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加勒比海岛国的古巴就一直遭受着美国在经济和金融上的封锁。苏联解体后，古巴的“绿色革命”宣告破产。同时，由于自然灾害、农业人口减少等原因，古巴农业一度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正是在如此压力下，古巴农业被迫开始探索一条权力下放的新道路，建立了合作化的农业生态耕种系统，并大获成功，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古巴农业的变革经验，从时代背景和农业生产现状出发，重点讨论了举国上下的生态农业运动和农业知识创造实践。古巴农业变革的成功在于政策上的重视与政治上的放权，一方面，发展可持续农业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民众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在生态农业的知识创新、技术交流以及农业产销上下游的机制设立等方面得以充分发展。
本文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它不仅呈现了古巴在回应全球气候变化、新自由主义等问题上的经验，而且呈现了古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农业资本化、制度官僚化中突围的经验。作者最后指出，学习古巴经验的关键在于激发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意识”。
（原文篇幅长，故本号将分上下篇推送，推送时对原文有部分删节，并对小标题做了改动。）
作者｜爱德华多·费依以、陈美玲（简介见文末）
上篇
一、古巴农业成功的因素和历史地理特点
二、古巴的土改过程
三、古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成功的“绿色革命”
四、20世纪九十年代，当古巴遭遇粮食危机
五、古巴的三种农业合作社
六、克服重重难关，实现粮食安全
七、构建多元化农产品市场
下篇【见明日推文】
八、古巴的生态农业运动
九、生态农业运动中的重要政策、措施和项目
十、生态农业运动：农民尊严的体现
十一、国民推动本土农业知识、创新与发明
十二、结论：古巴农业发展的成就、挑战与经验
一
古巴农业成功的因素和历史地理特点
这份报告的撰写缘于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正在学习和实践生态农业的人对古巴农业的强烈兴趣。或许，对于那些没有到过这个小岛亲眼看到的人来说，古巴的可持续农业耕作就是一个神话。
这份报告是在先前一篇名为“未完成的难题一古巴农业：经验、挑战和机会”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由相同的作者撰写。该研究结论指出：在其实际经济状况和食品危机的现实背景下，古巴社会在保持生态农业上所取得的成功有其特殊性。然而，它的应用原则和案例是有参考价值的，人们可以通过研究了解：如果这样的实践应用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有哪些是比较可行的，而哪些是不可行的。
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够激发中国读者对古巴农业案例的兴趣，同时也希望读者能看到古巴的生态农业有其特殊背景下的独特性，而生态农业和当地社区的发展范围是宽广的，如果能够给予足够的支持和肯定，每一个社区都能实现它的潜力。
我们衷心感谢北京社科院韩嘉玲与中国社科院张妍为这份报告作总体的编辑；陈美玲与MikelMarrota提供照片，蔡奇真的平面设计，丁亮的插图，以及李烨协助校对。
古巴，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它是一个具有独特政治制度的多民族岛屿国家，美国对其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封锁。这些因素都影响了该国的历史发展，并将继续影响其未来走向。尽管有着一些善意或不那么善意的国际批评，古巴的社会成就仍是被广泛认可的：免费的医疗和教育、社会保障、粮食补贴和古巴人民享有的其它社会福利和机会。尤其是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对了解古巴的粮食系统和生态农业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综观古巴本地和海外的生态农业专家的观点，古巴的成功经验有以下几个因素：
（1）减少对外部农业生产材料的依赖和促进本地生产材料的投入，以生态多样性为基础的耕作方法；
（2）建立在本地的潜力和本地创新；
（3）实现了制度化和普及程度高；
（4）强调以社区为基础的行动，参与和管理；
（5）促进传统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6）为农民建立表彰和嘉奖的激励机制；
（7）创建网络之间的各种项目，虽然在这方面有继续的挑战；
（8）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这个加勒比小国是如何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全球粮食危机的挑战？古巴在可持续农业、本地发展、土地改革和粮食安全等各方面具有哪些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否能被拉美其它国家或世界其它地方学习，比如中国，有什么启示呢？而古巴本身农业的未来的发展也不是完全没有挑战？
带着洞察这些问题的热情，本文试图向人们展示一幅古巴农业发展的有鼓励性的经验。
古巴是一个由多个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最大的岛屿是古巴岛。古巴是加勒比和整个美洲最大的岛国。古巴的原住民是以打猎和农业为生的印第安人。1492年10月27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来到古巴，虽然强烈抵制殖民者，古巴的土著人最终仍沦为奴隶，遭到杀戮，最后灭绝。之后，凶暴的殖民者将非洲土著人贩卖到美洲进行奴役。
1868年，古巴庄园主发起了国家解放战争，被解放的黑奴参加了战争。美国干预了1901年爆发的西班牙-古巴战争，并于1960年代在古巴建立了新殖民政权，支持后来的共和政府和独裁政府。
1959年，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Che）领导的“七月二十六运动”推翻了古巴独裁政府，建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民主政府。1961年，古巴革命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
随着1989年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古巴农业的困难变得更加突出，加上美国加紧封锁，政府开始采取措施以应对进口食品、燃料和其它产品被完全切断的可能性。因此，开始了被称为“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2011年，古巴共产党通过了“社会主义革新”政策。这一政策推动了商品关系、货币关系和非国有生产经营模式的发展，但仍保留了国家计划对自由市场的主导作用。
古巴地处热带，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只有160公里，土地总面积110,900平方公里，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湿度达75%，平均气温徘徊在22.6°C-27.6°C，平均雨量超过1000毫米，具备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世界粮农组织报告指出（2009），古巴总人口大约1100万人，人均耕地0.32公顷，但只有6%的人口直接从事农业耕种。
古巴的出口产品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镍，从2003年到2007年，镍上升到出口列表的顶部；第二位是生物技术，医药和医疗设备；第三位是烟草；最后一位是糖。
二
古巴的土改过程
从15世纪到20世纪中叶，古巴的农业发展受到了封建和半封建殖民制度的影响，继而又受到了新殖民资本主义制度的洗礼。革命后立即制定了两项土地改革法，结束了古巴农村寡头国家和外商独资的被人们称作“大农场”（latifundios）的土地拥有权，和农民绝对贫困的状况。这些法律标志着农业发展模式开始与国民经济、粮食安全和社会福利共同发展。
1959年的改革在古巴历史上开辟了新篇章。1959年5月颁布的《土地改革法》，重点探讨了两个关键问题：拆除大型房地产或大农场；在农民、农业工人和想学习农业知识的三类人群中重新分配土地。
1963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第二条使国有化的农场超过了67公顷，但也有一些例外。改革法导致了双重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即由国家拥有50%的农业土地，私营部门拥有另外的50%。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国家开始扩大其拥有的土地，由于种种原因农民也决定出售他们的土地给国家。除了支付他们的土地费用，卖方还收到了国家提供的退休养老金。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已拥有80%-82%的土地，其余的部分则由私人部门所拥有。之后，国有土地将再重新分配，不是为了普遍的需求，而是作为促进农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那段时期提到最多的是大众的需要、实现切·格瓦拉（Che）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培养新人才，即培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新人：勤奋、利他主义、团结和公平。不难发现，古巴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强调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关系。古巴革命重视物质鼓励，但是由国家统一计划给予，更强调的是精神激励。
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导致的）粮食危机开始，土地再改革是政府必要的应变措施。1993年以来合作部门开始扩大。当年第二次土地改革法通过后，土地所有制开始了最重要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把国有土地中60%的土地使用权重新分配给职工群体。基于对规模和战略重要性的考虑，合作生产基本单位（UBPC）在这次改革中应运而生，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第三次土地改革。到2007年，合作生产基本单位已经控制了所有农业用地的37%。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并不是私有化，国家仍然是最终土地所有者，但部分土地使用权确实已经不归国家管理。
虽然国家增加了对农业部门的控制，这并不代表拒绝非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相反，当时的政府相信技术进步和农业专业化并不适合面积小的私人农场，因此，在1990年代初危机出现时，国家选择了以大型农场和合作社的模型为基础，以充分发挥该国的农业潜力。
古巴社会主义坚定不移！
2008年9月，为了减少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国家259号令颁布，国家向任何需要土地补贴的人提供所需的技术和资金，使他们能够立即耕种。该法令不仅为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拥有的可耕土地敞开大门，也为体能和资质都适合耕种的个人敞开大门。该法令规定，没有土地的申请人不可以得到多过13.42公顷的土地，而那些已经从事耕作的人可以得到高达40.26公顷的土地。每个人可以得到10年的土地使用权，也可将期限延长至25年。土地使用权是不可以转让的，因此不能出售给第三方。在特殊情况下，土地拥有者不想再耕种土地，他们可以终止使用土地，并且推荐给另一位已经长期耕种这块土地的人。
三
古巴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不成功的“绿色革命”
直至1992年，82.2%的可耕土地都是国有部门的。国有农业企业（在甘蔗、大米、马铃薯、柑橘、水果和烟草）和畜牧企业（主要是牛肉）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国有农场的面积平均在13,000到31,000公顷之间。
这些农场以“绿色革命”为蓝本，实施大规模的现代机械化项目。这种发展模式与思维引发了大范围的单一栽培和使用大量的农药和化肥，主要集中于三个出口产品：烟草、咖啡和甘蔗，共占用了国家农业用地的50%。为了增加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出口，古巴使用每公顷相比美国两倍多的化肥量；相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该国的灌溉基础与机械化设施多4倍以上（Sinclair&Thompson，2001）。使用拖拉机的密度为每50公顷用上一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
总体来说，直到1980年代后期，使用化肥每公顷达到192公斤，化肥进口高达13亿吨，由1958年到1989年加幅达900%！至于农药和病毒控制，每年需用上9,500吨（8千万美金）。总的来说，古巴需要依赖进口的农业生产材料，化肥达94%，农药（除草用）96%，动物饲料97%。这样的农业生产，在面对物资短缺，自然灾害时显得十分脆弱。
然而，绿色革命在古巴不成功，这种耕作模式由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显示出低效率的迹象，主要由于对大量的农业生产物资输入的需求，以及日益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和低效的土地利用。在1970和1980年代，当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提供古巴70%的石油需要和75%的粮食需求，而古巴以出口85%的糖作交换。
四
20世纪九十年代
当古巴遭遇粮食危机
随着1989年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古巴农业的困难变得更加突出，加上美国加紧封锁，粮食生产与供应系统近乎崩溃，每个人一天所吸取的热量由2908加路里跌至1995年的1863加路里，平均一个古巴人减轻20磅的体重。
在特殊时期的几年中，基于以下几点，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开始出现：
（a）多样化（而不是单一栽培）；
（b）使用有机手段提高生产力和消灭害虫（而不是化学品）；
（c）使用当地的资源和开发当地的潜力（而不是依存于国外）；
（d）下放土地使用权、销售权和决策权（而不是集中控制）；
（e）食品自给自足（减少进口食品）。
至关重要的措施是把发展可持续农业作为根本技术手段纳入到国家环境政策中。该措施调动了人民群众和地方应对危机的主动性：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混养、轮作、间作）、有机肥料利用、虫害生物防控、畜力使用、农牧业一体化发展等。如今，古巴已在不同领域分阶段开展了生态农业的做法(富内斯Funes，2001)。
进入21世纪，农业改革在古巴政策调整中首先启动，而且改革的核心内容仍然是达至粮食安全，主要改革有：
（a）允许农民承包闲置土地；
（b）加强合作社的生产能力；
（c）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变营销法规，使生产者获得了较高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
（d）进行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等。
根据粮农组织的数据，到2003年，古巴已达到千年发展目标中有关粮食安全的目标，能够保证其整体国民的食物需要，虽然在粮食生产方面不是完全没有困难，如营养不良和脆弱性群体有略微增加趋势。
古巴粮食主权的政治概念，既不是限制进口，也不是“零进口”。而是反对对进口、跨国公司垄断和外国资本的依赖，因为这意味着丧失了本国粮食和农业的决策权。
在美国单方面贸易禁令的情况下，古巴的农业改革不但长远地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还保障了绝大部分农业人口收入的稳定增长，为人民生活带来了积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古巴农业开始出现危机，国家失去了对生产足够粮食所需的惯性投入。因此，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急剧下降，古巴的粮食和经济体制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为了提高产量，农民们还恢复了传统的技术，如畜力、间作和施有机肥。除此之外，公共政策也通过1994年确立的“全国城市农业规划”来支持城市的生态农业发展。这项规划旨在鼓励城市农民生产多样化的、健康的、新鲜的产品。哈瓦那人将闲置土地和后院建成小型农场和牧区。这不但增加了35万个工资优厚的工作岗位，还让哈瓦那每年的水果和蔬菜产量高达400万吨（十年中增长了十倍），改作可以满足首都220万居民70%的蔬菜需求。
另一方面，为了化解危机，1993-1994年间，政府大力调整农业政策，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增长创建了激励机制。回顾1998-2007年间，人们注意到，淀粉及块茎类的产量（香蕉、红薯、芋头和土豆）增加了71%，蔬菜、豆类、玉米和水果分别增加了307%、230%、307%和309%。肉类方面以猪肉的增长最高，达219%。
整体而言，古巴的农业已呈现出持续增长，然而一些部门的发展却表现出下降或不稳定。专家把一些部门发展的不稳定归结于2005年的旱灾和飓风，而国家某些经济、社会和行政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古巴农业的发展。例如，全国耕地的30%（大约200万公顷）仍然荒废（罗华Nova，2009）。此外，虽然权力下放和小农业生态耕种系统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粮食生产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仍然缺乏必要的支持来满足他们的生产潜力。例如，生产材料市场的不开放；大量的食物因为运输、加工和储存效率的低下而被浪费（富内斯·莫索迪Funes·Monzote，2009）。
五
古巴的三种农业合作社
古巴在农牧业有三种合作社：
第一种是信贷和服务合作社，农民组织起来为了获得贷款和配给的物资，各自拥有及耕作自己的土地，平均每一成员有大概三至四公顷土地，主要成员是古巴的小农，近年这类合作社得到非政府组织及政府的支持，成立行政管理团队，对应有效组织及市场的需要。
第二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成员将土地整合一起耕作，成员老化的情况严重，影响下一代的接手问题。
第三种是1993年9月以后，根据古共政治局决议，将原国营农场或企业转变为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生产基本单位，国营工人变身成为合作社员。它的大小相差很远，有些只几公顷，有些有三万公顷那么大；虽然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国家允许他们无限期租赁土地，同时只要主要农作物产量达标，农民可以无偿享有土地使用权。凡是粮食产量超标的部分可以自由地在农贸市场出售，从而激励农民们有效地使用生物肥料、蚯蚓、堆肥等新型的有机技术并开展牲畜的综合管理。
2009年至2011年，使用权下放的土地由41%增至63%，占全国农田面积的7%；其中超过80%的人集中在信贷和服务合作社（古巴经济部，2008）。这些数据表明生产计划的自主度高的合作社的土地使用权比重增加，成为古巴改革的一个关键进程。
此外，2008年的农民收入数据表明，信贷和服务合作社以及个体生产者是最有生产力的古巴农民，他们的收入可以证明这一点。1994-2004年，信贷和服务合作社每个月的收入从209比索上升到了1139比索，增长了445%。对于他们来说，2004年古巴个体生产者的月收入超过1714比索（ONE，2007），与在合法的经济体制内工作的人相比，农民的收入是最高的（1美金=24古巴比索）。这个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它们的管理和营运有很高的自主度。
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克服困难。1996-2007年间，由于成员年龄的老化和缺乏激励机制的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水平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目前，20%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员都是退休或即将退休的（ANAP，2006）。农民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面临着资源和劳动力缺乏的问题，需要实行更有效率的生产系统。
事实上，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不牺牲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向更多元化、更高效的模式转变。例如，位于比那尔德里奥省，巴伊亚市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开展社区活动中心和老年人中心，还在现代楼房里为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提供住房，所有这些都是以合作为前提。除了生产甘蔗，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已开始多样化地生产大米、牛奶、淡水鱼和其他产品，在成员和社区之间以“限定价格”出售。
近年来，合作生产基本单位也渐渐出现些成功案例，成为了他人效仿的模式。在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模式中，工人不像劳动者，更像是“合伙人”，他们要负责自己单位的农场的盈亏，自己做决定，而且可以根据需求，让家里人无偿帮忙或者雇佣劳工。每个合作社会员与管理者（由国营农业企业母公司委派）签订合同并且成为合作社的成员。
六
克服重重难关，实现粮食安全
1.气候变化及土壤退化带来的自然风险
一个广泛流传的古巴谚语说“即使是街道中间的南瓜种子都会生长”。但古巴热带岛屿的地形和地质特点，使它容易发生像飓风这样的自然灾害。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预计飓风将更加猛烈。
2.美国的封锁
美国单方面立法规定，任何外国公司如果从事与古巴的商业贸易，法律禁止该公司的货船（包括美国公司）进入美国港口。显然，法律的目的是要切断古巴建立任何贸易往来的途径。全体古巴人民都感受到了封锁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据古巴政府估计，美国对古巴50多年的封锁已经造成了9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二十多年来，联合国和国际机构谴责这种封锁。2011年，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187票反对封锁，3票赞成，但美国对古巴的禁运依旧延续至今。
尽管面临着美国封锁的困难，古巴依旧保持外交政策，致力于向其他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除了“救灾”，古巴的国际支援还扩大到教育、文化、卫生、科学和技术等领域。为感谢古巴的国际团结，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都表示支持古巴人民，有时甚至不顾美国的封锁。
2008年11月，外贸部长努埃斯表示，古巴与176个国家有着贸易往来；古巴与美洲的贸易正逐渐增加，目前占贸易总额的53%，欧洲占22%，亚洲和中东占21%。其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委内瑞拉、中国、加拿大、西班牙、巴西和越南等国家。
3.国内“瓶颈”——农村农业劳动力短缺
官方的统计数据证明古巴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古巴专家发现，从1967年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开始不断下降。这种下降是由于国家农业部门的重组和农民的集体化而产生的。事实上，1990-2007年间，农村人口增加了9%（ONE，2007）。但农业劳动者的人数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很多的农村人没有选择从事农业劳动。出生在农村的人中，25%的人居住在农村，11%的人在农业部门工作，而只有低于6%的人直接以农业为生（富内斯·莫索迪Funes·Monzote,2009）。
一个国家的“农业密度”由每公顷永久农田所拥有的农业人口百分比来决定。世界粮农组织（2003）的报告称，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古巴的农业密度从1.1（1969-1971年）下降到了0.5（2001-2003年）。必须指出的是，超过40%的农业劳动力是由研究人员、服务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顾问组成的，他们不直接参与生产（诺培斯Lopez，2004）。这种现象可能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这种带着官僚主义色彩的做法在古巴一直延续至今。
至于在城市，农耕行业的发展，对应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粮食危机，入行人数每年迅速增加，直至2010年，已经有30万人。另一方面，这小岛也有很多机会提供给年轻人发展他们的事业，包括科学家、教师、医生、音乐家、旅游服务部门。2008年，古巴的人口只占整个拉丁美洲的2%，但它拥有11%的科学家。每10个国民中有一个达到大学水平。他们中许多人不愿意在热带炎热的天气下工作，即使农民的收入比许多其它行业的基本工资高（旅游业除外，因有赚取外汇的机会），人们也未必一定会选择农业。
4.古巴的转基因实验
关于生物安全法规和在古巴实验释放的转基因玉米用于汽车燃料，争论的核心是农业发展模式。古巴主张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和粮食主权，但仍然允许转基因生物。对于政府在2008年和2009年在五个省每省10公顷进行的实验，迄今没有信息披露有关这些实验的结果。
古巴的公民开始醒觉到，对有关转基因生物对生态、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认识不足，这是由于官方对其的宣传不足。展望未来，如果国家通过允许转基因生物的法规，古巴濒临失去一个被誉为“非转基因”的国家的机会；还有，一个重要的悖论出现了，转基因作物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政策相抵触。许多人警告说，接受转基因生物会损害古巴在实施这项政策取得的成果和声誉。
七
构建多元化农产品市场
在2010年落幕的“古巴全国小农协会”第五届会议上，古巴政府提出了“农业发展五年计划”，承诺将在农业领域逐步推进“权力下放”和“结构重组”改革，放开农业生产原材料市场，减少行政官僚主义体制的束缚，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农业基础战略地位。专家认为，此举将为古巴打破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局指明方向。
1.为主产者创造新的营销渠道
古巴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一个由供给逻辑支配价格的自由市场，但与新自由主义模式完全不同。不同体现为社会主义国家认为政府有责任来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受极端价格波动的影响，并确保其国民能获得高质量的产品，高质量的产品不只是供给社会富裕阶层的。
1993年以前，国家市场主导经济。虽然在80年代初创建了自由的市场空间，但因为它进行炒买炒卖则在1986年被废除了。最后，在1994年自由市场又重新开放。从那以后，国家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很少，直到2008年，政府又开始对它进行干预，以降低食品价格。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对自由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保持数量或质量上持续供应的能力是有限的。然而，对于国家提供食品价格补贴的粮食市场来说，多年来一直是依靠政府的。
在自由市场，粮食的供应是稳定的，但价格很高。因此，城市更适合自由市场的存在，尤其是在首都。在古巴，特别是在农村和城郊地区，自由市场的存在性较弱，因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不通过中间商而直接购买食品。
对于中介机构，无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它在城市市场都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城市消费者普遍能够支付更高的价格。生产商和中间商把他们的货物运到城市中心是很普遍的。成卡车的水果和块茎类食品从东部省份被送到哈瓦那的市场和销售点，并进行高价出售。因此，国家有必要采取措施，以确保本地的农产品没有运往过远的地方。例如，当本地的需求量很大时，国家不鼓励合作社将他们的农产品销往远处，但为了适应供给需求，允许当地的价格进行调整。
2.农产品销售计划的变更
虽然国家代收费机构仍控制着超过60%的国内粮食分配权利，但也开始改变其在营销链中的作用。它不再负责定价和支付生产者，而只限于咨询与沟通的作用。
给国家代收费机构提供所有合同商品和过剩产品的要求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很多生产单位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营销渠道来出售其剩余的产品。因此，国有农业企业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包括了更多的功能，例如调整国内的生产和营销方式。
生产者和合作社有很多网点可以销售自己的产品。大部分都与国家代收费机构或企业签订了合同，但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出售自己剩余的产品。
截止到2009年，被称作“生产、代收和营销操作”的试验项目开始实施，其目的是修复生产和销售之间的关系、提高运输效率、解决金融系统中的问题和重组整体劳动力。这些变化既体现了更广泛的权力下放，也创建了更精简的机构。
黑市就在国营市场外面
作为政府提高出口创汇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古巴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有机产品数量是有限的。该战略是基于2003年农业部门的“有机生产战略”政策而提出的。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有机咖啡、可可、蜂蜜、柑橘和糖。在欧洲和亚洲认证的德国公司BCSOKOGARANTIE和瑞士公司BIOINSPECTA，是允许在古巴经营的外国机构。
2001年，古巴种植了8495公顷被认证的有机农作物，占农业总面积的0.12%。2007年，被认证的有机产品种植面积达到了15443公顷，增长达82%（Chailloux，2008）。然而，又出现了关于有机产品的激烈辩论。
首要的问题是，考虑到国外有机产品的高售价，国营企业是否向有取得国外认证的生产者支付了足够高的金额；本地还没有得到认证的有机产品生产者是否也应该获得更高的价格，例如，他们的咖啡每罐（约13公斤）获得8到21比索的本国货币；但经过国外认证的有机咖啡生产者却得到28比索。
世界其他地区种植有机产品的农民比古巴生产者赚的多，无论种植咖啡、烟草或其他有机产品。尽管如此，这样低的价格必须与社会主义政府提供的其他补贴一起分析，这些补贴如全民免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公共交通、娱乐、体育和文化等在其他国家都是很高的。
其次，与传统产品相比，有机产品价格更高是有争议的。政府的观点是，健康的饮食不应该只能通过买的方法获取。与有机食品市场不同的是，古巴政府认为享用好的食物是国民的基本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城市耕种的有机食品没有特殊的认证或更高的价格。在争论中，许多人主张有机产品要贴标签，让消费者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选择。
很难预测是否或何时有机产品的内部市场（不仅对游客开放，对所有的古巴人也同样开放）将在古巴设立。考虑到古巴人民对有机食品消费兴趣的增加，以及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建立，有机产品内部市场最终可能会成立。
最后，有机产品的标准问题在古巴国内也展开了激烈讨论。由于岛上的社会主义农业政策，政府建议提供参与式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有机认证培训。
作者简介
爱德华多·费依以博士（Dr.EduardoF.Freyre），古巴哈瓦那农业大学的教授，专门从事农村社会学，农业可续发展和生物伦理学已经27年，他曾在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讲授可持续农业发展，目前在香港工作和生活。
陈美玲，曾与香港乐施会在亚洲和非洲工作超过12年。2005至2009年间，她在古巴哈瓦那农业大学做农业政策研究，特别是激励小农的机制和农业生态学；又在首都一个都市农场工作两年。
社区伙伴介绍
这份报告由社区伙伴资助和支持出版。
“社区伙伴”是一个社区发展组织，于2001年5月由嘉道理基金会创办及资助(经由麦哥利夫人所管辖的基金部分)。嘉道理基金会成立于1970年，创办人贺礼士嘉道理勋爵一直秉持“助人自助”的信念。社区伙伴一直致力于推广生态农业，以期重建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社区支持农业”是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我们期望透过与社区协作者的合作，在尊重本土农业传统下，把农村与城市联系起来，让都市人感受生态农业对维持传统农业价值、保护自然生态、保留传统文化、建立社区关怀、以及个人生活和健康，均有其重要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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