地“质量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建立和完善永久基本农田管理、补充耕地质量验收、耕地质量调查监测等各项管理制度，推动设立耕地保护补偿政策，为耕地质量的建设提供资金保障。按照“取之于土、用之于土”的原则，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拿出一定比例，支持开展耕地质量保护建设。把设立耕地质量红线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积极推动耕地质量保护立法，尽快出台《耕地质量保护法》，实现耕地质量管理常态化、法制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